直面农民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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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中国
  具体做法:开展新村运动
  背景比较: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目前我国的国家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相近。在这一可比阶段内,由于两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期,中韩两国因工农业、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加大,加上城市化、市场开放、西方文化的浪潮冲击等诸多因素,新的社会问题比较集中地出现,民众渴望社会平等、诚信、和谐、安定、文明的内在需求极其迫切。
  成功关键:韩国当时流传着朴正熙总统这么一句话:你们用力站起来,站起来的话就会帮助你们的!在村民之间展开竞争——这是新村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随着新村运动的有效开展,韩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多数农民住进了二层小楼;农村实现了电气化;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到1993年达到了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95%。农村落后面貌根本的改善和农民“勤勉、自助、协作”精神的唤起,是韩国城乡统筹发展成功的根本。
  
  尽快启动“农民自主参与”工程
  
  人民论坛记者:您曾经专访过韩国具有传奇色彩的新村运动指导者——农民河四容,通过这次专访,您对韩国新村运动有没有更深的理解?
  解安: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开展启示我们:彻底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农民的态度,唤醒农民“自强自立”的精神,让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他们需要的美好新农村。这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政府行为变成广大农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的关键所在,也是避免形式主义和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为此,我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启动“农民自主参与”工程。在“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中加进“自强自立”。只有农民有了“自强自立”的精神状态,农村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城乡差距才能从根本上缩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察非洲时所感慨的那样:非洲缺的不是美元,而是新村精神!
  至于如何启动“农民自主参与”工程,我认为,除诚心实意地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外,更主要的是树立通过自我奋斗战胜贫穷的活生生的典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以传达知识为目的,而应该放在改变农民的态度上,让中国大地上广大农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树立“我也要也能克服贫穷”的意识。在韩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新村运动指导者——农民河四容。他的家乡在忠清北道,非常贫穷,小学二年级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可他靠自我奋斗战胜了贫穷。当时朴正熙总统把他作为“从无到有的活证人”。我在专访他时,他说他曾谢绝了总统专门为他颁发的1000万元的褒奖金。当我问其原因时,他动情地说:“要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一定要农民扔掉‘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这才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正是河四容这活生生的典型,给韩国农民以极大的启发:我如像他那样干活,也能从贫穷中脱身!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本身就是农民自主创新的楷模。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髓。财力有限,民力无穷!
  
  树立“现场”理念,直接对接当地农民的“迫切需求”
  
  人民论坛记者:韩国哪些做法可供我国县域科学发展借鉴?
  解安:中国的国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十分突出。这一特点具体到县域更为突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条件不同,资源优势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是亟需解决“路不通”、“路难走”的问题;有的地方则需要解决“饮水难”、“灌溉难”的问题;有的地方则是亟需解决“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有的地方亟需解决技术、资金,甚至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问题;而有的地方却是有钱花不出,迫切需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等。从进一步发展来看,各地又有各自独特的资源和潜力。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我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曾多次拜访韩国新农村运动倡议人、高参李璜铉教授和韩国中央新农村运动研修院常务副院长、新村专家丁甲镇先生,他们都不止一次地提到“现场诊断”这个概念。
  可见,“直接对接当地农民自身的生活、生产和发展的需求”应该成为县域科学发展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
  
  大力发展农民合作银行,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在具体实施层面,还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解安:在农村金融方面,韩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经验,可资我国借鉴。韩国农民向来不为贷款而发愁,其贷款统一归口于农协银行。这个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是政府积极扶持发展壮大起来的:规定农民互助金融的储蓄年息要比一般银行高出2-3%,几乎能够吸收所有农村的闲散资金;其银行贷款利息也十分低廉,其贷款范围广、种类多,主要用于农民生产经营、购买土地和机械、农业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子女教育及与农业相关的工程项目等。这一互助合作金融机构一直支持韩国农业的发展,并已成为韩国最大和最信赖的“民族银行”。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上世纪50年代,在自愿互利原则下三社鼎立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当时受斯大林的影响搞了全盘集体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解决了家庭承包制问题,没有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把三大合作社恢复起来。其实,韩国的农协就做这三件事(为农民的生产、销售、信贷服务)。有韩国学者说,他们的农协就是学习中国50年代的“三社”。可是,我们却把自己的“国宝”当成了“垃圾”,只有个别学者在呼吁农民互助金融的发展。既然现在允许国外大银行和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进入农村,我们没什么理由限制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给外资和私人资本国民待遇的,也应该给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国民待遇。
  其实,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农民互助合作基金会,是由于信用社不姓“农”而姓“商”被迫诞生的农民互助金融组织。只是因为制度不健全、管理跟不上而被关闭。这给我们下一步落实中央政策、发展农民互助金融组织以极大的启发:对全国各地出现的互助会、基金会等这些萌芽形式绝不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可参照2006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把规范的对象扩大,对专业合作组织作广义的理解。基本原则、管理办法同样也适应于金融合作组织。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的增多,及时出台《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法》。
  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这个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这个路子总是要走的——这是国际的经验,不仅韩国、台湾、日本走了这条路,而且欧美也走了这条路,如欧美合作金库就是专门为农场主服务的,其性质是一样的。
  
  延伸阅读
  印度如何消除城乡差别
  印度是南亞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与城乡差距相比,印度各个邦之间的地区差距表现更为明显。
  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问题,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重点扶持落后地区。印度政府为了改善落后地区的状况和面貌、缓解农村贫困,实施了旨在帮助落后地区解困的乡村综合开发计划(IRDP计划)。
  2、成立援助落后地区的咨询机构。
  3、重视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援助。主要措施有成立落后邦援助基金,增加落后邦人均拨款份额;加快东部和东北区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酌情消减落后邦政府债务,使其加大对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中央政府加大对落后邦的财政支持等。
  4、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计划。政府为改善农民境遇做了很大努力,如推行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农村健康实施计划等,切实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就业和医疗问题。针对农村失业问题,印度采取了国家乡村就业计划(NREP)。另外,进行农村就业保障项目,每一个村里的失业者将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在邻村得到工作,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工资。通过地方政府的法律来保障农村就业脱贫。
  5、把绿色革命引向深入。印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发起了“绿色革命”,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及北方邦西部等地,推广高产品种,增施化肥,扩大灌溉,加强植保,提高机械化程度,从而增加了粮食产量。继“绿色革命”后,印度又先后发起了“白色革命”(奶牛产业)和“蓝色革命”(渔业产业)。(人民论坛记者 杨昀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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