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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卖艺的相声时代
没有正规剧场以前，说相声的就像是江湖艺人，没有固定的场地，没法提前预知观众人数，带着道具，走在街上，找到一块空地就开始吆喝，聚集一些人后便开始就地表演，然后靠观众的打赏获得收入。在行业里，他们管这样的行为叫“撂地”，和《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紫薇几人逃亡时，在街头卖艺的情景有几分类似。这个时期的相声内容，大多和性、乱伦相关，因为观众买账。
1899年出生的常连安经历了这段相声界最苦的年代。在说相声以前，他曾到过东北，在那里学京剧，唱黑头，演老生，人称“小鑫奎”，后因青春期变声，无法唱戏，又学了变戏法，带着妻儿在张家口卖艺，1923年，张家口闹水灾，卖艺收入微薄，他带着家人辗转来到天津，开始演出相声，1933年，被张寿臣代收为师弟后，才正式入了相声这一行。卖艺的经历为他行走江湖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他的相声，不仅有说，偶尔还搭配些耍把式的动作表演，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依然能在网上搜到常老先生《山中奇兽》、《黄半仙》等著名段子，虽然没有影像资料，但听着那时唱、时讲、时而雄厚、时而尖锐的嗓音，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嗔痴怒笑的微表情。这种冷峻幽默、讽刺辛辣的风格也曾风靡一时，至今仍让一些老辈听众回味不已。
为了养家糊口，他的几个儿子也相继步入这个行业，有些子承父业的意味。相声渐渐成为常氏家族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作为家里的长子，常宝堃4岁就开始随着父亲“撂地”，初时，他只是站场子，后来逐渐学会了各种杂耍，能将翻跟头、拿大顶等绝活信手拈来，父亲表演，他就在一旁烘托气氛，深受观众喜爱。很小的时候，他便有了艺名，人称“小蘑菇”。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庆、常宝丰其他几人则分别被称为“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五蘑菇”、“六蘑菇”。兄弟6人，各有特色，都曾是风靡一时的相声名角。其中，以小蘑菇最为出色。提到他，大家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天资聪颖、口齿伶俐”等词，在他的表演中借鉴了很多曲艺和话剧艺术，通俗流畅，诙谐风趣的表演风格，自成流派，蜚声艺坛。
启明茶社开启文明相声
作为常氏相声的后人，回忆起老一辈的光辉岁月，常远说：“我家里的老祖其实一直在做相声界的改革，他们一起创办了启明茶社，把相声带进了剧场，提出了说文明相声的想法。”
那是在常氏家族积累了一些名气后，有位老观众向常连安提议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 弄个园子？”1936年，西单商场着了把大火，商家正要聚人气儿，借着这个机遇，常连安创办了“启明茶社”， 这一大胆的举动被视为是相声界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相声演员告别了露天场地，有了自己的舞台。最开始，茶社的表演以曲艺为主，有大鼓、双簧、偶尔穿插相声来撑台，但生意不行。于是从1938年起，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启明茶社也成了相声的摇篮，老一辈的著名演员几乎都曾在这里登过台，其中甚至包括张寿臣、马四立、苏文茂、白全福等名角，相声大师马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曾写道：“我认知相声是从启明茶社开始的。
常远搀扶着爷爷常宝华出现在《欢乐喜剧人》舞台
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咖啡馆、但提到茶社，人们依然无法忘记“启明”，不同于现在茶馆的典雅，启明茶社是处矮房，屋内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一扇天窗透光，用木头架起一块高地，便成了舞台。在它旁边是些卖豆腐脑、烧饼、荷叶粥一类的小吃摊床。虽然设备简陋，但在存留的老照片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热闹场面：台下的大长凳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过道上还站着几位没抢到座位的看客，男士穿着中山装，妇女梳着大长辫，聚精会神地望向舞台，龇牙咧嘴地笑着。
在茶社外面摆着三个大牌子，分别写着 “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三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尤其是“文明相声”，在这之前，相声界流传的大多是低级下流的荤段子，几乎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听。
将相声化为爱国武器
解放以后，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离开了启明茶社的常氏投身于祖国的文化事业，将相声化为爱国武器，编演了很多新相声，热情歌颂新生活，颇受广大群众喜爱。
1951年，常宝堃跟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奔赴朝鲜，在前线演出时，遭美军飞机疯狂轰炸扫射，不幸牺牲。次日，文艺界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在天津，前来参加祭悼的群众有3万多人，场景虽不及“十里长街送总理”壮观，但也足以说明“小蘑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在追掉会的现场，有几个老太太当场就摔了话匣子，痛诉：“没有小蘑菇，还听什么话匣子。”
作为全家第一个收到这个消息的人，常宝华呆呆地望着电报上：“常宝堃同志，殉国” 几个大字，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当母亲知道大哥去世的消息时，两个眼睛都没有焦点了，她不喊宝堃，也不喊自己的孩子，她喊：‘大柱子，大柱子啊’。” 每每回想起来自己的哥哥，常宝华先生都会很激动，在他看来，“没有我大哥，就不会有常氏相声。” 大哥牺牲后，常宝华毅然决然地继承了大哥的遗志，第二次上前线。他说：“要不是这样的话，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啊？”
1971年，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为两国破冰埋下伏笔。一时间，乒乓球成为深受国民喜爱的国球，常宝霆创作完成的相声《我爱乒乓球》颇受观众称赞，后来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水车问题》、《挖宝》等作品。这些节目源于生活，现实意义很强，深得广大观众喜爱。
作為常氏的后人，常远也希望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听爷爷讲我大爷爷殉国的故事时，我的感触很深，作为一个喜剧人，这应该是最高的荣誉了。我生在和平年代，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为国家牺牲，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作品。”
演喜剧也是传承
从当年的常连安到如今的常远，常氏相声已经传承了4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从民国、解放到新中国，见证了整个祖国的成长，也在陪着祖国一起改变。到常远这里，他不再只是说相声，而是将这种传承扩展到了整个喜剧领域。结束了《欢乐喜剧人》的表演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赴剧组，为下一个电影做准备。在家中，和喜剧有关的事是他和爷爷之间最常见的谈资，在他们的爷孙对话中，我们能听到许多当年的故事。
常宝华也常以当年的事例告诫常远：一定要提高喜剧的档次，不能让它停留在观众以前的审美里。他说：“作为创作者一定要拉着观众走，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观众。喜剧中的包袱固然很重要，但这不是全部。做喜剧，你一定要带给观众一些东西，要么是正能量、要么是有意义的，要么是讽刺、要么是教育的。如果在一个作品中，你什么都没有传达，那你其实是在浪费观众生命” 。
在这一点上，常远和爷爷的意见一样，“我最开始从事这行的时候，也不知道喜剧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当我亲自做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提高喜剧的档次真的很重要。”也许有些观众会说：“你不要教育我，别跟我讲大道理，我就是来笑的。”但是常远很清楚这些都是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声音。
作为第四代传人，常远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但提到传承，他显得很淡然，“其实我们家从来没有特意要求孩子们一定要从事这一行，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都讲究：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我一定要说相声，他们觉得只要子孙有出息就好。”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多出好作品。
常氏族谱
没有正规剧场以前，说相声的就像是江湖艺人，没有固定的场地，没法提前预知观众人数，带着道具，走在街上，找到一块空地就开始吆喝，聚集一些人后便开始就地表演，然后靠观众的打赏获得收入。在行业里，他们管这样的行为叫“撂地”，和《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紫薇几人逃亡时，在街头卖艺的情景有几分类似。这个时期的相声内容，大多和性、乱伦相关，因为观众买账。
1899年出生的常连安经历了这段相声界最苦的年代。在说相声以前，他曾到过东北，在那里学京剧，唱黑头，演老生，人称“小鑫奎”，后因青春期变声，无法唱戏，又学了变戏法，带着妻儿在张家口卖艺，1923年，张家口闹水灾，卖艺收入微薄，他带着家人辗转来到天津，开始演出相声，1933年，被张寿臣代收为师弟后，才正式入了相声这一行。卖艺的经历为他行走江湖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他的相声，不仅有说，偶尔还搭配些耍把式的动作表演，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依然能在网上搜到常老先生《山中奇兽》、《黄半仙》等著名段子，虽然没有影像资料，但听着那时唱、时讲、时而雄厚、时而尖锐的嗓音，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嗔痴怒笑的微表情。这种冷峻幽默、讽刺辛辣的风格也曾风靡一时，至今仍让一些老辈听众回味不已。
为了养家糊口，他的几个儿子也相继步入这个行业，有些子承父业的意味。相声渐渐成为常氏家族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作为家里的长子，常宝堃4岁就开始随着父亲“撂地”，初时，他只是站场子，后来逐渐学会了各种杂耍，能将翻跟头、拿大顶等绝活信手拈来，父亲表演，他就在一旁烘托气氛，深受观众喜爱。很小的时候，他便有了艺名，人称“小蘑菇”。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庆、常宝丰其他几人则分别被称为“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五蘑菇”、“六蘑菇”。兄弟6人，各有特色，都曾是风靡一时的相声名角。其中，以小蘑菇最为出色。提到他，大家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天资聪颖、口齿伶俐”等词，在他的表演中借鉴了很多曲艺和话剧艺术，通俗流畅，诙谐风趣的表演风格，自成流派，蜚声艺坛。
启明茶社开启文明相声
作为常氏相声的后人，回忆起老一辈的光辉岁月，常远说：“我家里的老祖其实一直在做相声界的改革，他们一起创办了启明茶社，把相声带进了剧场，提出了说文明相声的想法。”
那是在常氏家族积累了一些名气后，有位老观众向常连安提议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 弄个园子？”1936年，西单商场着了把大火，商家正要聚人气儿，借着这个机遇，常连安创办了“启明茶社”， 这一大胆的举动被视为是相声界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相声演员告别了露天场地，有了自己的舞台。最开始，茶社的表演以曲艺为主，有大鼓、双簧、偶尔穿插相声来撑台，但生意不行。于是从1938年起，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启明茶社也成了相声的摇篮，老一辈的著名演员几乎都曾在这里登过台，其中甚至包括张寿臣、马四立、苏文茂、白全福等名角，相声大师马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曾写道：“我认知相声是从启明茶社开始的。
如今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咖啡馆、但提到茶社，人们依然无法忘记“启明”，不同于现在茶馆的典雅，启明茶社是处矮房，屋内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一扇天窗透光，用木头架起一块高地，便成了舞台。在它旁边是些卖豆腐脑、烧饼、荷叶粥一类的小吃摊床。虽然设备简陋，但在存留的老照片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热闹场面：台下的大长凳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过道上还站着几位没抢到座位的看客，男士穿着中山装，妇女梳着大长辫，聚精会神地望向舞台，龇牙咧嘴地笑着。
在茶社外面摆着三个大牌子，分别写着 “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三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尤其是“文明相声”，在这之前，相声界流传的大多是低级下流的荤段子，几乎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听。
将相声化为爱国武器
解放以后，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离开了启明茶社的常氏投身于祖国的文化事业，将相声化为爱国武器，编演了很多新相声，热情歌颂新生活，颇受广大群众喜爱。
1951年，常宝堃跟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奔赴朝鲜，在前线演出时，遭美军飞机疯狂轰炸扫射，不幸牺牲。次日，文艺界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在天津，前来参加祭悼的群众有3万多人，场景虽不及“十里长街送总理”壮观，但也足以说明“小蘑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在追掉会的现场，有几个老太太当场就摔了话匣子，痛诉：“没有小蘑菇，还听什么话匣子。”
作为全家第一个收到这个消息的人，常宝华呆呆地望着电报上：“常宝堃同志，殉国” 几个大字，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当母亲知道大哥去世的消息时，两个眼睛都没有焦点了，她不喊宝堃，也不喊自己的孩子，她喊：‘大柱子，大柱子啊’。” 每每回想起来自己的哥哥，常宝华先生都会很激动，在他看来，“没有我大哥，就不会有常氏相声。” 大哥牺牲后，常宝华毅然决然地继承了大哥的遗志，第二次上前线。他说：“要不是这样的话，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啊？”
1971年，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为两国破冰埋下伏笔。一时间，乒乓球成为深受国民喜爱的国球，常宝霆创作完成的相声《我爱乒乓球》颇受观众称赞，后来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水车问题》、《挖宝》等作品。这些节目源于生活，现实意义很强，深得广大观众喜爱。
作為常氏的后人，常远也希望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听爷爷讲我大爷爷殉国的故事时，我的感触很深，作为一个喜剧人，这应该是最高的荣誉了。我生在和平年代，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为国家牺牲，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作品。”
演喜剧也是传承
从当年的常连安到如今的常远，常氏相声已经传承了4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从民国、解放到新中国，见证了整个祖国的成长，也在陪着祖国一起改变。到常远这里，他不再只是说相声，而是将这种传承扩展到了整个喜剧领域。结束了《欢乐喜剧人》的表演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赴剧组，为下一个电影做准备。在家中，和喜剧有关的事是他和爷爷之间最常见的谈资，在他们的爷孙对话中，我们能听到许多当年的故事。
常宝华也常以当年的事例告诫常远：一定要提高喜剧的档次，不能让它停留在观众以前的审美里。他说：“作为创作者一定要拉着观众走，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观众。喜剧中的包袱固然很重要，但这不是全部。做喜剧，你一定要带给观众一些东西，要么是正能量、要么是有意义的，要么是讽刺、要么是教育的。如果在一个作品中，你什么都没有传达，那你其实是在浪费观众生命” 。
在这一点上，常远和爷爷的意见一样，“我最开始从事这行的时候，也不知道喜剧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当我亲自做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提高喜剧的档次真的很重要。”也许有些观众会说：“你不要教育我，别跟我讲大道理，我就是来笑的。”但是常远很清楚这些都是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声音。
作为第四代传人，常远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但提到传承，他显得很淡然，“其实我们家从来没有特意要求孩子们一定要从事这一行，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都讲究：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我一定要说相声，他们觉得只要子孙有出息就好。”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多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