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地标性建筑”——“东方之门”，被网友戏称为“低腰秋裤”。这一惟妙惟肖的命名，给公众带来了许多快乐，也引发人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反思。在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大跃进的浪潮中，各地城市的面貌变化甚巨。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历史名城的变化之快，让人难以适应。人们的家园感和生活记忆被迅速抹去，许多城市变得面目全非。无论是城市的老居民，或是慕名前来的观光客，往往都感到无所适从。
　　然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新兴的城市建筑和设施，在形态上的粗陋和怪异。差不多每一座城市都有若干新造的愚蠢、丑陋而又粗暴的建筑物。有一些建筑物的丑陋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正常人的审美心理和道德感受的底线，达到荒谬甚至吓人的程度。如乌鲁木齐的“飞天”、北京的天子酒店、郑州的“卡通猪”、重庆永州章子怡雕塑等，简直就是对公众感官耐受力和心理容忍度的严重挑战。而这些建筑物大多数在起初的时候，公众并不知情。这一切，都暴露出当下中国城市公共建筑在美学上和文化上的弊病，以及公共事务的制度性的缺陷。
　　公正地说，比起大多数城市中愚蠢丑陋的地标性建筑，苏州的“低腰秋裤”在总体上还说得过去，并不能算是太低俗、太丑陋的建筑。在结构设计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得当之处，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合适。在风格上，可以说是一座较为保守的建筑，没有央视“大裤衩”楼那么夸张和扭曲。然而，即便如此，依然遭到公众无情的嘲讽。仅就“东方之门”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筑设计本身，而在于公共建筑的出场是如此的霸道，如此的不容争辩，如此的强奸民意。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所谓“军刀楼”）和外滩SOHO办公楼（所谓“口琴楼”）。两个相当不错的设计，但出现在不合适的时间和不合适的地点，罔顾民意，横空出世，引起公众不满。当初没有广泛告知公众，事后又为讨好公众而匆忙修改方案，结果是越描越黑，越改越糟，弄出个不伦不类的形象。
　　在我看来，公众对“东方之门”的讽刺性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当下中国城市追求表面形象的浮华风气的不满。各地竞相建造“高”（超级高度）、“大”（规模庞大）、“贵”（造价昂贵）的建筑，并随意命名城市“地标”。许多建筑物，根本就不是建筑空间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些品格低下的文字、图像式的文艺思维的结果，如宜昌“稻花香酒瓶”办公楼、五粮液“酒瓶楼”、淮南奥林匹克公园办公楼、沈阳“方圆大厦”等。只是依靠一些简陋的相似性的联想，甚至连联想都没有，直截了当的实物写实和复制，极为拙劣和粗陋。这倒是与某些地方官员和商人的低劣趣味和贪婪的权力欲相得益彰。
　　一座城市是否需要一个“地标性建筑”？究竟什么样的建筑物可以称之为“城市地标”？一个城市的“地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举世闻名的园林难道还不能成为苏州的地标吗？开发商辩解称，这一建筑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苏州。可是，人们并没有看出它与苏州城市之间的关联何在。它的外形并无特异性，可以是建在任何一座城市的高层建筑。并且，如何让“低腰秋裤”的认同度超过人们对于苏州园林，恐怕不是用金钱和钢材的吨位所能解决的。
　　城市“地标”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是公众对城市形象和精神的想象和认可。而一些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大多是权力与金钱相媾合所产下的孽种，体现出来的是权力部门的长官意志，权力者庸俗趣味、霸道思维和开发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精神。权力与金钱一意孤行地“命令”某处为“地标”，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嘲讽和唾骂。像“东方之门”如此庞大的建筑，决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直到它即将被建成之日，公众才注意它的真貌。可是，官方媒体却宣称：“毫无悬念地成为千年古城苏州全新的世界级地标。”在官方媒体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竣工后的“东方之门”，将拥有“世界第一门”、“中国第一大高楼”、“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中国单位用钢量最大的建筑”以及“中国最高的苏式园林”、“中国最深的私家酒窖”、“中国最高的过街天河”、“中国最高无边际泳池”八大之最……这些数据和量化指标，无一不是在炫耀财富和权力。这在文化精神上，与古典苏州相去甚远。古典苏州的美，历千年而不衰，天下共知，它从来就不在乎夸张的高度和体量，而在于纤秀含蓄的品格和曲径通幽的精致美学，这既是城市外观上的风格，也是这座城市及其城市人内在的精神品格。
　　即便苏州确实需要一条低腰的“秋裤”，它可以是酒店、商务中心，或其他任何设施，而且可能需要很高、很大、很贵，以满足权力和金钱支配下的“高大贵”心理，但它并不就有了成为“城市地标”的充足理由。新地标的那种粗暴、浮夸的作风，在我看来，与苏州的市民文化格格不入，很难赢得市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