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钱学森晚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其一生学术事业的经验总结。本文三个方面递进认识了“大成智慧学”；即“大成智慧学”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与当下意义。同时依据钱学森本人著述和相关研究文献对各个问题进行了展开，阐述了笔者对大成智慧的理解。
关键词：钱学森；大成智慧學；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56-04
钱学森院士的贡献不只在科学领域，他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有着独特的见解，对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独树一帜。他晚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大成智慧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以现代发达的信息网络为载体，运用以人为主的人机结合的方式，集人类的相关知识、智慧于一体。简言之，就是使人类在面对具有各种错综复杂情况的新世界时，能够快速的获得适应及决断能力，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大成智慧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的结合为其核心。钱学森曾说：“我想我们宣传的‘大成智慧学’……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1]“大成智慧学”内涵丰富，要想成为“大成智慧者”，不仅要具有人机结合的思维能力，同时要拓展涉猎，增加知识储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复的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努力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一、“大成智慧学”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成智慧学”并非“空论”，也非“吹牛”，它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时代使命的意味。
首先，“大成智慧学”的产生是适应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需要的。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同时也是信息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纪。其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使得人、财、物的社会分配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而这带来的必然是人的思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其二，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密切结合。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催生了新兴高科技产业，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存程度日益增强，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的交叉、重叠，必然导致科学技术转化为商品生产力的效率大为增强，缩短了生产周期。其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学技术全球化的同步推进。科学技术逐步应用于人类共同面临的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如环境、资源问题等。其四，“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需求。更多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同时，关注点更多转移到全方位“和谐”发展的层面，要求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力求科学化与社会化发展的双向平行。其五，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科技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思想的竞争，谁占领了决策的制高点，谁就获得了竞争的优势。显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才，国际间的竞争呼唤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大智人才，时代的发展呼唤“大成智慧学”。
其次，“大成智慧学”的形成得益于信息社会的发展。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的信息化，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及设备的应用日益普遍化，这使得人们在信息的搜索、获得、传播、储存、应用等方面的速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信息化网络将人们的生活愈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速度最大化、效率最优化成了信息技术网络的代名词。而这些，不只是体现在社会协作分工的方面，更是大大扩展了人类的思维空间，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对人类的控制、运作的思维大智慧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尤其是超算系统的出现及运用，其一是促进了尖端科技的发展，解放了像记忆、计算等繁重工作对于人的脑力的束缚，其在复杂系统工程的设计、操作以及数据的处理等方面，有着极佳的速度和精确度。其二，在解放人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物质生产效率，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管理方式。其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促使人的精神生产力的迸发，创造了一种新型以人-机协作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生产体系，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及知识生产力实现良性推进。
二、大成智慧学的理论体系
（一）现代科学体系——大成智慧学根本的知识来源
“集大成，得智慧”，现代科技内、外所蕴含的理论以实践基础上的理性经验认识是我们“集”的作用对象，因此，“大成智慧学”根本的知识来源就是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和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现代科技的结构特点及发展的历史历程，以便更有效地抓关键、集大成、得智慧。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不单是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2]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现代科技的结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进而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既有分系统并列、又有层次递进、纵横交错的复杂巨系统。从横向结构上来看，这个系统包含了自然、社会、思维等在内的11个科学门类，“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3]，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获得不断的活力。从纵向结构上来看，按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直接地或是用间接的方法论，将现代科技体系分为以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分论为中介通向现代科技体系顶层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上述分类方法较之先前的学科系统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它从横向结构上打开了各个学科门类之间的绝对间隔，跨越了严格区分的门类鸿沟，使学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的动态的关系，这就为扩宽思维空间、扩展可利用知识的广度提供了准备。它从纵向结构上反映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人在实践中的感受、认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顶层的哲学是最为抽象的世界观。但是抽象并不是脱离实际，相反，它恰恰反映了人类认识论的客观规律，通过分论的部门运用实践的观点应用于实际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以此实现现代科技与世界观的联结。 （二）“大成智慧学”的方法论基础
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理论成果及经验构成了大成智慧学的知识来源，通过这些知识储备达到作用于实际生产的变革以获得大智慧，这就需要理论指导实践的基础上去探索并形成系统的方法论，其中包括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观和大成智慧工程等，他们构成了“大成智慧学”的方法论基础。
1.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復杂性问题的研究是现代科技研究的聚集点。上世纪80年代末，钱学森提出了他的复杂的巨系统理论，并对其主要的理论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什么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指出：“‘系统’就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就是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是‘开放的’。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成千成万，所以是‘巨系统’。”[4]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普遍存在的，钱学森曾指出：“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5]一方面，事物的构成、特征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往往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并且伴随着随机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甚至事物不同层次之间也是不断地运动发展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变化，新的发展，进而又形成了新的联结关系。这表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而开放的复杂局系统的理论就是致力于对客观实际进行深入把握，分析加工并获得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从而获得理性的思维能力，激发人的才能和智慧。此外，开放的复杂系统的理论还促进了各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推动不同学科理论的发展，进而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感性材料，形成应对复杂问题的大智慧。
2.“大成智慧工程”。“大成智慧学”的理论须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显现该理论的独特价值。由此，钱学森总结各种经验，提炼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大成智慧工程”也就是运用大成智慧理论作用于各种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和传统分析方法相比，“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具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也就是说，在面对复杂系统问题时，运用现代科技体系的庞大的信息技术对其做出快速、精准的分析，以此来启迪“人”的智力，以获得正确的判断。其二，“作战模拟”，综合“人”的经验、判断指导具体的模拟实验。其三，反复检验，将模拟方案反复试行，从实践中不断检验认识，以获得对开放复杂局系统的认识。从定性到定量都能认识清楚，激活群体的智慧，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优势，集智慧之大成，从而找出从总体上认识和解决间题的方法。
3.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就是“大成智慧工程”具体运作的集体，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可以设立自己的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通过人-机结合的工作体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领域、各方面信息及时反馈到各层次、各部门、各系统的总体设计部，运用大成智慧理论，将解决问题的具体决策，运用于实际的模拟，运用分析综合的哲学方法，不断形成新的智慧，形成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方针、政策，供领导机构决策参考，最后付诸于社会实践。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总体设计部还要根据实际操作中的反馈，要不断对理论进行修改、补充。
三、“大成智慧学”的当下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当今世界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成分。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大成智慧根植于灿烂而厚重的文化，基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经验，并对这些知识与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所以，大成智慧不仅包括中国人民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思想文化，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思想文化，可谓是“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大成智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大成智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可以为中国也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有力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6]大成智慧就是这样一个“共鸣点”。大成智慧立足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并不断从中汲取有用因子，是“中国智慧”的优秀代表，同时它又囊括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提炼出“中国方案”，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路径。推进全球治理进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智慧”，解决人类和世界性问题需要“中国方案”，大成智慧作为中国人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必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特贡献，也必将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二）有助于新时期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而且各方面的利益盘根错节，矛盾比较尖锐，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区域性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特别需要顶层设计。“大成智慧学”本身就包含了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要素，它的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上的，并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系统。我们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可以从大成智慧学中提取丰富的理论性材料和经验性材料；我们还可以把各方面有关改革设计的资料通过“大成智慧学”的框架进行梳理和归纳，进而提炼出方法路径。
（三）有助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继续推进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是我们在新世纪提出来的两大基本战略。一方面，当今时代的主流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旋律；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两大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科技实力。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项政策归根到底是要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创新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保证。创新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大成智慧学”是培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钱学森说：“要培养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要集成智慧、培养人才，不单单是将各个学科知识的简单综合，更要将现代科技知识与哲学的结合，注重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与理论、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钱学森.1997年4月6日给钱学敏的信.
〔2〕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政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80.
〔3〕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135.
〔4〕钱学敏.略论复杂系统与大智慧[J].广西：河池学院学报，2005，（02）：7-12.
〔5〕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8.
〔6〕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钱学森；大成智慧學；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56-04
钱学森院士的贡献不只在科学领域，他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有着独特的见解，对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独树一帜。他晚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大成智慧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以现代发达的信息网络为载体，运用以人为主的人机结合的方式，集人类的相关知识、智慧于一体。简言之，就是使人类在面对具有各种错综复杂情况的新世界时，能够快速的获得适应及决断能力，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大成智慧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的结合为其核心。钱学森曾说：“我想我们宣传的‘大成智慧学’……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1]“大成智慧学”内涵丰富，要想成为“大成智慧者”，不仅要具有人机结合的思维能力，同时要拓展涉猎，增加知识储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复的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努力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一、“大成智慧学”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成智慧学”并非“空论”，也非“吹牛”，它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时代使命的意味。
首先，“大成智慧学”的产生是适应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需要的。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同时也是信息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世纪。其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使得人、财、物的社会分配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而这带来的必然是人的思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其二，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密切结合。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催生了新兴高科技产业，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存程度日益增强，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的交叉、重叠，必然导致科学技术转化为商品生产力的效率大为增强，缩短了生产周期。其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科学技术全球化的同步推进。科学技术逐步应用于人类共同面临的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如环境、资源问题等。其四，“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需求。更多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同时，关注点更多转移到全方位“和谐”发展的层面，要求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力求科学化与社会化发展的双向平行。其五，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科技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思想的竞争，谁占领了决策的制高点，谁就获得了竞争的优势。显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才，国际间的竞争呼唤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大智人才，时代的发展呼唤“大成智慧学”。
其次，“大成智慧学”的形成得益于信息社会的发展。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的信息化，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及设备的应用日益普遍化，这使得人们在信息的搜索、获得、传播、储存、应用等方面的速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信息化网络将人们的生活愈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速度最大化、效率最优化成了信息技术网络的代名词。而这些，不只是体现在社会协作分工的方面，更是大大扩展了人类的思维空间，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对人类的控制、运作的思维大智慧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尤其是超算系统的出现及运用，其一是促进了尖端科技的发展，解放了像记忆、计算等繁重工作对于人的脑力的束缚，其在复杂系统工程的设计、操作以及数据的处理等方面，有着极佳的速度和精确度。其二，在解放人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物质生产效率，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管理方式。其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促使人的精神生产力的迸发，创造了一种新型以人-机协作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生产体系，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及知识生产力实现良性推进。
二、大成智慧学的理论体系
（一）现代科学体系——大成智慧学根本的知识来源
“集大成，得智慧”，现代科技内、外所蕴含的理论以实践基础上的理性经验认识是我们“集”的作用对象，因此，“大成智慧学”根本的知识来源就是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和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现代科技的结构特点及发展的历史历程，以便更有效地抓关键、集大成、得智慧。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不单是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2]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现代科技的结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进而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既有分系统并列、又有层次递进、纵横交错的复杂巨系统。从横向结构上来看，这个系统包含了自然、社会、思维等在内的11个科学门类，“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3]，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获得不断的活力。从纵向结构上来看，按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直接地或是用间接的方法论，将现代科技体系分为以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分论为中介通向现代科技体系顶层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上述分类方法较之先前的学科系统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它从横向结构上打开了各个学科门类之间的绝对间隔，跨越了严格区分的门类鸿沟，使学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的动态的关系，这就为扩宽思维空间、扩展可利用知识的广度提供了准备。它从纵向结构上反映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人在实践中的感受、认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顶层的哲学是最为抽象的世界观。但是抽象并不是脱离实际，相反，它恰恰反映了人类认识论的客观规律，通过分论的部门运用实践的观点应用于实际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以此实现现代科技与世界观的联结。 （二）“大成智慧学”的方法论基础
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理论成果及经验构成了大成智慧学的知识来源，通过这些知识储备达到作用于实际生产的变革以获得大智慧，这就需要理论指导实践的基础上去探索并形成系统的方法论，其中包括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观和大成智慧工程等，他们构成了“大成智慧学”的方法论基础。
1.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復杂性问题的研究是现代科技研究的聚集点。上世纪80年代末，钱学森提出了他的复杂的巨系统理论，并对其主要的理论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什么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指出：“‘系统’就是指‘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就是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是‘开放的’。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成千成万，所以是‘巨系统’。”[4]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普遍存在的，钱学森曾指出：“在现代这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5]一方面，事物的构成、特征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往往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并且伴随着随机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甚至事物不同层次之间也是不断地运动发展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变化，新的发展，进而又形成了新的联结关系。这表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而开放的复杂局系统的理论就是致力于对客观实际进行深入把握，分析加工并获得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从而获得理性的思维能力，激发人的才能和智慧。此外，开放的复杂系统的理论还促进了各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推动不同学科理论的发展，进而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感性材料，形成应对复杂问题的大智慧。
2.“大成智慧工程”。“大成智慧学”的理论须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显现该理论的独特价值。由此，钱学森总结各种经验，提炼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大成智慧工程”也就是运用大成智慧理论作用于各种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和传统分析方法相比，“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具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也就是说，在面对复杂系统问题时，运用现代科技体系的庞大的信息技术对其做出快速、精准的分析，以此来启迪“人”的智力，以获得正确的判断。其二，“作战模拟”，综合“人”的经验、判断指导具体的模拟实验。其三，反复检验，将模拟方案反复试行，从实践中不断检验认识，以获得对开放复杂局系统的认识。从定性到定量都能认识清楚，激活群体的智慧，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优势，集智慧之大成，从而找出从总体上认识和解决间题的方法。
3.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就是“大成智慧工程”具体运作的集体，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可以设立自己的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通过人-机结合的工作体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领域、各方面信息及时反馈到各层次、各部门、各系统的总体设计部，运用大成智慧理论，将解决问题的具体决策，运用于实际的模拟，运用分析综合的哲学方法，不断形成新的智慧，形成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方针、政策，供领导机构决策参考，最后付诸于社会实践。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总体设计部还要根据实际操作中的反馈，要不断对理论进行修改、补充。
三、“大成智慧学”的当下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当今世界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成分。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大成智慧根植于灿烂而厚重的文化，基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经验，并对这些知识与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所以，大成智慧不仅包括中国人民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思想文化，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理论体系、管理体系和思想文化，可谓是“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大成智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大成智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可以为中国也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有力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6]大成智慧就是这样一个“共鸣点”。大成智慧立足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并不断从中汲取有用因子，是“中国智慧”的优秀代表，同时它又囊括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提炼出“中国方案”，为解决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路径。推进全球治理进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智慧”，解决人类和世界性问题需要“中国方案”，大成智慧作为中国人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必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特贡献，也必将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二）有助于新时期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
供给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而且各方面的利益盘根错节，矛盾比较尖锐，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区域性甚至是系统性的风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特别需要顶层设计。“大成智慧学”本身就包含了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要素，它的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上的，并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系统。我们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可以从大成智慧学中提取丰富的理论性材料和经验性材料；我们还可以把各方面有关改革设计的资料通过“大成智慧学”的框架进行梳理和归纳，进而提炼出方法路径。
（三）有助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继续推进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是我们在新世纪提出来的两大基本战略。一方面，当今时代的主流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旋律；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两大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科技实力。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项政策归根到底是要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创新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动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保证。创新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大成智慧学”是培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钱学森说：“要培养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要集成智慧、培养人才，不单单是将各个学科知识的简单综合，更要将现代科技知识与哲学的结合，注重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与理论、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钱学森.1997年4月6日给钱学敏的信.
〔2〕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政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80.
〔3〕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135.
〔4〕钱学敏.略论复杂系统与大智慧[J].广西：河池学院学报，2005，（02）：7-12.
〔5〕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8.
〔6〕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