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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到《古典文学知识》200期特刊约稿信后，颇感惭愧，多年未曾给刊物写稿，赶紧推开正在涂鸦的文稿，先行写此文寄奉请正，既表示对刊物的祝贺，也略表一己的歉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出版了《文史知识》，稍后南京出版了《古典文学知识》。两份刊物性质近似，北京兼顾文、史，而南京着力于文。两刊创办之前，都曾征求不佞鄙见。笔者认为这两份刊物都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极佳读物，初学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而专家也可从中补充、拓展自己的知识，知识不断充实就是学问，如果一个学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某一领域的全部知识，毋需不断拓展，那是学术妄人，不必去说他。
因此，当《文史知识》创办人之一黄克先生于1980年南下至舍间征求意见，并给我一份《关于创办〈文史知识〉月刊的初步意见》文件，我即表示支持。黄克先生返京后不久，又寄来一份《业务情况》（25号），刊有《对创办〈文史知识〉月刊的初步反映》，从文中得知他们在京走访了余冠英、白寿彝、启功、郑天挺、周振甫等先生；还摘发了京外学人梅益、周谷城、王季思以及笔者等人的意见。不久，黄克又与程毅中两位先生南下组稿，也曾到舍间相约。八十年代末，又有胡克鸣、余喆两位先生来舍间约写“治学之道”栏目文章（刊于1990年3期），并推定笔者为之主持一个专栏（《儒林外史》人物论）。九十年代末，笔者为编辑《清凉文集》遍寻文稿之际，忽然发现夹在稿件中的上述两份文件。二十年前的往事一时又呈现，不禁写了一篇短文《相“知”二十年——我与〈文史知识〉》寄去，刊于2001年1期。
《古典文学知识》创办之初，常有编辑同志来舍间访谈，可惜无文字记录可查，只能从当年与出版社的交往略作回忆。1979年笔者曾发表几篇论杜甫的文章，如《从对一首杜诗的评价谈起》（《光明日报》1979年9月12日）、《论杜甫诗的形象思维》（《社会科学战线·形象思维论丛》，1979年10月）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远鸿同志便约我做《杜甫诗选析》（后应同一教研室的一位专事研究杜甫的同志要求合作），于1981年4月出版，次年重印。而张惠荣同志也以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涉及唐代文、史的文章，要求笔者审读《李商隐传》，力辞不得，只能勉力为之。同时，出版社还将出版一套《中国历代名人传记丛书》，从“出版说明”中得知，此套丛书聘请了南大韩儒林、王栻、刘毓璜、程千帆教授以及茅家琦、洪焕椿副教授，南师的孙望教授、苏师的钱仲联教授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编辑王士君同志找到笔者，要我承担《吴敬梓》一册的写作，于1982年出版，第二次印刷于1984年，已由人民出版社换成古籍出版社，由此推断江苏人民出版社当于1984年分拆成人民、科技、美术、文艺、古籍等几家。因为1983年1月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还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图书展览会，邀笔者出席。
分社后，与笔者联系较多的为人民、古籍两家。如1984年，人民社在常熟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王远鸿同志邀笔者前去讲两次。古籍社在出版《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之前，陆国斌先生还来舍间征求意见，并约稿；他们所出版的“话本大系”，欲由主编制改为编委会制，也是陸国斌来舍间，秉承高总编的意思要在下提出编委建议名单，供他们参考决定。1990年1月3日，趁“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召开之际，出版社来车，接了徐朔方、陈翔华以及笔者等人去座谈，社方出席者有高纪言、陆国斌、黄希坚、吴小平等。社方宣布由“徐朔方、陈美林、陈翔华、陆国斌、程毅中、刘世德组成”编委会。因在宁编委除陆国斌代表出版社以外，仅笔者一人，乃推定笔者多负责任。当时朔方先生来信总是写“美林兄转高总”，但笔者实无从负责，不久即推辞这一身份，仅负责应完成的书稿任务。
在如此频繁的合作中，出版社创办《古典文学知识》刊物，征求在下意见，不佞自然积极表示支持。
自创刊迄今，笔者为《古典文学知识》撰稿不多，但并非不重视该刊。兹举几篇文章为例，说说其“背景”便不难明白。
进入21世纪，学术刊物上每多回顾、总结上一世纪研究状况的文章。同道们也力促笔者做些回忆，尤以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反思文章要求笔者。
笔者乃就拙作《新批儒林外史》、《吴敬梓研究》和《吴敬梓评传》三部著作进行反思并撰写成文，均交《古典文学知识》发表，虽然《吴敬梓研究》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早于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批儒林外史》数年，但笔者首先反思的是《新批》，因为早在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拙作《吴敬梓》，此作虽是小册子，但却是笔者最早撰写的有关此一专题的作品。同时，用传统的批评形式整理古代小说，近百年来已鲜见，而江苏古籍社却能以此相约，显示了过人的识见。《新批》于1989年12月出版后即引起学界的注目，香港《大公报·艺林》（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6月13日）率先发表书评，继而各地报刊均有书评发表，不下二三十篇。而出版社也屡屡在召开学术会议时以此书相赠与会者，仅笔者就接触过两次：一次是江苏古籍出版社所召开的《中华大典》的工作会议，上海章培恒同志与会，他要找我谈“话本大系”事，便由周勋初同志陪同来访，此际我正在参加省政协会议（1990年2月19日），被安排住在玄武饭店，卞孝萱先生也随同而来。谈完正事后，卞先生出示《新批》让笔者签名，说是会议发的，培恒兄则接着说，他拿到的一本有倒页，正好手头有一本，便以之赠培恒兄。一次是在该年初夏，全国出版家会议在南京307招待所（现钟山宾馆）召开，百花出版社老总徐柏容先生突然来舍间相访，并出示《新批》，说是会议赠书，让笔者签名，并询问撰作经过，大加赞赏，后来他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评学》专著（1993年12月），在第五章第三节中说“评点这种方式也渐渐被人弃而不用了”，但这其实是“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江苏出版了陈美林的《新批儒林外史》，但愿这是评点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由于受到欢迎，至1998年2月已印行七次。 但《新批》在发排前夕，总编突然撤下全部注释，原先计划的前言、夹批、回评、注释四部分组合而成，撤下注释，以致残缺。后来北京新世界出版社负责人周奎杰来南京组稿，得悉此节，便表示可由他们重新出版。于是笔者便做了第二次批评，将全部注释补上，又将“前言”（相当于“读法”）重新写过，于2002年1月出版了《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见书后海内外亦有不少书评，何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7日）发表《伟大也要人懂》的长篇书评，对“清批”的批、评作了全面的评价，特别指出“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笔者所作的反思，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以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回顾》为题，交由《古典文学知识》于2004年第3、4两期刊出。所作的回顾即限于第一、第二两次批评。2009年新世界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即第三次批本；2014年商务印书馆则将第四次批本《陈批儒林外史》以套红版印出，该馆百年前曾出版过天目山樵评本，张文虎虽然多次批评过《儒林外史》，但并未能全部刻出，而笔者四次批评本均能出版，确是幸事。在第四次批本出版之后，及时检读，并撰写了《评点〈儒林外史〉的再回顾与再思考——作于〈儒林外史〉第四次批本面世之际》（《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自行揭示不足之处，表示这绝不可做为“定本”。当今人才辈出，社会进步，学术发展，虽屡获好评，亦不能自以为是，在此文之最后，并表示“特别要感谢支持过我的几家出版社的责编及老总，还有校对人员”。而将第一篇回顾研究此一专题的文字（即“新批”）交给古籍社所办的《古典文学知识》发表，继而又将同一专题的另外两部著作即《吴敬梓研究》和《吴敬梓评传》的反思文章，也交由该刊分别于2004年第6期、2005年第5期发表，以示不敢忘本之意。
同样是“反思”文章，但回顾的内容却是“戏曲”，而非“小说”。2007年第5期《古典文学知识》，发表了《戏曲改写漫话》，而同年第12期《文史知识》则发表了《戏曲研究的回顾》。之所以分在两个刊物发表，因为中华书局接受了钱仲联先生两次书信（1960年1月16日；1960年2月8日）推荐，约请笔者撰写《李玉和〈清忠谱〉》，1963年发排，但直到1979年底方将1963年排样寄来校对，于1980年见书。在这二十年间，笔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戏曲文章著作，但李玉之作却是最早的戏曲研究文章。这一过程，在《追忆钱仲联先生》文中（《钟山风雨》2008年第3期）有所回忆，此不赘叙。而戏曲改写的回顾，则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王远鸿先生力促成书的。早在1958年笔者与钱仲联先生从南京不同单位调至江苏师范学院（今之苏州大学）重办中文系，钱先生与笔者被任命为古代文学教研组长、副组长，当年钱先生51岁，是老教师，笔者则为26岁的青年讲师，钱先生声明不搞小说、戏曲，这部分的教学工作要由我承担。当年古代戏曲作品重印的很少，甚至连《曲海总目提要》也不易求得。学生无作品可读，课堂讲授便受到影响。于是想到孔尚任、李渔等人的戏曲作品，在历史上就有被改编成小说的；即连英国莎士比亚的剧作，也被著名的散文作家兰姆与其姊玛丽合作改写成小说，风行一时，既扩大了莎翁剧作的影响，改写本又成为文学名著。当时年轻妄为，心想何不一试？就连续改写了若干本杂剧、传奇，这些改写本，讲完课后就束之高阁。及至八十年代初，王远鸿同志常来舍间交流，索要稿件。当他得知笔者有此文稿，便要了几篇回去，不及一周，便来舍间说，这些文字可以发表、出书，便于1983年10月先行出版了《元杂剧故事集》，因不是学术著作，便随意署了个“凌嘉霨”的笔名。未曾料到外文出版社文教室主任周奎杰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见到，认为此作在同类读物中为上乘，便欲将其译成外文向海外弘扬中国文化。但又不知“凌”某为何人，便通过责编王远鸿同志与我联系，在信中说，“承王远鸿同志热情帮助，我们终于找到了你”，“在拜读大作后，我们拟将本书翻译出版法、德、斯、泰四种文本，想来你会支持的”。不久，外文社先后出版了法、英、德文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受此鼓舞，又出版了明代、清代两本改写本，同时又选了若干篇杂剧改写本，配合几种传奇改写本另行出版《中国戏曲故事集》。
此际，周奎杰同志从外文社调往新组建的新世界出版社主持工作，特来南京组稿，并告诉我该社既可出外文书，亦可出中文书，约定笔者将《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改写成中篇小说，由他们分别出版了汉英对照版。纽约一家出版公司还将这三种英文版合成一册出版。同时，周奎杰同志见到《新批儒林外史》也感兴趣，而我也欲修改并将原先所作的全部注释补入，她全然同意应允出版，乃于2002年出版了第二次批本。后来我去香山参加学术会议，周奎杰陪同接班的新总编来香山找到笔者，因为该社参加“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承擔的任务中有一项为《桃花扇》重新整理。周奎杰同志知道笔者不但为该社改写过《桃花扇》，还应台北之约，出版了《桃花扇》校注本，便约我承担“大中华文库”本的任务，考虑到“文库”主要是向海外发行，都是出汉、英对照版，便采取西洋歌剧的形式予以整理，并撰写“前言”。在此书约稿时，也讲定对《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再为我出版第三次批评本。
由于笔者改写本已在海内外发行，也引起读者的注意。当《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王廷信教授对笔者进行访谈时，由于内容事先拟定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重点为古代小说研究，访谈内容已十分繁多，2006年第10期刊出时已占12页（16开）。访谈中也涉及戏曲，但未能多谈，廷信教授乃决定再次访谈，专门交谈戏曲的教学、研究和创作（改写）三个方面，在《艺术学》4卷2辑发表时也有22页（32开）。这两篇访谈也引起海外同道的注意，如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便在总78号、79号两期全文转载。而笔者自己撰写的《戏曲改写回顾》，可自主投稿，乃交由最先促成此类作品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知识》发表。至于2008年第2期发表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第七届全国戏曲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则是参加2007年在集美大学召开的讨论会、受会议组织者委托而为。与会同道认为这一发言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建议公开发表。
总之，笔者虽然在《古典文学知识》发文很少，但涉及个人两项课题的回顾，而这两项课题的最早成果，又是由江苏人民、江苏古籍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因之相应的回顾、反思，由该刊发表，以示对该社、该刊的尊重，同时也表达一己不敢忘本之意。如今，编者、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一代有一代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笔者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已属过去，而且没有前人的支持和提携也不能有此微薄的成绩。近年来我撰写了系列文章，回忆老师夏承焘、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任铭善、陆维钊、沙孟海，还有学界前辈唐圭璋、钱仲联等老辈学者对我的帮助，汇成《学林忆往》一书（见书后，又继续撰写了回忆霍松林、冯其庸、程千帆、段熙仲、徐复等先生的文字，于今年先后发表），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而应贵刊之约，撰此小文，也是对贵刊的一种感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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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出版了《文史知识》，稍后南京出版了《古典文学知识》。两份刊物性质近似，北京兼顾文、史，而南京着力于文。两刊创办之前，都曾征求不佞鄙见。笔者认为这两份刊物都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极佳读物，初学者可以从中汲取知识，而专家也可从中补充、拓展自己的知识，知识不断充实就是学问，如果一个学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某一领域的全部知识，毋需不断拓展，那是学术妄人，不必去说他。
因此，当《文史知识》创办人之一黄克先生于1980年南下至舍间征求意见，并给我一份《关于创办〈文史知识〉月刊的初步意见》文件，我即表示支持。黄克先生返京后不久，又寄来一份《业务情况》（25号），刊有《对创办〈文史知识〉月刊的初步反映》，从文中得知他们在京走访了余冠英、白寿彝、启功、郑天挺、周振甫等先生；还摘发了京外学人梅益、周谷城、王季思以及笔者等人的意见。不久，黄克又与程毅中两位先生南下组稿，也曾到舍间相约。八十年代末，又有胡克鸣、余喆两位先生来舍间约写“治学之道”栏目文章（刊于1990年3期），并推定笔者为之主持一个专栏（《儒林外史》人物论）。九十年代末，笔者为编辑《清凉文集》遍寻文稿之际，忽然发现夹在稿件中的上述两份文件。二十年前的往事一时又呈现，不禁写了一篇短文《相“知”二十年——我与〈文史知识〉》寄去，刊于2001年1期。
《古典文学知识》创办之初，常有编辑同志来舍间访谈，可惜无文字记录可查，只能从当年与出版社的交往略作回忆。1979年笔者曾发表几篇论杜甫的文章，如《从对一首杜诗的评价谈起》（《光明日报》1979年9月12日）、《论杜甫诗的形象思维》（《社会科学战线·形象思维论丛》，1979年10月）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远鸿同志便约我做《杜甫诗选析》（后应同一教研室的一位专事研究杜甫的同志要求合作），于1981年4月出版，次年重印。而张惠荣同志也以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涉及唐代文、史的文章，要求笔者审读《李商隐传》，力辞不得，只能勉力为之。同时，出版社还将出版一套《中国历代名人传记丛书》，从“出版说明”中得知，此套丛书聘请了南大韩儒林、王栻、刘毓璜、程千帆教授以及茅家琦、洪焕椿副教授，南师的孙望教授、苏师的钱仲联教授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编辑王士君同志找到笔者，要我承担《吴敬梓》一册的写作，于1982年出版，第二次印刷于1984年，已由人民出版社换成古籍出版社，由此推断江苏人民出版社当于1984年分拆成人民、科技、美术、文艺、古籍等几家。因为1983年1月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还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图书展览会，邀笔者出席。
分社后，与笔者联系较多的为人民、古籍两家。如1984年，人民社在常熟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王远鸿同志邀笔者前去讲两次。古籍社在出版《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之前，陆国斌先生还来舍间征求意见，并约稿；他们所出版的“话本大系”，欲由主编制改为编委会制，也是陸国斌来舍间，秉承高总编的意思要在下提出编委建议名单，供他们参考决定。1990年1月3日，趁“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召开之际，出版社来车，接了徐朔方、陈翔华以及笔者等人去座谈，社方出席者有高纪言、陆国斌、黄希坚、吴小平等。社方宣布由“徐朔方、陈美林、陈翔华、陆国斌、程毅中、刘世德组成”编委会。因在宁编委除陆国斌代表出版社以外，仅笔者一人，乃推定笔者多负责任。当时朔方先生来信总是写“美林兄转高总”，但笔者实无从负责，不久即推辞这一身份，仅负责应完成的书稿任务。
在如此频繁的合作中，出版社创办《古典文学知识》刊物，征求在下意见，不佞自然积极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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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刊迄今，笔者为《古典文学知识》撰稿不多，但并非不重视该刊。兹举几篇文章为例，说说其“背景”便不难明白。
进入21世纪，学术刊物上每多回顾、总结上一世纪研究状况的文章。同道们也力促笔者做些回忆，尤以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反思文章要求笔者。
笔者乃就拙作《新批儒林外史》、《吴敬梓研究》和《吴敬梓评传》三部著作进行反思并撰写成文，均交《古典文学知识》发表，虽然《吴敬梓研究》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早于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批儒林外史》数年，但笔者首先反思的是《新批》，因为早在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拙作《吴敬梓》，此作虽是小册子，但却是笔者最早撰写的有关此一专题的作品。同时，用传统的批评形式整理古代小说，近百年来已鲜见，而江苏古籍社却能以此相约，显示了过人的识见。《新批》于1989年12月出版后即引起学界的注目，香港《大公报·艺林》（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6月13日）率先发表书评，继而各地报刊均有书评发表，不下二三十篇。而出版社也屡屡在召开学术会议时以此书相赠与会者，仅笔者就接触过两次：一次是江苏古籍出版社所召开的《中华大典》的工作会议，上海章培恒同志与会，他要找我谈“话本大系”事，便由周勋初同志陪同来访，此际我正在参加省政协会议（1990年2月19日），被安排住在玄武饭店，卞孝萱先生也随同而来。谈完正事后，卞先生出示《新批》让笔者签名，说是会议发的，培恒兄则接着说，他拿到的一本有倒页，正好手头有一本，便以之赠培恒兄。一次是在该年初夏，全国出版家会议在南京307招待所（现钟山宾馆）召开，百花出版社老总徐柏容先生突然来舍间相访，并出示《新批》，说是会议赠书，让笔者签名，并询问撰作经过，大加赞赏，后来他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评学》专著（1993年12月），在第五章第三节中说“评点这种方式也渐渐被人弃而不用了”，但这其实是“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江苏出版了陈美林的《新批儒林外史》，但愿这是评点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由于受到欢迎，至1998年2月已印行七次。 但《新批》在发排前夕，总编突然撤下全部注释，原先计划的前言、夹批、回评、注释四部分组合而成，撤下注释，以致残缺。后来北京新世界出版社负责人周奎杰来南京组稿，得悉此节，便表示可由他们重新出版。于是笔者便做了第二次批评，将全部注释补上，又将“前言”（相当于“读法”）重新写过，于2002年1月出版了《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见书后海内外亦有不少书评，何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7日）发表《伟大也要人懂》的长篇书评，对“清批”的批、评作了全面的评价，特别指出“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笔者所作的反思，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以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回顾》为题，交由《古典文学知识》于2004年第3、4两期刊出。所作的回顾即限于第一、第二两次批评。2009年新世界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即第三次批本；2014年商务印书馆则将第四次批本《陈批儒林外史》以套红版印出，该馆百年前曾出版过天目山樵评本，张文虎虽然多次批评过《儒林外史》，但并未能全部刻出，而笔者四次批评本均能出版，确是幸事。在第四次批本出版之后，及时检读，并撰写了《评点〈儒林外史〉的再回顾与再思考——作于〈儒林外史〉第四次批本面世之际》（《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自行揭示不足之处，表示这绝不可做为“定本”。当今人才辈出，社会进步，学术发展，虽屡获好评，亦不能自以为是，在此文之最后，并表示“特别要感谢支持过我的几家出版社的责编及老总，还有校对人员”。而将第一篇回顾研究此一专题的文字（即“新批”）交给古籍社所办的《古典文学知识》发表，继而又将同一专题的另外两部著作即《吴敬梓研究》和《吴敬梓评传》的反思文章，也交由该刊分别于2004年第6期、2005年第5期发表，以示不敢忘本之意。
三
同样是“反思”文章，但回顾的内容却是“戏曲”，而非“小说”。2007年第5期《古典文学知识》，发表了《戏曲改写漫话》，而同年第12期《文史知识》则发表了《戏曲研究的回顾》。之所以分在两个刊物发表，因为中华书局接受了钱仲联先生两次书信（1960年1月16日；1960年2月8日）推荐，约请笔者撰写《李玉和〈清忠谱〉》，1963年发排，但直到1979年底方将1963年排样寄来校对，于1980年见书。在这二十年间，笔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戏曲文章著作，但李玉之作却是最早的戏曲研究文章。这一过程，在《追忆钱仲联先生》文中（《钟山风雨》2008年第3期）有所回忆，此不赘叙。而戏曲改写的回顾，则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王远鸿先生力促成书的。早在1958年笔者与钱仲联先生从南京不同单位调至江苏师范学院（今之苏州大学）重办中文系，钱先生与笔者被任命为古代文学教研组长、副组长，当年钱先生51岁，是老教师，笔者则为26岁的青年讲师，钱先生声明不搞小说、戏曲，这部分的教学工作要由我承担。当年古代戏曲作品重印的很少，甚至连《曲海总目提要》也不易求得。学生无作品可读，课堂讲授便受到影响。于是想到孔尚任、李渔等人的戏曲作品，在历史上就有被改编成小说的；即连英国莎士比亚的剧作，也被著名的散文作家兰姆与其姊玛丽合作改写成小说，风行一时，既扩大了莎翁剧作的影响，改写本又成为文学名著。当时年轻妄为，心想何不一试？就连续改写了若干本杂剧、传奇，这些改写本，讲完课后就束之高阁。及至八十年代初，王远鸿同志常来舍间交流，索要稿件。当他得知笔者有此文稿，便要了几篇回去，不及一周，便来舍间说，这些文字可以发表、出书，便于1983年10月先行出版了《元杂剧故事集》，因不是学术著作，便随意署了个“凌嘉霨”的笔名。未曾料到外文出版社文教室主任周奎杰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见到，认为此作在同类读物中为上乘，便欲将其译成外文向海外弘扬中国文化。但又不知“凌”某为何人，便通过责编王远鸿同志与我联系，在信中说，“承王远鸿同志热情帮助，我们终于找到了你”，“在拜读大作后，我们拟将本书翻译出版法、德、斯、泰四种文本，想来你会支持的”。不久，外文社先后出版了法、英、德文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受此鼓舞，又出版了明代、清代两本改写本，同时又选了若干篇杂剧改写本，配合几种传奇改写本另行出版《中国戏曲故事集》。
此际，周奎杰同志从外文社调往新组建的新世界出版社主持工作，特来南京组稿，并告诉我该社既可出外文书，亦可出中文书，约定笔者将《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改写成中篇小说，由他们分别出版了汉英对照版。纽约一家出版公司还将这三种英文版合成一册出版。同时，周奎杰同志见到《新批儒林外史》也感兴趣，而我也欲修改并将原先所作的全部注释补入，她全然同意应允出版，乃于2002年出版了第二次批本。后来我去香山参加学术会议，周奎杰陪同接班的新总编来香山找到笔者，因为该社参加“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承擔的任务中有一项为《桃花扇》重新整理。周奎杰同志知道笔者不但为该社改写过《桃花扇》，还应台北之约，出版了《桃花扇》校注本，便约我承担“大中华文库”本的任务，考虑到“文库”主要是向海外发行，都是出汉、英对照版，便采取西洋歌剧的形式予以整理，并撰写“前言”。在此书约稿时，也讲定对《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再为我出版第三次批评本。
由于笔者改写本已在海内外发行，也引起读者的注意。当《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王廷信教授对笔者进行访谈时，由于内容事先拟定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重点为古代小说研究，访谈内容已十分繁多，2006年第10期刊出时已占12页（16开）。访谈中也涉及戏曲，但未能多谈，廷信教授乃决定再次访谈，专门交谈戏曲的教学、研究和创作（改写）三个方面，在《艺术学》4卷2辑发表时也有22页（32开）。这两篇访谈也引起海外同道的注意，如韩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便在总78号、79号两期全文转载。而笔者自己撰写的《戏曲改写回顾》，可自主投稿，乃交由最先促成此类作品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知识》发表。至于2008年第2期发表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第七届全国戏曲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则是参加2007年在集美大学召开的讨论会、受会议组织者委托而为。与会同道认为这一发言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建议公开发表。
总之，笔者虽然在《古典文学知识》发文很少，但涉及个人两项课题的回顾，而这两项课题的最早成果，又是由江苏人民、江苏古籍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因之相应的回顾、反思，由该刊发表，以示对该社、该刊的尊重，同时也表达一己不敢忘本之意。如今，编者、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一代有一代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笔者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已属过去，而且没有前人的支持和提携也不能有此微薄的成绩。近年来我撰写了系列文章，回忆老师夏承焘、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任铭善、陆维钊、沙孟海，还有学界前辈唐圭璋、钱仲联等老辈学者对我的帮助，汇成《学林忆往》一书（见书后，又继续撰写了回忆霍松林、冯其庸、程千帆、段熙仲、徐复等先生的文字，于今年先后发表），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而应贵刊之约，撰此小文，也是对贵刊的一种感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