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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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反而呈现政局纷乱和民生凋敝的局面。正是有睹于此，李大钊从“再造中国”的思想出发，最初提出了以“中流社会”力量为主“别造”一新“中心势力”挽救危局的构想；随着时代发展，在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他又看到“庶民的胜利”、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劳工的神圣”,寻找到“庶民”和劳工这些创造历史的底层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又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提出了以无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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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史学月刊》编辑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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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20＆ZD2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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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反而呈现政局纷乱和民生凋敝的局面。正是有睹于此，李大钊从“再造中国”的思想出发，最初提出了以“中流社会”力量为主“别造”一新“中心势力”挽救危局的构想；随着时代发展，在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他又看到“庶民的胜利”、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劳工的神圣”,寻找到“庶民”和劳工这些创造历史的底层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又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因素”、以改组国民党为“联合战线”的新“中心势力”的构想，其实际所指则是中共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以“再造中国”为目的，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绝非为个人权势而形成“中心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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