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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回至2004年，杰米•戴蒙执掌摩根大通之时，那时次贷危机还未出现，美国人也没有对银行业极度反感。作为外人眼中坚忍克己、事必躬亲的经理人，外界普遍认为，戴蒙是不会去碰那些已让如此多同行栽跟头的愚蠢冒险。毋庸置疑，他的确与众不同。
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戴蒙没有去检视摩根大通的运营简报，而是要求查看上百页的原始数据——其揭示了摩根大通每月业务往来的详细情况。他没有轻易听信交易员的一面之词，而是亲自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以理解银行所面临的复杂交易。戴蒙也没有放任摩根大通全速开动次贷机器，而是比其他银行更早的控制借贷，并向摩根大通的股东发出信贷泡沫的警示。
他的预防措施虽然算得上明智，但还是远远不够。在过去两年里，摩根大通银行在不良抵押贷款、信用卡违约和其他信贷坏账上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惊人的510亿美元。而戴蒙也被推上了争论的风口浪尖，这些争论让很多美国人对银行系统渐失信心。摩根大通银行签发了太多不良抵押贷款，因其对借记卡透支的收费过高而饱受指责，最近又不得不承认在处理房屋止赎权方面不遵守规定程序。美国人对那些将金融系统搞得一蹶不振的银行家感到愤怒，而戴蒙这种拿了纳税人血汗钱投资的银行家则更是让他们怒火中烧。
戴蒙对突如其来的公愤感到震惊。最近，在一次烤肉晚宴上，当与满屋子的企业客户觥筹交错之时，戴蒙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他和他所在行业的价值，他指出：“我不以自己是一名银行家为耻，也不以从商为耻。”事实上，戴蒙有充足的理由“不以为耻”。他已履行了一名银行家的首要职责：让摩根大通成功存活下来。而这要归功于他始终保持摩根大通拥有充足储蓄资金的先见之明。在市场风雨飘摇和经济每况愈下的日子里，摩根大通不仅保持了偿付能力，而且每个季度都实现盈利。当其他银行关上借贷大门时，摩根大通一直在为客户提供贷款—— 从房屋所有人到辉瑞制药，甚至加州政府。而当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机构来挽救奄奄一息的银行时，摩根大通两次成为施救者。
戴蒙将自己视作一个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爱国者。如今戴蒙可谓华尔街最光鲜的面孔，他认为银行和银行家的职责不只是恢复经济，还需要矫正金融体系。有批评者认为，作为失败金融体系中的一分子，虽然他（的银行）没有破产，但戴蒙应该感激政府的助力，而不是像他所做的那样，苛责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些改革措施。批评人士指出，戴蒙乘着此次金融危机并购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这使得摩根大通的规模远胜于同行，一举成为金融危机中的大赢家。这也引起了33名美国参议员的警惕，20019年春天他们对一项修正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该修正案将迫使大型银行强制拆分。对于银行的正确角色和规模大小，美国社会存在着巨大分歧，而杰米•戴蒙的故事最能集中体现出这些矛盾分歧。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戴蒙向我敞开心扉，以亲历者的视角向我阐述了他如何看待银行业，以及如何管理摩根大通。我碰见戴蒙德时，他正在执行一项任务，旨在重铸银行业的声誉，即使他也承认银行业的确犯了很多错误。戴蒙固执地认为，政府官员——言下之意似乎还包括奥巴马总统——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所有银行家扣上不公正的帽子。他一遍遍跟我说：“这不是什么好事，这不公平，会导致（政府制定）错误的政策。”一说起这个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戴蒙的职业归根结底就是不停做出判断——权衡这里或那里的特殊风险，筛选出这个和那个贷款的价值。戴蒙说起话来从来是直言不讳，他告诉我，摩根大通这类大型银行根本算不上太大（摩根大通旗下资产达2万亿美元），恰恰相反，它们需要更多的成长空间。这将是对茶党以及剑桥大学课堂里的批评言论的公然回击。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美国五大行如今控制了全美储蓄业务的46%，这个比例较1990年代早期攀升了12%。自金融危机以来，杰克逊总统式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憎恶已成为一种公众情绪，这并不是信口开河，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有200名候选人把钱投在了攻击华尔街的广告中。美国市场研究公司NAB Research的南希•布什表示：“大银行现在可没几个朋友。虽然欧洲人仍然喜欢他们的大银行，但美国人讨厌大银行。”
金融业的沃尔玛？
摩根大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它也是上世纪早期路易斯•布兰戴斯这类改革论者口诛笔伐的对象。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第三大抵押贷款发行商，以及最大的汽车贷款发行商。在投资银行业，摩根大通与高盛不相上下。但无论是高盛还是任何其他银行都无法匹敌摩根大通的业务广度和综合实力。
简而言之，摩根大通向企业和个人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并管理他们的投资。每天，摩根大通推动总计超过1万亿美元的现金和证券在金融体系中流动。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崇尚拆分超大型银行，作为对戴蒙“认为摩根大通应该成长得更大”的断言的回应，他写道：暂且不论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的担心，像摩根大通这类庞然大物，其所面临的风险会因为规模而不断增加，而它们的规模并没有给化解风险带来半点好处；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大银行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效应，或其他社会利益。”
戴蒙不仅认为这个观点“错得离谱”，他还在寻求一种基于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策略。“来到大通曼哈顿银行支行，我们会给你更快更好的选择，”戴蒙指的是银行的各类贷款服务、信用卡以及投资产品，“就像沃尔玛一样。”这个对比令人回味，戴蒙也希望摩根大通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这种形象——在全国拥有5200家“分店”的“零售商”，只不过它的产品恰巧是金融服务。他说，摩根大通之所以运作着这么多分散的业务，是因为它们其实并不分散。在沃尔玛，需要购买杂货的顾客同时也可能需要电视；在银行，需要信用卡的顾客也会需要抵押贷款，需要商业贷款的小商家有时也需要投资银行家；而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一个能够存放资产的地方。
很少有人这样来看待银行，不过正如2005年戴蒙在一封致股东信中所说，“20年前，谁会想到沃尔玛居然卖起了生菜和西红柿？”和生菜一样， 银行提供的大部分产品也是商品（人们不关心从哪里贷到款，只要便宜就好）。在戴蒙眼里，商店的外头（负责借贷）与里头（负责证券）是相联系的。上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华尔街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划分开，曾经禁止这种混合业务，不过在90年代，法案被废止。去年夏天，涉及到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得以通过，戴蒙对它最大的不满在于，该法案竖立了新的高墙。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政策主任达蒙•希尔维斯在提及摩根大通的游说努力时指出：“他们对抗一切看上去就像把把已经整合的金融体系再度拆分，例如沃尔克法则（该法则限制银行利用自有资本进行交易），以及其他以新面目出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戴蒙坚决支持加大对抵押贷款的监管，但不希望有单独的消费者机构来执行法规；他支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控制，但反对要求银行设立附属部门来处理某些衍生品的法条。（诸如此类的金融衍生品改革每年会让摩根大通损失10亿美元的收入。）
戴蒙重提了那个经典的商业观念，即界限若导致效率低下，便会提高企业成 本，这些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认为，如果一家银行能够彻底放开手脚，便可能在市场上占据30%的份额。戴蒙并不为垄断辩护，不过他说，跟雪佛兰与别克结合、然后成为通用汽车等案例相比，金融并购并不比它们吓人，美国人无需过虑。当然了，金融公司也有不同。通用汽车的资产不会在一夜间消失；在恐慌时期，银行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并动摇整个金融体系。正因如此，银行受到了严密的监管。人们对于避免恐慌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银行的大小上；戴蒙称，监管资本水平更加有效。对于更高资本的要求限制了银行的借贷额和收入，不过提升了它的抗损失能力。
信不信由你，希望银行做大的理由很多，其中还包括安全的考虑。假设有一家提供各种贷款的大银行，还有一家在德克萨斯只给石油探钻者贷款的小银行，前者失败的风险小于后者。同样，当银行做大之后，信用也随之变好，借贷费用变低。但是正如戴蒙所指出的，银行业也饱受规模不经济的困扰，例如不太注意细节，以及可能对大机构造成损害的傲慢心理。正是这些问题曾让花旗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举步维艰。尽管如此，戴蒙坚称，对于一个能够正确处理这类关系的银行来说，整合的好处显而易见。自从2008年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以来，大通曼哈顿每家支行的经费支出减少了100万。戴蒙强调说：“规模经济是好事，如果没有它，我们至今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他的口气就像保守的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的创立者）。
万事通“戴蒙”
戴蒙在皇后区长大。他的祖父是希腊移民，从银行职员爬到了股票经纪人的位置，杰米的父亲也从事这个职业。在家里，杰米继承了第一代移民对美国梦的笃信，以及本杰明•格拉汉姆的股市智慧。（顺便爆个料，我母亲和戴蒙的父母关系不错。）在他的孪生兄弟泰迪的回忆中，戴蒙是一个在比赛关键时刻敢于要球的人。他对商业的兴趣在大学里形成，部分还得归因于他父亲的老板：桑迪•威尔——他当时已经是建立起一个经纪业帝国的传奇人物。1982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戴蒙拒绝了高盛的工作邀请，选择了一条更有风险的道路，去美国运通做威尔的助手。1986年，威尔离开了美国运通，控制了商业信贷公司——它当时是一家没有生机的金融公司，服务于进行借有次贷的中产阶级客户——从那之后，威尔通过一桩一桩交易慢慢打造他的帝国。在威尔的监护指导下，戴蒙很快接手了一项又一项金融活动——在普莱美利，美邦还有所罗门兄弟工作，从此踏入银行界。
就像是从修车坊摸爬滚打出来的技工一样，今日的戴蒙对他生意上的细节了若指掌。已退休的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表示，在他工作上打过交道的许多银行CEO里，戴蒙堪称出类拔萃。“许多银行高管只对生意这一件事感兴趣，对银行的其他方方面面却知之甚少，”韦尔奇说。但戴蒙是万事通。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华尔街就反复遭受市场崩溃的侵袭，其中往往牵涉到复合证券，这引发了更广泛的疑虑：美国金融业是否真有益于大众？从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违约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过去十年间每一次此类危机，戴蒙都安然度过。当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近来如走马灯一般更迭的时候，戴蒙的声誉却丝毫无损，甚至还有所提升。
他能独善其身，应当归功于他对问题敏锐的定位能力。他的妻子朱迪与他在哈佛相识，她称他对危险有着与生俱来的嗅觉。杰伊•费什曼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与戴蒙共事（现在他是旅行者公司的CEO），他说：“对于危机会发生，并且我们不善于预测危机的观点，杰米素来敬畏。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危机发生，）他运作生意也会更加小心谨慎。”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在商业地产上蒙受巨大损失时，戴蒙命费什曼去研究下若是花旗银行倒闭，普莱美利会怎样。论起来，这类风险实在不靠谱，其他银行家是都不会“杞人忧天”的。几年后，普莱美利收购了旅行者公司，此前旅行者公司的实力因飓风安德鲁而遭到削弱。戴蒙为此要求调查公司所涉及的每一领域的大灾风险。戴蒙对保险业务不作日常管理，但他会例行公事地无视公司组织结构（插手保险业务）。他告诉费什曼要尽量限制风险敞口，这样即使是百年一遇的风暴也不会花掉公司一个季度以上的利润。这是一种非比寻常却又极为稳健的方法。
今秋，戴蒙在巴克莱资本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有一千人挤进曼哈顿希尔顿酒店的大舞厅来聆听。会议主持人一开场就指出戴蒙也曾是2006年会议午餐时间的演讲人，时值次贷泡沫破裂前夕。他说，回想起当时其他的演讲者挺有意思的：华盛顿互惠银行的CEO凯瑞•克林格，因迪美银行的董事长迈克尔•佩里，还有次贷银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和雷曼兄弟的高管。“杰米那天跟我们谈到了次贷敞口，摩根大通是首家谈及此话题的大银行，”会议主持人说。“而所有其他公司都不见了。”
戴蒙甚至于连开场白或者玩笑都没一句，45分钟时间里，他对摩根大通所面临的金融监管和经济上的“重大问题”作了连珠炮式的批评。戴蒙的属员请他缓和一下政治嘲弄的口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演示一张幻灯片，在那上面，依多德-弗兰克法所组建的新监管当局看上去就像一碗意大利面条一样乱作一团。
正如在座的投资者所知道的，美国经济的规模正在减小；现在不是对外发放新贷款的时候，他们要为泡沫中所欠下的还债。在摩根大通及其他银行，收入持续在缩水。监管压力越来越大。换而言之，戴蒙来到了一个极限，此刻发展机会愈加黯淡，这是数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形。
救命稻草“信用卡”
然而有一个领域令戴蒙感到兴奋不已，那便是信用卡。为了终止与星巴克之类伙伴的合作，摩根大通正在推广若干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信用卡。但是戴蒙哀叹那些人（他指国会里的人）并不真懂信用卡业务。去年，国会制定了一项法律以限制定价灵活性，例如，银行必须在提高利率前45天发出通知，哪怕借款人错过了付款也不例外。此项立法的意图是要避免利率突然上调而导致持卡者不知情的情况发生。
戴蒙坚决主张，所有行业都应该就某些项目收费，而其他项目则不收费。例如，餐馆免费给你提供桌布和镀银餐具，但“提高”了食物的价格。（戴蒙喜欢列举一些人们更熟悉、风险较小的行业的例子来阐述银行业的真实情况。）信用卡公司“免费”提供一项服务——便利，但这种业务具有极大的风险。通常每个月，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借给了客户1400亿美元。当然，银行从那些贷款中赚取了利息，但它必须为那些无法偿还账单的信用卡持有人买单。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未还的账单总计达到约60亿美元。2009年，当失业率上升到两位数时，信用卡带来的损失猛增至180亿美元，该项业务突然陷入了亏空状态。如何设置费率，既能使该业务有利可图又能对客户产生吸引力，是银行家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为了弥补其无法应对迅速上涨的费率的缺憾，大通曼哈顿银行决定停止给一部分它所认定的高风险客户提供信用卡，降低其敞口风险。这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抵押贷款混乱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银行应该自律。戴蒙还通过提高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费率来保护自己的公司。于是免费开支票的项目即将取消。“因为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收费的，”在喜来登饭店时，戴蒙不断地重复说，“所以你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收费。当政府在定价上进行干预时，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看待一个行业的方式。“
还有另一种看待它的方法：在（没有/不受）政府监管时——贷款人和全球银行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一种不对等的东西，因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关于借记卡费用的争议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国会采取行动前，银行就在透支费上大捞了一笔。戴蒙后来对我承认说：“这太多了。人们喝了杯2美元的咖啡，他们就要付34美元的服务费，一天三次。”（人们每天喝三次2美元一杯的咖啡？）如今银行得在让客户透支之前征得他们的许可。一般说来，美国银行不允许借记卡客户透支，这样事实上保护了它的客户。摩根大通采取了没那么武断的方式，正在努力征求客户的许可。“人们应该有所选择，”戴蒙说。其逻辑是，如果你在塔吉特排队为一部数码相机买单，并且还差20美元，你可能会需要透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样会引起一种紧张局面:何时我们才能指望银行不再让我们透支？
大通曼哈顿银行对其客户很苛刻，其征求透支权的信写得非常露骨（用红笔写的）：“你的借记卡可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使用了……除非我们收到您的回信。”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消费者协会对其虚张声势的语气表示抗议。戴蒙也觉得这封信“令人反感”。虽然当时仍在征求透支许可，他还是把信撤了回来。摩根大通通过收取其他费用显示了自己的些许仁慈，而不再因不到5美元的透支给客户当头一棒。戴蒙认为这些变化是好事。如果激进分子未曾抱怨过，这些变化会不会发生就令人怀疑了。这件事也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持建立一个戴蒙不赞同的金融消费者协会。
工作和家庭就是一切
戴蒙一生都倾注于工作和家庭（他的三个女儿都是20岁左右）。周末，他要看成堆的打印材料。星期一，他会带着一份写满问题的清单准备向下属求证（他把清单装在胸前的小口袋里，在走廊上碰到人就抓住机会向他们请教，解决一个问题就划掉一个问题）。他通常会就任何可能发生的偶然情况盘问在摩根大通六个业务部门的主管，会亲自监控银行数额最大的信贷和交易敞口。尽管戴蒙似乎什么事都管，他也信赖自己的助手，容许他们坚持己见。“这不是独角戏，”公司投资银行的风险经理总理约翰•霍根说。“这是讨论。他会倾听，也会探讨。”
尽管霍根如此评价，戴蒙依然是个极不合格的听众。他会打断别人并替他/她将话说完。在最近一次出差开会时，他表现得太刚愎自用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位合伙人抱怨说：“杰米，你这是不允许互相通融。”戴蒙让步了。摩根大通并不仅仅是他的偶像地位所显示的那样，更是一个靠团队运作的公司，高管们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的是常有的事情。在最近的某个星期一，戴蒙召集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所属的零售业务银行的高管（那家银行堆满了未能净得预期利润的抵押贷款）。公司总部位于公园大道旁拔地而起的一栋摩天大楼里，那里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气氛。主管们讨论了一个乐观的现象——新的拖欠行为明显减少了。不过，抵押贷款问题对于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其他银行来说还将继续存在。最近，戴蒙听取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努力迫使银行回购数十亿美元不良抵押贷款的最新消息。这两家购买了美国大多数抵押贷款的机构称，银行卸去了未达到机构标准的贷款。这事关重大，正在争取获得一些索赔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留出了30亿美元（相当于其收益的3%）来支付可能的损失。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400万严重逾期的抵押贷款——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银行迫切希望收回这些贷款，于是纷纷止赎，提交了几千份不正当的书面证词。原告房主的律师已经呼吁叫停止赎，而大通银行已经中止了115，000份止赎案例。戴蒙向我承认在大通银行的书面证词中，很多员工不负责任的说他们已经审查过这些贷款文件，但实际上很多是别人代劳的。他说，到目前为止，大通银行还没有发现错误止赎的案例；延长止赎的还款平均拖欠了15个月。
各州政府正在进行调查。衣阿华州检察长汤姆•米勒（Tom Miller）正在50个州内发起一项调查，证明银行应该遵守法律的字面意思；他指出，之所以要求（银行）出具正当的书面证词，是为了确保决心止赎的银行向法院提供可靠的证据。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他说：“我们真正感觉到的是提供抵押贷款的公司应该在修改调整条款上做得更好。当房主能够有能力还款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赢家。”
和米勒一样，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银行不重新商定贷款条款。大通银行和其他银行已经因为在一项意在缓解经济危机的政府项目中未能尽快修改贷款的条款而被起诉。大通银行的员工说他们已经尽全力在修改，但是项目就像噩梦一般复杂。自从2009年初，大通银行已经同意修改272，000笔抵押贷款，其中一半是通过政府项目来处理的。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大通银行取消了224，000所房产的赎回权。止赎对于放贷方（银行）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他们也没有兴趣大赦天下。就拿大通银行来说，它其实并不想修改贷款人的贷款条款，因为对于那些已经积欠太多还款无望的贷款人，就算改了条款这些人多半也还是无力偿还。
大通银行还能在一类人群中看到一线希望，就是那些目前仍在还款，但因为他们的抵押债务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房产本身的价值或许会索性不还款。在我周一参加的一场会议上，大通银行抵押贷款业务的高级行政人员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介绍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修改大通银行从华盛顿互惠银行接过来的一批特别不理想的贷款条款。华盛顿互惠银行贷款的还款利率原定预期将被“重置”为现在利率的两倍左右，这样的话很多贷款人很有可能会拖欠贷款。
香卡的团队已经将这些抵押贷款的数十亿本金减少了约六分之一，使之与市场价值相对等。戴蒙生气的说：“我不会对投资性房产做出修改。”为了投机而购买房地产的那些人是戴蒙的眼中钉。他们拖欠贷款的行为已经泛滥成灾，而且很多人都是在虚假的宣称购买了大宅之后。（其中有一个人要求大通银行对九项不同的贷款做出修改。）香卡回应说新项目已经在向投资者提供修改了。戴蒙像是在看玩笑，似乎又有点紧张的说：“我希望你们选择了正确的人，香卡。”香卡在研究了大量的数据之后报告称，到目前为止，新项目成功减少了止赎的数量。这些数字似乎被戴蒙所采纳，他大声宣称：“我们应该尽己所能积极地向他们提供援助。”
随后我们去戴蒙的办公室谈话。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旁边有一个落地式的地球仪，他的位置恰好可以从东北角鸟瞰曼哈顿的空中轮廓线。戴蒙非常沮丧的评论说处理贷款拖欠问题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逐一地评估客户的还款能力，这是过去那些街边的小银行家在发现贷款人生病或失业时所采取的手段。当时，当像戴蒙这样的大集团老板对小银行收购时，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大批抵押贷款的产生在近十年的早期是受到鼓励的，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拿到信用评级。社会想要银行发放贷款，只是没想到这种不顾将来的放纵行为最终导致大部分的贷款人拖欠贷款。这些目标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的地方；当抵押贷款的金额从“小作坊”级别跳到“工厂”级别，银行已经对如何管理无从下手。戴蒙承认说：“这种方式已经超出银行系统的能力范围了。”
54岁的戴蒙尽管头发已经斑白，但身形保持的还不错，言行举止之间还带着一点稚气，有时他会顽皮的淡淡的咧嘴一笑。他说话语速很快，甚至是有点含混不清，总是一只手紧握着咖啡杯，另一只空闲的手则不停在空中挥舞。同事们惊讶于他的平易近人以及近乎完美的记忆本领。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史蒂夫•布莱克（Steve Black）说：“你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会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戴蒙的职业生涯
十二年前，我与戴蒙初次结识，当时正值桑迪•威尔将自己蒸蒸日上的金融帝国并入花旗集团后不久。戴蒙被视为威尔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在外界看来，这两人是完美搭档——威尔专职幕后策划，而戴蒙则负责管理和风险评估方面的重任。但背地里，他们的关系已日趋紧张。对于戴蒙的咄咄逼人，威尔有不安全之感；而戴蒙也并非是甘居次席的泛泛之辈。据戴蒙的孪生兄弟回忆说，当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名数学老师以极尽夸张之能事的长篇大论斥责全班同学，结束之际反问同学们：“有人有异议么？戴蒙举手说到：“我有异议。”他随即被逐出教室。现在，由于不满威尔的自负，戴蒙再度奋起反击。1998年底，威尔终于将其辞退。
在颇为潇洒的离开了花旗集团以后，戴蒙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伴家人、读书（他喜欢读政治家的传记）和拳击课上。此外，他还经历了一次顿悟——就在被解职那天，当戴蒙正准备和公司大楼永远说再见时，在大厅里，他偶然碰见了证券分析家盖•莫兹可夫斯基。
当时莫兹可夫斯基问四十二岁的戴蒙下一步有何计划。“我不知道，”戴蒙老实回答说。“我准备休息一阵子。以后，我再也不想给别人打工了。”十六个月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春季，戴蒙重新出山执掌了位于芝加哥的美国第一银行。当时，这家银行不仅处境艰难，一直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而且还遭遇了管理文化上的难题；在并购了两家竞争性的金融结构以后，第一银行一直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实体机构，这一点从公司臃肿的22人董事会就可以略见一斑。戴蒙在上任之后就将董事会成员削减至14人。之后，他又要求董事会削减股息，并进一步挑战了董事们的权威，当时他们名下的持股人希望获得分红。戴蒙表示，强化银行的资金实力要放在第一位。于是，他解雇了公司数百名的顾问，又将高级经理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谁也别想拿到年终奖，包括他自己。
到了2003年，戴蒙终于将第一银行带上了正轨。第二年春，第一银行宣布与摩根大通合并。摩根大通在经历了安然事件和其他惨重失败之后变得元气大伤，此外，它也遭遇了兼并之后凝聚力不够的困境。前员工之间一直郁积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以至于交易员堂而皇之地通过瞒报数据来妨碍彼此的工作。兼并之后，戴蒙成为了联合银行的总裁，并在18个月之后成为首席执行官，薪酬过高成为了他又一次削减奖金的最好借口。这种雷厉风行的整风手段非常见效。一位经理曾将戴蒙的行事风格形容为“令人震惊的直截了当。”其手下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说，戴蒙赏罚分明，为公司的整体利益考虑，不搞派系之争。对于一个被职场政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公司来说，这种积极进取的风格无异于令人耳目一新。
戴蒙初到摩根大通时，银行的副总裁比尔•温特斯（Bill Winters）就听说这位初来乍到的新总裁抱怨说衍生商品的交易风险太大。温特斯跑去和他当面对质，戴蒙回应说，自己对衍生商品还不是特别了解，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看法。于是，温特斯就给戴蒙上了一课。“我讲得非常详细，连远期外汇期权什么的都讲到了，”温特斯回忆说。“他是我跟过的唯一一位会不耻下问请教别人的老板。”
戴蒙以提倡责任感的方式向员工灌输了一种风险控制的文化氛围。在解雇公司大批顾问时，他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只有职员会对公司负责，外人任由他去。戴蒙同时也是成本节约方面的好手；但他却很讨厌被冠以这样一个头衔，因为它会掩盖自己对公司的维护之情。曾在摩根大通担任过风险副总裁的琳达•巴曼恩（Linda Bammann）回忆说，在入职后不久，戴蒙曾请她吃了顿饭，席间戴蒙说：“这家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需要负责的对象。如果迫于无奈需要解雇某人，那只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但事实上，没有人觉得戴蒙和蔼可亲，在他们眼里，此人不但有些粗鄙，脾气暴躁，而且吝于赞美他人。戴蒙大部分同事表示，他对公司的热爱体现得淋漓尽致，用他妻子的话来说，这就是戴蒙身上的“母性”。
“做正确的事”
“做正确的事”是戴蒙的口头禅。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听得耳朵起茧的公司口号，但却代表了他经营公司的理念，从直接处理各种问题到为同性恋员工打造一个感觉 良好的工作环境。戴蒙似乎不太善于应对负面新闻；从公司层面来说，这表明公司透明度高。但对于一家以追求商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为 宗旨的企业来说，开放存在战略上的价值。时代变了，现在公司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互通交易数据。公开化也能起到精神粘合剂的作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 就开始为戴蒙工作的麦克•卡瓦纳（Mike Cavanagh）从花旗一路追随他到第一银行，现在卡瓦纳是摩根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商业部主管，他认为戴蒙“总是会不由自主的道出真理。”虽然执行主管们一直衷心希望戴蒙能变得谦逊一些，但同事们谈起他时，总带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之心。
当抵押贷款市场崩溃时，戴蒙善于规避风险的声誉大大受损。奇怪的是，这位担忧百年一遇的大风暴的高管未能挑战这种住房贷款违约的行规 。包括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内的很多银行都发放了“定期收入贷款”。这项贷款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文件证明他们的收入。于是一些抵押贷款经纪人明目张胆地怂恿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虚报他们的收入。戴蒙说，他原以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拥有足够的网络信息来监督这样的贷款。“贷款人虚报收入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戴蒙说，他反复谈到一个熟悉的话题----银行家不是唯一应当受责备的人。撒谎的责任可能该归他客户负，但损失的责任该由他负。正如沃伦•巴菲特曾经看到的那样：每家银行都会遇到不良贷款/坏账，银行家有责任拒绝这些不良贷款。在第一银行，戴蒙已经终止从场外的经纪人手中购买抵押贷款，因为他们的业绩很差。而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他却从那些经纪人手中购买了贷款。当我问及原因时，戴蒙回答说，下属们向他保证他们都很谨慎， 而且说道，“向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简称房利美）提供信贷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戴蒙继而沉默不语，无奈地摊开手掌，好像任何事情都无法为他的过失开脱。“我买了一堆垃圾。”他最后说。
摩根大通也腻烦了向私募集团买家提供信贷。然而，戴蒙做对了几件事情。他拒绝发放最活跃的抵押贷款，也就是选择浮动利率房贷。这种贷款的特点是，在还款的头几年支付的利率较低 ，所以这种贷款深受贷款人追捧。他一直使银行的资金状况趋于稳定。他没有去追求短期债务（短期债务是融资成本花费最低的一种方式，但是会使银行陷入恐慌）。他谨慎提防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抵押贷款证券，也就是债务抵押证券（简称CDO's）。合伙创立摩根大通这家投资银行的温特斯和史蒂芬•布莱克认为，根本不值得去经受CDO's所带来的风险，并且他们在此项贷款上投资额度小。这意味着他们摒弃了巨大的利润。戴蒙邀请温特斯和布莱克参加董事会举办的盛宴，向他们详细解释摩根大通不愿意去追随其他同行-----这是典型的戴蒙作派，他喜欢和董事会开诚布公。高管们表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发放抵押贷款）和摩根大通（交易抵押贷款）的合作促使这家公司比其他银行更快地减小了风险。
2006年8月，戴蒙了解到通过经纪人促成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断上升，这着实令人担忧。他命令对银行的风险敞口进行研究，并且紧缩其贷款标准。当时，次贷热潮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给股东们的年信中（2007年初发表），戴蒙提醒他们，良好的信用环境即将终结，投资者们需要做好打算面对低谷。年信通常是由职员轮流文过饰非；而戴蒙自己亲自写年信。他不满足于仅仅提醒一下，他特别强调如果繁荣时代终止，摩根大通公司会损失惨重。而与之相反的是，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在他的年信中仅用三句话表示对信贷前景的展望 。在年信中他预测信贷会“适当恶化”。
次年，在一次公函中，戴蒙进行了严厉地自我批评，承认之前他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自身必须在2007年底紧缩次贷6次。”是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标准在前5次中不够严格。他预言道，如果次贷投资者一致抛售的话，肯定会引起恐慌。
在他写下了那些话后，政府旋即恳请他拯救正在经历类似恐慌的贝尔斯登公司。戴蒙断定风险太大，于是拒绝了政府的恳求。时任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的蒂姆•盖特纳执意要求戴蒙拯救该公司，戴蒙要求得到联邦储蓄银行担保。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该交易得以开展。
贝尔斯登公司谨慎地加入到摩根大通的特许权（戴蒙表示，他有极大的冲动想缓解这次危机。）。更有意义的是，他收购了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这次收购是戴蒙继政府2008年9月查封该银行后贱价收购的项目。
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雷曼兄弟失败时，戴蒙立即举行了三次日常风险会议来监控摩根大通的风险敞口。同时，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来抵制失业的激增。“我们本可以处理15%，”他告诉我。他指出，要是所有灾难爆发，他会从他的23.3万员工中解雇4.5万人，停止所有营销并且削减薪酬。“我们本可以从灾难中幸存的，”他坚称。市场决定了这个定论：当储户从能力较弱的银行抽出资金时，摩根大通会额外吸收1800亿美元。
10月份，戴蒙和联邦政府的合作迎来了他们的转折点，这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召集了9位银行高管，并且告知他们会直接向他们所在的银行投资问题资产纾解计划基金(简称TARP)。戴蒙告知董事会，摩根大通并不需要这批资金，而且也看不到任何接纳这批资金的好处。（摩根大通从另外一个政府项目中获益，该项目保证银行的债务问题，从而向他们保证低利率。）迫于保尔森的压力，戴蒙勉强同意接纳TARP项目。他再次表示，他认为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于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TARP成为了救市政策失败的象征。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银行和政府均从该项目中获利。纳税人从摩根大通的股份中就赢得7亿9500万美元的利润。戴蒙担心人们会认为他已被救出了金融困境。但是奥巴马总统前任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她提到，戴蒙与危机的引发脱不了干系。他肯定从中获益了。如果这个体系失灵，他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倒霉。
建言奥巴马政府
戴蒙是一个终身民主党人，他在2008大选中支持奥巴马。选举结束后，经过深思熟虑他撰写了有关金融改革的文章。他的建议并不是在为银行业辩护，而是主张抵押贷款与证券捆绑在一起的系统必须重新进行修订。他在致股东的信中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全民投保”，基础设施支出和能源创新三方面的必要性 ——这看起来就像是奥巴马的政治演说。戴蒙推测政府至少会听一听（他的建言）。但随着公众对银行家的愤怒与日俱增，白宫方面表示对戴蒙提出的的意见不感兴趣：戴蒙这样的银行家是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去年年底，他本来预定随同一群高管访问白宫。临行前一天，“60分钟”播出了对奥巴马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嘲笑银行家都是“肥猫”。对于在2009年赚取1600万美元戴蒙来说——其中只有100万美元属于长期股权激励——这样的言语攻击跟到处都能听到的那种一杆子打倒一片的恶语中伤没什么区别。他提醒总统：“林肯总统本可以诋毁所有的南方人。但他没有。”
朱迪•戴蒙说，金融危机让他损失惨重。过去他总是为他的孪生弟弟打抱不平；如今他感觉他和大部分银行家都受到了威胁。戴蒙在公园大道的家里有一张詹姆斯•狄恩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身穿皮夹克，斜站着；这张照片让朱迪•戴蒙想起了毕业于商学院的那个叛逆的戴蒙，他也穿黑皮革，即使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但似乎都还未成气候。杰米•戴蒙这个人生性反叛，他是规规矩矩的金融大佬中的另类。我看见他招待公司客户共进晚餐，席间他鼓动客人们去华盛顿“为自己的理想而战”， 意欲扭转在他看来思虑欠周的这一波监管浪潮。在多德•弗兰克辩论中，他曾和一名美国参议员发生争执，后来在四季餐厅的一次家庭聚餐中，他对一名随意经过桌旁的无辜政治家进行了一顿猛批，把那晚的氛围给完全破坏掉了。他好像不大明白，人们对银行家的态度发生逆转，这跟最近的严重经济衰退有关系——而华尔街的金融家的确对此难辞其咎。
戴蒙并不否认抵押贷款贷方和投资银行应该负起巨大的责任。但是他表示，整个系统中监管不力和滥用杠杆的做法也在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列。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觉得华盛顿陷入（营造了？）非友即敌的氛围，银行家被描绘成恶棍。也许他太天真，政治问题在法规制定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对此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一个例子是，多德 - 弗兰克法案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尽管后者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戴蒙佩服巴塞尔委员会的表现，这些国际监管者正在强制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从理论上讲，因为他们问的也正是银行家们应该像自己提出的问题：银行需要多少资金禁得住不可避免的低迷时期，什么才是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虽然他支持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多数条款，但戴蒙说，他希望美国国会更深入地思考大银行与大公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他不待我追问，他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经济如何运作的，商业街和华尔街如何运作之间存在巨大的误解。”他们互不矛盾，戴蒙如此说；华尔街与缅街相辅相成。“小企业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推动这些小企业发展还得依赖资本的投入。当卡特彼勒建立一个工厂”，戴蒙继续补充，提到J.P.摩根的一个大客户，“那对就业有帮助。而且不仅仅是就业。这些大公司在慈善事业身先士卒，雇用各种背景的员工。然而，我们却像对待坏人一样对待他们。”现在他越谈越起劲，进而开始为他的价值观辩护。“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民医疗保障？是的。我想贫民区的孩子顺利从学校毕业？是的。就个人而言，我不介意付出较高的税收。但是，不要弄乱创造价值的机器，那样你才可以完成上述事请。这是经济所能带给我们的一切。”
自从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戴蒙断言，是市场的相互联系——投资者倾向于从一个脆弱的资产类别逃到另一个——而不是银行的规模，造成最大的系统性威胁。他指出，美国的银行业，其集中程度仍远低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正如他在给股东一封布道般的信中写道： 如今的经济状况和你祖父那时不可同日而语。银行在资本市场的作用已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意思是银行曾经将贷款作为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现在的贷款额不到总储蓄量的三分之一。 其余则来自债券投资者，货币市场基金和共同基金。戴蒙说，这些新的或扩大的资本市场，可在眨眼间将前身还是长期资产（想一想抵押贷款）转换成流通证券出售。而这些证券正是在2008年恐慌的主要来源。
当然，一旦恐慌开始，与J.P.摩根竞争的几家投资银行也遭受了挤兑。虽然戴蒙正确认识到这些事件与1930年代的银行挤兑不同，但是如果发生另一场危机时，监管部门还会不由自主地再次解救那些大银行吗？这种事情并非不可能。多德- 弗兰克法案所创建的新型系统性监管机构，旨在缓解金融机构岌岌可危的现状，同时也不用回报其债权人和投资者。戴蒙非常支持这种作法。“没有说哪家公司规模太大了就不能倒，”他告诉我。包括摩根大通？“是的，”他说。“摩根应该申请破产。”突然，他匆匆写下想象中自己公司破产可能出现的状况，并逐一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
美联储主席本•贝南克近日预测说，银行业巨头们很有可能逐渐破产。贝南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美联储尚未为很大的银行制定过资本规则。可想而知，只要美联储愿意，他们随时可以让这些想要保持自身庞大规模的银行付出高昂代价。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银行被允许获得的收入也不能超过全部存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由于摩根银行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九，可能至少在美国国内，戴蒙已经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笔交易。
开启全球化战略
这也是他聚焦海外的原因之一。去年，摩根大通公司为日本啤酒商麒麟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的一家啤酒公司提供资金，并且资助了一家巴西公司购买美国境内的一家钢铁公司。想要将摩根大通公司业务的国际比重从现有的三成提高到五成，他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交易。在美国国内，戴蒙自己更多地参与拓展业务（他争取到通用汽车公司的联邦监督员的支持，让摩根大通成为通用汽车股票的联合主承销商），在海外，他可能同样会充当此类角色。戴蒙任命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为银行的高级顾问，并且于同年以个人名义访问了非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普京的夏宫会面，对普京在全球业务方面的知识掌握印象深刻（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戴蒙就不曾给过如此高的评价）。
戴蒙评论家、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赛门•约翰逊注意到了戴蒙的全球化战略，他在《新共和》杂志中写道，摩根大通公司已经变得相当全球化，不会轻易破产——对于社会来说，这很危险。他辩称，虽然有违多德-弗兰克法案意图，但超大规模银行仍将再次受到援助度过危险期，原因是世界经济正逐渐依赖于他们。尽管这还只是假设情况，但是大的机构确实能够发挥政治影响，这也是机构规模的潜在缺点之一。戴蒙的观点是，亚洲和欧洲正接待着越来越多的世界金融巨头，即使不为爱国考虑，仅仅从竞争角度出发，美国也需要分一杯羹。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兰德认为在现如今的经济情况下，是时候克服杰克逊主义式的“恐大症”了。也许他是对的。他说：“有说法说我们正在倒退回到处都是小规模银行的时代，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一直以来，大型银行最大的敌人并非政府的规则制定，而是银行自己的过失。花旗集团在意图扩张时，一方面忽视了债务抵押证券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2003年集团行政长官威尔退休时，未能指定具有足够能力的继承者，（最终）导致了集团的扩张设想受阻。尽管接下来的十年戴蒙可能会继续在摩根大通公司工作（他说自己已经打消了做公共服务的念头），但由于摩根大通的举足轻重，公众对于下一任掌权人以及公司会如何发展报以了持久的兴趣。董事会认为这种关注是积极的。一位董事对我说，“当你遇到一个像杰米那样经验丰富的人时，你必须得确定银行里不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要有一个团队”。
2009年，合伙领导者温特和布莱克把二人激烈的分歧摆上了桌面，潜藏的危机一触即发。私底下原本就与温特斯关系紧张的戴蒙越发肯定，不能把大权移交给他。而布莱克比戴蒙年长，力不从心，毫无胜任的可能。但戴蒙一直密切地关注二人之间的对立争执，因为他将投资银行视作栽培下任首席执行官的竞技场。去年年底，他解雇了温特斯，并且将曾经的心腹布莱克调离了核心岗。伤心的布莱克随后宣布离任。但他仍然称戴蒙为“杰出的领导者”。戴蒙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失败的行政总裁继任选举已——或者是他自己和威尔？——已经摧毁了很多公司。”，含沙射影地指责这场内讧闹剧。想到温特斯和布莱克——还是戴蒙本人和威尔呢？戴蒙发誓要避免"一场心理剧，或者说，莎士比亚悲剧"在现实上演。
尽管摩根大通公司的企业管理管理层被认为实力很强，但是两人关系的破裂提醒我们银行运作情况还是有迅速恶化的可能。戴蒙目前尚未实现他受聘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为股东们创造源源不尽的财富。自戴蒙于2004年入职摩根大通，公司的股票收益鲜有起色，这显然是董事会始料未及的叫人失望的局面。戴蒙的成就可以用他避免的麻烦的数量来衡量——大多数银行股价在那段时间跌了一半。
一位在摩根共事的同事指出，戴蒙若要成为他那个年代最好的CEO，他必须设法提升公司的股票收益。 戴蒙固然渴望看到收益，但身为宿命论者的他不鼓励组织确立过于明确的目标。银行业在未来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难以预测。投资银行将繁荣壮大更为规范的经济实体，抑或是被淘汰，沦为非银行机构？戴蒙并不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相比之下，他更乐于谈论商业活动中遇到的难题和解决方法，谈论他渴望提供更优质的管理，更好地节约成本。当我问及他的愿景，戴蒙表示希望为客户和员工建造一个更具活力的银行，这将让更多家庭得到资助，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倘若期许成真，那么对聘请他的股东们，自己便问心无愧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做了贡献。
当然，素来鲜有银行家将自己的行业称作公共服务。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无数的家庭损失惨重，无数的泡沫股票瞬间在崩盘中蒸发得无影无踪。戴蒙这个贷主可不算手头拮据，因为他坐拥着一家庞大的银行。纵观美国历史，操纵如此庞大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者，大部分不是均被神化为财富创造者，就是被藐视为特权阶层的典型代表。然而，面对这些陈辞滥调，戴蒙置若罔闻，不做任何澄清。关于如何恢复行业的声誉，戴蒙的秘诀平淡无奇：“日勤于行其道，有错则改。”（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戴蒙没有去检视摩根大通的运营简报，而是要求查看上百页的原始数据——其揭示了摩根大通每月业务往来的详细情况。他没有轻易听信交易员的一面之词，而是亲自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以理解银行所面临的复杂交易。戴蒙也没有放任摩根大通全速开动次贷机器，而是比其他银行更早的控制借贷，并向摩根大通的股东发出信贷泡沫的警示。
他的预防措施虽然算得上明智，但还是远远不够。在过去两年里，摩根大通银行在不良抵押贷款、信用卡违约和其他信贷坏账上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惊人的510亿美元。而戴蒙也被推上了争论的风口浪尖，这些争论让很多美国人对银行系统渐失信心。摩根大通银行签发了太多不良抵押贷款，因其对借记卡透支的收费过高而饱受指责，最近又不得不承认在处理房屋止赎权方面不遵守规定程序。美国人对那些将金融系统搞得一蹶不振的银行家感到愤怒，而戴蒙这种拿了纳税人血汗钱投资的银行家则更是让他们怒火中烧。
戴蒙对突如其来的公愤感到震惊。最近，在一次烤肉晚宴上，当与满屋子的企业客户觥筹交错之时，戴蒙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他和他所在行业的价值，他指出：“我不以自己是一名银行家为耻，也不以从商为耻。”事实上，戴蒙有充足的理由“不以为耻”。他已履行了一名银行家的首要职责：让摩根大通成功存活下来。而这要归功于他始终保持摩根大通拥有充足储蓄资金的先见之明。在市场风雨飘摇和经济每况愈下的日子里，摩根大通不仅保持了偿付能力，而且每个季度都实现盈利。当其他银行关上借贷大门时，摩根大通一直在为客户提供贷款—— 从房屋所有人到辉瑞制药，甚至加州政府。而当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机构来挽救奄奄一息的银行时，摩根大通两次成为施救者。
戴蒙将自己视作一个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爱国者。如今戴蒙可谓华尔街最光鲜的面孔，他认为银行和银行家的职责不只是恢复经济，还需要矫正金融体系。有批评者认为，作为失败金融体系中的一分子，虽然他（的银行）没有破产，但戴蒙应该感激政府的助力，而不是像他所做的那样，苛责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些改革措施。批评人士指出，戴蒙乘着此次金融危机并购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这使得摩根大通的规模远胜于同行，一举成为金融危机中的大赢家。这也引起了33名美国参议员的警惕，20019年春天他们对一项修正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该修正案将迫使大型银行强制拆分。对于银行的正确角色和规模大小，美国社会存在着巨大分歧，而杰米•戴蒙的故事最能集中体现出这些矛盾分歧。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戴蒙向我敞开心扉，以亲历者的视角向我阐述了他如何看待银行业，以及如何管理摩根大通。我碰见戴蒙德时，他正在执行一项任务，旨在重铸银行业的声誉，即使他也承认银行业的确犯了很多错误。戴蒙固执地认为，政府官员——言下之意似乎还包括奥巴马总统——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所有银行家扣上不公正的帽子。他一遍遍跟我说：“这不是什么好事，这不公平，会导致（政府制定）错误的政策。”一说起这个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戴蒙的职业归根结底就是不停做出判断——权衡这里或那里的特殊风险，筛选出这个和那个贷款的价值。戴蒙说起话来从来是直言不讳，他告诉我，摩根大通这类大型银行根本算不上太大（摩根大通旗下资产达2万亿美元），恰恰相反，它们需要更多的成长空间。这将是对茶党以及剑桥大学课堂里的批评言论的公然回击。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美国五大行如今控制了全美储蓄业务的46%，这个比例较1990年代早期攀升了12%。自金融危机以来，杰克逊总统式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憎恶已成为一种公众情绪，这并不是信口开河，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有200名候选人把钱投在了攻击华尔街的广告中。美国市场研究公司NAB Research的南希•布什表示：“大银行现在可没几个朋友。虽然欧洲人仍然喜欢他们的大银行，但美国人讨厌大银行。”
金融业的沃尔玛？
摩根大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它也是上世纪早期路易斯•布兰戴斯这类改革论者口诛笔伐的对象。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发卡行，第三大抵押贷款发行商，以及最大的汽车贷款发行商。在投资银行业，摩根大通与高盛不相上下。但无论是高盛还是任何其他银行都无法匹敌摩根大通的业务广度和综合实力。
简而言之，摩根大通向企业和个人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并管理他们的投资。每天，摩根大通推动总计超过1万亿美元的现金和证券在金融体系中流动。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崇尚拆分超大型银行，作为对戴蒙“认为摩根大通应该成长得更大”的断言的回应，他写道：暂且不论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的担心，像摩根大通这类庞然大物，其所面临的风险会因为规模而不断增加，而它们的规模并没有给化解风险带来半点好处；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大银行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效应，或其他社会利益。”
戴蒙不仅认为这个观点“错得离谱”，他还在寻求一种基于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策略。“来到大通曼哈顿银行支行，我们会给你更快更好的选择，”戴蒙指的是银行的各类贷款服务、信用卡以及投资产品，“就像沃尔玛一样。”这个对比令人回味，戴蒙也希望摩根大通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这种形象——在全国拥有5200家“分店”的“零售商”，只不过它的产品恰巧是金融服务。他说，摩根大通之所以运作着这么多分散的业务，是因为它们其实并不分散。在沃尔玛，需要购买杂货的顾客同时也可能需要电视；在银行，需要信用卡的顾客也会需要抵押贷款，需要商业贷款的小商家有时也需要投资银行家；而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一个能够存放资产的地方。
很少有人这样来看待银行，不过正如2005年戴蒙在一封致股东信中所说，“20年前，谁会想到沃尔玛居然卖起了生菜和西红柿？”和生菜一样， 银行提供的大部分产品也是商品（人们不关心从哪里贷到款，只要便宜就好）。在戴蒙眼里，商店的外头（负责借贷）与里头（负责证券）是相联系的。上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华尔街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划分开，曾经禁止这种混合业务，不过在90年代，法案被废止。去年夏天，涉及到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得以通过，戴蒙对它最大的不满在于，该法案竖立了新的高墙。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政策主任达蒙•希尔维斯在提及摩根大通的游说努力时指出：“他们对抗一切看上去就像把把已经整合的金融体系再度拆分，例如沃尔克法则（该法则限制银行利用自有资本进行交易），以及其他以新面目出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戴蒙坚决支持加大对抵押贷款的监管，但不希望有单独的消费者机构来执行法规；他支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控制，但反对要求银行设立附属部门来处理某些衍生品的法条。（诸如此类的金融衍生品改革每年会让摩根大通损失10亿美元的收入。）
戴蒙重提了那个经典的商业观念，即界限若导致效率低下，便会提高企业成 本，这些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认为，如果一家银行能够彻底放开手脚，便可能在市场上占据30%的份额。戴蒙并不为垄断辩护，不过他说，跟雪佛兰与别克结合、然后成为通用汽车等案例相比，金融并购并不比它们吓人，美国人无需过虑。当然了，金融公司也有不同。通用汽车的资产不会在一夜间消失；在恐慌时期，银行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并动摇整个金融体系。正因如此，银行受到了严密的监管。人们对于避免恐慌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银行的大小上；戴蒙称，监管资本水平更加有效。对于更高资本的要求限制了银行的借贷额和收入，不过提升了它的抗损失能力。
信不信由你，希望银行做大的理由很多，其中还包括安全的考虑。假设有一家提供各种贷款的大银行，还有一家在德克萨斯只给石油探钻者贷款的小银行，前者失败的风险小于后者。同样，当银行做大之后，信用也随之变好，借贷费用变低。但是正如戴蒙所指出的，银行业也饱受规模不经济的困扰，例如不太注意细节，以及可能对大机构造成损害的傲慢心理。正是这些问题曾让花旗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举步维艰。尽管如此，戴蒙坚称，对于一个能够正确处理这类关系的银行来说，整合的好处显而易见。自从2008年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以来，大通曼哈顿每家支行的经费支出减少了100万。戴蒙强调说：“规模经济是好事，如果没有它，我们至今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他的口气就像保守的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的创立者）。
万事通“戴蒙”
戴蒙在皇后区长大。他的祖父是希腊移民，从银行职员爬到了股票经纪人的位置，杰米的父亲也从事这个职业。在家里，杰米继承了第一代移民对美国梦的笃信，以及本杰明•格拉汉姆的股市智慧。（顺便爆个料，我母亲和戴蒙的父母关系不错。）在他的孪生兄弟泰迪的回忆中，戴蒙是一个在比赛关键时刻敢于要球的人。他对商业的兴趣在大学里形成，部分还得归因于他父亲的老板：桑迪•威尔——他当时已经是建立起一个经纪业帝国的传奇人物。1982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戴蒙拒绝了高盛的工作邀请，选择了一条更有风险的道路，去美国运通做威尔的助手。1986年，威尔离开了美国运通，控制了商业信贷公司——它当时是一家没有生机的金融公司，服务于进行借有次贷的中产阶级客户——从那之后，威尔通过一桩一桩交易慢慢打造他的帝国。在威尔的监护指导下，戴蒙很快接手了一项又一项金融活动——在普莱美利，美邦还有所罗门兄弟工作，从此踏入银行界。
就像是从修车坊摸爬滚打出来的技工一样，今日的戴蒙对他生意上的细节了若指掌。已退休的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表示，在他工作上打过交道的许多银行CEO里，戴蒙堪称出类拔萃。“许多银行高管只对生意这一件事感兴趣，对银行的其他方方面面却知之甚少，”韦尔奇说。但戴蒙是万事通。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华尔街就反复遭受市场崩溃的侵袭，其中往往牵涉到复合证券，这引发了更广泛的疑虑：美国金融业是否真有益于大众？从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违约到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过去十年间每一次此类危机，戴蒙都安然度过。当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近来如走马灯一般更迭的时候，戴蒙的声誉却丝毫无损，甚至还有所提升。
他能独善其身，应当归功于他对问题敏锐的定位能力。他的妻子朱迪与他在哈佛相识，她称他对危险有着与生俱来的嗅觉。杰伊•费什曼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与戴蒙共事（现在他是旅行者公司的CEO），他说：“对于危机会发生，并且我们不善于预测危机的观点，杰米素来敬畏。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危机发生，）他运作生意也会更加小心谨慎。”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在商业地产上蒙受巨大损失时，戴蒙命费什曼去研究下若是花旗银行倒闭，普莱美利会怎样。论起来，这类风险实在不靠谱，其他银行家是都不会“杞人忧天”的。几年后，普莱美利收购了旅行者公司，此前旅行者公司的实力因飓风安德鲁而遭到削弱。戴蒙为此要求调查公司所涉及的每一领域的大灾风险。戴蒙对保险业务不作日常管理，但他会例行公事地无视公司组织结构（插手保险业务）。他告诉费什曼要尽量限制风险敞口，这样即使是百年一遇的风暴也不会花掉公司一个季度以上的利润。这是一种非比寻常却又极为稳健的方法。
今秋，戴蒙在巴克莱资本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有一千人挤进曼哈顿希尔顿酒店的大舞厅来聆听。会议主持人一开场就指出戴蒙也曾是2006年会议午餐时间的演讲人，时值次贷泡沫破裂前夕。他说，回想起当时其他的演讲者挺有意思的：华盛顿互惠银行的CEO凯瑞•克林格，因迪美银行的董事长迈克尔•佩里，还有次贷银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和雷曼兄弟的高管。“杰米那天跟我们谈到了次贷敞口，摩根大通是首家谈及此话题的大银行，”会议主持人说。“而所有其他公司都不见了。”
戴蒙甚至于连开场白或者玩笑都没一句，45分钟时间里，他对摩根大通所面临的金融监管和经济上的“重大问题”作了连珠炮式的批评。戴蒙的属员请他缓和一下政治嘲弄的口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演示一张幻灯片，在那上面，依多德-弗兰克法所组建的新监管当局看上去就像一碗意大利面条一样乱作一团。
正如在座的投资者所知道的，美国经济的规模正在减小；现在不是对外发放新贷款的时候，他们要为泡沫中所欠下的还债。在摩根大通及其他银行，收入持续在缩水。监管压力越来越大。换而言之，戴蒙来到了一个极限，此刻发展机会愈加黯淡，这是数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形。
救命稻草“信用卡”
然而有一个领域令戴蒙感到兴奋不已，那便是信用卡。为了终止与星巴克之类伙伴的合作，摩根大通正在推广若干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信用卡。但是戴蒙哀叹那些人（他指国会里的人）并不真懂信用卡业务。去年，国会制定了一项法律以限制定价灵活性，例如，银行必须在提高利率前45天发出通知，哪怕借款人错过了付款也不例外。此项立法的意图是要避免利率突然上调而导致持卡者不知情的情况发生。
戴蒙坚决主张，所有行业都应该就某些项目收费，而其他项目则不收费。例如，餐馆免费给你提供桌布和镀银餐具，但“提高”了食物的价格。（戴蒙喜欢列举一些人们更熟悉、风险较小的行业的例子来阐述银行业的真实情况。）信用卡公司“免费”提供一项服务——便利，但这种业务具有极大的风险。通常每个月，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借给了客户1400亿美元。当然，银行从那些贷款中赚取了利息，但它必须为那些无法偿还账单的信用卡持有人买单。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未还的账单总计达到约60亿美元。2009年，当失业率上升到两位数时，信用卡带来的损失猛增至180亿美元，该项业务突然陷入了亏空状态。如何设置费率，既能使该业务有利可图又能对客户产生吸引力，是银行家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为了弥补其无法应对迅速上涨的费率的缺憾，大通曼哈顿银行决定停止给一部分它所认定的高风险客户提供信用卡，降低其敞口风险。这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抵押贷款混乱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银行应该自律。戴蒙还通过提高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费率来保护自己的公司。于是免费开支票的项目即将取消。“因为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收费的，”在喜来登饭店时，戴蒙不断地重复说，“所以你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收费。当政府在定价上进行干预时，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看待一个行业的方式。“
还有另一种看待它的方法：在（没有/不受）政府监管时——贷款人和全球银行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一种不对等的东西，因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关于借记卡费用的争议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国会采取行动前，银行就在透支费上大捞了一笔。戴蒙后来对我承认说：“这太多了。人们喝了杯2美元的咖啡，他们就要付34美元的服务费，一天三次。”（人们每天喝三次2美元一杯的咖啡？）如今银行得在让客户透支之前征得他们的许可。一般说来，美国银行不允许借记卡客户透支，这样事实上保护了它的客户。摩根大通采取了没那么武断的方式，正在努力征求客户的许可。“人们应该有所选择，”戴蒙说。其逻辑是，如果你在塔吉特排队为一部数码相机买单，并且还差20美元，你可能会需要透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样会引起一种紧张局面:何时我们才能指望银行不再让我们透支？
大通曼哈顿银行对其客户很苛刻，其征求透支权的信写得非常露骨（用红笔写的）：“你的借记卡可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使用了……除非我们收到您的回信。”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消费者协会对其虚张声势的语气表示抗议。戴蒙也觉得这封信“令人反感”。虽然当时仍在征求透支许可，他还是把信撤了回来。摩根大通通过收取其他费用显示了自己的些许仁慈，而不再因不到5美元的透支给客户当头一棒。戴蒙认为这些变化是好事。如果激进分子未曾抱怨过，这些变化会不会发生就令人怀疑了。这件事也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持建立一个戴蒙不赞同的金融消费者协会。
工作和家庭就是一切
戴蒙一生都倾注于工作和家庭（他的三个女儿都是20岁左右）。周末，他要看成堆的打印材料。星期一，他会带着一份写满问题的清单准备向下属求证（他把清单装在胸前的小口袋里，在走廊上碰到人就抓住机会向他们请教，解决一个问题就划掉一个问题）。他通常会就任何可能发生的偶然情况盘问在摩根大通六个业务部门的主管，会亲自监控银行数额最大的信贷和交易敞口。尽管戴蒙似乎什么事都管，他也信赖自己的助手，容许他们坚持己见。“这不是独角戏，”公司投资银行的风险经理总理约翰•霍根说。“这是讨论。他会倾听，也会探讨。”
尽管霍根如此评价，戴蒙依然是个极不合格的听众。他会打断别人并替他/她将话说完。在最近一次出差开会时，他表现得太刚愎自用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位合伙人抱怨说：“杰米，你这是不允许互相通融。”戴蒙让步了。摩根大通并不仅仅是他的偶像地位所显示的那样，更是一个靠团队运作的公司，高管们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的是常有的事情。在最近的某个星期一，戴蒙召集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所属的零售业务银行的高管（那家银行堆满了未能净得预期利润的抵押贷款）。公司总部位于公园大道旁拔地而起的一栋摩天大楼里，那里弥漫着一种阴森的气氛。主管们讨论了一个乐观的现象——新的拖欠行为明显减少了。不过，抵押贷款问题对于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其他银行来说还将继续存在。最近，戴蒙听取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努力迫使银行回购数十亿美元不良抵押贷款的最新消息。这两家购买了美国大多数抵押贷款的机构称，银行卸去了未达到机构标准的贷款。这事关重大，正在争取获得一些索赔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留出了30亿美元（相当于其收益的3%）来支付可能的损失。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400万严重逾期的抵押贷款——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银行迫切希望收回这些贷款，于是纷纷止赎，提交了几千份不正当的书面证词。原告房主的律师已经呼吁叫停止赎，而大通银行已经中止了115，000份止赎案例。戴蒙向我承认在大通银行的书面证词中，很多员工不负责任的说他们已经审查过这些贷款文件，但实际上很多是别人代劳的。他说，到目前为止，大通银行还没有发现错误止赎的案例；延长止赎的还款平均拖欠了15个月。
各州政府正在进行调查。衣阿华州检察长汤姆•米勒（Tom Miller）正在50个州内发起一项调查，证明银行应该遵守法律的字面意思；他指出，之所以要求（银行）出具正当的书面证词，是为了确保决心止赎的银行向法院提供可靠的证据。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他说：“我们真正感觉到的是提供抵押贷款的公司应该在修改调整条款上做得更好。当房主能够有能力还款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赢家。”
和米勒一样，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银行不重新商定贷款条款。大通银行和其他银行已经因为在一项意在缓解经济危机的政府项目中未能尽快修改贷款的条款而被起诉。大通银行的员工说他们已经尽全力在修改，但是项目就像噩梦一般复杂。自从2009年初，大通银行已经同意修改272，000笔抵押贷款，其中一半是通过政府项目来处理的。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大通银行取消了224，000所房产的赎回权。止赎对于放贷方（银行）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他们也没有兴趣大赦天下。就拿大通银行来说，它其实并不想修改贷款人的贷款条款，因为对于那些已经积欠太多还款无望的贷款人，就算改了条款这些人多半也还是无力偿还。
大通银行还能在一类人群中看到一线希望，就是那些目前仍在还款，但因为他们的抵押债务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房产本身的价值或许会索性不还款。在我周一参加的一场会议上，大通银行抵押贷款业务的高级行政人员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介绍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修改大通银行从华盛顿互惠银行接过来的一批特别不理想的贷款条款。华盛顿互惠银行贷款的还款利率原定预期将被“重置”为现在利率的两倍左右，这样的话很多贷款人很有可能会拖欠贷款。
香卡的团队已经将这些抵押贷款的数十亿本金减少了约六分之一，使之与市场价值相对等。戴蒙生气的说：“我不会对投资性房产做出修改。”为了投机而购买房地产的那些人是戴蒙的眼中钉。他们拖欠贷款的行为已经泛滥成灾，而且很多人都是在虚假的宣称购买了大宅之后。（其中有一个人要求大通银行对九项不同的贷款做出修改。）香卡回应说新项目已经在向投资者提供修改了。戴蒙像是在看玩笑，似乎又有点紧张的说：“我希望你们选择了正确的人，香卡。”香卡在研究了大量的数据之后报告称，到目前为止，新项目成功减少了止赎的数量。这些数字似乎被戴蒙所采纳，他大声宣称：“我们应该尽己所能积极地向他们提供援助。”
随后我们去戴蒙的办公室谈话。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旁边有一个落地式的地球仪，他的位置恰好可以从东北角鸟瞰曼哈顿的空中轮廓线。戴蒙非常沮丧的评论说处理贷款拖欠问题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逐一地评估客户的还款能力，这是过去那些街边的小银行家在发现贷款人生病或失业时所采取的手段。当时，当像戴蒙这样的大集团老板对小银行收购时，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大批抵押贷款的产生在近十年的早期是受到鼓励的，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拿到信用评级。社会想要银行发放贷款，只是没想到这种不顾将来的放纵行为最终导致大部分的贷款人拖欠贷款。这些目标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的地方；当抵押贷款的金额从“小作坊”级别跳到“工厂”级别，银行已经对如何管理无从下手。戴蒙承认说：“这种方式已经超出银行系统的能力范围了。”
54岁的戴蒙尽管头发已经斑白，但身形保持的还不错，言行举止之间还带着一点稚气，有时他会顽皮的淡淡的咧嘴一笑。他说话语速很快，甚至是有点含混不清，总是一只手紧握着咖啡杯，另一只空闲的手则不停在空中挥舞。同事们惊讶于他的平易近人以及近乎完美的记忆本领。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史蒂夫•布莱克（Steve Black）说：“你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会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戴蒙的职业生涯
十二年前，我与戴蒙初次结识，当时正值桑迪•威尔将自己蒸蒸日上的金融帝国并入花旗集团后不久。戴蒙被视为威尔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在外界看来，这两人是完美搭档——威尔专职幕后策划，而戴蒙则负责管理和风险评估方面的重任。但背地里，他们的关系已日趋紧张。对于戴蒙的咄咄逼人，威尔有不安全之感；而戴蒙也并非是甘居次席的泛泛之辈。据戴蒙的孪生兄弟回忆说，当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名数学老师以极尽夸张之能事的长篇大论斥责全班同学，结束之际反问同学们：“有人有异议么？戴蒙举手说到：“我有异议。”他随即被逐出教室。现在，由于不满威尔的自负，戴蒙再度奋起反击。1998年底，威尔终于将其辞退。
在颇为潇洒的离开了花旗集团以后，戴蒙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伴家人、读书（他喜欢读政治家的传记）和拳击课上。此外，他还经历了一次顿悟——就在被解职那天，当戴蒙正准备和公司大楼永远说再见时，在大厅里，他偶然碰见了证券分析家盖•莫兹可夫斯基。
当时莫兹可夫斯基问四十二岁的戴蒙下一步有何计划。“我不知道，”戴蒙老实回答说。“我准备休息一阵子。以后，我再也不想给别人打工了。”十六个月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春季，戴蒙重新出山执掌了位于芝加哥的美国第一银行。当时，这家银行不仅处境艰难，一直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而且还遭遇了管理文化上的难题；在并购了两家竞争性的金融结构以后，第一银行一直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实体机构，这一点从公司臃肿的22人董事会就可以略见一斑。戴蒙在上任之后就将董事会成员削减至14人。之后，他又要求董事会削减股息，并进一步挑战了董事们的权威，当时他们名下的持股人希望获得分红。戴蒙表示，强化银行的资金实力要放在第一位。于是，他解雇了公司数百名的顾问，又将高级经理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谁也别想拿到年终奖，包括他自己。
到了2003年，戴蒙终于将第一银行带上了正轨。第二年春，第一银行宣布与摩根大通合并。摩根大通在经历了安然事件和其他惨重失败之后变得元气大伤，此外，它也遭遇了兼并之后凝聚力不够的困境。前员工之间一直郁积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以至于交易员堂而皇之地通过瞒报数据来妨碍彼此的工作。兼并之后，戴蒙成为了联合银行的总裁，并在18个月之后成为首席执行官，薪酬过高成为了他又一次削减奖金的最好借口。这种雷厉风行的整风手段非常见效。一位经理曾将戴蒙的行事风格形容为“令人震惊的直截了当。”其手下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说，戴蒙赏罚分明，为公司的整体利益考虑，不搞派系之争。对于一个被职场政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公司来说，这种积极进取的风格无异于令人耳目一新。
戴蒙初到摩根大通时，银行的副总裁比尔•温特斯（Bill Winters）就听说这位初来乍到的新总裁抱怨说衍生商品的交易风险太大。温特斯跑去和他当面对质，戴蒙回应说，自己对衍生商品还不是特别了解，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看法。于是，温特斯就给戴蒙上了一课。“我讲得非常详细，连远期外汇期权什么的都讲到了，”温特斯回忆说。“他是我跟过的唯一一位会不耻下问请教别人的老板。”
戴蒙以提倡责任感的方式向员工灌输了一种风险控制的文化氛围。在解雇公司大批顾问时，他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只有职员会对公司负责，外人任由他去。戴蒙同时也是成本节约方面的好手；但他却很讨厌被冠以这样一个头衔，因为它会掩盖自己对公司的维护之情。曾在摩根大通担任过风险副总裁的琳达•巴曼恩（Linda Bammann）回忆说，在入职后不久，戴蒙曾请她吃了顿饭，席间戴蒙说：“这家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需要负责的对象。如果迫于无奈需要解雇某人，那只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但事实上，没有人觉得戴蒙和蔼可亲，在他们眼里，此人不但有些粗鄙，脾气暴躁，而且吝于赞美他人。戴蒙大部分同事表示，他对公司的热爱体现得淋漓尽致，用他妻子的话来说，这就是戴蒙身上的“母性”。
“做正确的事”
“做正确的事”是戴蒙的口头禅。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听得耳朵起茧的公司口号，但却代表了他经营公司的理念，从直接处理各种问题到为同性恋员工打造一个感觉 良好的工作环境。戴蒙似乎不太善于应对负面新闻；从公司层面来说，这表明公司透明度高。但对于一家以追求商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为 宗旨的企业来说，开放存在战略上的价值。时代变了，现在公司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互通交易数据。公开化也能起到精神粘合剂的作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 就开始为戴蒙工作的麦克•卡瓦纳（Mike Cavanagh）从花旗一路追随他到第一银行，现在卡瓦纳是摩根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商业部主管，他认为戴蒙“总是会不由自主的道出真理。”虽然执行主管们一直衷心希望戴蒙能变得谦逊一些，但同事们谈起他时，总带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之心。
当抵押贷款市场崩溃时，戴蒙善于规避风险的声誉大大受损。奇怪的是，这位担忧百年一遇的大风暴的高管未能挑战这种住房贷款违约的行规 。包括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内的很多银行都发放了“定期收入贷款”。这项贷款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文件证明他们的收入。于是一些抵押贷款经纪人明目张胆地怂恿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虚报他们的收入。戴蒙说，他原以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拥有足够的网络信息来监督这样的贷款。“贷款人虚报收入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戴蒙说，他反复谈到一个熟悉的话题----银行家不是唯一应当受责备的人。撒谎的责任可能该归他客户负，但损失的责任该由他负。正如沃伦•巴菲特曾经看到的那样：每家银行都会遇到不良贷款/坏账，银行家有责任拒绝这些不良贷款。在第一银行，戴蒙已经终止从场外的经纪人手中购买抵押贷款，因为他们的业绩很差。而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他却从那些经纪人手中购买了贷款。当我问及原因时，戴蒙回答说，下属们向他保证他们都很谨慎， 而且说道，“向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简称房利美）提供信贷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戴蒙继而沉默不语，无奈地摊开手掌，好像任何事情都无法为他的过失开脱。“我买了一堆垃圾。”他最后说。
摩根大通也腻烦了向私募集团买家提供信贷。然而，戴蒙做对了几件事情。他拒绝发放最活跃的抵押贷款，也就是选择浮动利率房贷。这种贷款的特点是，在还款的头几年支付的利率较低 ，所以这种贷款深受贷款人追捧。他一直使银行的资金状况趋于稳定。他没有去追求短期债务（短期债务是融资成本花费最低的一种方式，但是会使银行陷入恐慌）。他谨慎提防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抵押贷款证券，也就是债务抵押证券（简称CDO's）。合伙创立摩根大通这家投资银行的温特斯和史蒂芬•布莱克认为，根本不值得去经受CDO's所带来的风险，并且他们在此项贷款上投资额度小。这意味着他们摒弃了巨大的利润。戴蒙邀请温特斯和布莱克参加董事会举办的盛宴，向他们详细解释摩根大通不愿意去追随其他同行-----这是典型的戴蒙作派，他喜欢和董事会开诚布公。高管们表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发放抵押贷款）和摩根大通（交易抵押贷款）的合作促使这家公司比其他银行更快地减小了风险。
2006年8月，戴蒙了解到通过经纪人促成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断上升，这着实令人担忧。他命令对银行的风险敞口进行研究，并且紧缩其贷款标准。当时，次贷热潮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给股东们的年信中（2007年初发表），戴蒙提醒他们，良好的信用环境即将终结，投资者们需要做好打算面对低谷。年信通常是由职员轮流文过饰非；而戴蒙自己亲自写年信。他不满足于仅仅提醒一下，他特别强调如果繁荣时代终止，摩根大通公司会损失惨重。而与之相反的是，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在他的年信中仅用三句话表示对信贷前景的展望 。在年信中他预测信贷会“适当恶化”。
次年，在一次公函中，戴蒙进行了严厉地自我批评，承认之前他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自身必须在2007年底紧缩次贷6次。”是的，这意味着我们的标准在前5次中不够严格。他预言道，如果次贷投资者一致抛售的话，肯定会引起恐慌。
在他写下了那些话后，政府旋即恳请他拯救正在经历类似恐慌的贝尔斯登公司。戴蒙断定风险太大，于是拒绝了政府的恳求。时任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行长的蒂姆•盖特纳执意要求戴蒙拯救该公司，戴蒙要求得到联邦储蓄银行担保。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该交易得以开展。
贝尔斯登公司谨慎地加入到摩根大通的特许权（戴蒙表示，他有极大的冲动想缓解这次危机。）。更有意义的是，他收购了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这次收购是戴蒙继政府2008年9月查封该银行后贱价收购的项目。
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雷曼兄弟失败时，戴蒙立即举行了三次日常风险会议来监控摩根大通的风险敞口。同时，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来抵制失业的激增。“我们本可以处理15%，”他告诉我。他指出，要是所有灾难爆发，他会从他的23.3万员工中解雇4.5万人，停止所有营销并且削减薪酬。“我们本可以从灾难中幸存的，”他坚称。市场决定了这个定论：当储户从能力较弱的银行抽出资金时，摩根大通会额外吸收1800亿美元。
10月份，戴蒙和联邦政府的合作迎来了他们的转折点，这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召集了9位银行高管，并且告知他们会直接向他们所在的银行投资问题资产纾解计划基金(简称TARP)。戴蒙告知董事会，摩根大通并不需要这批资金，而且也看不到任何接纳这批资金的好处。（摩根大通从另外一个政府项目中获益，该项目保证银行的债务问题，从而向他们保证低利率。）迫于保尔森的压力，戴蒙勉强同意接纳TARP项目。他再次表示，他认为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出于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TARP成为了救市政策失败的象征。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银行和政府均从该项目中获利。纳税人从摩根大通的股份中就赢得7亿9500万美元的利润。戴蒙担心人们会认为他已被救出了金融困境。但是奥巴马总统前任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她提到，戴蒙与危机的引发脱不了干系。他肯定从中获益了。如果这个体系失灵，他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倒霉。
建言奥巴马政府
戴蒙是一个终身民主党人，他在2008大选中支持奥巴马。选举结束后，经过深思熟虑他撰写了有关金融改革的文章。他的建议并不是在为银行业辩护，而是主张抵押贷款与证券捆绑在一起的系统必须重新进行修订。他在致股东的信中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全民投保”，基础设施支出和能源创新三方面的必要性 ——这看起来就像是奥巴马的政治演说。戴蒙推测政府至少会听一听（他的建言）。但随着公众对银行家的愤怒与日俱增，白宫方面表示对戴蒙提出的的意见不感兴趣：戴蒙这样的银行家是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去年年底，他本来预定随同一群高管访问白宫。临行前一天，“60分钟”播出了对奥巴马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嘲笑银行家都是“肥猫”。对于在2009年赚取1600万美元戴蒙来说——其中只有100万美元属于长期股权激励——这样的言语攻击跟到处都能听到的那种一杆子打倒一片的恶语中伤没什么区别。他提醒总统：“林肯总统本可以诋毁所有的南方人。但他没有。”
朱迪•戴蒙说，金融危机让他损失惨重。过去他总是为他的孪生弟弟打抱不平；如今他感觉他和大部分银行家都受到了威胁。戴蒙在公园大道的家里有一张詹姆斯•狄恩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身穿皮夹克，斜站着；这张照片让朱迪•戴蒙想起了毕业于商学院的那个叛逆的戴蒙，他也穿黑皮革，即使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但似乎都还未成气候。杰米•戴蒙这个人生性反叛，他是规规矩矩的金融大佬中的另类。我看见他招待公司客户共进晚餐，席间他鼓动客人们去华盛顿“为自己的理想而战”， 意欲扭转在他看来思虑欠周的这一波监管浪潮。在多德•弗兰克辩论中，他曾和一名美国参议员发生争执，后来在四季餐厅的一次家庭聚餐中，他对一名随意经过桌旁的无辜政治家进行了一顿猛批，把那晚的氛围给完全破坏掉了。他好像不大明白，人们对银行家的态度发生逆转，这跟最近的严重经济衰退有关系——而华尔街的金融家的确对此难辞其咎。
戴蒙并不否认抵押贷款贷方和投资银行应该负起巨大的责任。但是他表示，整个系统中监管不力和滥用杠杆的做法也在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列。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觉得华盛顿陷入（营造了？）非友即敌的氛围，银行家被描绘成恶棍。也许他太天真，政治问题在法规制定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对此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一个例子是，多德 - 弗兰克法案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尽管后者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戴蒙佩服巴塞尔委员会的表现，这些国际监管者正在强制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从理论上讲，因为他们问的也正是银行家们应该像自己提出的问题：银行需要多少资金禁得住不可避免的低迷时期，什么才是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虽然他支持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多数条款，但戴蒙说，他希望美国国会更深入地思考大银行与大公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他不待我追问，他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经济如何运作的，商业街和华尔街如何运作之间存在巨大的误解。”他们互不矛盾，戴蒙如此说；华尔街与缅街相辅相成。“小企业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推动这些小企业发展还得依赖资本的投入。当卡特彼勒建立一个工厂”，戴蒙继续补充，提到J.P.摩根的一个大客户，“那对就业有帮助。而且不仅仅是就业。这些大公司在慈善事业身先士卒，雇用各种背景的员工。然而，我们却像对待坏人一样对待他们。”现在他越谈越起劲，进而开始为他的价值观辩护。“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民医疗保障？是的。我想贫民区的孩子顺利从学校毕业？是的。就个人而言，我不介意付出较高的税收。但是，不要弄乱创造价值的机器，那样你才可以完成上述事请。这是经济所能带给我们的一切。”
自从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戴蒙断言，是市场的相互联系——投资者倾向于从一个脆弱的资产类别逃到另一个——而不是银行的规模，造成最大的系统性威胁。他指出，美国的银行业，其集中程度仍远低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正如他在给股东一封布道般的信中写道： 如今的经济状况和你祖父那时不可同日而语。银行在资本市场的作用已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意思是银行曾经将贷款作为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现在的贷款额不到总储蓄量的三分之一。 其余则来自债券投资者，货币市场基金和共同基金。戴蒙说，这些新的或扩大的资本市场，可在眨眼间将前身还是长期资产（想一想抵押贷款）转换成流通证券出售。而这些证券正是在2008年恐慌的主要来源。
当然，一旦恐慌开始，与J.P.摩根竞争的几家投资银行也遭受了挤兑。虽然戴蒙正确认识到这些事件与1930年代的银行挤兑不同，但是如果发生另一场危机时，监管部门还会不由自主地再次解救那些大银行吗？这种事情并非不可能。多德- 弗兰克法案所创建的新型系统性监管机构，旨在缓解金融机构岌岌可危的现状，同时也不用回报其债权人和投资者。戴蒙非常支持这种作法。“没有说哪家公司规模太大了就不能倒，”他告诉我。包括摩根大通？“是的，”他说。“摩根应该申请破产。”突然，他匆匆写下想象中自己公司破产可能出现的状况，并逐一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
美联储主席本•贝南克近日预测说，银行业巨头们很有可能逐渐破产。贝南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美联储尚未为很大的银行制定过资本规则。可想而知，只要美联储愿意，他们随时可以让这些想要保持自身庞大规模的银行付出高昂代价。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银行被允许获得的收入也不能超过全部存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由于摩根银行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九，可能至少在美国国内，戴蒙已经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笔交易。
开启全球化战略
这也是他聚焦海外的原因之一。去年，摩根大通公司为日本啤酒商麒麟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的一家啤酒公司提供资金，并且资助了一家巴西公司购买美国境内的一家钢铁公司。想要将摩根大通公司业务的国际比重从现有的三成提高到五成，他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交易。在美国国内，戴蒙自己更多地参与拓展业务（他争取到通用汽车公司的联邦监督员的支持，让摩根大通成为通用汽车股票的联合主承销商），在海外，他可能同样会充当此类角色。戴蒙任命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为银行的高级顾问，并且于同年以个人名义访问了非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普京的夏宫会面，对普京在全球业务方面的知识掌握印象深刻（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戴蒙就不曾给过如此高的评价）。
戴蒙评论家、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赛门•约翰逊注意到了戴蒙的全球化战略，他在《新共和》杂志中写道，摩根大通公司已经变得相当全球化，不会轻易破产——对于社会来说，这很危险。他辩称，虽然有违多德-弗兰克法案意图，但超大规模银行仍将再次受到援助度过危险期，原因是世界经济正逐渐依赖于他们。尽管这还只是假设情况，但是大的机构确实能够发挥政治影响，这也是机构规模的潜在缺点之一。戴蒙的观点是，亚洲和欧洲正接待着越来越多的世界金融巨头，即使不为爱国考虑，仅仅从竞争角度出发，美国也需要分一杯羹。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兰德认为在现如今的经济情况下，是时候克服杰克逊主义式的“恐大症”了。也许他是对的。他说：“有说法说我们正在倒退回到处都是小规模银行的时代，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一直以来，大型银行最大的敌人并非政府的规则制定，而是银行自己的过失。花旗集团在意图扩张时，一方面忽视了债务抵押证券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2003年集团行政长官威尔退休时，未能指定具有足够能力的继承者，（最终）导致了集团的扩张设想受阻。尽管接下来的十年戴蒙可能会继续在摩根大通公司工作（他说自己已经打消了做公共服务的念头），但由于摩根大通的举足轻重，公众对于下一任掌权人以及公司会如何发展报以了持久的兴趣。董事会认为这种关注是积极的。一位董事对我说，“当你遇到一个像杰米那样经验丰富的人时，你必须得确定银行里不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要有一个团队”。
2009年，合伙领导者温特和布莱克把二人激烈的分歧摆上了桌面，潜藏的危机一触即发。私底下原本就与温特斯关系紧张的戴蒙越发肯定，不能把大权移交给他。而布莱克比戴蒙年长，力不从心，毫无胜任的可能。但戴蒙一直密切地关注二人之间的对立争执，因为他将投资银行视作栽培下任首席执行官的竞技场。去年年底，他解雇了温特斯，并且将曾经的心腹布莱克调离了核心岗。伤心的布莱克随后宣布离任。但他仍然称戴蒙为“杰出的领导者”。戴蒙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失败的行政总裁继任选举已——或者是他自己和威尔？——已经摧毁了很多公司。”，含沙射影地指责这场内讧闹剧。想到温特斯和布莱克——还是戴蒙本人和威尔呢？戴蒙发誓要避免"一场心理剧，或者说，莎士比亚悲剧"在现实上演。
尽管摩根大通公司的企业管理管理层被认为实力很强，但是两人关系的破裂提醒我们银行运作情况还是有迅速恶化的可能。戴蒙目前尚未实现他受聘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为股东们创造源源不尽的财富。自戴蒙于2004年入职摩根大通，公司的股票收益鲜有起色，这显然是董事会始料未及的叫人失望的局面。戴蒙的成就可以用他避免的麻烦的数量来衡量——大多数银行股价在那段时间跌了一半。
一位在摩根共事的同事指出，戴蒙若要成为他那个年代最好的CEO，他必须设法提升公司的股票收益。 戴蒙固然渴望看到收益，但身为宿命论者的他不鼓励组织确立过于明确的目标。银行业在未来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难以预测。投资银行将繁荣壮大更为规范的经济实体，抑或是被淘汰，沦为非银行机构？戴蒙并不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相比之下，他更乐于谈论商业活动中遇到的难题和解决方法，谈论他渴望提供更优质的管理，更好地节约成本。当我问及他的愿景，戴蒙表示希望为客户和员工建造一个更具活力的银行，这将让更多家庭得到资助，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倘若期许成真，那么对聘请他的股东们，自己便问心无愧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做了贡献。
当然，素来鲜有银行家将自己的行业称作公共服务。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无数的家庭损失惨重，无数的泡沫股票瞬间在崩盘中蒸发得无影无踪。戴蒙这个贷主可不算手头拮据，因为他坐拥着一家庞大的银行。纵观美国历史，操纵如此庞大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者，大部分不是均被神化为财富创造者，就是被藐视为特权阶层的典型代表。然而，面对这些陈辞滥调，戴蒙置若罔闻，不做任何澄清。关于如何恢复行业的声誉，戴蒙的秘诀平淡无奇：“日勤于行其道，有错则改。”（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