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春玛奇朵加珍波椰、奥利奥波波冰微糖、鲜奶静冈抹茶、多肉车厘子少糖少冰、阿华田奶茶加芝士……这些都是我手机里常点的奶茶种类。作为一个36岁的中年人，我很早之前就被奶茶征服了。
　　印象中的上世纪90年代初，买糖是需要糖票的，合作社（当时的小卖部）里那些甜味的零食，也不过是些泡泡糖和麦丽素，要想吃正经的甜食，要等过节，无非是些北方的点心和南方的糖水，汤圆和甜粽，也颇无惊喜。那个年代，吃糖不易，唯一的好处是，街上鲜有胖子。今天我们的糖摄入远远超标，从饮料到零食，从炒菜到汉堡，几乎无一例外地添加了额外的糖分，但仍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对奶茶的诱惑无法抵挡。
　　虽然整个亚洲及英国的饮食史中都有喝奶茶的记载，但是真正让奶茶变成一种流行文化的，要归功于中国台湾的夜市。收入微薄，依靠街头绘画讨生活的涂宗和，以粉圆为灵感，创作出了珍珠奶茶，曾有台媒为他的奶茶写道：“粗大的吸管轻轻翻动着杯中涌起的泡沫，晶莹剔透的一颗颗耀眼珍珠在乳白色的汁液中闪烁，仿佛星子们徘徊在拂晓的天空不忍离去。细啜一口，蔓延在口腔的浓浓奶香与悠悠茶香同时溢满喉间，直冲脑门，清凉的嚼劲与舒畅的口感令人再三回味，甚至为之疯狂。”
　　2000年，我从北京飞到澳洲求学，那个时候的悉尼是大陆及港澳、台湾华人最为聚集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唐人街里，有我和同学们常去的糖水铺子，天南海北的留学生便是在那里熟识起来的。印象中的老板是个福建阿姨，汉语和英语都说得不标准，发音最标准的一句是“no take away”。她不做外带，不备一次性餐具，喊人取甜品的时候，会亲手递出一个勺子，大概想表达的意思是，“堂食才好恰”。
　　2000年前后，生活中没有太多科技资讯的侵扰，人活得悠闲，人与人接触直接，往往需要共享些甜食来相互熟悉。喜欢吃西米露的大多来自香港、广东;爱好芋圆的多半是台湾人;偏爱桃胶的，可能来自江浙沪;专点芝麻花生冰的，则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久而久之，大家有了默契，只看桌上摆了哪些饮品，便知道谁来了，谁没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亚洲人都爱甜。
　　老板最初只经营广东一带的糖水，冰糖莲子、银耳木瓜、杨枝甘露一度很受欢迎，后来亚裔越聚越多，双皮奶、拉茶、泡鲁达、抹茶冰都混了进来。数十样印在墙上，颇为壮观，活像一幅亚洲地图。但是品类多了，品质也跟着骤降，降了两次价之后，糖水店就歇业了。
　　正是那时，奶茶店纷纷出现了。看着颜色、口味各异的饮料，整齐干净的布置，漂亮的店員，以及新鲜的饮品名字，一时间不知道应该点些什么，只记得那些新奇的味道，比要坐着吃的糖水丰富多了。
　　我在澳洲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附近的台湾奶茶店上班。摇奶茶大多是我这样刚入校的，后来老板招募了几个年轻的女学生，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就被调去后厨了。那时摇奶茶基本靠手，是个挺费力气的工作，赶上生意好时，八个小时摇出一二百杯也是常有的事。
　　自此，在工作之余带一杯奶茶路上喝，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习惯。晚上十点钟，下班的年轻人揣着当日的工资，披星戴月，喝上一口失掉了温度的奶茶，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慰藉，这似乎也满足了我们彼时对成熟的向往。
　　后来唐人街的Y2K奶茶店率先引进了自动摇茶机，年轻人纷纷去应聘，香港老板对着频繁来访的学生表现出不屑。显而易见，这台机器给她省掉了不少人工，凭着这台机器，那家店也摇出更多的口味。而我所工作的这家店，似乎只专注传统的口味，强调手工摇制，没过几年，就倒闭了。
　　好像在那段时间，亚洲的小吃突然流行了起来，作为糖水的“迭代”产品，奶茶更为“包容”地吸纳了种种食材，如椰果、龟苓膏，口味也几乎涵盖了大多数水果，坚果、谷物和零食碎，也统统被塞进去，只为增加口感。糯米小球改变了红、绿茶的风味，似乎也承载了更多的年轻文化。那一年，我似乎亲历了奶茶和糖水的交替，目睹着如同黑洞一般的粗吸管击溃了全世界最方便的餐具——勺子。如此，奶茶在经历了无数次蜕变后，依旧广受欢迎，品牌、口味层出不穷，产品线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些销售季节特饮的网红店铺，甚至开始在茶饮中加入烈酒，像是对调酒的一种“侵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糖水似乎在今天的奶茶中得到一种重生和延续。
　　近十年，奶茶也随着留学生和移民，走到了更远的地方，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只要看到奶茶店，便可知道这里有亚洲人出没。几年前，NBA球星杜兰特在入选金州勇士队后，搬到加州，他在推特上问起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不少粉丝向他推荐了“boba tea”，起初杜兰特还以为是个玩笑，没过多久，他便捧着一杯珍珠奶茶在自媒体上晒出照片。据说当时加州的奶茶店不过三十余家，而这之后，数量扩充了不少，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
　　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只是在我拿着奶茶杯子走在街上，当粗吸管插在嘴里，吸起一颗椰果时，仿佛才尝到一种年轻的滋味。
　　俞晨元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