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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经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从此，“多快好省”便成了这条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发展历史与现实、借鉴别国经验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并且强调好字当头、稳步前进，强调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
曾经，“多快好省”家喻户晓。如今，“又好又快”耳熟能详。两种提法相比，看似“好”与“快”两字顺序的简单对调。其实，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一、“多快好省”从酝酿到正式提出
“多快好省”，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这一总路线的酝酿、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条件下，即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所进行的早期的艰辛探索。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朝鲜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帝国主义严厉的经济封锁下，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成为国家当时经济发展最优先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
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紧接着，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于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
该社论对“多快好省”给出一个具体解释：“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
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4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这篇元旦社论的影响下，1956年，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不良倾向，在党内工作中开展了“反冒进”。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以后“多快好省”的口号不再提及不满意。
在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提议恢复“多快好省”口号，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会上，毛泽东虽然要求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批评“反冒进”的形势下，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保证把多、快与好、省辩证地统一起来。
这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重申了这个口号。社论指出：“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进入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这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以及工作方法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多快好省”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说“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在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了。”其中就提到了恢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还特别称赞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两句口号。在2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3月8日至26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关于经济建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整风反右、国际形势、工作方法等几十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和《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等40多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插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他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提，称之为“总路线”，并指出，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认为，这个路线开始形成，有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同时又指出，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者，但未作深入讨论。对于总路线，有的与会者提出了意见。毛泽东对报告草稿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表述总路线的文字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成都会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尽管总路线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但它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条总路线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谭震林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并做出相应的决议，批准了这些报告。
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详细论述了三个“并举”的方针，这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毛泽东后来把它称之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报告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确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
刘少奇对我国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速度作了说明，指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强调，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中国经济的落后，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国家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关于总路线的形成问题，他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这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他还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跟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合起来，我看很好。这样一个提法恐怕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这是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反映了人民要争上游。这个干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鼓足干劲’，这个话是个新话。‘力争上游’是从前就有的，但是现在有新鲜意义。”毛泽东还认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这条总路线，代表们在讨论中表示坚决拥护，并列举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经验说明总路线是正确的。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地区的生产高指标。5月23日，会议做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都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因总路线的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很快被刷在了全国各地的墙上，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将整条街、整面墙壁用红油漆涂上，到处呈现一片“红海洋”，这条总路线成为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标语之一。“多快好省”等很快为群众熟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当年相关的豪言壮语，让人看了心旌摇荡，兴奋不已。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 二、如火如荼的“三面红旗”岁月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而且，这一搞就是连续5年的“跃进”期。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12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要求当年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卫星”。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出席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代表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在“大跃进”中，“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当时“快”与“高速度”的影响和作用。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1957年11月首次提出的。到1958年1月，这一提法校正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但是，两个月后，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这一提法却改为“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样，赶超英国的时间由“15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10年或稍多一点”。一个月后，1958年4月，提法又改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又一个月后，1958年5月，内部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再一个月后，1958年6月16日，提法改为：“5年超英、10年赶美。”一天后，1958年6月17日，最后的提法是“两年超过英国”。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超英的时间由“15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10年、7年、5年，最后仅仅为两年；赶美的时间由“20年或稍多一点”变为15年、10年。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时期，大家响应号召，要“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上下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南安的王宏伟回忆说：“我那时念初二，学校也得停课大炼钢铁。那真是热闹极了，学校操场建起了很多个炼铁炉。所谓炼铁炉，就是挖个坑，两边用砖垒起两尺高，放上铁炉蓖，放上焦炭，用个小鼓风机吹风，然后把废铁放上去烧红，用大锤砸成一个铁砣，那就大功告成了。然后称重报喜。有个教生物的李老师，身体很棒，抡起大锤‘咣咣咣’，成了火线英雄，披红戴花，把他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当时最好玩的，就是去工厂参加大炼钢铁。工厂的炉子比较高，类似于铸造用的冲天炉，我们一帮小孩子也跟着工人倒夜班，帮忙上料，其实更主要的是玩儿。大家初进工厂，看啥都新鲜，玩得甚是开心。到了晚上该吃饭了，到食堂一看，香喷喷的大米饭，还有最爱吃的红烧肉、鸡蛋汤，都是拿那种大缸盆装的，任干完活的人们随便吃。到了1960年，喝汤都喝不饱了，饿得直浮肿，那是后话了。”如今，某地一大院院门的灰墙上一副对联依稀可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横批是“多快好省”。
当时有句口号——“倾家荡产，大炼钢铁。”不但是正规的钢铁厂加班加点努力生产，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要炼钢、炼铁。当时，不只家里的废铜烂铁，就是多余的饭锅也得捐出去。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
1958年，以“快”为中心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的高峰。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伤害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立即遇到供给面的三大“瓶颈”制约：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包括煤、电、油、运（交通运输）、材（钢铁等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供给紧张。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3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均为负增长。其中，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最大，为-27.3%。这样，从1958年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21.3%）到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最深谷（-27.3%）之间的峰谷落差为近50个百分点（48.6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现实。
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1万吨铁、2万吨焦、5万吨矿石、10万吨煤）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这些是在“多快好省”年代的宣传标语，绝大多数是违反客观规律、助长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不是鼓实劲，而是鼓虚劲。
党中央和毛泽东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做了如下分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回头看，这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三、字序调整之中蕴涵着科学发展
2009年9月，随着国庆6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喜迎国庆公益宣传画悄然在全国各地主要街道及农村竖起，使人们更加感受到迎接国庆的浓厚气氛，也给各地增添了喜庆色彩。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共50句，其中就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条。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多快好省”到“速度较快、效益较好”，到“又快又好”，到现在的“又好又快”，充分说明了，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坚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1959年起，由于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错误方针及苏联的逼债，我国国民经济跌入谷底，党中央不得不适时提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4年，正当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之时，美国又在我国南部发动了对越南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形成南北（北部的苏联）大夹击的势态。1965年10月，中央不得不确立“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经济发展方针，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再次提到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两弹一星”和核打击力量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和破坏，到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农村经济责任承包制的试行，客观上要求对经济发展进行历史的扬弃和构建新的经济发展观。
1977年，党的十一大重申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第一次公开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同年10月，邓小平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中，“速度”与“效益”逐步联系起来。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
在不断调整的经济改革中，由于经济过热，开始暴露了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1988年开始，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治理整顿”。之后，邓小平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指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这就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多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情况，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提醒我们：“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对待、积极解决高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力求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又快又好地发展。”在治理经济过热中，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理念，即“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一条新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一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丰富的内涵上，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首次明确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在经济发展中提出“以人为本”和“协调”的方针。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在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里，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到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又好又快”已呼之欲出。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一五”规划，提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这年11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经济形势和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增长”到“发展”的变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在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0月16日，胡锦涛在出席党的十七大江苏省代表团小组座谈会上再次就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了精辟发言。胡锦涛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丰富和充实。我们开始强调要加速发展，后来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去年底又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快”与“好”这一顺序的变更，虽是一字之差，但这是战略思想的考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指导上的清醒和理智。“快”与“好”是辩证统一的，“快”是手段，“好”是目的；“快”是速度，“好”是效益；“快”是加速器，“好”是目的地。我们搞改革、谋发展，既要快，又要好；既要速度，又要效益；既不能妄自菲薄、甘居落后，也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实际，尊重科学，体现了我们党着眼于人民，一切为着人民。“好”统领“快”，让许多地方的“眼光”开始变得挑剔了。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因为有了绿色“门槛”，就曾先后拒绝了投资总额达100多亿元的项目。于是，经济指标少了，社会、环境指标多了，节能减排初见成效，节能成为许多地方、企业的自觉行动。反哺“三农”不断加力，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自主创新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转变。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快于东部地区，呈现出东部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我国经济不仅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开始迈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四、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任重道远
“又好又快”，简单地说，就是好中求快，坚持把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在“好”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好”与“快”是对经济发展一种通俗的说法，“好”讲的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快”讲的是发展的速度。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强调“又快又好”，现在又把“好”置于“快”之前，这不是简单的文字顺序调整，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的重要发展，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中国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在“快”字上做文章，而且更要在“好”字上狠下工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集中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常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倾向。虽然在每次宏观调控中，投资增幅会受到一定抑制，但导致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损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是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
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它涉及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即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耕地在不断减少。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有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国际科技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有不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过热，即“大起”，必然导致随后的“大落”。因为在“大起”中，造成对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高污染，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这就必然引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在于“大起”。宏观调控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大起大落”，平抑经济波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及时地防止“大起”，也就是及时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或由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这就要求及时地“削峰”，使经济增长率的“峰位”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可控范围内，不致因经济增长过热而损害资源和环境，损害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好”的经济增长不是一味追求“大起”，而还要及时地防止“大起”，及时地进行“削峰”，使经济增长率不“冒顶”，即不要突破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从我国目前国情看，大体为11%左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从而使经济在适度高位平稳运行的时间尽量延长。
一切表明，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相关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这就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还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
过去的“多快好省”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当年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
“多快好省”曾被当做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标签予以否定。今天，我们再次冷静地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这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是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理念的重要借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快好省”总路线提出的时代背景是：薄弱的工农业基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这使得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甚至认为中国也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超越，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必须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看到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与伟大的创造力量，加上他个人自信乐观、勇于挑战不服输，人民对毛泽东充分信任，乃至崇拜，达到了某种狂热和丧失理性的程度。
今天，全面否定“多快好省”总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一定程度上说，“多快好省”正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路线。事实说明，后来我国在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和浮夸风正是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多快好省”的路线所带来的必然恶果。同时，不难发现“多快好省”与当前我国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即是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实行“又好又快”发展的某种历史基础和借鉴。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提出，为我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
从“多快好省”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就是要让“快”服从“好”，坚持“好”中求“快”，优中求进，体现了发展主体和目的的统一，体现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统一，反映了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
“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这就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使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科学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要求。困难和挑战考验着中国人，责任和使命激励着中国人。唯有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股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方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华儿女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发展历史与现实、借鉴别国经验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并且强调好字当头、稳步前进，强调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
曾经，“多快好省”家喻户晓。如今，“又好又快”耳熟能详。两种提法相比，看似“好”与“快”两字顺序的简单对调。其实，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一、“多快好省”从酝酿到正式提出
“多快好省”，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这一总路线的酝酿、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条件下，即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所进行的早期的艰辛探索。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在朝鲜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帝国主义严厉的经济封锁下，如何尽快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成为国家当时经济发展最优先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
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紧接着，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于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
该社论对“多快好省”给出一个具体解释：“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
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4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这篇元旦社论的影响下，1956年，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不良倾向，在党内工作中开展了“反冒进”。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以后“多快好省”的口号不再提及不满意。
在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提议恢复“多快好省”口号，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会上，毛泽东虽然要求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批评“反冒进”的形势下，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保证把多、快与好、省辩证地统一起来。
这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重申了这个口号。社论指出：“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进入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这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以及工作方法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多快好省”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说“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在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了。”其中就提到了恢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还特别称赞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两句口号。在2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3月8日至26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关于经济建设、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整风反右、国际形势、工作方法等几十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和《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等40多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插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他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提，称之为“总路线”，并指出，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认为，这个路线开始形成，有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同时又指出，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在成都会议上，中央将准备提交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者，但未作深入讨论。对于总路线，有的与会者提出了意见。毛泽东对报告草稿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表述总路线的文字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成都会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尽管总路线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但它还没有完全形成。他说：“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条总路线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谭震林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并做出相应的决议，批准了这些报告。
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详细论述了三个“并举”的方针，这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毛泽东后来把它称之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报告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确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的主要任务。
刘少奇对我国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速度作了说明，指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强调，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中国经济的落后，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国家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纵论总路线。关于总路线的形成问题，他说：“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这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的，有苏联的经验，也有中国多少年的经验。”他还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跟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合起来，我看很好。这样一个提法恐怕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这是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反映了人民要争上游。这个干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鼓足干劲’，这个话是个新话。‘力争上游’是从前就有的，但是现在有新鲜意义。”毛泽东还认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这条总路线，代表们在讨论中表示坚决拥护，并列举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经验说明总路线是正确的。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地区的生产高指标。5月23日，会议做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都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因总路线的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很快被刷在了全国各地的墙上，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将整条街、整面墙壁用红油漆涂上，到处呈现一片“红海洋”，这条总路线成为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标语之一。“多快好省”等很快为群众熟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当年相关的豪言壮语，让人看了心旌摇荡，兴奋不已。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 二、如火如荼的“三面红旗”岁月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而且，这一搞就是连续5年的“跃进”期。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12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要求当年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卫星”。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出席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代表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在“大跃进”中，“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当时“快”与“高速度”的影响和作用。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1957年11月首次提出的。到1958年1月，这一提法校正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但是，两个月后，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这一提法却改为“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样，赶超英国的时间由“15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10年或稍多一点”。一个月后，1958年4月，提法又改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又一个月后，1958年5月，内部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再一个月后，1958年6月16日，提法改为：“5年超英、10年赶美。”一天后，1958年6月17日，最后的提法是“两年超过英国”。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超英的时间由“15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10年、7年、5年，最后仅仅为两年；赶美的时间由“20年或稍多一点”变为15年、10年。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时期，大家响应号召，要“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上下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南安的王宏伟回忆说：“我那时念初二，学校也得停课大炼钢铁。那真是热闹极了，学校操场建起了很多个炼铁炉。所谓炼铁炉，就是挖个坑，两边用砖垒起两尺高，放上铁炉蓖，放上焦炭，用个小鼓风机吹风，然后把废铁放上去烧红，用大锤砸成一个铁砣，那就大功告成了。然后称重报喜。有个教生物的李老师，身体很棒，抡起大锤‘咣咣咣’，成了火线英雄，披红戴花，把他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当时最好玩的，就是去工厂参加大炼钢铁。工厂的炉子比较高，类似于铸造用的冲天炉，我们一帮小孩子也跟着工人倒夜班，帮忙上料，其实更主要的是玩儿。大家初进工厂，看啥都新鲜，玩得甚是开心。到了晚上该吃饭了，到食堂一看，香喷喷的大米饭，还有最爱吃的红烧肉、鸡蛋汤，都是拿那种大缸盆装的，任干完活的人们随便吃。到了1960年，喝汤都喝不饱了，饿得直浮肿，那是后话了。”如今，某地一大院院门的灰墙上一副对联依稀可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横批是“多快好省”。
当时有句口号——“倾家荡产，大炼钢铁。”不但是正规的钢铁厂加班加点努力生产，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要炼钢、炼铁。当时，不只家里的废铜烂铁，就是多余的饭锅也得捐出去。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
1958年，以“快”为中心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的高峰。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伤害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立即遇到供给面的三大“瓶颈”制约：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包括煤、电、油、运（交通运输）、材（钢铁等原材料）的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加之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供给紧张。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3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均为负增长。其中，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最大，为-27.3%。这样，从1958年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21.3%）到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最深谷（-27.3%）之间的峰谷落差为近50个百分点（48.6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现实。
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1万吨铁、2万吨焦、5万吨矿石、10万吨煤）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这些是在“多快好省”年代的宣传标语，绝大多数是违反客观规律、助长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不是鼓实劲，而是鼓虚劲。
党中央和毛泽东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各项建设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做了如下分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回头看，这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三、字序调整之中蕴涵着科学发展
2009年9月，随着国庆6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喜迎国庆公益宣传画悄然在全国各地主要街道及农村竖起，使人们更加感受到迎接国庆的浓厚气氛，也给各地增添了喜庆色彩。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共50句，其中就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条。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多快好省”到“速度较快、效益较好”，到“又快又好”，到现在的“又好又快”，充分说明了，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坚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1959年起，由于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错误方针及苏联的逼债，我国国民经济跌入谷底，党中央不得不适时提出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4年，正当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之时，美国又在我国南部发动了对越南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形成南北（北部的苏联）大夹击的势态。1965年10月，中央不得不确立“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经济发展方针，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再次提到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两弹一星”和核打击力量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和破坏，到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农村经济责任承包制的试行，客观上要求对经济发展进行历史的扬弃和构建新的经济发展观。
1977年，党的十一大重申在20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第一次公开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同年10月，邓小平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中，“速度”与“效益”逐步联系起来。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
在不断调整的经济改革中，由于经济过热，开始暴露了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1988年开始，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治理整顿”。之后，邓小平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指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这就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多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情况，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提醒我们：“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对待、积极解决高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力求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又快又好地发展。”在治理经济过热中，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理念，即“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一条新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一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丰富的内涵上，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首次明确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在经济发展中提出“以人为本”和“协调”的方针。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在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里，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到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又好又快”已呼之欲出。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一五”规划，提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这年11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经济形势和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增长”到“发展”的变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在十七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0月16日，胡锦涛在出席党的十七大江苏省代表团小组座谈会上再次就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了精辟发言。胡锦涛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丰富和充实。我们开始强调要加速发展，后来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去年底又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快”与“好”这一顺序的变更，虽是一字之差，但这是战略思想的考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指导上的清醒和理智。“快”与“好”是辩证统一的，“快”是手段，“好”是目的；“快”是速度，“好”是效益；“快”是加速器，“好”是目的地。我们搞改革、谋发展，既要快，又要好；既要速度，又要效益；既不能妄自菲薄、甘居落后，也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实际，尊重科学，体现了我们党着眼于人民，一切为着人民。“好”统领“快”，让许多地方的“眼光”开始变得挑剔了。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因为有了绿色“门槛”，就曾先后拒绝了投资总额达100多亿元的项目。于是，经济指标少了，社会、环境指标多了，节能减排初见成效，节能成为许多地方、企业的自觉行动。反哺“三农”不断加力，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自主创新稳步推进，高技术产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转变。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快于东部地区，呈现出东部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我国经济不仅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开始迈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四、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任重道远
“又好又快”，简单地说，就是好中求快，坚持把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在“好”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好”与“快”是对经济发展一种通俗的说法，“好”讲的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快”讲的是发展的速度。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强调“又快又好”，现在又把“好”置于“快”之前，这不是简单的文字顺序调整，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的重要发展，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中国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在“快”字上做文章，而且更要在“好”字上狠下工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集中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常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倾向。虽然在每次宏观调控中，投资增幅会受到一定抑制，但导致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损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是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
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它涉及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即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耕地在不断减少。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有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国际科技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有不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过热，即“大起”，必然导致随后的“大落”。因为在“大起”中，造成对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高污染，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这就必然引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在于“大起”。宏观调控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大起大落”，平抑经济波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及时地防止“大起”，也就是及时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或由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这就要求及时地“削峰”，使经济增长率的“峰位”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可控范围内，不致因经济增长过热而损害资源和环境，损害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好”的经济增长不是一味追求“大起”，而还要及时地防止“大起”，及时地进行“削峰”，使经济增长率不“冒顶”，即不要突破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上限（从我国目前国情看，大体为11%左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从而使经济在适度高位平稳运行的时间尽量延长。
一切表明，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相关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这就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还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
过去的“多快好省”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当年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
“多快好省”曾被当做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的标签予以否定。今天，我们再次冷静地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这条“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是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理念的重要借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快好省”总路线提出的时代背景是：薄弱的工农业基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这使得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甚至认为中国也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超越，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必须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看到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与伟大的创造力量，加上他个人自信乐观、勇于挑战不服输，人民对毛泽东充分信任，乃至崇拜，达到了某种狂热和丧失理性的程度。
今天，全面否定“多快好省”总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一定程度上说，“多快好省”正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路线。事实说明，后来我国在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和浮夸风正是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多快好省”的路线所带来的必然恶果。同时，不难发现“多快好省”与当前我国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即是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实行“又好又快”发展的某种历史基础和借鉴。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提出，为我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
从“多快好省”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不是简单的字序调整，而是发展观的转变、政绩观的转变，就是要让“快”服从“好”，坚持“好”中求“快”，优中求进，体现了发展主体和目的的统一，体现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统一，反映了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
“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这就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使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科学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要求。困难和挑战考验着中国人，责任和使命激励着中国人。唯有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一股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方能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华儿女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