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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城市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4日至27日在湖南城市学院隆重召开。作为在周立波家乡湖南益阳召开的周立波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文学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的学者、作家共120余人参加。周立波长子、作家、学者周健民先生参加了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0多篇。与会者围绕“周立波的创作”和“当代乡土小说的发展与研究”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发掘周立波创作的意义，重新审视在新的语境中乡土文学的意义，探究乡土文学的发展方向，力求对当下农民的审美需求引起关注，对乡土文学创作有所促进。
1.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做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探讨。武汉大学樊星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乡土文学出现了新质，如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盛可以《北妹》这些描写打工者命运小说的出现，是以前乡土文学所没有的，由此他提出了乡土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并提出了三个具有启发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即家族与乡土的关系、政治与乡土的关系、权利与乡土的关系等，并主张作家与评论家关注底层，展示出农民深层的生存状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先生认为，在三农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本次研讨会提出的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首先明确了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小说二者的区别，并进而概括了乡土小说的四种模式和两种动向，四种模式即家族模式、妇女模式、个人命运模式和生态模式，其中生态模式包括人的生存状态和人与自然的生存状态；两种动向为逃离农村和回归农村。他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创作应该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向周立波等老一辈子作家学习，深入农村，体验农村认识农村；加强方向意识；塑造新农民形象等。
《文艺报》编辑部主任熊元义从反对一些学者将周立波从文学史教材专章专节中撤下来出发，提出乡土文学应该关注底层，感受底层，支援现实。而对底层的关注，应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文艺方针，避免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和底层的背叛。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学术问题：底层是谁？底层能说什么？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副教授则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探讨了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四种形态及其融合和分化。这四种话语形态是：以鲁迅等作家为代表、揭示国民性的启蒙话语形态；以沈从文等作家为代表、表现人性、求“真”的新浪漫话语形态；以刘绍棠为代表、求“善”的古典话语形态；以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形态。这四者处于相互融合、分化的运动过程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几种话语形态融合、冲突加剧，张力凸现。
华南理工大学徐肖楠教授认为，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形态和生存状态，是几代人追求的梦想。因而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乡村和田园的审美情趣。但到了市场化的今天，如何寻找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拒绝乡土文学叙事的迷乱，挽救现实中乡村生活的颓败，已成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他指出，究其原因，这是一种乡土文学中一种古典家园情味和生命意识的颓败。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批评家该如何评论现代乡土小说中对于丑陋和粗俗的描写？
河北师范大学崔志远教授从地缘文化理论出发，梳理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地缘文化风貌。并用“割据称雄”这一词语概括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发展态势。他分析了地缘文化理论，指出造成乡土文学这种发展态势的文化本质在于地域的文化潜意识，并以楚文化为例作了生动的分析。
山东大学庞守英教授认为，在沈从文、周立波、汪曾祺的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图景，在市场经济对乡村文化的渗透与颠覆中已经渐行渐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交流的尴尬与无奈，一方面城市对乡村不断侵吞与诱惑，另一方面，乡民们放弃土地进城，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农民没有归宿。二是如阎连科《黄金洞》所叙述的金钱诱惑下的贪婪与残酷。三是权利笼罩下的奴化与奴性，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她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应在新条件下守望这片土地，作为精神家园的寄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谢维强副教授从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的评价问题出发，提出了四个“来自何方”，即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来自何方；人们对三位作家作品的欣赏来自何方；赵树理等作家深守农村、仰望上方时的尴尬和矛盾心态来自何方；批评要参透乡村文化的底蕴要走向何方。
山西社科院艾斐研究员提出了“小乡土文学”和“大乡土文学”之别。小乡土文学是指现在文学界通常所理解的描写农民、农村生活的小说，大乡土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民族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因为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是地域性。他以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乡土文学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并提倡对周立波小说的研究应具有大乡土意识。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作家谭元亨则主要从文学流派入手，探讨了茶子花派的形成和特点。他以周立波《山乡巨变》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例，说明茶子花派的形成既应具有代表人物也应具有群体的和个体的风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杨友今也探讨了茶子花派的根基和走向。他认为周立波是茶子花派的旗手。茶子花派的根基在于其乡土特色、唯美倾向和开拓性。茶子花派一般具有主题深刻、细节生动、抒情性强等特点。他还大胆预测，茶子花派必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流派融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
2.在对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对于周立波的创作及对周立波作品作了精辟的解读。《文学评论》编审董之林认为当今大中小学生对十七年文学阅读存在较大隔膜，指出对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作品的阅读应该强调历史还原阅读。她着重探讨了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她从批判现代文学史认为左翼文学与唯美主义之间不存在同项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唯美主义与革命文学并非天敌。她进一步指出，周立波的创作经历着对二者选择的焦虑，周立波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剖析等作出了美学选择和价值判断，坚守了文学的自律性。因而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不仅体现于他对人性和文学个性的张扬，更在于他对文学精神的坚守。
华中师范大学张永健教授从民俗的角度出发解读《山乡巨变》，认为它是一首江南山乡民俗风情的抒情诗。周立波既通过对民俗风情的描写表现主题，也在紧锣密鼓的描写中加入民俗风情的描述，使小说结构张弛结合。此外，作者还善于通过饮食、服饰、信仰、民歌、谚语、方言的描写揭示人物性格。这些都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从周立波作为游子和干部的独特身份出发，对《山乡巨变》作了独特、精辟的解读。作为一个干部，周立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斗争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游子，周立波更愿意看到和谐、自然、有着浓厚血缘关系的乡村，因而作品独特、复杂。此外王又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山乡巨变》出现了大量描绘会议的场景。会议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的一种话语。通过会议探讨农民的话语表达也是解读周立波的一种有效策略。
江南大学肖向东教授《周立波“乡土化创作”对当代小说的文化启示》从文本意义、话语转换、写真的文学观三个方面剖析了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于当下的“本土化”作家的影响，认为它主要体现在：重本色化人物和本真化生活形态描写的艺术笔调；原生态生活环境与自然化人文景观的摹写；富有文化内涵的风俗人情与田园诗情调的渲染；最能表现生活特质与农民本性的质朴的方言土语的选用；民间生活场景与乡土生命空间的拓展。
河北师范大学孙振笃教授从回忆聆听周立波先生上课谈起，展示了周立波当年精神风貌。同时，他将研究的目光投入到周立波的散文特写。他指出，周立波散文主要具有经验的丰富性、真实性及散文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性等特征。
湖南城市学院刘中顼教授以周立波益阳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中的地位为切入点，辨析了周立波益阳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不同的的乡土特征，认为周立波小说民间性和地方文化特点突出。他进一步指出，周立波小说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乡土特色，很好地结合了民间性与社会主义主旋律，对湖南作家乃至全国乡土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
怀化学院邓立平教授在界定了乡土文学概念基础上，分析了周立波乡土小说的民间性和乡土性，并指出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对湖湘文化的继承，体现出人性的关怀；注意对湖区山水风景的描写充满了意境美；表现了一幅幅风俗画面；塑造了生动的农民和干部形象等。
邵阳学院邹琦新教授站在周立波小说现实主义的立场，认为周立波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忠实地描述了当时合作化的真实画卷。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
湖南理工学院杨厚均教授以《身份张力与审美弹性》为题，提出了周立波身份的四重性：干部身份或外来者身份、游子身份、传统文人身份、五四启蒙后的知识分子身份。四种身份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以内化了的“真”为起点、以矛盾冲突中的“善”为终点，相互沟通，富有张力而和谐的结构。
华中师范大学刘海军博士分析了《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风格转变的原因及意义。他认为《暴风骤雨》的激进革命姿态体现在三个方面：革命话语的逻辑构架、怨恨引起的革命动机及革命话语的改造。《山乡巨变》趋于温和则是阶级观念淡化的表现。他认为，这种转变形成的客观原因在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主观原因在于作者自身的改造。
湖南城市学院王竹良副教授以延安时期周立波的创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周立波这个时候的创作丰富多样，驾驭农村题材小说轻车熟路。这个时候的作品轻松幽默、情节简单、结构单纯。这些都对发扬五四传统、为后人的学习创造留下了宝贵财富。
湖南城市学院王泉副教授着重考察了周立波小说的民间视角及其对当代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蔡测海的影响，并指出，周立波小说的民间视角包含了地域文化特色，它具有流动性特征，能建构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周立波民间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为重温过去的感动提供了镜子，为重铸乡土小说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启迪。
3.此外，与会学者专家还对周立波的生平和文学思想，提供了新的史料，发表了新的见解。湖南省文联原执行主席、作家谢璞先生在发言中回忆了周立波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并指出，周立波是美的形象，是当代的司马迁。他认为作为周立波先生的学生，作为一个作家，应学习周立波的使命感，学习他对人民的关注，学习他为自由、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精神。只有具有独特人格魅力，人民的主体美学才会存在，作品才富有生机。
作为本土的周立波研究者，益阳市“三周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宪新先生主要讨论了1955年到1965年期间，周立波在益阳生活期间所创作的《山乡巨变》和23篇短篇小说的写作情况，并号召与会学者重视周立波的故乡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加强对它们的研究。
作为周立波回到益阳任职、劳动时期的同事，益阳市“三周研究会”会长周萼梅先生对周立波的诗歌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在发言中指出，周立波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同时提倡诗歌创作也应多写乡土诗。
总之，与会代表把握了周立波创作与乡土小说研究的核心命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新课题，本次研讨会无疑将“周立波创作与乡土小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虽然如此，有些论文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有不够深入、老生常谈等问题，因此，在全面建设新农村、在三农问题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的当下语境中，如何以新思维、新视角、新观念来解读周立波，来指导乡土文学的发展，仍是每一位研究者的重任。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
1.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做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探讨。武汉大学樊星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乡土文学出现了新质，如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盛可以《北妹》这些描写打工者命运小说的出现，是以前乡土文学所没有的，由此他提出了乡土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并提出了三个具有启发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即家族与乡土的关系、政治与乡土的关系、权利与乡土的关系等，并主张作家与评论家关注底层，展示出农民深层的生存状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先生认为，在三农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今天，本次研讨会提出的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首先明确了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小说二者的区别，并进而概括了乡土小说的四种模式和两种动向，四种模式即家族模式、妇女模式、个人命运模式和生态模式，其中生态模式包括人的生存状态和人与自然的生存状态；两种动向为逃离农村和回归农村。他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创作应该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向周立波等老一辈子作家学习，深入农村，体验农村认识农村；加强方向意识；塑造新农民形象等。
《文艺报》编辑部主任熊元义从反对一些学者将周立波从文学史教材专章专节中撤下来出发，提出乡土文学应该关注底层，感受底层，支援现实。而对底层的关注，应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文艺方针，避免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和底层的背叛。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学术问题：底层是谁？底层能说什么？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副教授则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探讨了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四种形态及其融合和分化。这四种话语形态是：以鲁迅等作家为代表、揭示国民性的启蒙话语形态；以沈从文等作家为代表、表现人性、求“真”的新浪漫话语形态；以刘绍棠为代表、求“善”的古典话语形态；以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形态。这四者处于相互融合、分化的运动过程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几种话语形态融合、冲突加剧，张力凸现。
华南理工大学徐肖楠教授认为，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形态和生存状态，是几代人追求的梦想。因而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乡村和田园的审美情趣。但到了市场化的今天，如何寻找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拒绝乡土文学叙事的迷乱，挽救现实中乡村生活的颓败，已成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他指出，究其原因，这是一种乡土文学中一种古典家园情味和生命意识的颓败。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批评家该如何评论现代乡土小说中对于丑陋和粗俗的描写？
河北师范大学崔志远教授从地缘文化理论出发，梳理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地缘文化风貌。并用“割据称雄”这一词语概括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发展态势。他分析了地缘文化理论，指出造成乡土文学这种发展态势的文化本质在于地域的文化潜意识，并以楚文化为例作了生动的分析。
山东大学庞守英教授认为，在沈从文、周立波、汪曾祺的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图景，在市场经济对乡村文化的渗透与颠覆中已经渐行渐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交流的尴尬与无奈，一方面城市对乡村不断侵吞与诱惑，另一方面，乡民们放弃土地进城，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农民没有归宿。二是如阎连科《黄金洞》所叙述的金钱诱惑下的贪婪与残酷。三是权利笼罩下的奴化与奴性，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她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应在新条件下守望这片土地，作为精神家园的寄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谢维强副教授从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的评价问题出发，提出了四个“来自何方”，即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来自何方；人们对三位作家作品的欣赏来自何方；赵树理等作家深守农村、仰望上方时的尴尬和矛盾心态来自何方；批评要参透乡村文化的底蕴要走向何方。
山西社科院艾斐研究员提出了“小乡土文学”和“大乡土文学”之别。小乡土文学是指现在文学界通常所理解的描写农民、农村生活的小说，大乡土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民族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因为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是地域性。他以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乡土文学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并提倡对周立波小说的研究应具有大乡土意识。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作家谭元亨则主要从文学流派入手，探讨了茶子花派的形成和特点。他以周立波《山乡巨变》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例，说明茶子花派的形成既应具有代表人物也应具有群体的和个体的风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杨友今也探讨了茶子花派的根基和走向。他认为周立波是茶子花派的旗手。茶子花派的根基在于其乡土特色、唯美倾向和开拓性。茶子花派一般具有主题深刻、细节生动、抒情性强等特点。他还大胆预测，茶子花派必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流派融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
2.在对乡土文学和乡土小说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对于周立波的创作及对周立波作品作了精辟的解读。《文学评论》编审董之林认为当今大中小学生对十七年文学阅读存在较大隔膜，指出对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作品的阅读应该强调历史还原阅读。她着重探讨了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她从批判现代文学史认为左翼文学与唯美主义之间不存在同项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唯美主义与革命文学并非天敌。她进一步指出，周立波的创作经历着对二者选择的焦虑，周立波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剖析等作出了美学选择和价值判断，坚守了文学的自律性。因而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不仅体现于他对人性和文学个性的张扬，更在于他对文学精神的坚守。
华中师范大学张永健教授从民俗的角度出发解读《山乡巨变》，认为它是一首江南山乡民俗风情的抒情诗。周立波既通过对民俗风情的描写表现主题，也在紧锣密鼓的描写中加入民俗风情的描述，使小说结构张弛结合。此外，作者还善于通过饮食、服饰、信仰、民歌、谚语、方言的描写揭示人物性格。这些都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教授从周立波作为游子和干部的独特身份出发，对《山乡巨变》作了独特、精辟的解读。作为一个干部，周立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斗争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游子，周立波更愿意看到和谐、自然、有着浓厚血缘关系的乡村，因而作品独特、复杂。此外王又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山乡巨变》出现了大量描绘会议的场景。会议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的一种话语。通过会议探讨农民的话语表达也是解读周立波的一种有效策略。
江南大学肖向东教授《周立波“乡土化创作”对当代小说的文化启示》从文本意义、话语转换、写真的文学观三个方面剖析了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于当下的“本土化”作家的影响，认为它主要体现在：重本色化人物和本真化生活形态描写的艺术笔调；原生态生活环境与自然化人文景观的摹写；富有文化内涵的风俗人情与田园诗情调的渲染；最能表现生活特质与农民本性的质朴的方言土语的选用；民间生活场景与乡土生命空间的拓展。
河北师范大学孙振笃教授从回忆聆听周立波先生上课谈起，展示了周立波当年精神风貌。同时，他将研究的目光投入到周立波的散文特写。他指出，周立波散文主要具有经验的丰富性、真实性及散文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性等特征。
湖南城市学院刘中顼教授以周立波益阳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中的地位为切入点，辨析了周立波益阳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不同的的乡土特征，认为周立波小说民间性和地方文化特点突出。他进一步指出，周立波小说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乡土特色，很好地结合了民间性与社会主义主旋律，对湖南作家乃至全国乡土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
怀化学院邓立平教授在界定了乡土文学概念基础上，分析了周立波乡土小说的民间性和乡土性，并指出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对湖湘文化的继承，体现出人性的关怀；注意对湖区山水风景的描写充满了意境美；表现了一幅幅风俗画面；塑造了生动的农民和干部形象等。
邵阳学院邹琦新教授站在周立波小说现实主义的立场，认为周立波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忠实地描述了当时合作化的真实画卷。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
湖南理工学院杨厚均教授以《身份张力与审美弹性》为题，提出了周立波身份的四重性：干部身份或外来者身份、游子身份、传统文人身份、五四启蒙后的知识分子身份。四种身份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以内化了的“真”为起点、以矛盾冲突中的“善”为终点，相互沟通，富有张力而和谐的结构。
华中师范大学刘海军博士分析了《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风格转变的原因及意义。他认为《暴风骤雨》的激进革命姿态体现在三个方面：革命话语的逻辑构架、怨恨引起的革命动机及革命话语的改造。《山乡巨变》趋于温和则是阶级观念淡化的表现。他认为，这种转变形成的客观原因在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主观原因在于作者自身的改造。
湖南城市学院王竹良副教授以延安时期周立波的创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周立波这个时候的创作丰富多样，驾驭农村题材小说轻车熟路。这个时候的作品轻松幽默、情节简单、结构单纯。这些都对发扬五四传统、为后人的学习创造留下了宝贵财富。
湖南城市学院王泉副教授着重考察了周立波小说的民间视角及其对当代湖南少数民族作家孙健忠、蔡测海的影响，并指出，周立波小说的民间视角包含了地域文化特色，它具有流动性特征，能建构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周立波民间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为重温过去的感动提供了镜子，为重铸乡土小说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启迪。
3.此外，与会学者专家还对周立波的生平和文学思想，提供了新的史料，发表了新的见解。湖南省文联原执行主席、作家谢璞先生在发言中回忆了周立波生前许多感人的事迹，并指出，周立波是美的形象，是当代的司马迁。他认为作为周立波先生的学生，作为一个作家，应学习周立波的使命感，学习他对人民的关注，学习他为自由、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精神。只有具有独特人格魅力，人民的主体美学才会存在，作品才富有生机。
作为本土的周立波研究者，益阳市“三周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宪新先生主要讨论了1955年到1965年期间，周立波在益阳生活期间所创作的《山乡巨变》和23篇短篇小说的写作情况，并号召与会学者重视周立波的故乡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加强对它们的研究。
作为周立波回到益阳任职、劳动时期的同事，益阳市“三周研究会”会长周萼梅先生对周立波的诗歌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在发言中指出，周立波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同时提倡诗歌创作也应多写乡土诗。
总之，与会代表把握了周立波创作与乡土小说研究的核心命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新课题，本次研讨会无疑将“周立波创作与乡土小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虽然如此，有些论文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有不够深入、老生常谈等问题，因此，在全面建设新农村、在三农问题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的当下语境中，如何以新思维、新视角、新观念来解读周立波，来指导乡土文学的发展，仍是每一位研究者的重任。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