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心理暗示
　　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由于人们在习惯了使用某种工具时，往往会逐渐产生对这种工具的依赖，因此，当语言作为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时，久而久之，我们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依赖于某些习惯性话语了；而一旦这些习惯性的话语在人们的心底潜伏下来，无疑就会对人的思想乃至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姑且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语言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当然有着真假、善恶、美丑之分，但其负面的效应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
　　比如，俗语常说“无商不奸”，认为商人没有不奸诈的；或者说“无奸不商”，即不奸诈就不能作商人。这一俗语的产生自然有它的背景与土壤，一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乃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历代所颁布的相关政策法令往往也是重农抑商；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宣扬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那些所谓的君子眼里，经商者无不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对商人和商业的歧视就在所难免，以“奸”来界定“商”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利”又有什么不好呢？普天之下又有谁不需要“利”呢？再说了，“利”与“义”矛盾吗？水火不容吗？“图利”就必然要“奸”吗？等等，这些问题恐怕就没有多少人去认真思考了，以致千百年来，国人即使内心对某些富商有所羡慕，也决不会加以褒扬，用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简直就是“羡慕嫉妒恨”了，甚而以“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随着这一俗语所形成的心理积淀，还衍生出另一个俗语，曰“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也就是说，要想致富就得想方设法获得“外财”，仅靠本份正业是赚不了大钱的。如此一来，待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人们逐渐不再歧视经商和经商之人了，许多人还纷纷“下海”尝试一番。可一旦他们步入商海，并且急欲捞到“第一桶金”时，“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这一组俗语立马给了他们以心理暗示，成为他们经商赚钱的指南。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奸”简直就成了“商”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经商之人还是局外之人，似乎都觉得“在商言商”嘛，投机倒把、狡诈欺骗都属正常，至于诚信之类的道德准则在商场上是行不通的。“商场如战场”嘛，《孙子兵法》、《厚黑学》等纷纷被应用到“市场经济”中来了！“宰熟”一词就是从那时候兴起的，而且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人家做生意嘛，不宰你宰谁？于是，从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个体户”开始，以次充好、倒卖水货、偷税漏税几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能钻诸如“双轨制”之类政策的空子，那才叫有本事。最后，直至假冒伪劣泛滥，贪污受贿公行，既扭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又荼毒了广大民众的心灵。笔者有位已故的老友，极有才华与能力，但他平日最热衷的话题却是“钱”，而且一言及生意经，往往就想到如何弄虚作假上去，比如拿个回扣啦、开个虚假发票啦，似乎不这样就赚不到钱。其实就他的品质而言，未必会去这么做，实际上临终他也没赚到多少钱，反倒将自己的才智虚掷专业荒废。这不正说明了“无商不奸”抑或“无奸不商”是如何给他以“心理暗示”的吗？
　　与“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相匹配的话是“为富不仁”，这一俗语也流传千百年了。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俗语、谚语、成语乃至某些口号，人们往往是只管用却很少思索它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事实，是否合乎逻辑。比如“商”与“奸”之间难道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富”与“不仁”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莫非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奸商”委实不少，“富人”做的坏事太多，才造成如此不良的评价？不过，既然有了如此“定论”，那么“为富”者“不仁”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乎，当下“先富起来”的人，炫富摆阔已成平常，奢侈淫靡亦不鲜见，而以慈善为怀的却成了凤毛麟角。中国的经济飞快发展，中国的富人日益增多，跻身世界富豪榜的也不在少数，可中国的慈善事业怎么就举步维艰，还不时地爆出诸如“诈捐”“骗捐”以及慈善机构肆意挥霍善款的丑闻呢？除了制度的文化的原因之外，窃以为“为富不仁”怕是起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这一心理暗示不仅对富人，广大民众怕也难以置之度外。当下“仇富”心理已在社会上逐渐铺开，似乎是一个证明。前些年，笔者对“仇富”一说还颇不以为然，认为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现象；若说有，那“仇”的也是以非法手段攫取的“富”。但从近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为什么每当“富人”与“穷人”发生纠葛时，舆论往往在还未弄清真相时便不问是非一哄而上地谴责“富人”呢？这不能不说是“为富不仁”给我们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上面仅仅是举了那么两个小小的例子。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因长期习用的语言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它往往会干扰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放弃或者忽视了独立思考；更重要的是，那些有害的心理暗示还会令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陷入误区。
　　“诽谤”的词义演变
　　“诽谤”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应该说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何止贬义，有时竟能构成犯罪，所谓“诽谤罪”是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诽谤罪”起诉他人的屡见不鲜，而且胜诉者的几率颇大。
　　其实，“诽谤”这两个字在古代并非贬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诽”的解释是“谤”，对“谤”的解释为“毁”，那么什么是“毁”呢？《说文》又将“毁”解释作“缺”。这个“缺”字虽说算不上是赞美，但也很难说是贬损，关键在于这一“缺”是否“无中生有”。但无论有无，“诽”与“谤”都从“言”，均不过是“说话”，或曰“言论”而已，是不能轻易定罪的。我们都很熟悉《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文中的“讽谏”“谤议”乃至“刺”，都无贬义，而是指给君王“提意见”，在邹忌的讽谏之下，齐威王还主动以奖赏的办法来广泛征求意见。传说中的所谓“诽谤木”，正说明了古代君王对来自下面的批评的态度，尽管“诽谤木”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即便是做样子，可也不曾公开将“诽谤”定罪呀！
　　然而到了现代，“诽谤”便成了“说别人坏话”，甚至“恶意攻击别人”。不过，对于国人来讲，“说别人坏话”似乎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俗语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又曰，“谁人背后不被说？”可见，背后议论他人的现象颇为普遍。这实在不是一种好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恶习。但是否构成一种“罪”，即“诽谤罪”呢，尤其是当某些人，将这些“坏话”公布于众时，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的名誉、尊严和权利，并对他人“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诉诸法律，这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恶意”的判断却并非那么简单，是否“无中生有”也需要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发生的一些对所谓“诽谤罪”的起诉，大多是官员和名流提出的。平民百姓指责他人“诽谤”自己的，颇为鲜见。“诽谤”嘛，乃“毁人名誉”也，普通民众无“名”无“誉”，平时被上司指着鼻子训斥、辱骂，都未必敢还嘴，哪里还敢说对方“诽谤”呢？当然，如果某些“坏话”确属“无中生有”，某些“攻击”确属“恶意”，那么指责对方是“诽谤”倒也说得过去；但如果并非“无中生有”，而完全是一种如实的披露和正当的批评呢？也以“诽谤”为由将言者起诉甚至拘捕，恐怕就不是一般的错误的而是公然违宪了。官员乃“人民公仆”，理应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名流也多为公众人物，为广大民众所挑剔，也是理所当然的。
　　“诽谤”在古代原本为褒义，它的反义词是“谄谀”，而对于当今的某些人来讲，他们喜欢的的确是“谄谀”而非“诽谤”，于是近年来“诽谤罪”的“案件”便屡见报端。以“诽谤罪”起诉和拘捕言者，打压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已经由市级、县级官员发展到乡镇级官员了。比如，前几年发生在山东曹县的所谓“诽谤案”，网民段磊在网上举报当地的一位镇党委书记，结果却被县检察机关以诽谤罪提出公诉，并于7月17日在当地法院以非公开形式开庭（见《新京报》2009年7月18日）。一个区区的乡镇官员都不能批评，日后是否所有公务员都不可批评不许指责了？社会的权力意志越来越强硬，照此下去，广大民众还有监督的权利和言论的空间么？这所谓的“诽谤罪”是否也定得太宽泛太随意，简直宽泛到没有边际、随意到为所欲为了？
　　传说中的古代诽谤木，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载体，它所昭示的，乃是中华民族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高尚品格与博大胸怀，它的现代流变，乃是中国公民理应拥有的表达权和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