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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媒体人到资深策展人,那日松的名字在中国摄影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他与人创办的映画廊也在798里走过十个年头。“市场没有任何进步,但是所有的成本都在不断的增长”对于映画廊,那日松的想法是让它活着去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够了。
映画廊推出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引发热议。
1991年春天,正准备大学毕业的那日松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到了《大众摄影》杂志社工作。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完全是以“文学青年”的状态进入到了杂志社。整整两年的磨合之后,他才逐渐喜欢上了摄影。
1993年下半年,那日松开始担任《大众摄影》的作品编辑,并且创办了“红星茶座”,邀请了众多摄影界的“大咖”前来聊摄影。很快,“红星茶座”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7年多时间一直没有中断过,直到2000年那日松离开《大众摄影》,用那日松的话说,那是一段快乐而自由的时光。离开《大众摄影》的那日松先后成为了《北京青年报》图片编辑、《摄影之友》及《photo》中文版的主编,还出任过全景视觉传媒的副总裁。
2007年,中国当代摄影在艺术品市场上红火起来,中国的影像艺术作品在国外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映画廊也在市场红火之时应运而生。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内外影像藏家锐减,一大半的影像市场凋零,许多从事影像展品销售的画廊因此进入低迷状态,其中大部分画廊几年之内全部关闭。“映画廊也在那个时候从高峰跌到了低谷,我能够亲身体验到这个巨大的落差。”那日松回忆说。
为了维护画廊的正常运营,那日松一直在不断地寻找画廊的“出路”,由开始时想做一个纯粹的画廊,慢慢的调整到更像一个摄影中心,创办杂志,出版图书,以及在画廊之外做一些摄影活动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我们犯了不少错误。因为经验不足,也在管理和运营上有一些失误。同时,798的房租在不断的增加,到目前来说至少已增长了近十倍。市场没有任何进步,但是所有的成本都在不断的增长,其实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但是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放弃,没想过靠这个画廊来给自己谋多少福利,去赚多少钱——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包括在国外的考察,我知道:像类似这种机构,本身也赚不到多少钱。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得让它活着,让它去发挥它应该有的一种作用就够了。”那日松这样说。
如今,映画廊在798已走过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798里的画廊机构换了一拨又一拨,那日松也从最初的媒体人逐步变成一位策展人。他策划的摄影展两只手数不过来,那日松的名字在中国摄影界声名显赫,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映画廊也在798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然,与这道风景相伴的还有画廊里的“明星”猫——虎妞。虎妞到映画廊落户时正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因它独有的“模特”气质,兼之拥有众多摄影师粉丝,也成为映·画廊一个重要“形象”。
2017年,是映画廊创立十周年,它推出了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奖金20万元。“当下的中国是纪实摄影的天堂。”那日松说道,“当下国内的摄影市场在稳步前行,国内的摄影师有无限的发挥空间。随着‘映·纪实影像奖’的揭晓,人们对这种新的纪实影像有了许多的争议。可是,不管我们对摄影家的看法如何,我们都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完全可以拍出高水准的作品。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革新,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在纪实摄影中大放异彩。而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理念来审视当下的纪实摄影,认为纪实摄影就应该是单纯的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或者简单的美化某种现实,这是不合适的。”
Q=《北京青年》周刊A=那日松
Q:您在摄影行业工作20余年,从资深的编辑到主编再到策展人。在您看来当下国内的摄影环境是如何的,跟十年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A:这个说来话长,我觉得在90年代的時候相对比较单纯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没有这么发达,大家对摄影的态度比较纯粹,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太多功利性。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之间的差别开始显现出来,欲望上的差别也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影响到了摄影环境。到了2008年以后,摄影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而不像过去90年代的时候,把摄影单纯的作为一个爱好或者理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摄影的商业化突显出来。
Q:那您怎样看待现在的这种商业化?
A:这个跟现在摄影师的生存压力有很大的关系。过去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要没钱都没钱。现在不一样,现在年轻的摄影师,他毕业之后首先考虑到生存,如果他是学摄影的话,他就要想办法用摄影来挣钱。那老一代的摄影师呢,他们要把这些摄影作品换成一种更有价值的存在方式,有的可能是通过销售,比如通过出版,通过展览……我觉得这个商业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对每个摄影人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摄影师在这种压力下可能考虑的更多就是一种商业上、或者利益上的东西。
Q:关于此次的映·纪实影像大奖的得奖作品,网上有很多争议,您之前也曾说过有争议是好事,也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一部作品的价值。但是恰恰网上有人质疑说,这组作品在摄影技巧、用光、构图以及色彩等方面毫无“技术含量”,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A:我觉得有争议是正常的,而且对我们来讲也是好事,说明大家对这个奖的关注度很高,第一届的纪实摄影奖就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具体到争议的内容,我觉得如果大家争议他在艺术上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争议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技术含量”,杨文彬是学摄影专业的,他在“技术含量”上没有问题,有些人在技术上指责他恰恰说明这些人是不专业的。
Q:就是说很多不了解这个专业但是却爱好摄影的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A:不一定,有很多所谓的专业摄影人,他不了解现在新的影像纪实的潮流与发展,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那种纪实方式、纪录方式,也不学习,所以他们不知道杨文彬所采用的新的影像语言是什么,所以他们提出了质疑,我说这种质疑恰恰体现出了他们的不专业。我觉得如果你对杨文彬拍摄的立意包括内容上提出质疑这都没问题,但论摄影技术杨文彬是专业学摄影的,这个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可以拍的很像专业的专业,也可以拍的不像专业的专业,这取决于他自己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
Q:在目前这个人人拿起手机都可以拍照片,人人都会ps的时代,会让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只要把他们的作品赋予一个思想上的意义,冠以一种观念,就可以成为一幅好的作品,就可以代表一幅作品的深度。是这样吗?
A:当然不是了,任何影像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技术,它不光是你操作照相机是技术,ps是技术,用光是技术,你的思想、观念,你对生活的看法,通过相关器材转化成艺术作品,这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所以说,一个好的摄影师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就是技术,我没有看见过哪个摄影师,技术很差却成为一个好摄影家的——我在摄影界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理解是错的,觉得摄影很容易,好像谁都可以拍,其实越是简单它越难。我觉得摄影是这样,摄影入门很容易,但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优秀摄影师,他的技术门槛是相当高的,而且我说的这种技术,就像我见过的、我认可的优秀摄影家全都是在技术上也是最棒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好多人说摄影是可以靠蒙几张出名,这我从来都不相信。
Q:很多人说,是不是拍照只要有思想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您是如何看待一部作品在美学、技术上的价值与思想观念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的?
A: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跟匠人的区别。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摄影师、高级发烧友,他们表面上很强调技术,对他们来讲形式是最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这种技术有多么的优秀,他们只是把技术当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真正的艺术家技术是化于无形的。他可能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他的内容、他的观念、他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所蕴藏的技术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Q:映画廊从最初创办时的初衷只是想找个大家能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地方,到现在十年的经营,您说它在向着影像中心转变,那么现在是否完成了这种转变?
A:没有、远远没有。美国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巴黎的欧洲博物馆、伦敦的摄影师画廊,在我做媒体的时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种模式,就是那种“摄影英雄”,真的是热爱摄影,想为摄影历史做出贡献才会做的东西,而且这些机构也确实是世界的摄影圣地。做映画廊之后,我知道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空间,有这么好的资源平台,我们可以学习,往那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我们有这个资本,因为我们这个画廊还比较年轻,中国的影像市场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还有无限可能性。
Q:摄影师们不屑于提起“糖水片”,但如今在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的大多是“糖水片”。您怎么看糖水片?
A:“糖水片”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因为我做媒体的时候,做大众摄影、摄影之友到photo中文版,天天面对无数的糖水片。其实糖水片可以简称风光片还有民俗片。就是指那些表面很好看,却没什么实际内容的摄影作品。也不是说这些摄影作品我们一定要批判,因为我做媒体我知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攝影爱好者和读者他们都喜欢糖水片,喜欢拍糖水片。如果摄影作为一个怡情养性的娱乐活动的话,那我觉得去拍糖水片,无可非议,我们没有道理去批判它。我觉得糖水片有糖水片的作用。我们所批判的,是有些专业摄影师或者纪实摄影师丧失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去拍无聊的糖水片。
Q:在这次入围的十位获奖者中,杨文彬或许并不算是最有资历的,但是大奖最终却给了他,这是不是也包含着一份鼓励?你们是不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年轻摄影师去关心和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态?
A:对,这些年我们做画廊,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摄影师,特别是这种年轻的摄影师,他们的摄影更趋向于一种商业化,专门为画廊为市场而拍片,就是所谓的小清新似的影像。我觉得小清新似的影像也是糖水片的一种。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现在是纪实摄影的天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每天都发生着那么多故事,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摄影师,不光是我们年轻的,还包括中年的,他们都受所谓的风潮影响,认为纪实摄影过时了,应该去拍那种所谓当代艺术的影像,包括小清新摄影,私摄影,还有无聊摄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才创立这个纪实摄影奖,这个纪实摄影奖虽然没有年龄限制,但在我心中已经把它列为一个青年摄影师的奖。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奖能够鼓励更多的青年摄影师从事纪实摄影,能够用相机去纪录现在的中国。当然我们所倡导的这个纪实摄影,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纪实摄影。比较欣慰的是,这次的获奖者、包括没有入围的很多青年摄影师,他们确实是跟世界摄影的潮流基本上同步。包括像杨文彬这样的青年摄影师,他们可能没有出过国,但是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他们是能够同步的跟国外摄影师一样学习最新的最先进的摄影语言。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种学习的价值。他们的作品也体现出来他们是用新的纪实摄影语言在拍摄,所以我们颁给他大奖。对我们来讲,是给未来的一种可能,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纪实摄影新的希望。
Q:但是这样是否会令其他的摄影师感到不公平?您怎样看待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的摄影师在影像市场中的竞争?
A:我觉得这个谈不上什么竞争,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影像市场,肯定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摄影师的作品在这里面作为主导,比如说他一定是一个资深的摄影家,艺术家,他的作品一定是很成熟的。被社会、被摄影的媒体、被摄影研究机构认可的一些摄影师,才能成为这个市场的主流,国外就是这样的。中国因为影像市场建立时间很短,刚起步又出现很多问题。那么老一代的摄影师,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这个影像市场,所以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市场之外的。现在进来的基本都是年轻摄影师,这可能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年轻摄影师直接进入到影像市场是很难的,因为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没有资历,也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评估与认可。但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特殊性,市场中基本上是年轻摄影师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随着中国的影像市场的健全或者是更加的规范化后,会逐步改变,市场终归会属于那些真正有实力有资历的摄影家。
Q: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一幅影像作品真正的价值,以您多年的经验能否给一些建议?
A:摄影师一般有几种类型,比如说,有摄影师专门为媒体服务的,他的照片价值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媒体的价值上面。对一个事件,对一个人物,对一个时代的记录,很多价值都体现在这。还有一种摄影师是职业艺术家、摄影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是以媒体为主的,他们的作品一出来就是为了画廊,为博物馆而作,他们的照片价值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们作品的价格上,比如很多世界上著名的职业影像艺术家,像古斯基、杉本博司等。另外还有一种摄影师就是自己玩,他也不为媒体服务,也不为画廊服务,就为自己,他的价值也能体现出来,自己玩也有他独有的价值。
Q:在您写的书《从红星胡同到798》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我就是策展人,但我永远不会为自己办一次作品展,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专业”。您跟摄影结缘至今,对于这一点会不会有些遗憾?
A:这个在中國好像是一个挺新鲜的事情是吧?一个策展人为什么不给自己办展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一个行业里面最基本的准则。我觉得,职业策展人不应该给自己办展览,全世界都这样,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策展人给自己办展览,美术馆馆长给自己办展览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国外肯定他就得辞职,被媒体炮轰,甚至永远干不了这个行业都有可能。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职业就是职业,职业是策展人的我就不会去给自己办展览。就像我也可以拍照片,但我不会以摄影师自居。
映画廊推出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引发热议。
1991年春天,正准备大学毕业的那日松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到了《大众摄影》杂志社工作。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完全是以“文学青年”的状态进入到了杂志社。整整两年的磨合之后,他才逐渐喜欢上了摄影。
1993年下半年,那日松开始担任《大众摄影》的作品编辑,并且创办了“红星茶座”,邀请了众多摄影界的“大咖”前来聊摄影。很快,“红星茶座”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7年多时间一直没有中断过,直到2000年那日松离开《大众摄影》,用那日松的话说,那是一段快乐而自由的时光。离开《大众摄影》的那日松先后成为了《北京青年报》图片编辑、《摄影之友》及《photo》中文版的主编,还出任过全景视觉传媒的副总裁。
2007年,中国当代摄影在艺术品市场上红火起来,中国的影像艺术作品在国外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映画廊也在市场红火之时应运而生。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内外影像藏家锐减,一大半的影像市场凋零,许多从事影像展品销售的画廊因此进入低迷状态,其中大部分画廊几年之内全部关闭。“映画廊也在那个时候从高峰跌到了低谷,我能够亲身体验到这个巨大的落差。”那日松回忆说。
为了维护画廊的正常运营,那日松一直在不断地寻找画廊的“出路”,由开始时想做一个纯粹的画廊,慢慢的调整到更像一个摄影中心,创办杂志,出版图书,以及在画廊之外做一些摄影活动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我们犯了不少错误。因为经验不足,也在管理和运营上有一些失误。同时,798的房租在不断的增加,到目前来说至少已增长了近十倍。市场没有任何进步,但是所有的成本都在不断的增长,其实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但是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从来没想过放弃,没想过靠这个画廊来给自己谋多少福利,去赚多少钱——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包括在国外的考察,我知道:像类似这种机构,本身也赚不到多少钱。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得让它活着,让它去发挥它应该有的一种作用就够了。”那日松这样说。
如今,映画廊在798已走过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798里的画廊机构换了一拨又一拨,那日松也从最初的媒体人逐步变成一位策展人。他策划的摄影展两只手数不过来,那日松的名字在中国摄影界声名显赫,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映画廊也在798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然,与这道风景相伴的还有画廊里的“明星”猫——虎妞。虎妞到映画廊落户时正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因它独有的“模特”气质,兼之拥有众多摄影师粉丝,也成为映·画廊一个重要“形象”。
2017年,是映画廊创立十周年,它推出了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奖金20万元。“当下的中国是纪实摄影的天堂。”那日松说道,“当下国内的摄影市场在稳步前行,国内的摄影师有无限的发挥空间。随着‘映·纪实影像奖’的揭晓,人们对这种新的纪实影像有了许多的争议。可是,不管我们对摄影家的看法如何,我们都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完全可以拍出高水准的作品。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革新,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在纪实摄影中大放异彩。而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理念来审视当下的纪实摄影,认为纪实摄影就应该是单纯的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或者简单的美化某种现实,这是不合适的。”
Q=《北京青年》周刊A=那日松
Q:您在摄影行业工作20余年,从资深的编辑到主编再到策展人。在您看来当下国内的摄影环境是如何的,跟十年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A:这个说来话长,我觉得在90年代的時候相对比较单纯一些,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没有这么发达,大家对摄影的态度比较纯粹,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太多功利性。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之间的差别开始显现出来,欲望上的差别也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影响到了摄影环境。到了2008年以后,摄影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而不像过去90年代的时候,把摄影单纯的作为一个爱好或者理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摄影的商业化突显出来。
Q:那您怎样看待现在的这种商业化?
A:这个跟现在摄影师的生存压力有很大的关系。过去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要没钱都没钱。现在不一样,现在年轻的摄影师,他毕业之后首先考虑到生存,如果他是学摄影的话,他就要想办法用摄影来挣钱。那老一代的摄影师呢,他们要把这些摄影作品换成一种更有价值的存在方式,有的可能是通过销售,比如通过出版,通过展览……我觉得这个商业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对每个摄影人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摄影师在这种压力下可能考虑的更多就是一种商业上、或者利益上的东西。
Q:关于此次的映·纪实影像大奖的得奖作品,网上有很多争议,您之前也曾说过有争议是好事,也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一部作品的价值。但是恰恰网上有人质疑说,这组作品在摄影技巧、用光、构图以及色彩等方面毫无“技术含量”,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A:我觉得有争议是正常的,而且对我们来讲也是好事,说明大家对这个奖的关注度很高,第一届的纪实摄影奖就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具体到争议的内容,我觉得如果大家争议他在艺术上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争议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技术含量”,杨文彬是学摄影专业的,他在“技术含量”上没有问题,有些人在技术上指责他恰恰说明这些人是不专业的。
Q:就是说很多不了解这个专业但是却爱好摄影的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A:不一定,有很多所谓的专业摄影人,他不了解现在新的影像纪实的潮流与发展,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那种纪实方式、纪录方式,也不学习,所以他们不知道杨文彬所采用的新的影像语言是什么,所以他们提出了质疑,我说这种质疑恰恰体现出了他们的不专业。我觉得如果你对杨文彬拍摄的立意包括内容上提出质疑这都没问题,但论摄影技术杨文彬是专业学摄影的,这个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可以拍的很像专业的专业,也可以拍的不像专业的专业,这取决于他自己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
Q:在目前这个人人拿起手机都可以拍照片,人人都会ps的时代,会让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只要把他们的作品赋予一个思想上的意义,冠以一种观念,就可以成为一幅好的作品,就可以代表一幅作品的深度。是这样吗?
A:当然不是了,任何影像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技术,它不光是你操作照相机是技术,ps是技术,用光是技术,你的思想、观念,你对生活的看法,通过相关器材转化成艺术作品,这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所以说,一个好的摄影师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就是技术,我没有看见过哪个摄影师,技术很差却成为一个好摄影家的——我在摄影界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理解是错的,觉得摄影很容易,好像谁都可以拍,其实越是简单它越难。我觉得摄影是这样,摄影入门很容易,但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优秀摄影师,他的技术门槛是相当高的,而且我说的这种技术,就像我见过的、我认可的优秀摄影家全都是在技术上也是最棒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好多人说摄影是可以靠蒙几张出名,这我从来都不相信。
Q:很多人说,是不是拍照只要有思想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您是如何看待一部作品在美学、技术上的价值与思想观念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的?
A: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跟匠人的区别。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摄影师、高级发烧友,他们表面上很强调技术,对他们来讲形式是最重要的。但我不认为这种技术有多么的优秀,他们只是把技术当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真正的艺术家技术是化于无形的。他可能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他的内容、他的观念、他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所蕴藏的技术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Q:映画廊从最初创办时的初衷只是想找个大家能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地方,到现在十年的经营,您说它在向着影像中心转变,那么现在是否完成了这种转变?
A:没有、远远没有。美国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巴黎的欧洲博物馆、伦敦的摄影师画廊,在我做媒体的时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种模式,就是那种“摄影英雄”,真的是热爱摄影,想为摄影历史做出贡献才会做的东西,而且这些机构也确实是世界的摄影圣地。做映画廊之后,我知道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空间,有这么好的资源平台,我们可以学习,往那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我们有这个资本,因为我们这个画廊还比较年轻,中国的影像市场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还有无限可能性。
Q:摄影师们不屑于提起“糖水片”,但如今在微博微信上广为流传的大多是“糖水片”。您怎么看糖水片?
A:“糖水片”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因为我做媒体的时候,做大众摄影、摄影之友到photo中文版,天天面对无数的糖水片。其实糖水片可以简称风光片还有民俗片。就是指那些表面很好看,却没什么实际内容的摄影作品。也不是说这些摄影作品我们一定要批判,因为我做媒体我知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攝影爱好者和读者他们都喜欢糖水片,喜欢拍糖水片。如果摄影作为一个怡情养性的娱乐活动的话,那我觉得去拍糖水片,无可非议,我们没有道理去批判它。我觉得糖水片有糖水片的作用。我们所批判的,是有些专业摄影师或者纪实摄影师丧失了他们应尽的责任,去拍无聊的糖水片。
Q:在这次入围的十位获奖者中,杨文彬或许并不算是最有资历的,但是大奖最终却给了他,这是不是也包含着一份鼓励?你们是不是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年轻摄影师去关心和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态?
A:对,这些年我们做画廊,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摄影师,特别是这种年轻的摄影师,他们的摄影更趋向于一种商业化,专门为画廊为市场而拍片,就是所谓的小清新似的影像。我觉得小清新似的影像也是糖水片的一种。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现在是纪实摄影的天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每天都发生着那么多故事,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摄影师,不光是我们年轻的,还包括中年的,他们都受所谓的风潮影响,认为纪实摄影过时了,应该去拍那种所谓当代艺术的影像,包括小清新摄影,私摄影,还有无聊摄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才创立这个纪实摄影奖,这个纪实摄影奖虽然没有年龄限制,但在我心中已经把它列为一个青年摄影师的奖。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奖能够鼓励更多的青年摄影师从事纪实摄影,能够用相机去纪录现在的中国。当然我们所倡导的这个纪实摄影,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纪实摄影。比较欣慰的是,这次的获奖者、包括没有入围的很多青年摄影师,他们确实是跟世界摄影的潮流基本上同步。包括像杨文彬这样的青年摄影师,他们可能没有出过国,但是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他们是能够同步的跟国外摄影师一样学习最新的最先进的摄影语言。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种学习的价值。他们的作品也体现出来他们是用新的纪实摄影语言在拍摄,所以我们颁给他大奖。对我们来讲,是给未来的一种可能,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纪实摄影新的希望。
Q:但是这样是否会令其他的摄影师感到不公平?您怎样看待不同年龄、不同资历的摄影师在影像市场中的竞争?
A:我觉得这个谈不上什么竞争,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影像市场,肯定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摄影师的作品在这里面作为主导,比如说他一定是一个资深的摄影家,艺术家,他的作品一定是很成熟的。被社会、被摄影的媒体、被摄影研究机构认可的一些摄影师,才能成为这个市场的主流,国外就是这样的。中国因为影像市场建立时间很短,刚起步又出现很多问题。那么老一代的摄影师,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这个影像市场,所以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市场之外的。现在进来的基本都是年轻摄影师,这可能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年轻摄影师直接进入到影像市场是很难的,因为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没有资历,也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评估与认可。但是,因为中国的这种特殊性,市场中基本上是年轻摄影师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随着中国的影像市场的健全或者是更加的规范化后,会逐步改变,市场终归会属于那些真正有实力有资历的摄影家。
Q: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一幅影像作品真正的价值,以您多年的经验能否给一些建议?
A:摄影师一般有几种类型,比如说,有摄影师专门为媒体服务的,他的照片价值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媒体的价值上面。对一个事件,对一个人物,对一个时代的记录,很多价值都体现在这。还有一种摄影师是职业艺术家、摄影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是以媒体为主的,他们的作品一出来就是为了画廊,为博物馆而作,他们的照片价值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们作品的价格上,比如很多世界上著名的职业影像艺术家,像古斯基、杉本博司等。另外还有一种摄影师就是自己玩,他也不为媒体服务,也不为画廊服务,就为自己,他的价值也能体现出来,自己玩也有他独有的价值。
Q:在您写的书《从红星胡同到798》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我就是策展人,但我永远不会为自己办一次作品展,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专业”。您跟摄影结缘至今,对于这一点会不会有些遗憾?
A:这个在中國好像是一个挺新鲜的事情是吧?一个策展人为什么不给自己办展览?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一个行业里面最基本的准则。我觉得,职业策展人不应该给自己办展览,全世界都这样,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策展人给自己办展览,美术馆馆长给自己办展览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国外肯定他就得辞职,被媒体炮轰,甚至永远干不了这个行业都有可能。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职业就是职业,职业是策展人的我就不会去给自己办展览。就像我也可以拍照片,但我不会以摄影师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