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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2年中国重要的外交纪念日之一，中韩将在8月迎来建交20周年。自1992年8月24日起，紧密的经贸、文化交往及官方互动，两国的相互影响水乳交融。
向历史回溯，围绕1983年5月卓长仁劫机案而展开的艰难谈判,可以说是中韩两国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
当时，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次航班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最后在韩国东北部江原道迫降。虽然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5月5日案发，到5月9日结束谈判，短短不到一周，双方就稳妥解决了这一事件。
1997年，已经赴台的卓长仁等3人因绑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其他3人也淡出公众视野。而中国工作组历史性地首次赴韩国谈判，则推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
就卓长仁劫机案谈判过程及其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门访问了当时担任中方工作组翻译的外交部退休官员蒋正才。
今年78岁的蒋正才是重庆人，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朝鲜语文系。卓长仁劫机案发生时，他担任外交部亚洲司一处（朝蒙处）正处级副处长。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中朝外交，直到1998年自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总领事职位上退休，是中国最了解朝鲜半岛事务的人之一。
当时，这个工作组不仅带回了被劫持的飞机和机组、乘客，也带回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与希望。
蒋正才口述了处理这件突发事件的始末。
意外的破冰之旅
卓长仁劫机案发生在中韩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候。从整个事件的处理来看，韩国方面非常积极主动。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决定的。因为我们先后和美国建交、和日本恢复邦交，韩国也就迫切希望与我建立联系。我们当时则主要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是怎么从“文革”那种封闭状态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问题一直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之一。我们和朝鲜的关系非常紧密，战后也一直在援建朝鲜。
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明确规定：在国外，一律不跟韩国的外交人员打交道。当时规定得很具体，不能握手，也不能谈话。到了70年代初，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韩国对我们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
1970年，韩国在他们海域里发现了我们的一条渔船，是江苏启东的。过去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都送往台湾，但这次放回来了。这个事情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马上就让我们去了解详情，他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国改变对华态度的一个信号。
从那以后，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进入80年代以来，我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驻外使领馆也反馈信息，说韩国外交人员希望和他们接触。
我们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和韩国的关系。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在外交上逐渐打开局面。其实当时韩国发展得很快，特别是他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我们去不去？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考虑。
我们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人也好，中央也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向中央上报想法，建议对韩国的态度要松动，不然我们没法出去。不过那时还没考虑建交问题，因为我们和韩国之间还有台湾问题。当时，我们的做法稍微有些松动，我们的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寒暄几句，握个手。
卓长仁劫机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里电话，要我赶快去一下。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部里才知道有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去了，要赶快弄回来。
当时中央由谷牧同志负责，具体是由民航局局长沈图带队，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民航局工作小组。大家之前连个会都没一起开过，直接到机场上了飞机碰面，事情就这样紧急。
我当时对韩国比较陌生。我虽然学的是朝鲜语，但那是在朝鲜学的，和韩国的语言有很大差别。我对韩国的了解，也是通过一本叫《统一新闻》的日文刊物得到的。对韩国具体是什么样子，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但具体怎么谈，通过韩国哪个部门谈，一概不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飞机到韩国，我们刚走进金浦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贵宾室，马上冲过来一大群记者，围住沈局长提问。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没见识过，也没想到要在这种场合当翻译，只能硬着头皮翻。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张口讲话，他们就听出我是在朝鲜学的语言。
在介绍韩国官员时也很尴尬，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天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韩国外务部政务次官补孔鲁明，他也是韩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沈图就问我，这个职务是什么位阶，我一点都答不上来。后来才弄清楚，韩国外务部最高官员叫长官，接下来是次官、次官补，相当于副部长、部长助理。
从机场去酒店，陪我坐车的是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前排副驾驶位上是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我的公开身份是翻译，何劳这样两个官员来陪我？我当时想他们应该知道了一些情况。
亚洲局局长一路上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蒋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在历史上又那么多往来，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难答复，以我一个民航局翻译的身份，能说什么呢？只好微笑不答。
但是他反复说，我觉得自己再什么不说就不礼貌了，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这个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中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汉城的主要街道，还告诉我街上跑的车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让我很吃惊。汉城看上去也比较繁华，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到韩国后的第一关，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次到韩国，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沈局长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后来才知道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等，都有开销，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我们觉得，这些开支都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他们的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开始就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要好好招待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级酒店。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很快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而且，他们还拒绝了台湾方面接触机组和乘客的要求。
招待了我们，就开始谈判。一共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卓长仁的遣返问题。因为这里牵扯到台湾，他们的顾虑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不能妥协。我们要求引渡，他们认为要按照《海牙公约》，飞机降落地国家对劫机犯也有管辖权。实际上，有关 劫机问题的几个国际公约都不是很明确，双方就激烈地辩论。
我们最后考虑，主要还是要把飞机和乘客带回中国，如果僵持在这个问题上，夜长梦多。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保留就引渡劫机犯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没想到韩国提出签一个书面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有9处提到“大韩民国”，困难就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个国家，不好使用这个名称。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
“大韩民国”写入文件
在谈判过程中，翻译换过几次。开始韩国提供的翻译口语不行。后来换的一个，是在台湾学的汉语，词汇和我们差别比较大，这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更糟糕的是，韩国有些词汇在朝鲜的语言里根本没有。比如电梯在朝鲜叫升降机，我就说升降机，他们听了直笑。他们用的是英文的说法，就是电梯。后来我发现，韩国的语言里夹杂了大量英语词汇。这次谈判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当时的关系状况。
谈判到最后一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其实谈到这时，不是在谈劫机问题，而是外交问题。要把“大韩民国”写入文件，这么大的事情当场怎么能决定？
争论无果，孔鲁明急了。他身材高大，自称是孔子后裔，很有外交家气质。他说：“我当主人请你们吃饭，安排了这么多事情，你们总得感谢我吧！总得有点表示是吧？”
他用了一个词，韩国叫“礼让”，我在朝鲜没听过，一下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孔鲁明急了，大声说：“礼让！礼让！”干脆把这两个汉字写了出来。这样我们才懂了。
双方就这么磨，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只好约定吃完再谈。
我们内部商量，既然强调遵守国际公约处理这一事件，就要承认它是个国际法主体。如果不承认他的国号，逻辑上说不过去。最后决定尽量把“大韩民国”删下去，只在代表团团长签字的地方留一个，出现这一次，这样就考虑了对方的感受，而我们最后也用的是中国民航的落款。他们一看，还是写上了一个“大韩民国”，非常高兴。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字后，谈判基本画上了句号。除了比较好地处理了劫机事件以外，这次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双方直接见了面。韩国方面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和我们有个正式的外交接触，这个目的也算达到了。
推开封闭的大门
卓长仁劫机案是个突发事件。从主观角度看，双方在处理这次事件的心态上有很大区别。韩国的态度非常积极；但从我们这边来说，当时还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求这样的机会，当然也打算放宽一些对韩国的政策。
究竟放宽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准。通过这次接触，知道了韩国方面的态度，知道了他们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很重要。因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打开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打开了，韩国作为日本和美国的盟友，从自身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太重要了。无论从韩国的半岛政策看，还是从韩国国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都是大块头。中美建交，对韩国有很大触动，所以，韩国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非常迫切。这次双方接触一下，对我方将来如何放宽对韩国政策起到了好作用。
这次谈判后，中韩的间接贸易就开始了。当然在这之前也有一点，主要是通过香港等地中转，这之后山东有人加入。现在山东和韩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青岛、烟台的韩国人也很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双方之间的贸易慢慢活跃起来，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跟着发展。
到1993年下半年，我当时正在朝鲜工作，突然接到国内通知，要调我去釜山总领事馆。到釜山后，我发现那里大的制鞋厂都已经转到我们国内，都是好几千人的大厂。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还不像现在这么强大，但是韩国商界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去拜访韩国宗教界人士，他们说，中国的佛教胜地都去过了。
可以说，虽然在劫机案近10年后中韩才建交，但这次劫机案及其处理，推开了两个国家封闭的大门。
今年，中韩建交20年，双边关系发展的速度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都是全方位的。我刚到釜山时，只有一所学校里有两名中国教师，现在中国到韩国的不只几万，韩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是在国外留学生中最多的。
有了这样广泛交往的基础，中韩关系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本文参考了《中国劫机外交》、《沈图回忆录》等公开资料）
向历史回溯，围绕1983年5月卓长仁劫机案而展开的艰难谈判,可以说是中韩两国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
当时，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次航班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最后在韩国东北部江原道迫降。虽然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5月5日案发，到5月9日结束谈判，短短不到一周，双方就稳妥解决了这一事件。
1997年，已经赴台的卓长仁等3人因绑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其他3人也淡出公众视野。而中国工作组历史性地首次赴韩国谈判，则推开了两国交往的大门。
就卓长仁劫机案谈判过程及其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门访问了当时担任中方工作组翻译的外交部退休官员蒋正才。
今年78岁的蒋正才是重庆人，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朝鲜语文系。卓长仁劫机案发生时，他担任外交部亚洲司一处（朝蒙处）正处级副处长。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中朝外交，直到1998年自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总领事职位上退休，是中国最了解朝鲜半岛事务的人之一。
当时，这个工作组不仅带回了被劫持的飞机和机组、乘客，也带回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与希望。
蒋正才口述了处理这件突发事件的始末。
意外的破冰之旅
卓长仁劫机案发生在中韩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候。从整个事件的处理来看，韩国方面非常积极主动。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决定的。因为我们先后和美国建交、和日本恢复邦交，韩国也就迫切希望与我建立联系。我们当时则主要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是怎么从“文革”那种封闭状态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问题一直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之一。我们和朝鲜的关系非常紧密，战后也一直在援建朝鲜。
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明确规定：在国外，一律不跟韩国的外交人员打交道。当时规定得很具体，不能握手，也不能谈话。到了70年代初，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韩国对我们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
1970年，韩国在他们海域里发现了我们的一条渔船，是江苏启东的。过去他们发现我们的渔船都送往台湾，但这次放回来了。这个事情报到中央，周恩来总理马上就让我们去了解详情，他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国改变对华态度的一个信号。
从那以后，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进入80年代以来，我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驻外使领馆也反馈信息，说韩国外交人员希望和他们接触。
我们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和韩国的关系。我们总的方针是要在外交上逐渐打开局面。其实当时韩国发展得很快，特别是他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我们去不去？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不得不考虑。
我们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人也好，中央也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向中央上报想法，建议对韩国的态度要松动，不然我们没法出去。不过那时还没考虑建交问题，因为我们和韩国之间还有台湾问题。当时，我们的做法稍微有些松动，我们的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寒暄几句，握个手。
卓长仁劫机事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里电话，要我赶快去一下。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部里才知道有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去了，要赶快弄回来。
当时中央由谷牧同志负责，具体是由民航局局长沈图带队，外交部、公安部、新华社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民航局工作小组。大家之前连个会都没一起开过，直接到机场上了飞机碰面，事情就这样紧急。
我当时对韩国比较陌生。我虽然学的是朝鲜语，但那是在朝鲜学的，和韩国的语言有很大差别。我对韩国的了解，也是通过一本叫《统一新闻》的日文刊物得到的。对韩国具体是什么样子，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部里交代我们，要注意政策，任务就是把人和飞机要回来。但具体怎么谈，通过韩国哪个部门谈，一概不知。
随身拎着20万美元现金
飞机到韩国，我们刚走进金浦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贵宾室，马上冲过来一大群记者，围住沈局长提问。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没见识过，也没想到要在这种场合当翻译，只能硬着头皮翻。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张口讲话，他们就听出我是在朝鲜学的语言。
在介绍韩国官员时也很尴尬，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介绍。那天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韩国外务部政务次官补孔鲁明，他也是韩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沈图就问我，这个职务是什么位阶，我一点都答不上来。后来才弄清楚，韩国外务部最高官员叫长官，接下来是次官、次官补，相当于副部长、部长助理。
从机场去酒店，陪我坐车的是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前排副驾驶位上是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我的公开身份是翻译，何劳这样两个官员来陪我？我当时想他们应该知道了一些情况。
亚洲局局长一路上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蒋先生，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离得这么近，在历史上又那么多往来，现在这样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难答复，以我一个民航局翻译的身份，能说什么呢？只好微笑不答。
但是他反复说，我觉得自己再什么不说就不礼貌了，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这个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中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汉城的主要街道，还告诉我街上跑的车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让我很吃惊。汉城看上去也比较繁华，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我到韩国后的第一关，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这次到韩国，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沈局长的秘书一直拎着一只大箱子，后来才知道是20万美元现金——这么多乘客在韩国，吃住费用，包括飞机的维修、油料等等，都有开销，而我们当时和韩国的银行没有任何往来，只好随身带着现金。我们觉得，这些开支都要由我们承担，不能欠人家的。
后来才知道，飞机降落到韩国后，他们的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和我方接触，开始就决定拿出10万美元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中国工作组的开支，要好好招待我们，也把我们的机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级酒店。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很快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示愿意把乘客和飞机交还给中国，但要同中国就此谈判。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和我们接触、改善关系。而且，他们还拒绝了台湾方面接触机组和乘客的要求。
招待了我们，就开始谈判。一共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卓长仁的遣返问题。因为这里牵扯到台湾，他们的顾虑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不能妥协。我们要求引渡，他们认为要按照《海牙公约》，飞机降落地国家对劫机犯也有管辖权。实际上，有关 劫机问题的几个国际公约都不是很明确，双方就激烈地辩论。
我们最后考虑，主要还是要把飞机和乘客带回中国，如果僵持在这个问题上，夜长梦多。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保留就引渡劫机犯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没想到韩国提出签一个书面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有9处提到“大韩民国”，困难就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个国家，不好使用这个名称。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
“大韩民国”写入文件
在谈判过程中，翻译换过几次。开始韩国提供的翻译口语不行。后来换的一个，是在台湾学的汉语，词汇和我们差别比较大，这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更糟糕的是，韩国有些词汇在朝鲜的语言里根本没有。比如电梯在朝鲜叫升降机，我就说升降机，他们听了直笑。他们用的是英文的说法，就是电梯。后来我发现，韩国的语言里夹杂了大量英语词汇。这次谈判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当时的关系状况。
谈判到最后一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其实谈到这时，不是在谈劫机问题，而是外交问题。要把“大韩民国”写入文件，这么大的事情当场怎么能决定？
争论无果，孔鲁明急了。他身材高大，自称是孔子后裔，很有外交家气质。他说：“我当主人请你们吃饭，安排了这么多事情，你们总得感谢我吧！总得有点表示是吧？”
他用了一个词，韩国叫“礼让”，我在朝鲜没听过，一下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孔鲁明急了，大声说：“礼让！礼让！”干脆把这两个汉字写了出来。这样我们才懂了。
双方就这么磨，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只好约定吃完再谈。
我们内部商量，既然强调遵守国际公约处理这一事件，就要承认它是个国际法主体。如果不承认他的国号，逻辑上说不过去。最后决定尽量把“大韩民国”删下去，只在代表团团长签字的地方留一个，出现这一次，这样就考虑了对方的感受，而我们最后也用的是中国民航的落款。他们一看，还是写上了一个“大韩民国”，非常高兴。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字后，谈判基本画上了句号。除了比较好地处理了劫机事件以外，这次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双方直接见了面。韩国方面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和我们有个正式的外交接触，这个目的也算达到了。
推开封闭的大门
卓长仁劫机案是个突发事件。从主观角度看，双方在处理这次事件的心态上有很大区别。韩国的态度非常积极；但从我们这边来说，当时还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求这样的机会，当然也打算放宽一些对韩国的政策。
究竟放宽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准。通过这次接触，知道了韩国方面的态度，知道了他们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很重要。因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打开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打开了，韩国作为日本和美国的盟友，从自身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太重要了。无论从韩国的半岛政策看，还是从韩国国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都是大块头。中美建交，对韩国有很大触动，所以，韩国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非常迫切。这次双方接触一下，对我方将来如何放宽对韩国政策起到了好作用。
这次谈判后，中韩的间接贸易就开始了。当然在这之前也有一点，主要是通过香港等地中转，这之后山东有人加入。现在山东和韩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青岛、烟台的韩国人也很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双方之间的贸易慢慢活跃起来，其他方面的关系也跟着发展。
到1993年下半年，我当时正在朝鲜工作，突然接到国内通知，要调我去釜山总领事馆。到釜山后，我发现那里大的制鞋厂都已经转到我们国内，都是好几千人的大厂。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还不像现在这么强大，但是韩国商界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去拜访韩国宗教界人士，他们说，中国的佛教胜地都去过了。
可以说，虽然在劫机案近10年后中韩才建交，但这次劫机案及其处理，推开了两个国家封闭的大门。
今年，中韩建交20年，双边关系发展的速度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都是全方位的。我刚到釜山时，只有一所学校里有两名中国教师，现在中国到韩国的不只几万，韩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是在国外留学生中最多的。
有了这样广泛交往的基础，中韩关系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本文参考了《中国劫机外交》、《沈图回忆录》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