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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云，地上有草，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是生活。
王大良在绩溪路上找旅馆的时候，她想的不是什么生活，她就是要找个有本事的律师，看能不能把儿子的事情给改回来。
虽然，希望并非很大，也可以讲，希望基本上没有，反正就这回事，比没有指望地干耗着要强。
以前她也找过人，但别人都讲凡事要走法律途径，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走法律的路子，别人没有办法帮到你。
最早她找律师时，她没有钱就给人磕头，人家扶她起来，跟她讲，你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样我们受不起。她就说，只要你们能救我的儿子，什么都行。人家讲，可是什么都要走法律途径不是，跪着磕头这些都不顶用。
她起先只是到政府去告，她对事情没有什么认识。起先孩子爸爸也跟着一起去，后来老头就沉默了，老头心里意思是这事没边儿，走到哪儿是头呢，还不如自己了掉吧。
而那时，儿子已经被毙掉了。
所以，王大良的事情还要先从儿子被抓被毙掉那时说起。她起初也不是先到政府，她是到法院，哪儿判的她就到哪儿去，可是人家讲，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判的是法律的事情，我们有依据啊，我们根据证据来的，你儿子犯奸杀这还不判死刑啊。
王大良也就没有办法了。她有时想，如果不是自己没有本事，至少可以把儿子的事情给弄出个眉目，有时她自己也想，儿子的事情自己还没弄清楚呢。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到十里堡的绩溪路来找律师是她意识到这事还有戏，反正她就要把这个理给扳回来，总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吧。这个地方的律师很有名，找到他们就会有方向。
因为自己以前找过律师，所以她竟然有点感叹，为什么自己竟会有一种第一次找律师的感觉，这不对啊，那以前找的律师都不算吗？这哪跟哪啊，也许人家讲的也对啦，自己的神经多少有点问题了。
绩溪路上有不少招牌，讲的都是代起文书、公函以及什么辩状之类，显然这跟这条街干的事情有关，有时她想喊，天下我最冤，可这样管用吗？哪个人不是认为自己身上的案子是最冤的呢？
她的破包就放在街边，她看了几家旅社的招牌，后来就挑叫“向阳”的那一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旅社有院子，而且三层楼，收拾得干净，住的告状的人也不少，并且这里挂有起草文书的招牌，她就是不懂，难道这些律师也住在这些小旅社里不成？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跟打官司的人也是太亲近了吧。
但是，她感叹自己到十里堡来得还是太晚了些，儿子已经毙掉这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儿子啊，我对不住你，你看，我老遲才到这里来，要是早点来，说不定早给你平反了，又或者还没毙你时我就来，那岂不是会把你给救下来？儿子，你死得也早了点啊。
登记！前台的女子说。
我叫王大良。她说。
什么，叫你的名字。女子说。
她再次说，我叫王大良。
她出示了身份证，果然叫王大良，那女子十分气恼，觉得自己不仅很蠢，而且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意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女子说。
我就是补办证的时候，人家问我名字，我就这么讲了。
其实她就是这么个名字，名字是有来历的吧，大是辈分，叫良字，有什么不行呢？再说在她小时候，人家就叫她小名，小名叫什么？叫乐子，也叫小辣子，反正土话也不太分，谁管你叫王大良呢，只是年纪大了，人家叫这名字跟自己身份倒有点相同了呢。
不用说是来找门路的。女子边上的一个抽烟的男人说。王大良认为这男人说不定是她丈夫。王大良觉得她眼睛本来是厉害的，其实她儿子跟她一样，儿子是个拿得出手的好小伙儿，才二十一岁，又精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呢。
她的心理基础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事情很简单，我认为我儿子不可能干出那种事。
她进了房间，里边很小，有一架老式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有茶缸，有水瓶，桌上有厚厚的电话本，这个她倒觉得新鲜，她想那是为了让你以为在这里是干事情的，不是让你瞎耽误时间的吧。
她也不大知道怎么跟那些有名的律师对上号，只是听说他们在这里。可是真要跟某个大律师照上面，恐怕也并不容易吧。是不是要上街扯一嗓子，或者是发上一大阵子火，人家才会注意上你。
她来到院中，先前柜台边上那个抽烟的男人这时在院子里浇草。还有种草的呢，这绩溪路也太那个，怎么讲呢，没有名堂了吧。
来打官司？那人问。
她说，我不是，我来找人，我听讲这里人厉害。
那人说，我问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问的就是你要找人，你要找到有本事的，你们到十里堡来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王大良不想求人家，因为她这一次来还是要把那个小荷包的情况跟人反映，里边那个东西，她相信懂行的人一定会理解其巨大的用处。
从哪儿来啊？男人问。
王大良说，哎，恒州呢。
不算远，我们这还有从四川、广东来的呢。
这什么地方啊，凭什么把自己当中心，王大良有点不那么服气，她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她在小地方也不是怕事的人，特别是儿子被毙掉以后，她基本上无所谓了。
你干站着不行，你要去找人。那男人说。
王大良还是没有虚心请教，她认为她到这个地方就是干这个的，反正也没别的。
到晚上，她没有出去吃东西，她自己带了馒头，也没有去热，冷的也可以吃。那柜台里的女人看见王大良用热水就冷馒头，就跟她讲，这样不行，会把身体搞坏的，大娘，你也年纪大了，不能这样的啊。
王大良向来不喜欢别人可怜她，她觉得她年轻时很有本事，现在国家强了，人们生活也上去了，自己也还行，家里又不是太没有名堂，当然因为儿子出了事，她觉得事情就从另外角度看，先把理扳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409有个人，你去看看，人家都讲她行。那女人说。 她根本不会敲409的门，她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找律师的，律师怎么会住这种烂旅馆，我要找特别有派头的律师呢。
陈家桥
玉米不过409那个人出来了，就站在走廊里，她这才发现原来409就在三楼，她吃惊不小，一共只有三层，却有409房间，这向阳旅社也太厉害了吧。
那人也不瞟她，判定她会过去找她的吧。
后来，她们就认识了，那女人还抽烟，这让王大良有点佩服，女人抽烟这在农村基本上都是神，比如接生婆，比如地主婆，当然那是旧社会，又比如女菜贩子，一般女人不会抽烟，为什么？抽不起，谁说国家有钱了，女人会抽起烟，我看女人不抽烟，就是国家也还没特别富。
有时王大良也在心里议论国家，但是，儿子被毙了，她不满意，可是人家讲，儿子被国家毙了，她不大认这个，心想如果是国家毙的，那么找谁去扳回这个道理？应该不是国家毙的，至少不能这么讲。
只能讲是公安局毙的。后来人家就讲你不要讲公安局，公安局只管抓人，毙你儿子的是法院，法院判的，法院就是把你儿子毙掉的人。
王大良还给国家保留一个位置，因为她要跟国家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那个抽烟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吧，但相当有魄力，她看出了王大良嘟嘟嚷嚷讲国家的样子，甚是可怜。她说，王大娘吧，我不叫你王大良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事，我还没听你讲一个字，我就知道不好办。
怎么讲啊？王大良小声地说，其实王大良不满意的是她不是已经讲国家了吗。
你不要讲那么大，你知道吧，到这个地方都不容易，所以我讲从小地方入手，你懂吧，你要真有信心，你就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搬，一个凹窝一个凹窝地挪，那样你才有戏。那女人说。
那女人跟她讲过几句话以后，她就发现这女人也没有什么，口音不正，不是十里堡人！她肯定。
可我比你们都有来历！那女人在走廊里说。
王大良有点害怕，那个站在院中浇花草现在正在拴狗的男人对上边看了看，只是笑。
而柜台的那个女人这时来送开水，是她把王大良给引见到409的，所以她有责任看看这上边弄成什么样了。
王大良站在门外，柜台里的女人提水瓶进409，这个抽烟的女人也跟进去了。
柜台里的女人说，这王大良不容易。
名字倒挺有力量的哦！那女人说。
这女人出来时自我介绍，她叫李宇恒。
怎么样，我这名字好记吧。这女人说。
王大良被弄得有点疲了，不知柜台里的女人讲这个李宇恒厉害，到底什么意思，是给她引什么路子吗？
不过王大良的底线是她那荷包里的东西可不能跟这样的人交代，那样的话，自己就太没有脑子了，儿子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我还要跟这样的人交心吗，这对得起儿子吗，儿子是不是在等我？
插图/戴未央
她想过，儿子在很暗的地方等我，我作为母亲还赖在世上，而儿子已经被毙掉了，这世界，还不够颠倒吗？
你都不用讲。李宇恒说。
她下决心不再信任这个女人了，不过这时这个女人反倒走过来拍拍她后背，对她讲，我给你个地图，你去找那个绿玻璃的小楼，那上边招牌不小，但你要进去，进去才能找到。
她接过条子，其实也不是什么手写的东西，而是个小草图，怎么讲呢，比街上散的小传单略略要大一些，彩色的啊。
409的女人叮嘱说，晚上不要去了，你今天才住进来，你要做好打算，你这事，高院呢。
高院？她问。
毙人的事还不是高院吗，大娘，你也是的，你们恒州人怎么不那么爽直呢，来都来了，还遮掩什么，为儿子讨说法，有什么错？409说。
她有点窘迫，不过她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她出状况的时候，总会有人把她往回拉，她觉得她应该感谢自己，因为自己还是意识到了，不能这样恍惚吧，干什么来的？对，找人来的。
找人干什么？
对，找人把事情给解决掉。
旅馆各个房间都住人，她在三楼东头，409却在西头，中间还向里退了一格，有两个房间是对着开的，旅社还很奇特。
那个409后来下到院中，在院中间糊纸盒子。她站在门口，因为那时她刚刚洗完脸，她想看十里堡夜色，那个409见她出现在楼道里就喊道，你应该知道，还不是高院呢，你自己最清楚，是最高院。
對，复核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她这下子冷静许多了，其实既然解决事情就要服这个道理吧，高院跟最高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国家的，不过她讨厌联想到国家，她认为国家是单独的，最高院还只是个法院，国家还远呢，国家是我们到最后才会碰到的东西。
她回到屋，决定第二天去绿玻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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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良进了绿玻璃小楼时，里边的光线确实非常明亮，不过她那只背包最里层的小荷包在这绿玻璃房里令她很揪心，她生怕别人把她这东西给抢了去。
她在二楼和三楼楼梯拐口见到一个坐在木桌旁的太师椅里打盹的老头，她就判定这老头是唐山人，因为她听老头在唱白戏，就是唐山的口音。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说。
怎么，广告都做到你们那去了哩？老头说。
老头把军大衣一抖，她心想老头果然是唐山人，比较耿直啊，不过我在恒州听到十里堡有律师也不过分吧。
在哪个屋啊？王大良问。
你找他打官司，我跟你讲，你是找对了人了。老头说。
她以为老头不完全是废话，在楼道里有不少人，来二楼找人的也不少。楼道里有烟尘，这里边怎么还有刻公章的，还有文印室，还有水果小超市呢，这绿玻璃房确实什么都有。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敲开门后说。并且她把那张又像是地图又像是纸条又像是表格样的纸，抖了下，放进口袋里。
因为逆光，里边的律师并没有被王大良看清，不过里边的人自然是把她看清楚的。 你是在小货车车厢上拿到的吧？里边的人问。
王大良不是很明白，里边的人于是指着她的口袋说，就是刚才那个小广告啊。
小广告？讲得这么轻松，王大良心里不赞成里边的人这样贬低他们的工作宣传。
是在绩溪路那里有个人给的。她说。
哦，是不是向阳旅社呀？里边的人问。
已经讲了好几句话，也该请她坐下了吧。里边的人递了杯水，请她坐在黑皮沙发上。那人说，我就是于知非呢。
于大律师啊。王大良说。
我都知道，反正都会找我办那些铁案吧。于律师说。
知非，知非，王大良重复道。怎么像知了一样，咕咕叫的响呀。
于知非看王大良穿得还干净，但是精神头明显有点太足了，这样不行呀，不要一开始就这么鲜明，事情都还没讲，就这么主观，以为找到十里堡就把事情都解决了，这是不好的，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什么个说法？于知非律师问，说话的音拖得比较长，并且说字念得有点那么黏稠的感觉，就像王大良在家里粥煮开了漫出来的那种盈汤一样。王大良不大看得懂这个人。
是这样的，我儿子已经被杀了好多年了。王大良说。
又是一个冤案吗，怎么被人杀的，也真是的，是这样的惨啊，我们社会也不尽然吧。于知非说。听起来像是安慰，想把讲话的人给缓下来。
是杀掉十多年了啊。她又说。
愣是没追到凶手，还是说追到了没有定罪，什么个情况？于知非一边问一边在黑皮沙发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反正里边有不少名片，他手很大，又很开，几乎能把沙发给压扁了。
不是这么的，是这样的。王大良说。
他接待过多少人，专门打官司，并且在十里堡，谁不知晓他于知非啊，什么人都见到过，但王大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想，要不以后就不要让那个李宇恒给他介绍什么人了，这从四面八方赶到十里堡的并非人人都有那个本事，怎么讲呢，兴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案子是个什么事儿呢，这样的人有的是。
王大良接过另一个人倒的水，她没看清，那是个文秘吧，事务所怎么可能没有干活的呢。这是什么地方啊，绿玻璃楼，顶级律师楼呢，怎么会没有帮手，你以为于知非这样的人会给你端茶倒水？
刚才我就问你了，是不是从小货车车厢广告上看到的我的地址呢。他说。
实际上，于知非律师是想让大娘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和她的现场，因为你到我这来了，你倒先要有个本事把你的事情给讲清楚，不然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像算命的那样胡诌吧。
不过王大良是发现自己先讲也并非有什么不妥，不过对方是不是太忙了呢，还是案子太多了容易交叉了，他怎么会听成有人把我儿子杀了跑了，或者有人把我儿子杀了然后洗了罪跑掉了呢？
都不是的。她说。
他想把名片递一张给大娘，因为这是对来自恒州的一位大娘的最起码的尊重。找到我不容易。他终于肯定地说。
我跟你讲，不是我儿子被人杀了，是我儿子杀了人，是这个样子的哎。王大良说。
事情立即掉了个头，不过于知非律师迅速就调整过来了，他几乎不用什么劲，因为职业使然，这算什么呀，不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反正都是大案，不然断不会来找我。
你儿子是杀人犯，对吧？他说。
我要说的是，他不是杀人犯，但国家认为他是杀人犯，他在十几年前被判死刑毙掉了。王大良说。
办公桌也是黑的，除了刚才打水的女孩，还有另一个打字员，还有一个应该不是打字什么的，而是那种合伙人吧。因为他桌上也有律师字样的名牌，房子不小，一个律师事务所，怎么可能一两个人呢。
他想把气氛弄得好些，不然他就想请她到小办公室去，那里边有地图，有画，还有国外风光。总之，那里边待着对一般人来讲会更舒服，但对于像王大良这样的人应该在外边反而好些。
大娘啊，你看这样，我知道了，你是说你儿子其实没杀人，但是呢，法院认为他杀了，所以判了死罪，把他给毙了，对不对啊？于知非说。
王大良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于知非讲，大娘啊，你就不要问这个了，反正我理解的就是你应该这么多年都不好过吧，对不对？儿子被毙了，自己一直想不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找我，对吧，找到我这儿了啊，对不对？
于知非讲到后边，向后让了让，他想让王大良注意他是善于把别人的话总结出来的。
我就是要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王大良又问。
于知非律师知道所有这样跑了几年甚至上了十年的人，讲几句发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正，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十里堡，再复杂的案子、再难办的事、再委屈的人，我们都应该面对，并且我们帮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绿玻璃房子里的人啊。
他的大手甚至在大娘的面前拍了一下，以便能把王大良的注意力更好地吸引过来，就不要纠缠什么名字的事了，我们就讲案子。
什么情况？他问。
王大良说，那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这案子也就轰动了。不过她没有看出于律师有被轰动过的迹象，王大良还是蛮精明的，她继续说，当时在恒州乌坎岭有个玉米地奸杀案，就定是我儿子干的。
你儿子叫什么？律师问。
王大良说，我儿子就是被毙掉的那个，他叫胡永强。
胡永强？于知非顿了一下，他头脑应该在迅速地运转，大娘看见律师沉默了一会儿。
这案子也真是有名得很，那个律师就坐在她边上，口中居然这样说。王大良认为这会子找的律师跟以前确实都不太一样。
律師反应比较大。
你是胡永强的母亲，对吧，于知非一边搓手一边说，那边有两个男律师也准备过来，但于知非伸手把他们给挡回去了。
你其实怎么讲呢，应该是很让人敬佩的。于知非律师说。
王大良虽然感叹对方比以前找的政府的人或是律师都要强，但是，她不大看得懂对方怎么会敬佩她呢，这个对解决事情没有什么作用吧。 你把事情就你知道的说说。于知非说。
我儿子那个玉米地奸杀案，其实他是冤枉的，很简单，他没有强奸，也没有杀人。但是，政府判他杀了人，毙了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人，我不相信啊，我自己儿子我不清楚吗，杀人，强奸，这个都不会的。我儿子我清楚，所以我这不找到十里堡来了，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掉。她说。
大娘，你看，是这样，不是政府判他死刑，我纠正一下，大娘，这是司法，叫法院，是法院判的，公诉的呢，是检察院。所以，以后咱们不讲政府好不好，我们就讲司法啊。于知非把茶杯向里推了推，他自己呢，也吹着杯沿，开水太烫了。
王大良喝了口水，她想反正不怕你讲话绕，我只要把事情告诉你，就看你怎么看了。
王大良说，国家不能这样毙一个人吧，他冤不冤，他没干什么，但国家把他毙掉了，我一个当妈妈的，我就是要评这个理。
她因为刚才被于知非讲了司法程序，讲了法院，所以她又不敢讲法院了，不敢讲政府了，她就讲国家，她讲是国家毙掉了自己的儿子，她这就伤心了。本来她是想让国家给她扳回这个理的，以前她不大讲是国家把她儿子毙掉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裁判公道了，因为她要找的就是国家啊，怎么能讲国家毙掉的呢。还是讲是法院毙掉的，她怎么自己犯糊涂了。
王大良摆摆手对于知非说，也不是国家毙掉了，是判刑毙掉的，我找这么多年，就希望国家要改掉这个结果。
于知非觉得王大良是过于紧张了，怎么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现在的人都这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就把自己想讲的讲出来就行了。
他说，你讲国家毙掉的，这个也还讲得通。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死刑都是最高院复核的，可以讲就是代表國家。当然，我说的是对真正的死刑犯而已，至于你儿子胡永强对吧，现在你是认为他没有杀人，于是你来反映问题，要把事情给理清楚，对吧？所以呢，如果国家做错了，那么我们就把事情给重新办一下，对不对？
王大良觉得这个人讲的还是对她脾气的。
她是有点想把背包里那个东西拿给于律师的，但是，她还在等待。
你住在向阳旅社吧？于知非问。
她说，是的。
既然来了，也就行了，我们把事情要先从自己这搞清楚，好不好啊？他说。
王大良说，他是被打的，不打他，他这孩子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打，打得重，他就瞎讲了，其实他怎么会强奸杀人呢，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我孩子不会这样的。
当然，要证据呢！于知非逆着光很坚定地说。
他讲，大娘，你看，我已经接待你啦，我马上开庭，我得出去。晚上，我带人去向阳，咱们再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好不好？
3
晚上七点多了，讲好要来找她谈情况的于知非律师并没有到向阳旅社来找王大良。王大良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先是站到走廊，勾头向院中看，院子没有出现律师的身影。
廊沿上在滴水，怎么会下雨呢？从这里只能看到更多的民房，看不到十里堡街，她决定到院中去。
到院中，也没有见到409的李宇恒，看她屋子那块儿也没什么动静，王大良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楼的柜台那里，她看见老板正在玩游戏，她心想这么大人还玩游戏真是没有出息。老板娘呢，在柜台后边用簸箕在颠什么东西。
老板可有雨伞？王大良问。
又没有下雨。老板娘答。
老板娘掀开柜台的隔板出来了，王大良有些生气，明明是下雨了，不然廊沿怎么滴水。
你到院中站站看。她说。
老板只是笑，嘀咕道，你们头脑都忙坏了吧，这样不行，要踏踏实实的才搞得过人家啊。
王大良觉得老板其实没有老板娘好讲话，因为老板娘基本上是直来直去的人。
老板娘在院中搬酱缸，发着很重的喘气声，老板娘喊，老余，你出来搭把手。
应该是下雨了，否则老板娘不会把酱缸往里挪。
出门有个小店，那里什么都有，我们柜台不提供雨伞，再说我们也没有伞。老板娘说。
余老板仍在打游戏，王大良就从院门口出去，出去时发现街上灯红酒绿，根本不把下雨当回事，再说雨也下不大。因为院门朝向人行道，而且路对边都是饭店和小旅社，所以这里热闹极了。
门的左手就是一个超市，超市里还有小门店，总之，这地方就是这样，所有东西和摆设，都喜欢一层套一层的。
她不大想马上就买雨伞，兴许用不上呢，谁说就一定要出去呢，再说现在说不定这于律师会马上出现呢。
她站在那儿，一辆很重的拉货的车子开过去，后边骑自行车的人就贴着车子往前。
她看到有个人，觉得在向这边看，她有点不忍。因为她认为只有来找她的人才会向这边看吧，比如于律师，但那人不是于律师啊，怎么也会向她这边看呢。
她有点发毛，觉得应该到街上去，她觉得于律师要是来的话，应该会从南头来，那里要过红领巾桥。她认为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她就摇了脑袋，她觉得自己有点荒唐啊，于律师的绿玻璃楼，不就在十里堡吗，怎么又会扯到红领巾桥呢，那是南头啊。其实绿玻璃楼还没出十里堡街呢，只是朝向红领巾桥那个方向，不过这样讲也对，至少他会从那个方向来。
她到超市里，里边音乐很响，她虽是从恒州农村来的，但她觉得这地方跟老家也没什么差别，就是那么回事。
我要买雨伞。她说。售货员也不理她，她还不知道要自己拿。
后来她就拿着伞，没有拆开，连商标都没有拆下，她就又退到刚才站的地方，这时她认为她站在这个地方不仅不自在，而且有点固执了，因为先前望向她这个地方的那个人，边上又多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她应该见过，她马上反应过来了，原来县里的人还是盯来了。
已经下雨了，路上的人基本上都打伞，即使是骑电瓶车的人也都披上了雨衣。
她没有打伞，她认为她应该先回去，然后再说。 于律师自然马上让王大良回屋中，他小声地跟王大良说，不论什么情况，你都要坚持，如果没有变化，你就到我律师楼去，记住明天下午。然后于律师就下了楼，她没有跟下去，但显然那几个人立即向来到院中的于律师围过去。
在走廊上边看下边，王大良都有点替于律师担心，好像那些人在玩游戏一样，其实于律师什么材料都没有拿，再说了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宇恒居然没有上楼，她就下楼，因为她看不到那几个盯她的人，而于律师也应该走了吧。
下楼来到外边，余老板正在马路边跟一个十里堡街坊聊天，见王大良出来了，立刻往边上让了让，就像他知道情况不妙似的。
有一个人立刻贴过来，操着老家口音，對王大良说，大娘啊，你说你都瞎反映啥。
她也不理，这时一个平头过来了，他讲话不那么客气了，他讲，我们叫你回去，事情回县里说。
这不是政府的事情我知道了。王大良说。
她似乎是在重复以前去县政府市政府上访时政府有些人给的话，又像是在重复先前于知非讲的话。总之，她认为法并没有那么难懂。
忙一天也没吃什么东西吧？平头说。
王大良向院门那儿去，余老板也没有踪影，这时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两个人就向边上让，对王大良说，这是吴主任。
什么吴主任？王大良不明白。
就是管这个事的。平头说。
那个穿茄克的年轻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在大娘身边转悠了好几圈。
我是来住旅社的。她说。
吴主任摆摆手说，你看，我们可以带你去吃点东西，既然你来了，我们也不瞒你，我们就是带你回去的，事情要讲步骤，没有人讲你的事情不能解决，但是，你要跟别人对话，对不对？
她听出来这些人仍是政府的口气，但比在市里省城里都要温和，好像讲了些道理。
这里法院最高。王大良讲。
讲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事情又不是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对不对，你一上来，我们不晓得你要怎么闹，但闹总是不对的，对不对，王大良？吴主任说。
年轻人到底年轻，他几乎是很轻地把王大良拽进面包车了，她一坐上去，车子就动，她都不知道吴主任什么时候去了前排的，车子都动了，她就被拉走了。
你千万不要着急！吴主任在车上说。
是拉你到招待所，我们自己办的，那里说话方便。吴主任说。
平头老是陪笑，车里气氛还不错。
你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们是劝说大娘，你懂吧，都有记录的，是跟你协商，看你有什么诉求，反正这是吴主任亲自来，就是要做你的工作，你的事情都知道，不那么好办，但吴主任来了，你就知道了吧，给事情有个出路，但你人要回去。平头说。
招待所里很热闹，住的办公的甚至炊事员都是恒州人，她倒是觉得没有人骗她，这些人在十里堡有吃有喝的，她倒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个又像是会议室又像是仓库的房间里，她被人拉到一把扶椅上坐下来。
吴主任跟另一个人说，让潘局长出来吧。
还有人，她有点吃惊。
潘局长来了，居然上来就跟王大良握手，他是个脸上有雀斑的中年男人，年纪比吴主任还要小些，吴主任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潘局长握过王大良的手后，对一屋子的人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闹，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们的事情自己出，自己办。
先前的平头，年轻人，还有一个戴帽子的人都退到门口去了，外边的服务员有的捂嘴在笑。
潘局长说，大娘啊，开门见山了啊，我是要跟你谈判的啊，你有什么就讲什么。
王大良就说，我来办我儿子的事情。
知道是你儿子的事情。吴主任插嘴。
潘局长并不性急，双手一叉搁在他并没有凸起的肚子上，这人很干练。
潘局长说，即使你儿子的事情真的办错了，也要按程序来，你来找什么，不顶用啊，影响治安呢。
王大良也不害怕，因为看看都是恒州人，她心里反而平定了许多，还闻到了恒州白面馒头的味道。她讲，我是来最高法院的。
那哪能进得去！潘局长双手抬起在空气中抖了一下，好像十分讽刺，这讽刺也包括给一屋子所有的人。
潘局长说，这样，你的事呢，你都反映给我，就在我这里，然后呢，我们带你回去，越早越好。
不过王大良听出来别人也没有下死命令，毕竟这是在十里堡，和在省城时不一样，在省城人家直接推搡她，还踢过她，但在这里没有，吴主任和潘局长都讲话细致有理得很。
我在找律师。她说。
潘局长回头跟吴主任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王大良说，什么律师啊，十里堡什么地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也去了，进到那里边，要掉层皮的，你儿子的事情不要往这个地方靠，还是要靠法律，知道吧？法院是个系统，既不会专门瞒一个人，也不会对别的什么人无条件开放。总之，法律就是法律，光跑没有用。
王大良想，跟潘局长谈法律不是她的特长，她幸亏手上还有小荷包，还有捡来的土块以及玉米秆子，她不是没有东西。
潘局长招手让一个服务员过来，对服务员说，给大娘弄些吃的。
王大良说，我早吃过了。
潘局长讲，那哪行，吃点家乡的东西，十里堡的东西哪能吃，还有你是从小货车广告上看到玻璃楼的吧，跟你讲那些律师哪是人，他们都是混饭吃的，骗我们外地人的呢。
她不满意于对方居然把她划入同一阵营，其实她知道他们不是一伙的，她来就是要告把她儿子毙掉的那些人。
哪些人呢？她想，就是那些人，我们当地的，法院的人。
坐了好一会，潘局长也不急，服务员送了些吃的，就放在木桌上，她闻到馒头的香味，但她并不饿，她也没有提出要回向阳旅社，她想反正你们对我也不能怎么样。
说你的问题。潘局长在馒头快凉下来时脸色沉了一下说。她感到潘局长已经发火了，这种情况她以前也见过，还有发火说要关她个几十年的，但她一个老太婆她也不害怕这个。 她想了想说，我儿子没有强奸杀人，是你们打他，叫他招的，你们毙他是错的。
潘局长讲，你每次都这样讲，但法律讲证据啊，审判和枪决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高院判的，又是最高院复核的啊，你以为想毙就毙啊。
她看潘局长讲话时，脸色更加阴沉，显然这人是在耐着性子。
她看别人脸阴，她就想哭了，就像她见有人可以帮她，她就要下跪磕头是一样的，她这些年都是这样的。
王大良说，你们打他打得狠啊，他才二十出头，哪禁得住打，还不是你们怎么讲他就怎么招，事情就是这样办下来的。她终于哭了，而且哭声比在省里时要更大。
潘局长见她哭，实际上脸色不仅难看，而且要对一屋子的人發火，好像这样非常不体面。
我们恒州人不这样的。潘局长说。
吴主任自然也没有办法，反正大家僵着。
5
十里堡的中段稍稍靠北的位置有个岔口，向东可以进一个比城市要破败的地方，那儿以前还种蔬菜，现在是大钟寺的一个批发点，那儿塑料袋经常堆成山，怎么讲呢，如果有时间总能从那里淘到不少其实还没过期的菜蔬水果以及一些冷冻食品。
李宇恒在那里淘东西，自从她自己的事情无望之后，她就总是在这个地方混，有时她也在红领巾桥那里给过往司机或是大巴散那种纸印的小名片，自然都是打官司、代写文书以及出庭咨询等等十里堡的律师业务。
是李宇恒把胡永刚带到这片城中村的，因为在向阳旅社，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胡永刚给留住，那里的人基本上始终贴着王大良，就好像王大良十分需要照顾似的，他们对王大良也客气，基本上王大良到哪他们也到哪，王大良的事情他们再清楚不过，王大良也觉得这些人对她还是用心的，尤其是长雀斑的潘局长，还是个讲人情的人。
在城中村口，有个沙县小吃店，这小吃店开得很深，一直连到后一进屋子。她就让胡永刚在那里吃东西，一边打电话让于知非过来。
于知非来时跟胡永刚打了个照面，没想到胡永刚把东西交给于律师后，就喝鸡汤，好像并不把律师当回事。
俺妈叫俺来，我本来是不打算来的。胡永刚说。
你妈不容易。李宇恒在边上说。
李宇恒在织毛线，小吃店里有苍蝇，眼看天气就要热了。
带的东西就在袋子里。于知非没有打开。
他问胡永刚，你从西安来？
胡永刚说，我从西安先回的恒州，然后才来十里堡呢，我回去讨东西，俺妈讲这是证据。
什么东西啊？于知非问。
胡永刚说，我不清楚，好像是包土吧。
于知非其实知道，因为王大良已经跟他讲了，她手上还有现场刨的一包土，还有掰下的玉米秆子。
我在回恒州路上，就晓得我也被盯上了。胡永刚说。
什么意思啊？律师问。
胡永刚说，我包的车子从西安回恒州，因为我娘讲得急啊，讲东西不过来，人在十里堡不牢靠啊。
于律师捏着这袋子，深感王大良办事的执著。
怎么西安也会盯你？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也还是恒州政府的，怕我进十里堡啊，都知道我娘来了，不能让我也去。
你这不是来了吗？于律师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包了个面包车，是在西安工地外边的，刚好到恒州拉东西，所以放空，就包了，在出西安不久，恒州的车子就拦下了，问我干什么的，还查车子的证件，司机证件反正扣了好几个小时未放行。胡永刚说。
李宇恒讲，放屁。律师看看织毛线的李宇恒，对她有点愠怒地斥道，听人家讲。
胡永刚说，是跟到了恒州，我也保证了，我不到十里堡去。我要去，也是劝我娘回来，我以前也保证过了，这事情我就不参与了，我不能跟我娘一样。
你也不信你娘了？李宇恒问。
你还是出去吧。律师终于忍不住对李宇恒说。李宇恒就到沙县小吃店门口去了。
胡永刚看这个女人的背影，他不明白她娘怎么在十里堡还有这些人照应，他很意外。
于知非说，他们同意你来十里堡。
胡永刚说，我只保证我劝我娘回去，所以别人也就没说什么。
那你娘要是劝不回去呢？于知非问。
胡永刚说，她脑子有点不对了。
你不能这样讲你娘。律师说。
胡永刚已经把鸡汤喝完了，李宇恒在门外边晃了几下，于律师就跟胡永刚从大门出去，然后他们到城中村的一个小广场去，那里有个画展。
于律师说，你弟弟这事情你怎么看？
胡永刚说，凭心讲，我是再也管不了这个事了，都毙了快二十年了，这事情哪翻得过来，再说了，我弟弟他本来就是个嘴不严的人。
于律师倒是第一次听死者家属这样评价死者，他都有点难为情了。他看了看这个结实的男子，他看出这个人跟王大良不那么一致，也许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吧。
他们站在一幅巨大的画作前，于律师看这些地方的人，多半骑自行车，有时也停下来看画，有人就在画前解手。
也有人拉菜，散发着臭味，就在画作前把烂菜倒掉。
你怎么这样讲胡永强？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不要说打他了，打得那么狠，就是随便吓唬他那么几下子，或者是给他点好处，他是什么都会讲的。
你认为你弟弟是这种人，这么随便？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你跟我讲这个，我娘更清楚啊，我弟弟从小就这样，他是个撒谎惯了的人。
于律师有点吃不准了，他心想这也太过奇特了，有这样讲弟弟的吗？
胡永刚见律师在边上愣着，他就更不相信他娘能把事情办好了。胡永刚说，于律师啊，我讲的意思就是，我弟弟最后承认是他干的，其实就是撒了谎，他不想被打，就这么一回事。
他慢慢悟出一点点，胡永强被打得不行了，他本来嘴就松，这不就招了吗。 那你认为呢？于律师问。其实于律师觉得事情好像不那么对劲了，这个二哥怎么会这样就把东西送来了，而且政府那边也明明已经盯上他了，可是他还是来了十里堡，而且把东西也带过来了，尽管这东西未必起什么作用。
胡永刚说，十几年前，就是抓他进去之后，警察也来问我，反正绕来绕去，无非是叫我也以为是我弟干的，不过我讲的管什么用，一切都讲证据，反正那时，证据是有，他也承认了，那就是他干的。
你好像对你弟弟并不太有把握？于知非问。
于知非感到有点吃惊，因为他觉得这男子跟王大良真是有很大的不同。
胡永刚从一幅大画背后钻过去，那里有一块菜地，边上还有一汪臭水，上边是星空，他站在那里，好像有点晕眩。
我不能在十里堡待下去，再说也没什么用。胡永刚说。
你娘她不容易。于律师说。
胡永刚讲，这个我知道，可是她头脑经得住，我们不行啊。
我们？于律师问。
你指谁？律师又问。
胡永刚说，主要是毙了快二十年了，现在这么弄下去，没有个头，我们还要生活。
6
潘局长坐面包车亲自送胡永刚去六里桥汽车站，王大良也在车上，潘局长跟吴主任讲，小胡还是讲点理的，他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有什么事都往十里堡跑。
胡永刚坐在后排，王大良坐在中间，王大良不知为什么居然系着围腰，看来她带了不少东西到十里堡来。
吴主任讲，小胡啊，还是回老家好好干活。
潘局长讲，小胡在西安打工呢。
吴主任讲，也对也对，西安市场大，有活干吧。
胡永刚讲，西安也还行。
车子在南二环那边堵住了，车上的人闷不住在抽烟，也给胡永刚抽。
胡永刚接过来，吸了几口烟，他情绪本来也不差，他见潘局长老是回头跟他叙话，他就明白，也还是要给一车子的人一个说法。于是，他就对她说，娘啊，你过几天就回去吧，家里没你不行。
潘局长看看王大良。
王大良也不作声。
胡永刚说，你看，东西我也送来了，他们也都知道，你有事情就照事情解决，总待在这不好，招待所那里都围着你转，人家还做不做生意了。
胡永刚讲话虽然也闷，但是基本意思讲到了。
他又说，我来带东西，人家也没查，我看十里堡也松，事情就照事情办，人要回去。他承诺过他要劝老娘回去，他这话是必须要讲的。
潘局长侧过身对后边的胡永刚说，你娘的事情你们家也不要担心，我们都是老乡，我们是做工作的，我们做到她满意为止，她也就回去了。你看，现在去六里桥，我们也可以硬把她架车上，护着她坐大巴回去，或者这车子一下子开到恒州也行，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吧，我们都讲道理。
娘，你不要老不痛快。胡永刚說。
到了车站外边。六里桥车站的大巴至少有上千辆，全部黑压压地停在巨大的车场里，面包车在广场那里把胡永刚放下来。潘局长下来跟胡永刚讲几句话。
胡永刚讲，局长，你放心，我没有什么意见。
局长讲，小胡啊，你懂道理，你看你来送东西，我们也不打听什么东西，反正你们弄证据、弄材料，只要法律范围内，我们都不管，我们只是认为，不要一有事，就上十里堡，都来闹事，国家还转不转啦？
知道，知道。胡永刚说。
王大良见吴主任把车窗拉开了，王大良见二儿子跟潘局长在讲话，她就喊了一声，到了西安给我打电话。
胡永刚扭头看了一眼他娘，答道，我先回恒州呢。
7
儿子从六里桥汽车站坐车回恒州以后，王大良被潘局长他们送回了向阳旅店，以前那个平头还有戴帽子的人一般要在旅社待上好一阵才会走，但那天他们放下王大良之后就回去了。
王大良讲好第二天要去法院看看，起初，于知非不同意，于知非讲，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你真以为你要去请愿啊，跟你讲，你找我，找到十里堡，你就要走法律路子，去那个地方一点用都没有，事情要让证据去跑。
可是，王大良坚持要去，就好像她不去一下，她就对事情更没交待一样。
于知非答应可以让她去，但是，他讲，也就到大门那儿看看，有点认识也就行了。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王大良说。
夜里四点钟，王大良就起床了，早前晚上就跟李宇恒讲第二天要去法院。
去哪个法院？李宇恒问。
王大良讲，就是最高的啊。
李宇恒讲，大娘，你真行，还是你行，我支持你去，我明早给你熬粥。
所以四点半钟，她就到409房，她换了件衣裳，是有点深红的，模样很难看，但是李宇恒讲，你穿得还合身。
李宇恒已经在炉子上烧稀饭了，她还打开肉松罐头，王大良闻到一股香味。
这什么东西？王大良问。
李宇恒说，肉松啊。
什么叫肉松？王大良问。
李宇恒说，就是猪肉，把它弄干了，又撕成碎末子，捣在一起，弄得很细嚼起来香。
稀饭也上来了，还有小菜。
在桌前，李宇恒讲，大娘，我给你把头发梳一下。
王大良连忙摆手讲，我梳什么头，老成这个样子，丑死了，我不梳头。
啊，你平时不梳头啊。李宇恒问。
王大良说，就是用梳子刮那么几下子。
稀饭还烫，王大良就学李宇恒那样用勺子舀肉松吃。
李宇恒讲，你家老二好像不大支持你。
王大良看了看李宇恒说，老二不容易，有两个小孩，还在西安打工，累得很。
干什么工作啊？李宇恒问。
在工地上干苦力。王大良说。
现在施工都是机械化了吧？李宇恒问。
王大良说，村子里的人都讲，还是用手撂砖，就是把砖头往师傅手上扔，上边的人在砌。 命苦哦。王大良说。
李宇恒讲，今天去最高院，精神点。
王大良说，于律师起先还不让我去。
别听他的，你就去，亮一眼，你倒要看看，复核你儿子死刑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李宇恒说。
一提到判儿子死刑，她一下子就忍不住了，马上哭了起来，李宇恒知道自己不该在早上讲这话，连忙搂了搂老人的肩膀，对她说，哎，没事，没事，你不是来跑了吗，你不是让老二把东西也补带来了吗，你有指望。
真有指望？王大良问李宇恒。
李宇恒给她添粥。
8
于知非带了个办公文员自己开车子跟王大良一起到的宣武路，在进高院那个路口之前，他就跟王大良讲，等会，你就到台阶上站一站，然后你就回来，不要在那里晃，没有什么作用不讲，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文员小唐就挨着王大良坐，小唐推了推王大良的胳膊说，待会，我们就在车上等你。
王大良这时反倒有点害怕了，因为她看见那个大楼了，不过因为来得比较早，离上班还有不短的时间，她可以多站一会。
于知非把车子就停在高院大门左侧，大概两百米的位置，夜里这里停了不少车子，是画过线，可以停车的地方。
她下了车子，她看得见法院的大门，以及大门前的台阶，在马路边有一个大的卷闸门，不过她不确定那里有没有人拦。
其实卷闸门里边是停车场，她直接就进去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台阶上有一抹红，早晨的天色就是这样。
那个文员小唐到底还是按于知非的吩咐跟在了大娘的后边，只不过她就不上台阶了。
王大良站到台阶上，不知为什么，明明是水泥台阶，但是她却觉得像玉的一样，她踩了踩，比田埂还要硬。
她没有想到这里复核了她儿子的死刑，她只看到这个地方的阔大。
没有人。院子里有车子进出，也有买菜的，她看出来在高院的背后说不定就是家属区，这个院子什么也不是，可以来来往往。
她很想坐下去，可是她没有。她再向上，就会到最高院那个招牌了，那儿有岗亭，自然有军人在站岗，她不能再上去了。
她就这样，不知面向何方，向上边吧，法院太高，晕眼；向下吧，院中的人都很自然，自己反倒是拘束了；向东边，是太阳还没有升起的地方，小唐站在院中，在玩手机，她看着这一切，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干嘛要到这个地方来，她要是想起自己干嘛来，会不会哭呢。
她有点趔趄，她害怕自己会跌倒。
这时，于知非已经从台阶底下直直地奔过来，他马上扶住了王大良，他讲，大娘，我们回去吧。
王大良定了定神，发现于律师都冲上来了，她马上反应过来了，于是她就要哭了，小唐也冲了上来，两人把王大良架着向台阶下边走。
你不能哭。于律师说。
王大良使劲地點头。
到了台阶底下，于律师也松了口气，他说，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说过叫你不要来的。
小唐扶王大良往卷闸门那里走，王大良应该是克制住自己了，她没有哭，她回头看着这灰色的恢宏建筑。
她对于知非说，你看讲得通吗，讲我儿子把一地的玉米都吃掉了。
这怎么讲？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当时就审的，说我儿子胡永强把那个场子的玉米都掰掉了，然后就吃掉了，都是他吃掉的。
为什么审这个？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当时现场就这样，那一块地方，大概方圆十来丈吧，不少玉米吧，都被人掰掉了，然后就让我儿子承认是他掰掉的，因为他要逃跑，他要带着这些玉米跑，所以他就掰掉了。
那玉米弄哪去了呢？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是啊，讲不通啊，打我儿子叫他承认是他把玉米掰掉的，但可怜他哪有掰玉米，哪有藏玉米的地方，又打他，就承认是他吃掉了。
吃掉了？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是啊，就半夜的时间，什么人能吃掉一块地的玉米啊。
9
王大良从最高院的台阶上眩晕，被于知非和小唐搀扶着下来，回到向阳旅社后，基本上就生病起不了床了，这下子于律师就以为事情恐怕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当然于律师指的是王大良到十里堡来办的事情。
不过于律师从第一次跟恒州方面的人交涉开始，他就认为地方的人其实对十里堡不仅不当回事，反而有些看不上，尤其是那个潘局长到绿玻璃房还去过，说是去拜访，其实是给他施压，他自己也清楚这些地方上的人有的是办法。
现在王大良病倒了，再也不仅仅是哭的问题了，恒州那几个人干脆就白天把她抬走，说是到招待所那里好弄吃的，晚上还是送回来，说这也是王大良的意思。
李宇恒在王大良被这帮人弄走后，跟余老板夫妇发了一通火，而那时王大良已经同意回恒州了。
不过这同意是怎么谈出来的，李宇恒也不清楚，于知非倒是说，回去也没有什么，反正事情就搁在这，他已经都清楚了，所谓证据也都带来了。
当然了，泥土、一个烟屁股、几根玉米秆，也就这么一点东西。于知非总是这样说。
于知非知道王大良要走，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王大良基本上躺在旅社床上，来回往招待所去也都是平头他们帮忙背着，她身体已经垮了一样。
怎么回事呢，要回去？于律师问过王大良。
王大良说，连老二跟老头子也都跟他们讲，弄回去行，但你们得帮她治。
治你什么？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老二这次来，不知怎么跟那个局长谈的，老二讲家里也认为我头脑有问题了。
说你头脑有问题？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是啊，老头子平时也讲我，但我没当回事，现在老头子在家里跟他们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但这次老二来，老二跟他们谈好了，说同意让他们把我弄回去。
于知非明白也许地方上的人会做工作，老头子本来就不像王大良这样死心眼跟政府磕了这么多年。 一大早，“恒州办”那边派来的车子就来接王大良。李宇恒事后怪余老板夫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明明是要把王大良接走的，不然把王大良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车上扔干什么，明摆是把她从十里堡弄走，那你们俩要拦啊，她是来告状的，你们开店，为王大良这点事也不帮忙。
余老板夫妇就骂李宇恒，说你就是一个疯子。
李宇恒知道潘局长他们没少跟余老板夫妇交涉，大概私下里叫王大良是疯子吧，那叫她李宇恒呢，也必定是疯子。
她在十里堡多少年了，不疯能这样吗。
王大良回到恒州就进了医院，王大良也没什么主见，反正她晕得很。
潘局长回去以后还是对她很热情，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既然能把她弄回去，你想想，市里县里会有多高兴。
她心寒的是老头子也没来看她。老二是回西安去了。不过，老大忙，老大对这个事基本也不问，反正事情呢，有她王大良在办也就可以了。
李宇恒在向阳旅社跟余老板夫妇开战以后，还到绿玻璃房去，跟于律师也发火，她讲，你干什么的，不能想想办法啊，这成什么了，想把人带走就带走啊。
于律师就跟李宇恒讲，关键是王大良自己是同意回去了，她在这里已经不短时间了，回去一下也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李宇恒问于律师。
于律师讲，我在跑高院呢，我能查的东西我都查，反正大娘的事情交代给我了，我就替她办，她不在十里堡也没关系，我过些天到河北去，我要跑高院呢。
王大良在恒州中医院单独有一个病房，其实平头他们也还是会跟着，她有些不好意思，认为他们跟她太近了，她一个人住着就行。
平头有时讲，这是工作。
医生并没有跟王大良多讲，就说你要休息，王大良以前也住过院，其实这套东西她也明白，说是照顾，其实就是不让你跑。
但这一次，她不大能跑了，因为连儿子都讲她脑子有问题了，这个对她打击不小，她以为自己毕竟是人，虽然年纪大了，头脑难得一直都灵光呢。
三餐都送来。房间光线也不错，她在病房里找不到人讲话，有时也想回家，但一想到老头子也同意别人把她送医院，她也就不那么想回家了。
病房后边是空地，也有树，小鸟拉了不少屎在地上，还有烂树枝，窗外边有点荒凉，王大良想其实这一小块地方也可以弄块地，随便种点东西呢。
护士进来也不跟她多讲话，都是叮嘱她多休息。
她有时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她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当然，前几次从省城把她往回弄后，也关过她，只不过那时她没有到过十里堡，十里堡还是希望。而现在，十里堡也待过了，她知道，她已经跑到最高的地方了，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儿子没有杀人，她在屋子里有时这样念叨。
10
她在发烧，而且经常抽筋，后来她的老头子到中医院来看过她几次，但并没有把她接回家。潘局长忙，大概他还有另外的人要劝回，没准已到十里堡去了。
令于知非律师奇怪的是，他在绿玻璃楼里又一次见到这个潘局长时，潘局长佯装不认识他，而那时王大良被他们弄回恒州已经快有半年了。他记得王大良在十里堡时，潘局长还到律师楼来跟他谈过话，而现在潘局长见了他，基本上跟他不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潘局长和吴主任也都知道，于知非到省高院去过。作为律师，他觉得既然王大良来告状，来投奔十里堡，她就是没有办法了。而把她接回去，大娘真的是病得起不了了。
于知非有时也在想，也许精神因素也很大吧，特别是跑到十里堡，事情仍解决不了，也就没有奔头了吧。
他前几次去高院，并没有顺道去恒州，一来是因为他认为许多材料和记录，应该向省高院去求证，另外，从证人方面来讲，王大良本人也比较情绪化，况且她的表达并不好，至于证据，虽然他有时感到有点辛酸，不为别的，只因为王大良那种特别低的理解事情的方式。
他现在去恒州中医院，当然见到王大良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差，说是发烧，其实恐怕是身体里有慢性病，但一直也不大查得出来。从中医院里已经出去了好几次，回到家，因为医保的问题，又回到中医院，连老头子自己也讲，住中医院还是申请了的，不然，中医院又反倒不让住了，现在，潘局长和吴主任基本上连面都见不到了。
老头子对从十里堡来的于知非律师虽然热情谈不上，但他仍然比较理性，于律师倒是认为老头子是个可靠的人，他跟王大良路子不一样。
他没敢问老头子怎么看他儿子的事情，因为现在再来问，假如老头子的思路跟王大良不一样，王大良会认为老头子才是疯子呢。
在中医院的院子里，王大良见到了于知非，已经有大半年没见了，王大良老了许多，而且走路都不大行，有一个大概是远房亲戚的女孩子，约有十八九岁，搀着。老成这样了。于律师想。
他握住王大良的手，王大良第一句话却是，409那个人好吧。
啊，409？于知非有点吃惊，他知道她讲的是李宇恒。
好，好，我來之前几天还跟李宇恒见过面，她知道我下河北来找你，她心里可高兴呢。于知非说。
老头子在菜园里抽烟，王大良朝老头子那个方向看，当然她是不满意的。
我身体不行了，跑一趟十里堡，没想到跑出病来了。王大良说。
于知非说，大娘没有事的，也不是跑十里堡跑的吧。你是老了，不服老不行。
王大良讲，你来了就好啊。
于知非不晓得她为什么这样讲，自然，王大良没有抱什么希望，他也不明白她现在怎么看。
但是，他是来跟王大良讲，现在案子有希望了，只不过，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让王大良来看待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特别的振奋，就好像这案子他自己是当事人似的。
所以，于知非来是想比较隆重地诚恳地跟王大良讲出现在事情上的重大进展，然而他之所以又犹豫的是，也许，别人并非没有道理，王大良头脑有点问题。 他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王大良头脑有点问题，并不是因为她儿子被毙掉这么多年她被逼的，而是作为一个乡下的老实巴交的女人，她看事情就那态度，比如她就会讲，儿子是个撒谎的人，哪一个死者的家属会这样讲话呢，可是王大良就是这样讲的。
他见老头子也没朝这边看，他就想，也好，就单独跟王大良讲。
于知非说，大娘啊，你儿子胡永强的事情现在是这样的，应该很快就会发到省高院重审，这是最高院的消息呢。
啊？重审？王大良抬头问。
于知非明白王大良其实并不明白事情怎么解决，道理怎么扳，她就是一步一步走，走了许多年也一直等于没走，因为路是一个人走，而且无效，基本上没有移动，所以说要在省高院重审，老太太也不明白。
于知非讲，你不是讲你儿子没杀人吗？
王大良使劲地点头，一个劲地说，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于知非说，那你知道吧，你找十里堡，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不就是要让案子重审吗？
王大良不大明白，她是不是考虑过这种情况呢，于知非也糊涂了。
所以于知非还是招手让老头子也过来，老头子就过来了，那个搀王大良的丫头在蹭鞋子，老头子对王大良讲，还不如回家去。
于知非对他们说，我是来告诉你们，你们儿子的案子就要重审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叫刘全有的人，承认了案子是他干的。
老头子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脸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惊的表情，而且一下子眼睛就红了，人在发抖。这让于知非有点害怕，不过他更在意的是王大良的表现。
可王大良没有什么表现，王大良有点迟钝似的，这不仅仅是发烧吧。
什么人干的！王大良不是问话，而是一句责骂。
一个叫刘全有的人奸杀了不少人，也包括恒州这一桩玉米地奸杀案。于知非说。
王大良甚至不大能把这个人承认了自己作案跟他儿子没有作案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她没有那种解脱感，就好像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机。
老头子明白啊，所以他看看于知非，又看看王大良，他对于知非说，跑这么多年，也不明白跑什么，你看，你看到了吧，律师，你看到了吧，可怜啊，脑子跑坏掉了。
于知非听老头子这么讲，实际上他心里有看法，他倒不认为是跑这个事情把脑子给跑坏了，而是农村人，一个农村妇女，你不能要求她有很强的逻辑吧，她只认一个理，那就是她儿子没杀人，至于谁杀的，她又怎么能认清呢。
但是，他是信任王大良的，他在绿玻璃房里总是在想，还有哪一个冤死者，假如确实是冤死的话，还有哪个冤死者的家属像王大良这样，这么的朴实、笨拙，除了下跪和哭，没有一点点本事呢，还有谁？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倒认为脑子坏不坏，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认一个理，我们看重她是这样倔强的人也就行了。
当天，王大良就从中医院回去了，她的精神也谈不上好，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这都意味着什么。
到了家里，于知非看到王大良对家里已经有些陌生了，也许她这么多年都在跑，都在路上，而近年又住进了医院里，她跟她的家之间，也隔得很远了一样。
老头子马上打电话给老大，说老三的事情有状况了。老大并没有多么乐观，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头子也没有骂，就亲自到窖厂那边去找老大，家里呢，那个丫头在弄菜。
王大良老是问，我儿子本来就没有杀人啊，你都讲了吧，他本来就没杀人。
于知非对王大良说，那个叫刘全有的已经承认了，是他干的，事情就转弯了，所以现在最高法院要求省高院重审这个案子，怎么讲呢，案子要重审，就是这个情况。
于知非没有把饭吃完，因为那个沉闷的老大比老头子还要怪异，他基本上对于老三案子中出现一个新的自己承认了作案的嫌疑人没有什么反应，只顾跟律师讲，太辛苦了，亲自跑下来。
于知非从老大的眼神中看到的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无所谓，这比老二还要让他更加难受。
越是这样，律师越是要接近这个老大，从他职业上来讲，他认为这家人实在是有许多让他费神的地方。
所以饭还没有吃完，他就跟老头子讲，能不能让老大跟他跑一趟玉米地，就是那个案发地，也就几里地吧。
老头子讲，要是老二在就好了，老二灵，老大比较忙。
老大讲，我可以陪你去啊，但那个地方已经盖上房子了。
我就是想去接近了解一下。于知非说。
想看看，他又补充说。
下午大概三點多，老大骑摩托车把于知非带到了那块玉米地，现在那里是一片住宅区。
老大指着那块地方讲，大概出事后有个五六年吧，那块地都荒着，后来就征地了，盖上了房子。
老大骑摩托车走了，只剩下于知非在住宅区外围，他电脑里有不少当时的图片，是从庭审以及一些证据资料上得来的。凭经验，他仍能看得见当时的地貌，在住宅区的西南角，还有一块玉米地，应该讲这和当时的玉米地没有什么两样。
他从住宅区外围绕到那块地头。玉米已经熟了，又是那样一个季节，比案发时要稍晚些，天气已经有些凉了。
他记得，王大良在十里堡时给过他物证，这个他很重视，况且还有她说二儿子从西安转道回恒州送到十里堡的物证，那包里的玉米秆都快要成粉渣了，而现在玉米秆还很结实。
于知非掰了几根玉米，一共五根吧，放进包里，后来他在地头发现恒州的玉米秆真高，简直盖住了头顶。
他回到王大良家，王大良梳洗得干净些，坐在大门口，感觉她精神好多了，那个丫头在来回进出。
于知非没讲他掰玉米的事，他对王大良说，事情一步一步走，你也不用担心啦，还是要相信国家，对吧。我跟你也讲过，一切看证据，现在刘全有被抓了，审他审出了这个玉米地案，你儿子可以见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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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堡并非没有人情味，那些从车流中被散发出来的由李宇恒亲自码齐又撒开来的小广告，标注的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并非是没有体温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来十里堡的人，他们自己不会知道他们的家人，那些冤极了的人，他们有多复杂，他们的事情谁有本事说得清。
天上有云，地上有草，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是生活。
王大良在绩溪路上找旅馆的时候，她想的不是什么生活，她就是要找个有本事的律师，看能不能把儿子的事情给改回来。
虽然，希望并非很大，也可以讲，希望基本上没有，反正就这回事，比没有指望地干耗着要强。
以前她也找过人，但别人都讲凡事要走法律途径，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走法律的路子，别人没有办法帮到你。
最早她找律师时，她没有钱就给人磕头，人家扶她起来，跟她讲，你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样我们受不起。她就说，只要你们能救我的儿子，什么都行。人家讲，可是什么都要走法律途径不是，跪着磕头这些都不顶用。
她起先只是到政府去告，她对事情没有什么认识。起先孩子爸爸也跟着一起去，后来老头就沉默了，老头心里意思是这事没边儿，走到哪儿是头呢，还不如自己了掉吧。
而那时，儿子已经被毙掉了。
所以，王大良的事情还要先从儿子被抓被毙掉那时说起。她起初也不是先到政府，她是到法院，哪儿判的她就到哪儿去，可是人家讲，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判的是法律的事情，我们有依据啊，我们根据证据来的，你儿子犯奸杀这还不判死刑啊。
王大良也就没有办法了。她有时想，如果不是自己没有本事，至少可以把儿子的事情给弄出个眉目，有时她自己也想，儿子的事情自己还没弄清楚呢。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到十里堡的绩溪路来找律师是她意识到这事还有戏，反正她就要把这个理给扳回来，总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吧。这个地方的律师很有名，找到他们就会有方向。
因为自己以前找过律师，所以她竟然有点感叹，为什么自己竟会有一种第一次找律师的感觉，这不对啊，那以前找的律师都不算吗？这哪跟哪啊，也许人家讲的也对啦，自己的神经多少有点问题了。
绩溪路上有不少招牌，讲的都是代起文书、公函以及什么辩状之类，显然这跟这条街干的事情有关，有时她想喊，天下我最冤，可这样管用吗？哪个人不是认为自己身上的案子是最冤的呢？
她的破包就放在街边，她看了几家旅社的招牌，后来就挑叫“向阳”的那一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旅社有院子，而且三层楼，收拾得干净，住的告状的人也不少，并且这里挂有起草文书的招牌，她就是不懂，难道这些律师也住在这些小旅社里不成？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跟打官司的人也是太亲近了吧。
但是，她感叹自己到十里堡来得还是太晚了些，儿子已经毙掉这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儿子啊，我对不住你，你看，我老遲才到这里来，要是早点来，说不定早给你平反了，又或者还没毙你时我就来，那岂不是会把你给救下来？儿子，你死得也早了点啊。
登记！前台的女子说。
我叫王大良。她说。
什么，叫你的名字。女子说。
她再次说，我叫王大良。
她出示了身份证，果然叫王大良，那女子十分气恼，觉得自己不仅很蠢，而且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意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女子说。
我就是补办证的时候，人家问我名字，我就这么讲了。
其实她就是这么个名字，名字是有来历的吧，大是辈分，叫良字，有什么不行呢？再说在她小时候，人家就叫她小名，小名叫什么？叫乐子，也叫小辣子，反正土话也不太分，谁管你叫王大良呢，只是年纪大了，人家叫这名字跟自己身份倒有点相同了呢。
不用说是来找门路的。女子边上的一个抽烟的男人说。王大良认为这男人说不定是她丈夫。王大良觉得她眼睛本来是厉害的，其实她儿子跟她一样，儿子是个拿得出手的好小伙儿，才二十一岁，又精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呢。
她的心理基础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事情很简单，我认为我儿子不可能干出那种事。
她进了房间，里边很小，有一架老式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有茶缸，有水瓶，桌上有厚厚的电话本，这个她倒觉得新鲜，她想那是为了让你以为在这里是干事情的，不是让你瞎耽误时间的吧。
她也不大知道怎么跟那些有名的律师对上号，只是听说他们在这里。可是真要跟某个大律师照上面，恐怕也并不容易吧。是不是要上街扯一嗓子，或者是发上一大阵子火，人家才会注意上你。
她来到院中，先前柜台边上那个抽烟的男人这时在院子里浇草。还有种草的呢，这绩溪路也太那个，怎么讲呢，没有名堂了吧。
来打官司？那人问。
她说，我不是，我来找人，我听讲这里人厉害。
那人说，我问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问的就是你要找人，你要找到有本事的，你们到十里堡来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王大良不想求人家，因为她这一次来还是要把那个小荷包的情况跟人反映，里边那个东西，她相信懂行的人一定会理解其巨大的用处。
从哪儿来啊？男人问。
王大良说，哎，恒州呢。
不算远，我们这还有从四川、广东来的呢。
这什么地方啊，凭什么把自己当中心，王大良有点不那么服气，她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她在小地方也不是怕事的人，特别是儿子被毙掉以后，她基本上无所谓了。
你干站着不行，你要去找人。那男人说。
王大良还是没有虚心请教，她认为她到这个地方就是干这个的，反正也没别的。
到晚上，她没有出去吃东西，她自己带了馒头，也没有去热，冷的也可以吃。那柜台里的女人看见王大良用热水就冷馒头，就跟她讲，这样不行，会把身体搞坏的，大娘，你也年纪大了，不能这样的啊。
王大良向来不喜欢别人可怜她，她觉得她年轻时很有本事，现在国家强了，人们生活也上去了，自己也还行，家里又不是太没有名堂，当然因为儿子出了事，她觉得事情就从另外角度看，先把理扳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409有个人，你去看看，人家都讲她行。那女人说。 她根本不会敲409的门，她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找律师的，律师怎么会住这种烂旅馆，我要找特别有派头的律师呢。
陈家桥
玉米不过409那个人出来了，就站在走廊里，她这才发现原来409就在三楼，她吃惊不小，一共只有三层，却有409房间，这向阳旅社也太厉害了吧。
那人也不瞟她，判定她会过去找她的吧。
后来，她们就认识了，那女人还抽烟，这让王大良有点佩服，女人抽烟这在农村基本上都是神，比如接生婆，比如地主婆，当然那是旧社会，又比如女菜贩子，一般女人不会抽烟，为什么？抽不起，谁说国家有钱了，女人会抽起烟，我看女人不抽烟，就是国家也还没特别富。
有时王大良也在心里议论国家，但是，儿子被毙了，她不满意，可是人家讲，儿子被国家毙了，她不大认这个，心想如果是国家毙的，那么找谁去扳回这个道理？应该不是国家毙的，至少不能这么讲。
只能讲是公安局毙的。后来人家就讲你不要讲公安局，公安局只管抓人，毙你儿子的是法院，法院判的，法院就是把你儿子毙掉的人。
王大良还给国家保留一个位置，因为她要跟国家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那个抽烟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吧，但相当有魄力，她看出了王大良嘟嘟嚷嚷讲国家的样子，甚是可怜。她说，王大娘吧，我不叫你王大良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事，我还没听你讲一个字，我就知道不好办。
怎么讲啊？王大良小声地说，其实王大良不满意的是她不是已经讲国家了吗。
你不要讲那么大，你知道吧，到这个地方都不容易，所以我讲从小地方入手，你懂吧，你要真有信心，你就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搬，一个凹窝一个凹窝地挪，那样你才有戏。那女人说。
那女人跟她讲过几句话以后，她就发现这女人也没有什么，口音不正，不是十里堡人！她肯定。
可我比你们都有来历！那女人在走廊里说。
王大良有点害怕，那个站在院中浇花草现在正在拴狗的男人对上边看了看，只是笑。
而柜台的那个女人这时来送开水，是她把王大良给引见到409的，所以她有责任看看这上边弄成什么样了。
王大良站在门外，柜台里的女人提水瓶进409，这个抽烟的女人也跟进去了。
柜台里的女人说，这王大良不容易。
名字倒挺有力量的哦！那女人说。
这女人出来时自我介绍，她叫李宇恒。
怎么样，我这名字好记吧。这女人说。
王大良被弄得有点疲了，不知柜台里的女人讲这个李宇恒厉害，到底什么意思，是给她引什么路子吗？
不过王大良的底线是她那荷包里的东西可不能跟这样的人交代，那样的话，自己就太没有脑子了，儿子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我还要跟这样的人交心吗，这对得起儿子吗，儿子是不是在等我？
插图/戴未央
她想过，儿子在很暗的地方等我，我作为母亲还赖在世上，而儿子已经被毙掉了，这世界，还不够颠倒吗？
你都不用讲。李宇恒说。
她下决心不再信任这个女人了，不过这时这个女人反倒走过来拍拍她后背，对她讲，我给你个地图，你去找那个绿玻璃的小楼，那上边招牌不小，但你要进去，进去才能找到。
她接过条子，其实也不是什么手写的东西，而是个小草图，怎么讲呢，比街上散的小传单略略要大一些，彩色的啊。
409的女人叮嘱说，晚上不要去了，你今天才住进来，你要做好打算，你这事，高院呢。
高院？她问。
毙人的事还不是高院吗，大娘，你也是的，你们恒州人怎么不那么爽直呢，来都来了，还遮掩什么，为儿子讨说法，有什么错？409说。
她有点窘迫，不过她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她出状况的时候，总会有人把她往回拉，她觉得她应该感谢自己，因为自己还是意识到了，不能这样恍惚吧，干什么来的？对，找人来的。
找人干什么？
对，找人把事情给解决掉。
旅馆各个房间都住人，她在三楼东头，409却在西头，中间还向里退了一格，有两个房间是对着开的，旅社还很奇特。
那个409后来下到院中，在院中间糊纸盒子。她站在门口，因为那时她刚刚洗完脸，她想看十里堡夜色，那个409见她出现在楼道里就喊道，你应该知道，还不是高院呢，你自己最清楚，是最高院。
對，复核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她这下子冷静许多了，其实既然解决事情就要服这个道理吧，高院跟最高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国家的，不过她讨厌联想到国家，她认为国家是单独的，最高院还只是个法院，国家还远呢，国家是我们到最后才会碰到的东西。
她回到屋，决定第二天去绿玻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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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良进了绿玻璃小楼时，里边的光线确实非常明亮，不过她那只背包最里层的小荷包在这绿玻璃房里令她很揪心，她生怕别人把她这东西给抢了去。
她在二楼和三楼楼梯拐口见到一个坐在木桌旁的太师椅里打盹的老头，她就判定这老头是唐山人，因为她听老头在唱白戏，就是唐山的口音。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说。
怎么，广告都做到你们那去了哩？老头说。
老头把军大衣一抖，她心想老头果然是唐山人，比较耿直啊，不过我在恒州听到十里堡有律师也不过分吧。
在哪个屋啊？王大良问。
你找他打官司，我跟你讲，你是找对了人了。老头说。
她以为老头不完全是废话，在楼道里有不少人，来二楼找人的也不少。楼道里有烟尘，这里边怎么还有刻公章的，还有文印室，还有水果小超市呢，这绿玻璃房确实什么都有。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敲开门后说。并且她把那张又像是地图又像是纸条又像是表格样的纸，抖了下，放进口袋里。
因为逆光，里边的律师并没有被王大良看清，不过里边的人自然是把她看清楚的。 你是在小货车车厢上拿到的吧？里边的人问。
王大良不是很明白，里边的人于是指着她的口袋说，就是刚才那个小广告啊。
小广告？讲得这么轻松，王大良心里不赞成里边的人这样贬低他们的工作宣传。
是在绩溪路那里有个人给的。她说。
哦，是不是向阳旅社呀？里边的人问。
已经讲了好几句话，也该请她坐下了吧。里边的人递了杯水，请她坐在黑皮沙发上。那人说，我就是于知非呢。
于大律师啊。王大良说。
我都知道，反正都会找我办那些铁案吧。于律师说。
知非，知非，王大良重复道。怎么像知了一样，咕咕叫的响呀。
于知非看王大良穿得还干净，但是精神头明显有点太足了，这样不行呀，不要一开始就这么鲜明，事情都还没讲，就这么主观，以为找到十里堡就把事情都解决了，这是不好的，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什么个说法？于知非律师问，说话的音拖得比较长，并且说字念得有点那么黏稠的感觉，就像王大良在家里粥煮开了漫出来的那种盈汤一样。王大良不大看得懂这个人。
是这样的，我儿子已经被杀了好多年了。王大良说。
又是一个冤案吗，怎么被人杀的，也真是的，是这样的惨啊，我们社会也不尽然吧。于知非说。听起来像是安慰，想把讲话的人给缓下来。
是杀掉十多年了啊。她又说。
愣是没追到凶手，还是说追到了没有定罪，什么个情况？于知非一边问一边在黑皮沙发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反正里边有不少名片，他手很大，又很开，几乎能把沙发给压扁了。
不是这么的，是这样的。王大良说。
他接待过多少人，专门打官司，并且在十里堡，谁不知晓他于知非啊，什么人都见到过，但王大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想，要不以后就不要让那个李宇恒给他介绍什么人了，这从四面八方赶到十里堡的并非人人都有那个本事，怎么讲呢，兴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案子是个什么事儿呢，这样的人有的是。
王大良接过另一个人倒的水，她没看清，那是个文秘吧，事务所怎么可能没有干活的呢。这是什么地方啊，绿玻璃楼，顶级律师楼呢，怎么会没有帮手，你以为于知非这样的人会给你端茶倒水？
刚才我就问你了，是不是从小货车车厢广告上看到的我的地址呢。他说。
实际上，于知非律师是想让大娘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和她的现场，因为你到我这来了，你倒先要有个本事把你的事情给讲清楚，不然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像算命的那样胡诌吧。
不过王大良是发现自己先讲也并非有什么不妥，不过对方是不是太忙了呢，还是案子太多了容易交叉了，他怎么会听成有人把我儿子杀了跑了，或者有人把我儿子杀了然后洗了罪跑掉了呢？
都不是的。她说。
他想把名片递一张给大娘，因为这是对来自恒州的一位大娘的最起码的尊重。找到我不容易。他终于肯定地说。
我跟你讲，不是我儿子被人杀了，是我儿子杀了人，是这个样子的哎。王大良说。
事情立即掉了个头，不过于知非律师迅速就调整过来了，他几乎不用什么劲，因为职业使然，这算什么呀，不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反正都是大案，不然断不会来找我。
你儿子是杀人犯，对吧？他说。
我要说的是，他不是杀人犯，但国家认为他是杀人犯，他在十几年前被判死刑毙掉了。王大良说。
办公桌也是黑的，除了刚才打水的女孩，还有另一个打字员，还有一个应该不是打字什么的，而是那种合伙人吧。因为他桌上也有律师字样的名牌，房子不小，一个律师事务所，怎么可能一两个人呢。
他想把气氛弄得好些，不然他就想请她到小办公室去，那里边有地图，有画，还有国外风光。总之，那里边待着对一般人来讲会更舒服，但对于像王大良这样的人应该在外边反而好些。
大娘啊，你看这样，我知道了，你是说你儿子其实没杀人，但是呢，法院认为他杀了，所以判了死罪，把他给毙了，对不对啊？于知非说。
王大良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于知非讲，大娘啊，你就不要问这个了，反正我理解的就是你应该这么多年都不好过吧，对不对？儿子被毙了，自己一直想不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找我，对吧，找到我这儿了啊，对不对？
于知非讲到后边，向后让了让，他想让王大良注意他是善于把别人的话总结出来的。
我就是要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王大良又问。
于知非律师知道所有这样跑了几年甚至上了十年的人，讲几句发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正，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十里堡，再复杂的案子、再难办的事、再委屈的人，我们都应该面对，并且我们帮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绿玻璃房子里的人啊。
他的大手甚至在大娘的面前拍了一下，以便能把王大良的注意力更好地吸引过来，就不要纠缠什么名字的事了，我们就讲案子。
什么情况？他问。
王大良说，那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这案子也就轰动了。不过她没有看出于律师有被轰动过的迹象，王大良还是蛮精明的，她继续说，当时在恒州乌坎岭有个玉米地奸杀案，就定是我儿子干的。
你儿子叫什么？律师问。
王大良说，我儿子就是被毙掉的那个，他叫胡永强。
胡永强？于知非顿了一下，他头脑应该在迅速地运转，大娘看见律师沉默了一会儿。
这案子也真是有名得很，那个律师就坐在她边上，口中居然这样说。王大良认为这会子找的律师跟以前确实都不太一样。
律師反应比较大。
你是胡永强的母亲，对吧，于知非一边搓手一边说，那边有两个男律师也准备过来，但于知非伸手把他们给挡回去了。
你其实怎么讲呢，应该是很让人敬佩的。于知非律师说。
王大良虽然感叹对方比以前找的政府的人或是律师都要强，但是，她不大看得懂对方怎么会敬佩她呢，这个对解决事情没有什么作用吧。 你把事情就你知道的说说。于知非说。
我儿子那个玉米地奸杀案，其实他是冤枉的，很简单，他没有强奸，也没有杀人。但是，政府判他杀了人，毙了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人，我不相信啊，我自己儿子我不清楚吗，杀人，强奸，这个都不会的。我儿子我清楚，所以我这不找到十里堡来了，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掉。她说。
大娘，你看，是这样，不是政府判他死刑，我纠正一下，大娘，这是司法，叫法院，是法院判的，公诉的呢，是检察院。所以，以后咱们不讲政府好不好，我们就讲司法啊。于知非把茶杯向里推了推，他自己呢，也吹着杯沿，开水太烫了。
王大良喝了口水，她想反正不怕你讲话绕，我只要把事情告诉你，就看你怎么看了。
王大良说，国家不能这样毙一个人吧，他冤不冤，他没干什么，但国家把他毙掉了，我一个当妈妈的，我就是要评这个理。
她因为刚才被于知非讲了司法程序，讲了法院，所以她又不敢讲法院了，不敢讲政府了，她就讲国家，她讲是国家毙掉了自己的儿子，她这就伤心了。本来她是想让国家给她扳回这个理的，以前她不大讲是国家把她儿子毙掉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裁判公道了，因为她要找的就是国家啊，怎么能讲国家毙掉的呢。还是讲是法院毙掉的，她怎么自己犯糊涂了。
王大良摆摆手对于知非说，也不是国家毙掉了，是判刑毙掉的，我找这么多年，就希望国家要改掉这个结果。
于知非觉得王大良是过于紧张了，怎么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现在的人都这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就把自己想讲的讲出来就行了。
他说，你讲国家毙掉的，这个也还讲得通。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死刑都是最高院复核的，可以讲就是代表國家。当然，我说的是对真正的死刑犯而已，至于你儿子胡永强对吧，现在你是认为他没有杀人，于是你来反映问题，要把事情给理清楚，对吧？所以呢，如果国家做错了，那么我们就把事情给重新办一下，对不对？
王大良觉得这个人讲的还是对她脾气的。
她是有点想把背包里那个东西拿给于律师的，但是，她还在等待。
你住在向阳旅社吧？于知非问。
她说，是的。
既然来了，也就行了，我们把事情要先从自己这搞清楚，好不好啊？他说。
王大良说，他是被打的，不打他，他这孩子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打，打得重，他就瞎讲了，其实他怎么会强奸杀人呢，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我孩子不会这样的。
当然，要证据呢！于知非逆着光很坚定地说。
他讲，大娘，你看，我已经接待你啦，我马上开庭，我得出去。晚上，我带人去向阳，咱们再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好不好？
3
晚上七点多了，讲好要来找她谈情况的于知非律师并没有到向阳旅社来找王大良。王大良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先是站到走廊，勾头向院中看，院子没有出现律师的身影。
廊沿上在滴水，怎么会下雨呢？从这里只能看到更多的民房，看不到十里堡街，她决定到院中去。
到院中，也没有见到409的李宇恒，看她屋子那块儿也没什么动静，王大良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楼的柜台那里，她看见老板正在玩游戏，她心想这么大人还玩游戏真是没有出息。老板娘呢，在柜台后边用簸箕在颠什么东西。
老板可有雨伞？王大良问。
又没有下雨。老板娘答。
老板娘掀开柜台的隔板出来了，王大良有些生气，明明是下雨了，不然廊沿怎么滴水。
你到院中站站看。她说。
老板只是笑，嘀咕道，你们头脑都忙坏了吧，这样不行，要踏踏实实的才搞得过人家啊。
王大良觉得老板其实没有老板娘好讲话，因为老板娘基本上是直来直去的人。
老板娘在院中搬酱缸，发着很重的喘气声，老板娘喊，老余，你出来搭把手。
应该是下雨了，否则老板娘不会把酱缸往里挪。
出门有个小店，那里什么都有，我们柜台不提供雨伞，再说我们也没有伞。老板娘说。
余老板仍在打游戏，王大良就从院门口出去，出去时发现街上灯红酒绿，根本不把下雨当回事，再说雨也下不大。因为院门朝向人行道，而且路对边都是饭店和小旅社，所以这里热闹极了。
门的左手就是一个超市，超市里还有小门店，总之，这地方就是这样，所有东西和摆设，都喜欢一层套一层的。
她不大想马上就买雨伞，兴许用不上呢，谁说就一定要出去呢，再说现在说不定这于律师会马上出现呢。
她站在那儿，一辆很重的拉货的车子开过去，后边骑自行车的人就贴着车子往前。
她看到有个人，觉得在向这边看，她有点不忍。因为她认为只有来找她的人才会向这边看吧，比如于律师，但那人不是于律师啊，怎么也会向她这边看呢。
她有点发毛，觉得应该到街上去，她觉得于律师要是来的话，应该会从南头来，那里要过红领巾桥。她认为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她就摇了脑袋，她觉得自己有点荒唐啊，于律师的绿玻璃楼，不就在十里堡吗，怎么又会扯到红领巾桥呢，那是南头啊。其实绿玻璃楼还没出十里堡街呢，只是朝向红领巾桥那个方向，不过这样讲也对，至少他会从那个方向来。
她到超市里，里边音乐很响，她虽是从恒州农村来的，但她觉得这地方跟老家也没什么差别，就是那么回事。
我要买雨伞。她说。售货员也不理她，她还不知道要自己拿。
后来她就拿着伞，没有拆开，连商标都没有拆下，她就又退到刚才站的地方，这时她认为她站在这个地方不仅不自在，而且有点固执了，因为先前望向她这个地方的那个人，边上又多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她应该见过，她马上反应过来了，原来县里的人还是盯来了。
已经下雨了，路上的人基本上都打伞，即使是骑电瓶车的人也都披上了雨衣。
她没有打伞，她认为她应该先回去，然后再说。 于律师自然马上让王大良回屋中，他小声地跟王大良说，不论什么情况，你都要坚持，如果没有变化，你就到我律师楼去，记住明天下午。然后于律师就下了楼，她没有跟下去，但显然那几个人立即向来到院中的于律师围过去。
在走廊上边看下边，王大良都有点替于律师担心，好像那些人在玩游戏一样，其实于律师什么材料都没有拿，再说了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宇恒居然没有上楼，她就下楼，因为她看不到那几个盯她的人，而于律师也应该走了吧。
下楼来到外边，余老板正在马路边跟一个十里堡街坊聊天，见王大良出来了，立刻往边上让了让，就像他知道情况不妙似的。
有一个人立刻贴过来，操着老家口音，對王大良说，大娘啊，你说你都瞎反映啥。
她也不理，这时一个平头过来了，他讲话不那么客气了，他讲，我们叫你回去，事情回县里说。
这不是政府的事情我知道了。王大良说。
她似乎是在重复以前去县政府市政府上访时政府有些人给的话，又像是在重复先前于知非讲的话。总之，她认为法并没有那么难懂。
忙一天也没吃什么东西吧？平头说。
王大良向院门那儿去，余老板也没有踪影，这时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两个人就向边上让，对王大良说，这是吴主任。
什么吴主任？王大良不明白。
就是管这个事的。平头说。
那个穿茄克的年轻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在大娘身边转悠了好几圈。
我是来住旅社的。她说。
吴主任摆摆手说，你看，我们可以带你去吃点东西，既然你来了，我们也不瞒你，我们就是带你回去的，事情要讲步骤，没有人讲你的事情不能解决，但是，你要跟别人对话，对不对？
她听出来这些人仍是政府的口气，但比在市里省城里都要温和，好像讲了些道理。
这里法院最高。王大良讲。
讲这个道理是对的，但事情又不是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对不对，你一上来，我们不晓得你要怎么闹，但闹总是不对的，对不对，王大良？吴主任说。
年轻人到底年轻，他几乎是很轻地把王大良拽进面包车了，她一坐上去，车子就动，她都不知道吴主任什么时候去了前排的，车子都动了，她就被拉走了。
你千万不要着急！吴主任在车上说。
是拉你到招待所，我们自己办的，那里说话方便。吴主任说。
平头老是陪笑，车里气氛还不错。
你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们是劝说大娘，你懂吧，都有记录的，是跟你协商，看你有什么诉求，反正这是吴主任亲自来，就是要做你的工作，你的事情都知道，不那么好办，但吴主任来了，你就知道了吧，给事情有个出路，但你人要回去。平头说。
招待所里很热闹，住的办公的甚至炊事员都是恒州人，她倒是觉得没有人骗她，这些人在十里堡有吃有喝的，她倒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个又像是会议室又像是仓库的房间里，她被人拉到一把扶椅上坐下来。
吴主任跟另一个人说，让潘局长出来吧。
还有人，她有点吃惊。
潘局长来了，居然上来就跟王大良握手，他是个脸上有雀斑的中年男人，年纪比吴主任还要小些，吴主任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潘局长握过王大良的手后，对一屋子的人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闹，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们的事情自己出，自己办。
先前的平头，年轻人，还有一个戴帽子的人都退到门口去了，外边的服务员有的捂嘴在笑。
潘局长说，大娘啊，开门见山了啊，我是要跟你谈判的啊，你有什么就讲什么。
王大良就说，我来办我儿子的事情。
知道是你儿子的事情。吴主任插嘴。
潘局长并不性急，双手一叉搁在他并没有凸起的肚子上，这人很干练。
潘局长说，即使你儿子的事情真的办错了，也要按程序来，你来找什么，不顶用啊，影响治安呢。
王大良也不害怕，因为看看都是恒州人，她心里反而平定了许多，还闻到了恒州白面馒头的味道。她讲，我是来最高法院的。
那哪能进得去！潘局长双手抬起在空气中抖了一下，好像十分讽刺，这讽刺也包括给一屋子所有的人。
潘局长说，这样，你的事呢，你都反映给我，就在我这里，然后呢，我们带你回去，越早越好。
不过王大良听出来别人也没有下死命令，毕竟这是在十里堡，和在省城时不一样，在省城人家直接推搡她，还踢过她，但在这里没有，吴主任和潘局长都讲话细致有理得很。
我在找律师。她说。
潘局长回头跟吴主任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王大良说，什么律师啊，十里堡什么地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也去了，进到那里边，要掉层皮的，你儿子的事情不要往这个地方靠，还是要靠法律，知道吧？法院是个系统，既不会专门瞒一个人，也不会对别的什么人无条件开放。总之，法律就是法律，光跑没有用。
王大良想，跟潘局长谈法律不是她的特长，她幸亏手上还有小荷包，还有捡来的土块以及玉米秆子，她不是没有东西。
潘局长招手让一个服务员过来，对服务员说，给大娘弄些吃的。
王大良说，我早吃过了。
潘局长讲，那哪行，吃点家乡的东西，十里堡的东西哪能吃，还有你是从小货车广告上看到玻璃楼的吧，跟你讲那些律师哪是人，他们都是混饭吃的，骗我们外地人的呢。
她不满意于对方居然把她划入同一阵营，其实她知道他们不是一伙的，她来就是要告把她儿子毙掉的那些人。
哪些人呢？她想，就是那些人，我们当地的，法院的人。
坐了好一会，潘局长也不急，服务员送了些吃的，就放在木桌上，她闻到馒头的香味，但她并不饿，她也没有提出要回向阳旅社，她想反正你们对我也不能怎么样。
说你的问题。潘局长在馒头快凉下来时脸色沉了一下说。她感到潘局长已经发火了，这种情况她以前也见过，还有发火说要关她个几十年的，但她一个老太婆她也不害怕这个。 她想了想说，我儿子没有强奸杀人，是你们打他，叫他招的，你们毙他是错的。
潘局长讲，你每次都这样讲，但法律讲证据啊，审判和枪决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高院判的，又是最高院复核的啊，你以为想毙就毙啊。
她看潘局长讲话时，脸色更加阴沉，显然这人是在耐着性子。
她看别人脸阴，她就想哭了，就像她见有人可以帮她，她就要下跪磕头是一样的，她这些年都是这样的。
王大良说，你们打他打得狠啊，他才二十出头，哪禁得住打，还不是你们怎么讲他就怎么招，事情就是这样办下来的。她终于哭了，而且哭声比在省里时要更大。
潘局长见她哭，实际上脸色不仅难看，而且要对一屋子的人發火，好像这样非常不体面。
我们恒州人不这样的。潘局长说。
吴主任自然也没有办法，反正大家僵着。
5
十里堡的中段稍稍靠北的位置有个岔口，向东可以进一个比城市要破败的地方，那儿以前还种蔬菜，现在是大钟寺的一个批发点，那儿塑料袋经常堆成山，怎么讲呢，如果有时间总能从那里淘到不少其实还没过期的菜蔬水果以及一些冷冻食品。
李宇恒在那里淘东西，自从她自己的事情无望之后，她就总是在这个地方混，有时她也在红领巾桥那里给过往司机或是大巴散那种纸印的小名片，自然都是打官司、代写文书以及出庭咨询等等十里堡的律师业务。
是李宇恒把胡永刚带到这片城中村的，因为在向阳旅社，她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胡永刚给留住，那里的人基本上始终贴着王大良，就好像王大良十分需要照顾似的，他们对王大良也客气，基本上王大良到哪他们也到哪，王大良的事情他们再清楚不过，王大良也觉得这些人对她还是用心的，尤其是长雀斑的潘局长，还是个讲人情的人。
在城中村口，有个沙县小吃店，这小吃店开得很深，一直连到后一进屋子。她就让胡永刚在那里吃东西，一边打电话让于知非过来。
于知非来时跟胡永刚打了个照面，没想到胡永刚把东西交给于律师后，就喝鸡汤，好像并不把律师当回事。
俺妈叫俺来，我本来是不打算来的。胡永刚说。
你妈不容易。李宇恒在边上说。
李宇恒在织毛线，小吃店里有苍蝇，眼看天气就要热了。
带的东西就在袋子里。于知非没有打开。
他问胡永刚，你从西安来？
胡永刚说，我从西安先回的恒州，然后才来十里堡呢，我回去讨东西，俺妈讲这是证据。
什么东西啊？于知非问。
胡永刚说，我不清楚，好像是包土吧。
于知非其实知道，因为王大良已经跟他讲了，她手上还有现场刨的一包土，还有掰下的玉米秆子。
我在回恒州路上，就晓得我也被盯上了。胡永刚说。
什么意思啊？律师问。
胡永刚说，我包的车子从西安回恒州，因为我娘讲得急啊，讲东西不过来，人在十里堡不牢靠啊。
于律师捏着这袋子，深感王大良办事的执著。
怎么西安也会盯你？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也还是恒州政府的，怕我进十里堡啊，都知道我娘来了，不能让我也去。
你这不是来了吗？于律师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包了个面包车，是在西安工地外边的，刚好到恒州拉东西，所以放空，就包了，在出西安不久，恒州的车子就拦下了，问我干什么的，还查车子的证件，司机证件反正扣了好几个小时未放行。胡永刚说。
李宇恒讲，放屁。律师看看织毛线的李宇恒，对她有点愠怒地斥道，听人家讲。
胡永刚说，是跟到了恒州，我也保证了，我不到十里堡去。我要去，也是劝我娘回来，我以前也保证过了，这事情我就不参与了，我不能跟我娘一样。
你也不信你娘了？李宇恒问。
你还是出去吧。律师终于忍不住对李宇恒说。李宇恒就到沙县小吃店门口去了。
胡永刚看这个女人的背影，他不明白她娘怎么在十里堡还有这些人照应，他很意外。
于知非说，他们同意你来十里堡。
胡永刚说，我只保证我劝我娘回去，所以别人也就没说什么。
那你娘要是劝不回去呢？于知非问。
胡永刚说，她脑子有点不对了。
你不能这样讲你娘。律师说。
胡永刚已经把鸡汤喝完了，李宇恒在门外边晃了几下，于律师就跟胡永刚从大门出去，然后他们到城中村的一个小广场去，那里有个画展。
于律师说，你弟弟这事情你怎么看？
胡永刚说，凭心讲，我是再也管不了这个事了，都毙了快二十年了，这事情哪翻得过来，再说了，我弟弟他本来就是个嘴不严的人。
于律师倒是第一次听死者家属这样评价死者，他都有点难为情了。他看了看这个结实的男子，他看出这个人跟王大良不那么一致，也许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吧。
他们站在一幅巨大的画作前，于律师看这些地方的人，多半骑自行车，有时也停下来看画，有人就在画前解手。
也有人拉菜，散发着臭味，就在画作前把烂菜倒掉。
你怎么这样讲胡永强？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不要说打他了，打得那么狠，就是随便吓唬他那么几下子，或者是给他点好处，他是什么都会讲的。
你认为你弟弟是这种人，这么随便？于律师问。
胡永刚说，你跟我讲这个，我娘更清楚啊，我弟弟从小就这样，他是个撒谎惯了的人。
于律师有点吃不准了，他心想这也太过奇特了，有这样讲弟弟的吗？
胡永刚见律师在边上愣着，他就更不相信他娘能把事情办好了。胡永刚说，于律师啊，我讲的意思就是，我弟弟最后承认是他干的，其实就是撒了谎，他不想被打，就这么一回事。
他慢慢悟出一点点，胡永强被打得不行了，他本来嘴就松，这不就招了吗。 那你认为呢？于律师问。其实于律师觉得事情好像不那么对劲了，这个二哥怎么会这样就把东西送来了，而且政府那边也明明已经盯上他了，可是他还是来了十里堡，而且把东西也带过来了，尽管这东西未必起什么作用。
胡永刚说，十几年前，就是抓他进去之后，警察也来问我，反正绕来绕去，无非是叫我也以为是我弟干的，不过我讲的管什么用，一切都讲证据，反正那时，证据是有，他也承认了，那就是他干的。
你好像对你弟弟并不太有把握？于知非问。
于知非感到有点吃惊，因为他觉得这男子跟王大良真是有很大的不同。
胡永刚从一幅大画背后钻过去，那里有一块菜地，边上还有一汪臭水，上边是星空，他站在那里，好像有点晕眩。
我不能在十里堡待下去，再说也没什么用。胡永刚说。
你娘她不容易。于律师说。
胡永刚讲，这个我知道，可是她头脑经得住，我们不行啊。
我们？于律师问。
你指谁？律师又问。
胡永刚说，主要是毙了快二十年了，现在这么弄下去，没有个头，我们还要生活。
6
潘局长坐面包车亲自送胡永刚去六里桥汽车站，王大良也在车上，潘局长跟吴主任讲，小胡还是讲点理的，他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有什么事都往十里堡跑。
胡永刚坐在后排，王大良坐在中间，王大良不知为什么居然系着围腰，看来她带了不少东西到十里堡来。
吴主任讲，小胡啊，还是回老家好好干活。
潘局长讲，小胡在西安打工呢。
吴主任讲，也对也对，西安市场大，有活干吧。
胡永刚讲，西安也还行。
车子在南二环那边堵住了，车上的人闷不住在抽烟，也给胡永刚抽。
胡永刚接过来，吸了几口烟，他情绪本来也不差，他见潘局长老是回头跟他叙话，他就明白，也还是要给一车子的人一个说法。于是，他就对她说，娘啊，你过几天就回去吧，家里没你不行。
潘局长看看王大良。
王大良也不作声。
胡永刚说，你看，东西我也送来了，他们也都知道，你有事情就照事情解决，总待在这不好，招待所那里都围着你转，人家还做不做生意了。
胡永刚讲话虽然也闷，但是基本意思讲到了。
他又说，我来带东西，人家也没查，我看十里堡也松，事情就照事情办，人要回去。他承诺过他要劝老娘回去，他这话是必须要讲的。
潘局长侧过身对后边的胡永刚说，你娘的事情你们家也不要担心，我们都是老乡，我们是做工作的，我们做到她满意为止，她也就回去了。你看，现在去六里桥，我们也可以硬把她架车上，护着她坐大巴回去，或者这车子一下子开到恒州也行，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吧，我们都讲道理。
娘，你不要老不痛快。胡永刚說。
到了车站外边。六里桥车站的大巴至少有上千辆，全部黑压压地停在巨大的车场里，面包车在广场那里把胡永刚放下来。潘局长下来跟胡永刚讲几句话。
胡永刚讲，局长，你放心，我没有什么意见。
局长讲，小胡啊，你懂道理，你看你来送东西，我们也不打听什么东西，反正你们弄证据、弄材料，只要法律范围内，我们都不管，我们只是认为，不要一有事，就上十里堡，都来闹事，国家还转不转啦？
知道，知道。胡永刚说。
王大良见吴主任把车窗拉开了，王大良见二儿子跟潘局长在讲话，她就喊了一声，到了西安给我打电话。
胡永刚扭头看了一眼他娘，答道，我先回恒州呢。
7
儿子从六里桥汽车站坐车回恒州以后，王大良被潘局长他们送回了向阳旅店，以前那个平头还有戴帽子的人一般要在旅社待上好一阵才会走，但那天他们放下王大良之后就回去了。
王大良讲好第二天要去法院看看，起初，于知非不同意，于知非讲，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你真以为你要去请愿啊，跟你讲，你找我，找到十里堡，你就要走法律路子，去那个地方一点用都没有，事情要让证据去跑。
可是，王大良坚持要去，就好像她不去一下，她就对事情更没交待一样。
于知非答应可以让她去，但是，他讲，也就到大门那儿看看，有点认识也就行了。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王大良说。
夜里四点钟，王大良就起床了，早前晚上就跟李宇恒讲第二天要去法院。
去哪个法院？李宇恒问。
王大良讲，就是最高的啊。
李宇恒讲，大娘，你真行，还是你行，我支持你去，我明早给你熬粥。
所以四点半钟，她就到409房，她换了件衣裳，是有点深红的，模样很难看，但是李宇恒讲，你穿得还合身。
李宇恒已经在炉子上烧稀饭了，她还打开肉松罐头，王大良闻到一股香味。
这什么东西？王大良问。
李宇恒说，肉松啊。
什么叫肉松？王大良问。
李宇恒说，就是猪肉，把它弄干了，又撕成碎末子，捣在一起，弄得很细嚼起来香。
稀饭也上来了，还有小菜。
在桌前，李宇恒讲，大娘，我给你把头发梳一下。
王大良连忙摆手讲，我梳什么头，老成这个样子，丑死了，我不梳头。
啊，你平时不梳头啊。李宇恒问。
王大良说，就是用梳子刮那么几下子。
稀饭还烫，王大良就学李宇恒那样用勺子舀肉松吃。
李宇恒讲，你家老二好像不大支持你。
王大良看了看李宇恒说，老二不容易，有两个小孩，还在西安打工，累得很。
干什么工作啊？李宇恒问。
在工地上干苦力。王大良说。
现在施工都是机械化了吧？李宇恒问。
王大良说，村子里的人都讲，还是用手撂砖，就是把砖头往师傅手上扔，上边的人在砌。 命苦哦。王大良说。
李宇恒讲，今天去最高院，精神点。
王大良说，于律师起先还不让我去。
别听他的，你就去，亮一眼，你倒要看看，复核你儿子死刑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李宇恒说。
一提到判儿子死刑，她一下子就忍不住了，马上哭了起来，李宇恒知道自己不该在早上讲这话，连忙搂了搂老人的肩膀，对她说，哎，没事，没事，你不是来跑了吗，你不是让老二把东西也补带来了吗，你有指望。
真有指望？王大良问李宇恒。
李宇恒给她添粥。
8
于知非带了个办公文员自己开车子跟王大良一起到的宣武路，在进高院那个路口之前，他就跟王大良讲，等会，你就到台阶上站一站，然后你就回来，不要在那里晃，没有什么作用不讲，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文员小唐就挨着王大良坐，小唐推了推王大良的胳膊说，待会，我们就在车上等你。
王大良这时反倒有点害怕了，因为她看见那个大楼了，不过因为来得比较早，离上班还有不短的时间，她可以多站一会。
于知非把车子就停在高院大门左侧，大概两百米的位置，夜里这里停了不少车子，是画过线，可以停车的地方。
她下了车子，她看得见法院的大门，以及大门前的台阶，在马路边有一个大的卷闸门，不过她不确定那里有没有人拦。
其实卷闸门里边是停车场，她直接就进去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台阶上有一抹红，早晨的天色就是这样。
那个文员小唐到底还是按于知非的吩咐跟在了大娘的后边，只不过她就不上台阶了。
王大良站到台阶上，不知为什么，明明是水泥台阶，但是她却觉得像玉的一样，她踩了踩，比田埂还要硬。
她没有想到这里复核了她儿子的死刑，她只看到这个地方的阔大。
没有人。院子里有车子进出，也有买菜的，她看出来在高院的背后说不定就是家属区，这个院子什么也不是，可以来来往往。
她很想坐下去，可是她没有。她再向上，就会到最高院那个招牌了，那儿有岗亭，自然有军人在站岗，她不能再上去了。
她就这样，不知面向何方，向上边吧，法院太高，晕眼；向下吧，院中的人都很自然，自己反倒是拘束了；向东边，是太阳还没有升起的地方，小唐站在院中，在玩手机，她看着这一切，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干嘛要到这个地方来，她要是想起自己干嘛来，会不会哭呢。
她有点趔趄，她害怕自己会跌倒。
这时，于知非已经从台阶底下直直地奔过来，他马上扶住了王大良，他讲，大娘，我们回去吧。
王大良定了定神，发现于律师都冲上来了，她马上反应过来了，于是她就要哭了，小唐也冲了上来，两人把王大良架着向台阶下边走。
你不能哭。于律师说。
王大良使劲地點头。
到了台阶底下，于律师也松了口气，他说，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说过叫你不要来的。
小唐扶王大良往卷闸门那里走，王大良应该是克制住自己了，她没有哭，她回头看着这灰色的恢宏建筑。
她对于知非说，你看讲得通吗，讲我儿子把一地的玉米都吃掉了。
这怎么讲？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当时就审的，说我儿子胡永强把那个场子的玉米都掰掉了，然后就吃掉了，都是他吃掉的。
为什么审这个？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当时现场就这样，那一块地方，大概方圆十来丈吧，不少玉米吧，都被人掰掉了，然后就让我儿子承认是他掰掉的，因为他要逃跑，他要带着这些玉米跑，所以他就掰掉了。
那玉米弄哪去了呢？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是啊，讲不通啊，打我儿子叫他承认是他把玉米掰掉的，但可怜他哪有掰玉米，哪有藏玉米的地方，又打他，就承认是他吃掉了。
吃掉了？于知非问。
王大良说，是啊，就半夜的时间，什么人能吃掉一块地的玉米啊。
9
王大良从最高院的台阶上眩晕，被于知非和小唐搀扶着下来，回到向阳旅社后，基本上就生病起不了床了，这下子于律师就以为事情恐怕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当然于律师指的是王大良到十里堡来办的事情。
不过于律师从第一次跟恒州方面的人交涉开始，他就认为地方的人其实对十里堡不仅不当回事，反而有些看不上，尤其是那个潘局长到绿玻璃房还去过，说是去拜访，其实是给他施压，他自己也清楚这些地方上的人有的是办法。
现在王大良病倒了，再也不仅仅是哭的问题了，恒州那几个人干脆就白天把她抬走，说是到招待所那里好弄吃的，晚上还是送回来，说这也是王大良的意思。
李宇恒在王大良被这帮人弄走后，跟余老板夫妇发了一通火，而那时王大良已经同意回恒州了。
不过这同意是怎么谈出来的，李宇恒也不清楚，于知非倒是说，回去也没有什么，反正事情就搁在这，他已经都清楚了，所谓证据也都带来了。
当然了，泥土、一个烟屁股、几根玉米秆，也就这么一点东西。于知非总是这样说。
于知非知道王大良要走，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王大良基本上躺在旅社床上，来回往招待所去也都是平头他们帮忙背着，她身体已经垮了一样。
怎么回事呢，要回去？于律师问过王大良。
王大良说，连老二跟老头子也都跟他们讲，弄回去行，但你们得帮她治。
治你什么？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老二这次来，不知怎么跟那个局长谈的，老二讲家里也认为我头脑有问题了。
说你头脑有问题？于律师问。
王大良说，是啊，老头子平时也讲我，但我没当回事，现在老头子在家里跟他们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但这次老二来，老二跟他们谈好了，说同意让他们把我弄回去。
于知非明白也许地方上的人会做工作，老头子本来就不像王大良这样死心眼跟政府磕了这么多年。 一大早，“恒州办”那边派来的车子就来接王大良。李宇恒事后怪余老板夫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明明是要把王大良接走的，不然把王大良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车上扔干什么，明摆是把她从十里堡弄走，那你们俩要拦啊，她是来告状的，你们开店，为王大良这点事也不帮忙。
余老板夫妇就骂李宇恒，说你就是一个疯子。
李宇恒知道潘局长他们没少跟余老板夫妇交涉，大概私下里叫王大良是疯子吧，那叫她李宇恒呢，也必定是疯子。
她在十里堡多少年了，不疯能这样吗。
王大良回到恒州就进了医院，王大良也没什么主见，反正她晕得很。
潘局长回去以后还是对她很热情，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既然能把她弄回去，你想想，市里县里会有多高兴。
她心寒的是老头子也没来看她。老二是回西安去了。不过，老大忙，老大对这个事基本也不问，反正事情呢，有她王大良在办也就可以了。
李宇恒在向阳旅社跟余老板夫妇开战以后，还到绿玻璃房去，跟于律师也发火，她讲，你干什么的，不能想想办法啊，这成什么了，想把人带走就带走啊。
于律师就跟李宇恒讲，关键是王大良自己是同意回去了，她在这里已经不短时间了，回去一下也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李宇恒问于律师。
于律师讲，我在跑高院呢，我能查的东西我都查，反正大娘的事情交代给我了，我就替她办，她不在十里堡也没关系，我过些天到河北去，我要跑高院呢。
王大良在恒州中医院单独有一个病房，其实平头他们也还是会跟着，她有些不好意思，认为他们跟她太近了，她一个人住着就行。
平头有时讲，这是工作。
医生并没有跟王大良多讲，就说你要休息，王大良以前也住过院，其实这套东西她也明白，说是照顾，其实就是不让你跑。
但这一次，她不大能跑了，因为连儿子都讲她脑子有问题了，这个对她打击不小，她以为自己毕竟是人，虽然年纪大了，头脑难得一直都灵光呢。
三餐都送来。房间光线也不错，她在病房里找不到人讲话，有时也想回家，但一想到老头子也同意别人把她送医院，她也就不那么想回家了。
病房后边是空地，也有树，小鸟拉了不少屎在地上，还有烂树枝，窗外边有点荒凉，王大良想其实这一小块地方也可以弄块地，随便种点东西呢。
护士进来也不跟她多讲话，都是叮嘱她多休息。
她有时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她一生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当然，前几次从省城把她往回弄后，也关过她，只不过那时她没有到过十里堡，十里堡还是希望。而现在，十里堡也待过了，她知道，她已经跑到最高的地方了，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儿子没有杀人，她在屋子里有时这样念叨。
10
她在发烧，而且经常抽筋，后来她的老头子到中医院来看过她几次，但并没有把她接回家。潘局长忙，大概他还有另外的人要劝回，没准已到十里堡去了。
令于知非律师奇怪的是，他在绿玻璃楼里又一次见到这个潘局长时，潘局长佯装不认识他，而那时王大良被他们弄回恒州已经快有半年了。他记得王大良在十里堡时，潘局长还到律师楼来跟他谈过话，而现在潘局长见了他，基本上跟他不讲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潘局长和吴主任也都知道，于知非到省高院去过。作为律师，他觉得既然王大良来告状，来投奔十里堡，她就是没有办法了。而把她接回去，大娘真的是病得起不了了。
于知非有时也在想，也许精神因素也很大吧，特别是跑到十里堡，事情仍解决不了，也就没有奔头了吧。
他前几次去高院，并没有顺道去恒州，一来是因为他认为许多材料和记录，应该向省高院去求证，另外，从证人方面来讲，王大良本人也比较情绪化，况且她的表达并不好，至于证据，虽然他有时感到有点辛酸，不为别的，只因为王大良那种特别低的理解事情的方式。
他现在去恒州中医院，当然见到王大良也没有他想的那么差，说是发烧，其实恐怕是身体里有慢性病，但一直也不大查得出来。从中医院里已经出去了好几次，回到家，因为医保的问题，又回到中医院，连老头子自己也讲，住中医院还是申请了的，不然，中医院又反倒不让住了，现在，潘局长和吴主任基本上连面都见不到了。
老头子对从十里堡来的于知非律师虽然热情谈不上，但他仍然比较理性，于律师倒是认为老头子是个可靠的人，他跟王大良路子不一样。
他没敢问老头子怎么看他儿子的事情，因为现在再来问，假如老头子的思路跟王大良不一样，王大良会认为老头子才是疯子呢。
在中医院的院子里，王大良见到了于知非，已经有大半年没见了，王大良老了许多，而且走路都不大行，有一个大概是远房亲戚的女孩子，约有十八九岁，搀着。老成这样了。于律师想。
他握住王大良的手，王大良第一句话却是，409那个人好吧。
啊，409？于知非有点吃惊，他知道她讲的是李宇恒。
好，好，我來之前几天还跟李宇恒见过面，她知道我下河北来找你，她心里可高兴呢。于知非说。
老头子在菜园里抽烟，王大良朝老头子那个方向看，当然她是不满意的。
我身体不行了，跑一趟十里堡，没想到跑出病来了。王大良说。
于知非说，大娘没有事的，也不是跑十里堡跑的吧。你是老了，不服老不行。
王大良讲，你来了就好啊。
于知非不晓得她为什么这样讲，自然，王大良没有抱什么希望，他也不明白她现在怎么看。
但是，他是来跟王大良讲，现在案子有希望了，只不过，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让王大良来看待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特别的振奋，就好像这案子他自己是当事人似的。
所以，于知非来是想比较隆重地诚恳地跟王大良讲出现在事情上的重大进展，然而他之所以又犹豫的是，也许，别人并非没有道理，王大良头脑有点问题。 他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王大良头脑有点问题，并不是因为她儿子被毙掉这么多年她被逼的，而是作为一个乡下的老实巴交的女人，她看事情就那态度，比如她就会讲，儿子是个撒谎的人，哪一个死者的家属会这样讲话呢，可是王大良就是这样讲的。
他见老头子也没朝这边看，他就想，也好，就单独跟王大良讲。
于知非说，大娘啊，你儿子胡永强的事情现在是这样的，应该很快就会发到省高院重审，这是最高院的消息呢。
啊？重审？王大良抬头问。
于知非明白王大良其实并不明白事情怎么解决，道理怎么扳，她就是一步一步走，走了许多年也一直等于没走，因为路是一个人走，而且无效，基本上没有移动，所以说要在省高院重审，老太太也不明白。
于知非讲，你不是讲你儿子没杀人吗？
王大良使劲地点头，一个劲地说，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于知非说，那你知道吧，你找十里堡，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不就是要让案子重审吗？
王大良不大明白，她是不是考虑过这种情况呢，于知非也糊涂了。
所以于知非还是招手让老头子也过来，老头子就过来了，那个搀王大良的丫头在蹭鞋子，老头子对王大良讲，还不如回家去。
于知非对他们说，我是来告诉你们，你们儿子的案子就要重审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叫刘全有的人，承认了案子是他干的。
老头子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脸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惊的表情，而且一下子眼睛就红了，人在发抖。这让于知非有点害怕，不过他更在意的是王大良的表现。
可王大良没有什么表现，王大良有点迟钝似的，这不仅仅是发烧吧。
什么人干的！王大良不是问话，而是一句责骂。
一个叫刘全有的人奸杀了不少人，也包括恒州这一桩玉米地奸杀案。于知非说。
王大良甚至不大能把这个人承认了自己作案跟他儿子没有作案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她没有那种解脱感，就好像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机。
老头子明白啊，所以他看看于知非，又看看王大良，他对于知非说，跑这么多年，也不明白跑什么，你看，你看到了吧，律师，你看到了吧，可怜啊，脑子跑坏掉了。
于知非听老头子这么讲，实际上他心里有看法，他倒不认为是跑这个事情把脑子给跑坏了，而是农村人，一个农村妇女，你不能要求她有很强的逻辑吧，她只认一个理，那就是她儿子没杀人，至于谁杀的，她又怎么能认清呢。
但是，他是信任王大良的，他在绿玻璃房里总是在想，还有哪一个冤死者，假如确实是冤死的话，还有哪个冤死者的家属像王大良这样，这么的朴实、笨拙，除了下跪和哭，没有一点点本事呢，还有谁？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倒认为脑子坏不坏，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认一个理，我们看重她是这样倔强的人也就行了。
当天，王大良就从中医院回去了，她的精神也谈不上好，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这都意味着什么。
到了家里，于知非看到王大良对家里已经有些陌生了，也许她这么多年都在跑，都在路上，而近年又住进了医院里，她跟她的家之间，也隔得很远了一样。
老头子马上打电话给老大，说老三的事情有状况了。老大并没有多么乐观，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头子也没有骂，就亲自到窖厂那边去找老大，家里呢，那个丫头在弄菜。
王大良老是问，我儿子本来就没有杀人啊，你都讲了吧，他本来就没杀人。
于知非对王大良说，那个叫刘全有的已经承认了，是他干的，事情就转弯了，所以现在最高法院要求省高院重审这个案子，怎么讲呢，案子要重审，就是这个情况。
于知非没有把饭吃完，因为那个沉闷的老大比老头子还要怪异，他基本上对于老三案子中出现一个新的自己承认了作案的嫌疑人没有什么反应，只顾跟律师讲，太辛苦了，亲自跑下来。
于知非从老大的眼神中看到的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无所谓，这比老二还要让他更加难受。
越是这样，律师越是要接近这个老大，从他职业上来讲，他认为这家人实在是有许多让他费神的地方。
所以饭还没有吃完，他就跟老头子讲，能不能让老大跟他跑一趟玉米地，就是那个案发地，也就几里地吧。
老头子讲，要是老二在就好了，老二灵，老大比较忙。
老大讲，我可以陪你去啊，但那个地方已经盖上房子了。
我就是想去接近了解一下。于知非说。
想看看，他又补充说。
下午大概三點多，老大骑摩托车把于知非带到了那块玉米地，现在那里是一片住宅区。
老大指着那块地方讲，大概出事后有个五六年吧，那块地都荒着，后来就征地了，盖上了房子。
老大骑摩托车走了，只剩下于知非在住宅区外围，他电脑里有不少当时的图片，是从庭审以及一些证据资料上得来的。凭经验，他仍能看得见当时的地貌，在住宅区的西南角，还有一块玉米地，应该讲这和当时的玉米地没有什么两样。
他从住宅区外围绕到那块地头。玉米已经熟了，又是那样一个季节，比案发时要稍晚些，天气已经有些凉了。
他记得，王大良在十里堡时给过他物证，这个他很重视，况且还有她说二儿子从西安转道回恒州送到十里堡的物证，那包里的玉米秆都快要成粉渣了，而现在玉米秆还很结实。
于知非掰了几根玉米，一共五根吧，放进包里，后来他在地头发现恒州的玉米秆真高，简直盖住了头顶。
他回到王大良家，王大良梳洗得干净些，坐在大门口，感觉她精神好多了，那个丫头在来回进出。
于知非没讲他掰玉米的事，他对王大良说，事情一步一步走，你也不用担心啦，还是要相信国家，对吧。我跟你也讲过，一切看证据，现在刘全有被抓了，审他审出了这个玉米地案，你儿子可以见光明了。
11
十里堡并非没有人情味，那些从车流中被散发出来的由李宇恒亲自码齐又撒开来的小广告，标注的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并非是没有体温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来十里堡的人，他们自己不会知道他们的家人，那些冤极了的人，他们有多复杂，他们的事情谁有本事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