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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士兵用他们的大靴子一脚一脚踹在玛格丽特·W.和其他女犯人身上，把他们从火车上踹下，安置在一辆卡车上。“拉开油布，所有人进去。”他大叫。隔着塑料窗户，玛格丽特看着这辆车驶进一个全是男人的营地，然后停在一个兵营的木栅栏前。
女人们被带进一间布置过的屋子，这间屋子和25岁的玛格丽特所见过的其他营房全然不同。里边有桌子、椅子、长凳、窗户，甚至还有窗帘。这时女监管进来告诉她们，这里是集中营妓院，她们在这里会过得很好，她们能吃好喝好——只要听话，什么事也没有。这之后，每个女人都被分配到一间屋子里，玛格丽特的房间号是13号。
1943年7月11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妓院正式开放。按照希姆莱的说法，1942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总共建立了10处所谓的“特殊建筑”，这是其中第4处。为了便于管理，希姆莱为集中营犯人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赏罚措施，针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犯人，他会奖赏他们更低的工作强度、更多的食物甚至钱财。
对于那些刻苦工作的犯人，希姆莱还有更多惊喜，他认为，“集中营里那些更愿意努力工作的人理应有女人陪伴”，1942年3月23日，在写给党卫军中专门负责集中营管理的奥斯瓦尔德·波尔的信中希姆莱曾经说。
在希姆莱愤世嫉俗的愿景里，逛妓院显然能提高采石场和兵工厂的犯人们的生产力。
萨克森豪森、达豪甚至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都曾建立营内妓院，在这里，纳粹看守会强迫妇女们参与卖淫活动，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甚少为人所知。文化研究学者Robert Sommer在过去9年间跨越全球，通过对话采访搜集和记录了无数关于集中营的回忆。他的研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集中营妓院——纳粹集中营中强迫的性劳动”相关。
Sommer贡献了很多关于纳粹一方面鼓吹禁止卖淫或者坚决反对卖淫，另一方面又暗自通过卖淫活动控制集中营。事实上，纳粹当局管控着德国全境甚至包括占领区的卖淫活动——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纳粹控制的国营妓院网几乎横跨半个欧洲，用Sommer的话说：“平民妓院、军事妓院，甚至包括集中营妓院，几乎垄断了全欧洲男人的下半身。”
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奥地利反抗组织战士Antonia Bruha曾经写道：“被抓进来的女孩中最漂亮的被带到党卫军妓院，次之的被带到普通的军事妓院。”至于剩下的那些女孩则被投进集中营妓院，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十座小屋被统称为“1号营房”，1942年6月，这座纳粹集中营中的第一座妓院被正式投入使用。同一时间，毛特豪森集中营有大约5500名犯人在为纳粹进行采石工作。到1944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7万人。
在政府安全情报部门关于建立集中营妓院的指导方针建议之下，党卫军为毛特豪森集中营招募了10名妇女，这意味着每名妇女要为300～500名男性服务。
蒙受苦难的远不止这10名妇女，毛特豪森约有200名妇女最终沦为妓女。那些年龄在17至35岁的身体健康、体态端正的女犯被党卫军带走。其中超过60%的人并非德国国籍，而是苏联控制区内的波兰女人。纳粹并不允许犹太女人从事性服务，他们认为犹太女人“脏”。首先，女人们会被带到集中营医院，注射葡萄糖酸钙，洗消毒浴，吃点好的，在强光灯下晒一晒。
这些被强行投入到妓院的女囚中有近70%当初被抓进集中营的原因只是“反社会”，在集中营里，女人会被打上黑三角的标记。女囚中有一些在入狱前就从事卖淫活动的犯人，她们受命担任教官，为这些新“学员”传授“专业技能”。一个女人很轻易就会被判处“反社会”罪名，只要她在工作的时候违抗过任何命令。
女人们是不是主动自愿报名参与“特别行动队”的，这点目前仍受争议。Robert Sommer引用曾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西班牙反抗组织成员Lola Casadell的陈述，她表示，她曾受到过女营牢头的威胁：“想要自愿前往妓院工作的人到我房间报名，我警告你们，如果没有自愿的人，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心甘情愿。”另一位历史的见证者，集中营关押时期被强迫在集中营医院工作的Antonia Bruha仍记得当时确实有女人自告奋勇，但那是因为“她们被告知事后可以获得释放”。希姆莱亲自拒绝了这个要求，还表示：“女营那边居然有群疯子在选妓女的时候告诉她们干完半年就可以回家，真是疯了。”
但对于很多时时刻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女人来说，去妓院真的是她们存活下去的最后希望。“最主要的事情是，至少我们逃离出卑尔根-贝尔森和拉文斯布吕克两个魔窟了，”曾在米特宝-朵拉集中营生活过的Lieselotte B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不管她们是因为何种理由选择顺从，总之这种“狂热的自告奋勇去卖身”的局面是今天集中营妓女仍未洗脱污名的主要原因。
种族主义对于集中营管理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对嫖客的甄选。一开始只有德国人允许嫖妓，之后其他国家的人才获得这种权利。而犹太人则是被严格禁止的。而获得这种许可的人主要是工长、牢头和其他小头目。当然，首先他们手里得有钱，一张门票大概需要两马克，当时小卖部的二十根香烟价值大约三马克。
党卫军负责妓院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甚至营业时间之类。比如布痕瓦尔德的妓院通常在晚间7～10点开放。当用水和电力短缺、防空警报响起或者转播希特勒讲话时，妓院会暂停营业。达豪集中营的Edgar KupferKoberwitz向我们描述了他在其中的所见所闻：“你得在一个大厅等着排号，一位‘政府’在那记录囚犯的姓名和编号，当叫到你的号时他们会询问你的名字，答案符合之后你就拿着号到一间屋子里，每次号码都不一样。你有15分钟的时间，多一秒都没有。”
隐私权是什么？可以吃吗？对于集中营来说这玩意儿可真是个陌生的概念——当然也包括在妓院里。每间屋子的门上都有一个监视孔，而屋外的大厅里随时都有一名党卫军士兵在巡逻。犯人需要脱掉他们的鞋，除非必要否则不能说话，另外，你只能用传教士体位。
通常，嫖客们甚至都进行不到“性交”这一步，很多人因为长时间的集中营生活已经几乎“不行”了。根据Sommer的说法，“很多人其实更想和女的深入交谈一次，或者只要她在旁边就已经满足。”
党卫军非常害怕性病通过妓院在集中营中传播开来。每一次事前事后犯人都需要到集中营医院领取消毒药膏，医生也会常常通过涂片和血检检测妇女是否患上淋病或梅毒。
反倒是避孕党卫军就不上心了，完全交给妇女们自己想办法。只不过怀孕事件本身也很少发生，因为很多妇女在被捕的时候都曾被强行进行消毒处理，这让她们失去了怀孕能力，其他人则因为集中营的折磨和受刑失去生育能力。如果真的怀孕了，那党卫军就会转移妇女把她送去做流产。但是，真正经受住妓院生活残酷折磨的女性，确实获得了更大的存活可能。根据Sommer的调查，几乎所有被强迫卖淫的女性都活过了恐怖统治的时期，但我们很难得知这段经历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否能够从这段悲惨的记忆中解脱，其中的大部分人在余生之中都对这段命运表示缄默。
摘自《海外文摘》
女人们被带进一间布置过的屋子，这间屋子和25岁的玛格丽特所见过的其他营房全然不同。里边有桌子、椅子、长凳、窗户，甚至还有窗帘。这时女监管进来告诉她们，这里是集中营妓院，她们在这里会过得很好，她们能吃好喝好——只要听话，什么事也没有。这之后，每个女人都被分配到一间屋子里，玛格丽特的房间号是13号。
1943年7月11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妓院正式开放。按照希姆莱的说法，1942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总共建立了10处所谓的“特殊建筑”，这是其中第4处。为了便于管理，希姆莱为集中营犯人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赏罚措施，针对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犯人，他会奖赏他们更低的工作强度、更多的食物甚至钱财。
对于那些刻苦工作的犯人，希姆莱还有更多惊喜，他认为，“集中营里那些更愿意努力工作的人理应有女人陪伴”，1942年3月23日，在写给党卫军中专门负责集中营管理的奥斯瓦尔德·波尔的信中希姆莱曾经说。
在希姆莱愤世嫉俗的愿景里，逛妓院显然能提高采石场和兵工厂的犯人们的生产力。
萨克森豪森、达豪甚至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都曾建立营内妓院，在这里，纳粹看守会强迫妇女们参与卖淫活动，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甚少为人所知。文化研究学者Robert Sommer在过去9年间跨越全球，通过对话采访搜集和记录了无数关于集中营的回忆。他的研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集中营妓院——纳粹集中营中强迫的性劳动”相关。
Sommer贡献了很多关于纳粹一方面鼓吹禁止卖淫或者坚决反对卖淫，另一方面又暗自通过卖淫活动控制集中营。事实上，纳粹当局管控着德国全境甚至包括占领区的卖淫活动——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纳粹控制的国营妓院网几乎横跨半个欧洲，用Sommer的话说：“平民妓院、军事妓院，甚至包括集中营妓院，几乎垄断了全欧洲男人的下半身。”
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奥地利反抗组织战士Antonia Bruha曾经写道：“被抓进来的女孩中最漂亮的被带到党卫军妓院，次之的被带到普通的军事妓院。”至于剩下的那些女孩则被投进集中营妓院，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十座小屋被统称为“1号营房”，1942年6月，这座纳粹集中营中的第一座妓院被正式投入使用。同一时间，毛特豪森集中营有大约5500名犯人在为纳粹进行采石工作。到1944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7万人。
在政府安全情报部门关于建立集中营妓院的指导方针建议之下，党卫军为毛特豪森集中营招募了10名妇女，这意味着每名妇女要为300～500名男性服务。
蒙受苦难的远不止这10名妇女，毛特豪森约有200名妇女最终沦为妓女。那些年龄在17至35岁的身体健康、体态端正的女犯被党卫军带走。其中超过60%的人并非德国国籍，而是苏联控制区内的波兰女人。纳粹并不允许犹太女人从事性服务，他们认为犹太女人“脏”。首先，女人们会被带到集中营医院，注射葡萄糖酸钙，洗消毒浴，吃点好的，在强光灯下晒一晒。
这些被强行投入到妓院的女囚中有近70%当初被抓进集中营的原因只是“反社会”，在集中营里，女人会被打上黑三角的标记。女囚中有一些在入狱前就从事卖淫活动的犯人，她们受命担任教官，为这些新“学员”传授“专业技能”。一个女人很轻易就会被判处“反社会”罪名，只要她在工作的时候违抗过任何命令。
女人们是不是主动自愿报名参与“特别行动队”的，这点目前仍受争议。Robert Sommer引用曾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西班牙反抗组织成员Lola Casadell的陈述，她表示，她曾受到过女营牢头的威胁：“想要自愿前往妓院工作的人到我房间报名，我警告你们，如果没有自愿的人，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心甘情愿。”另一位历史的见证者，集中营关押时期被强迫在集中营医院工作的Antonia Bruha仍记得当时确实有女人自告奋勇，但那是因为“她们被告知事后可以获得释放”。希姆莱亲自拒绝了这个要求，还表示：“女营那边居然有群疯子在选妓女的时候告诉她们干完半年就可以回家，真是疯了。”
但对于很多时时刻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女人来说，去妓院真的是她们存活下去的最后希望。“最主要的事情是，至少我们逃离出卑尔根-贝尔森和拉文斯布吕克两个魔窟了，”曾在米特宝-朵拉集中营生活过的Lieselotte B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不管她们是因为何种理由选择顺从，总之这种“狂热的自告奋勇去卖身”的局面是今天集中营妓女仍未洗脱污名的主要原因。
种族主义对于集中营管理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对嫖客的甄选。一开始只有德国人允许嫖妓，之后其他国家的人才获得这种权利。而犹太人则是被严格禁止的。而获得这种许可的人主要是工长、牢头和其他小头目。当然，首先他们手里得有钱，一张门票大概需要两马克，当时小卖部的二十根香烟价值大约三马克。
党卫军负责妓院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甚至营业时间之类。比如布痕瓦尔德的妓院通常在晚间7～10点开放。当用水和电力短缺、防空警报响起或者转播希特勒讲话时，妓院会暂停营业。达豪集中营的Edgar KupferKoberwitz向我们描述了他在其中的所见所闻：“你得在一个大厅等着排号，一位‘政府’在那记录囚犯的姓名和编号，当叫到你的号时他们会询问你的名字，答案符合之后你就拿着号到一间屋子里，每次号码都不一样。你有15分钟的时间，多一秒都没有。”
隐私权是什么？可以吃吗？对于集中营来说这玩意儿可真是个陌生的概念——当然也包括在妓院里。每间屋子的门上都有一个监视孔，而屋外的大厅里随时都有一名党卫军士兵在巡逻。犯人需要脱掉他们的鞋，除非必要否则不能说话，另外，你只能用传教士体位。
通常，嫖客们甚至都进行不到“性交”这一步，很多人因为长时间的集中营生活已经几乎“不行”了。根据Sommer的说法，“很多人其实更想和女的深入交谈一次，或者只要她在旁边就已经满足。”
党卫军非常害怕性病通过妓院在集中营中传播开来。每一次事前事后犯人都需要到集中营医院领取消毒药膏，医生也会常常通过涂片和血检检测妇女是否患上淋病或梅毒。
反倒是避孕党卫军就不上心了，完全交给妇女们自己想办法。只不过怀孕事件本身也很少发生，因为很多妇女在被捕的时候都曾被强行进行消毒处理，这让她们失去了怀孕能力，其他人则因为集中营的折磨和受刑失去生育能力。如果真的怀孕了，那党卫军就会转移妇女把她送去做流产。但是，真正经受住妓院生活残酷折磨的女性，确实获得了更大的存活可能。根据Sommer的调查，几乎所有被强迫卖淫的女性都活过了恐怖统治的时期，但我们很难得知这段经历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否能够从这段悲惨的记忆中解脱，其中的大部分人在余生之中都对这段命运表示缄默。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