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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白领杨敦而言，“房价下跌”是一个最美丽却也最遥远的梦。从2009年毕业至今，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房价一路绝尘而去。
按照政府统计的数据，中国楼价在过去五年间上涨了60%，而杨敦体会的数字还要更高一些。在她租住的那座位于四环外的小区，房价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平方米一万元上涨到了三万元；小区门口房屋中介的小海报上，不断刷新的数字越来越趾高气昂，也让每天路过的她越来越焦虑不安。
“简直恨不得冲回两年前，对着犹豫不决的自己狠狠甩一巴掌：‘让你当年不买房！’”杨敦说。
不过，最近几个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转机似乎要出现了。除了新闻里不断重复的“寒冬近在眼前”，杨敦也发现，小区周围的房屋中介们开始越来越热情地跟自己攀谈，推荐楼盘的广告短信几乎塞满了手机；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新房的广告里，还是二手房的海报上，那些数字都确切地表明：房价真的下降了。
梦境变成了现实，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欣喜。有人愤怒地要和开发商“同归于尽”，另一些人则陷入了新一轮的纠结。杨敦说，她想继续等房价降到自己能够承受的价位，却又担心，一场“假摔”之后，房价再一次疯长，自己错过最后的机会。
“房价涨的时候，我们觉得焦虑；现在房价下跌，我们好像更焦虑了。”她说。
“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房价松动是从一些很小的细节开始的。杨敦还记得，从两个多月前开始，原本零零星星的房地产广告短信变得越来越密集了。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就收到了5条不同的短信。这些广告短信的诱人言辞不尽相同：有的吹嘘“森林簇拥”，有的声称“地铁上盖”，有的强调“紧邻名校”；唯一一致的内容，就是对“价格”的强调。
“45万能买到什么？”“均价只要11800元/㎡！”尽管收到的是垃圾短信，可看到这些内容，杨敦还是觉得挺振奋。
她甚至明显感到，连小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不同公司的中介们带着贴满房源信息的广告牌，占据了小区各个方向的大门。只要有人在经过的时候稍稍放慢脚步，就会有中介热情地凑过来耐心介绍——在房价猛涨的时候，这些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大多数时间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
他们的压力显而易见。根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北京10月二手房网签套数为7262套，与一年前相比，几乎降了一半，是最近34个月的最低值。因为“僧多粥少”，中介公司开始大量关闭门店，“21世纪不动产”公司在季报中透露，今年第二季度该公司共关闭了34家直营店，而第三季度的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一家大型中介公司的负责人的表述更加耸动：“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寒冬”并非只降临在北京。从今年8月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0%，无怪乎深圳著名的中介公司中原集团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市场预期不容乐观……地产遭遇寒冬，行业面临洗牌。”
引发这场“寒冬”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大量建设保障房等方式“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了八条房地产调控措施，被称为“新国八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是将第二套房的购房首付提升到60%。
“中国遭遇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新政出台后，许多媒体在评论中惊呼道。
很快，青岛、上海、济南、成都和北京市政府也分别出台了调控政策：取消外地居民购房资格，同时严格规定，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两套住房。几个月后，力度令人咋舌的“限购令”被推广到了珠海等二线城市。
“限购”取消了许多人的购买资格，也降低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这给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开发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周前，著名的房地产企业绿城集团甚至被传言因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
董事长宋卫平很快否定了传闻，但他同时承认，自己正在经历“调控的寒冬”。
“企业左右不了市场，正如人力不能战胜天命。”这位地产商在回应中写道，“我们所能探讨的，是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找出一条活路，穿越寒冬。”
一条可能的活路是“找朋友”：与宋卫平私交匪浅的阿里巴巴公司主席马云，通过群发内部邮件，鼓励员工以“内部折扣价”购买绿城集团的新房。另一些开发商则找到了更为简单的“活路”：降价。
降价的风潮在各地蔓延。今年8月，北京一座楼盘推出了“八折特价房”；两个月后，上海一个楼盘索性在半个月内，把单价从15500元/㎡直接降到了10500元/㎡。
“房价太高了，即使轻微波动一下，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杨敦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房价下跌的情形。“只要房价一降，我肯定马上把‘啃老’拿来的钱全部捧出来，送到开发商和房屋中介的手里。”过去两年，她在心里一次又一次恨恨地重复。
可等到房价真的开始松动，她却再一次犹豫了。
“如果继续跌下去怎么办？”她说，“房价太高了，即使轻微波动一下，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她在媒体上看到了太多冲动出手结果后悔不迭的例子，其中一个发生在上海。一个月前，26岁的王琳花120万元买下了上海绿地秋霞坊一套78平方米的两居室，半个月之后，开发商降价30%，房屋价值也缩水了40万元。她算了算，发现这相当于“夫妻俩不吃不喝工作3年”。
这让这位小白领“几乎崩溃了”。她和100多个同样命运的业主堵住了售楼处，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他们在条幅上引用总理温家宝的言论质问对方：“你还流着道德的血液吗？” 甚至，在“维权”失败后，这个刚刚圆了买房梦的女孩在上海市信访办门前一度失控大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
当中国的房价在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持续地上涨之后，人们已经将“买房”和“升值”划上了等号。这些在城市各个角落拔地而起的建筑，成了最有力的财富象征：它们的价值等于工薪阶层几十年的劳动收入，而且只涨不跌，只赚不赔。
普通人已经无法想象房价下跌的风险——当然，也更加无法承受。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因为房价下跌而“维权”的案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先后发生。不过，当这些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时候，业主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同情。
“鄙视这种违反契约的行为。”一位网友评论说，“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好的，官司就是打到联合国也一样赢不了。”
另一种声音则获得了更多认同：“房价跌了要求补偿，那房价涨了是不是也要还给开发商？”
总算还有开发商愿意接茬儿。为了打消人们对于房屋降价的疑虑，长春一座楼盘专门推出了“签约不降价”的活动。置业顾问承诺，楼盘“绝对不降价”；万一真的降价了，项目将对业主“全额补偿差价”。
另一些人则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当上海楼盘御景熙岸降价销售后，“买贵了”的业主们要求有关部门出面“救救我们”。一位业主解释说：“房价高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也的确“救”了他们。在上海浦东区城乡交通和建设委员会的协调之后，原本七折出售的项目已经宣布，“暂停降价销售”。
事实上，政府原本还有更好的方式“救”他们。中国的房价曾有一次调整结构、挤出泡沫的机会。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以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为内容的“9•27房贷新政”，全国的楼市成交量和价格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出台政策“救市”，中央政府也取消了“房贷新政”，加上随后的信贷热潮，让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住宅房地产领域，房价再次以惊人的速度步步走高。
杨敦很难忘记那时的情景：300套房子会有一千多人排号购买，“现场挤得像在卖白菜”，连一千块钱的排号证明，转手都能卖好几万。二手房也要靠“抢”，一位朋友为了和另一位购房者竞争，当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银行取出订金，又跑回来交给房东，这才获得了“买房资格”。
“当时大家都预感到，房价肯定要涨，但谁也没想到，涨价会是这样的速度和幅度。”杨敦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和均价都创出了历史新高，北京的房价更是在一年间翻了一番。
因此，这一次，当面对着同样由调控政策造成的房价下降时，很多人都充满了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控政策会取消，房价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疯长。”杨敦说。
一周前的一些时候，关于“限购令即将取消”的传言甚嚣尘上。先是人大常委会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在住房信息完善后将不再限购”；随后又传出消息，珠海市的限购令即将取消。
敏感的住房市场并没有放过这些消息。杨敦发现，最近一周，中介的语气变得更加有诱惑力了：“这已经是附近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等到限购一取消，再加几十万都买不到！”
“限购令快要取消了吗？”杨敦问。
“有些地方已经放出风声了。”西装革履的中介笃定地说，“你想啊，这么一直调控下去，地方政府能不着急吗？”
幸好，在辗转反侧了几天之后，11月8日的新闻中，杨敦又看到了令自己安心的话。在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网络上的人们意见是统一的，他们大多用激烈的言辞呼吁房价进一步下调。当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否认公司破产的文章在微博上流传时，面对那些充满情感的字句，一位网友言简意赅地评论道：“不要抱有幻想，降价是唯一的出路。”
可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每个人的心态却没有那么简单。
在周日的一场聚会上，杨敦和几位朋友又讨论起了买房的问题。几位“80后”的年轻人刚踏入社会就被笼罩在了高房价的阴影里，现在，她们中没买房的人希望房价再多跌一些，刚买没多久的人担心自己“赔了本”，早早买房的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出手，置入第二套房——除了一位买到经济适用房的公务员，每个人都“有本难念的经”。
杨敦已经看过了北京好几个小区的房子，却始终没能下定决心购买。她担心错过机会房价再次暴涨，又担心房价继续下跌，“糟蹋了父母攒下来的首付钱”。这个26岁的女孩常常觉得，在买房的过程中，自己“重新找回了恋爱的感觉”：关心细节，夜不能寐，魂牵梦萦，患得患失……
“我们为它欢笑，为它哭泣，”杨敦说，“归根结底，房子是我们最值钱的家当，它对我们太重要了。”（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按照政府统计的数据，中国楼价在过去五年间上涨了60%，而杨敦体会的数字还要更高一些。在她租住的那座位于四环外的小区，房价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平方米一万元上涨到了三万元；小区门口房屋中介的小海报上，不断刷新的数字越来越趾高气昂，也让每天路过的她越来越焦虑不安。
“简直恨不得冲回两年前，对着犹豫不决的自己狠狠甩一巴掌：‘让你当年不买房！’”杨敦说。
不过，最近几个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转机似乎要出现了。除了新闻里不断重复的“寒冬近在眼前”，杨敦也发现，小区周围的房屋中介们开始越来越热情地跟自己攀谈，推荐楼盘的广告短信几乎塞满了手机；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新房的广告里，还是二手房的海报上，那些数字都确切地表明：房价真的下降了。
梦境变成了现实，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欣喜。有人愤怒地要和开发商“同归于尽”，另一些人则陷入了新一轮的纠结。杨敦说，她想继续等房价降到自己能够承受的价位，却又担心，一场“假摔”之后，房价再一次疯长，自己错过最后的机会。
“房价涨的时候，我们觉得焦虑；现在房价下跌，我们好像更焦虑了。”她说。
“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房价松动是从一些很小的细节开始的。杨敦还记得，从两个多月前开始，原本零零星星的房地产广告短信变得越来越密集了。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就收到了5条不同的短信。这些广告短信的诱人言辞不尽相同：有的吹嘘“森林簇拥”，有的声称“地铁上盖”，有的强调“紧邻名校”；唯一一致的内容，就是对“价格”的强调。
“45万能买到什么？”“均价只要11800元/㎡！”尽管收到的是垃圾短信，可看到这些内容，杨敦还是觉得挺振奋。
她甚至明显感到，连小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不同公司的中介们带着贴满房源信息的广告牌，占据了小区各个方向的大门。只要有人在经过的时候稍稍放慢脚步，就会有中介热情地凑过来耐心介绍——在房价猛涨的时候，这些西装革履的销售人员大多数时间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
他们的压力显而易见。根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数据，北京10月二手房网签套数为7262套，与一年前相比，几乎降了一半，是最近34个月的最低值。因为“僧多粥少”，中介公司开始大量关闭门店，“21世纪不动产”公司在季报中透露，今年第二季度该公司共关闭了34家直营店，而第三季度的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一家大型中介公司的负责人的表述更加耸动：“全行业今年将有3000家门店关闭，约有5万名经纪人将失业。”
“寒冬”并非只降临在北京。从今年8月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0%，无怪乎深圳著名的中介公司中原集团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市场预期不容乐观……地产遭遇寒冬，行业面临洗牌。”
引发这场“寒冬”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大量建设保障房等方式“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推出了八条房地产调控措施，被称为“新国八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是将第二套房的购房首付提升到60%。
“中国遭遇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新政出台后，许多媒体在评论中惊呼道。
很快，青岛、上海、济南、成都和北京市政府也分别出台了调控政策：取消外地居民购房资格，同时严格规定，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两套住房。几个月后，力度令人咋舌的“限购令”被推广到了珠海等二线城市。
“限购”取消了许多人的购买资格，也降低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这给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开发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周前，著名的房地产企业绿城集团甚至被传言因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
董事长宋卫平很快否定了传闻，但他同时承认，自己正在经历“调控的寒冬”。
“企业左右不了市场，正如人力不能战胜天命。”这位地产商在回应中写道，“我们所能探讨的，是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如何找出一条活路，穿越寒冬。”
一条可能的活路是“找朋友”：与宋卫平私交匪浅的阿里巴巴公司主席马云，通过群发内部邮件，鼓励员工以“内部折扣价”购买绿城集团的新房。另一些开发商则找到了更为简单的“活路”：降价。
降价的风潮在各地蔓延。今年8月，北京一座楼盘推出了“八折特价房”；两个月后，上海一个楼盘索性在半个月内，把单价从15500元/㎡直接降到了10500元/㎡。
“房价太高了，即使轻微波动一下，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杨敦曾经无数次幻想过房价下跌的情形。“只要房价一降，我肯定马上把‘啃老’拿来的钱全部捧出来，送到开发商和房屋中介的手里。”过去两年，她在心里一次又一次恨恨地重复。
可等到房价真的开始松动，她却再一次犹豫了。
“如果继续跌下去怎么办？”她说，“房价太高了，即使轻微波动一下，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她在媒体上看到了太多冲动出手结果后悔不迭的例子，其中一个发生在上海。一个月前，26岁的王琳花120万元买下了上海绿地秋霞坊一套78平方米的两居室，半个月之后，开发商降价30%，房屋价值也缩水了40万元。她算了算，发现这相当于“夫妻俩不吃不喝工作3年”。
这让这位小白领“几乎崩溃了”。她和100多个同样命运的业主堵住了售楼处，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他们在条幅上引用总理温家宝的言论质问对方：“你还流着道德的血液吗？” 甚至，在“维权”失败后，这个刚刚圆了买房梦的女孩在上海市信访办门前一度失控大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
当中国的房价在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持续地上涨之后，人们已经将“买房”和“升值”划上了等号。这些在城市各个角落拔地而起的建筑，成了最有力的财富象征：它们的价值等于工薪阶层几十年的劳动收入，而且只涨不跌，只赚不赔。
普通人已经无法想象房价下跌的风险——当然，也更加无法承受。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因为房价下跌而“维权”的案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先后发生。不过，当这些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时候，业主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同情。
“鄙视这种违反契约的行为。”一位网友评论说，“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好的，官司就是打到联合国也一样赢不了。”
另一种声音则获得了更多认同：“房价跌了要求补偿，那房价涨了是不是也要还给开发商？”
总算还有开发商愿意接茬儿。为了打消人们对于房屋降价的疑虑，长春一座楼盘专门推出了“签约不降价”的活动。置业顾问承诺，楼盘“绝对不降价”；万一真的降价了，项目将对业主“全额补偿差价”。
另一些人则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当上海楼盘御景熙岸降价销售后，“买贵了”的业主们要求有关部门出面“救救我们”。一位业主解释说：“房价高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也的确“救”了他们。在上海浦东区城乡交通和建设委员会的协调之后，原本七折出售的项目已经宣布，“暂停降价销售”。
事实上，政府原本还有更好的方式“救”他们。中国的房价曾有一次调整结构、挤出泡沫的机会。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以提高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为内容的“9•27房贷新政”，全国的楼市成交量和价格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出台政策“救市”，中央政府也取消了“房贷新政”，加上随后的信贷热潮，让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住宅房地产领域，房价再次以惊人的速度步步走高。
杨敦很难忘记那时的情景：300套房子会有一千多人排号购买，“现场挤得像在卖白菜”，连一千块钱的排号证明，转手都能卖好几万。二手房也要靠“抢”，一位朋友为了和另一位购房者竞争，当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银行取出订金，又跑回来交给房东，这才获得了“买房资格”。
“当时大家都预感到，房价肯定要涨，但谁也没想到，涨价会是这样的速度和幅度。”杨敦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和均价都创出了历史新高，北京的房价更是在一年间翻了一番。
因此，这一次，当面对着同样由调控政策造成的房价下降时，很多人都充满了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控政策会取消，房价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疯长。”杨敦说。
一周前的一些时候，关于“限购令即将取消”的传言甚嚣尘上。先是人大常委会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在住房信息完善后将不再限购”；随后又传出消息，珠海市的限购令即将取消。
敏感的住房市场并没有放过这些消息。杨敦发现，最近一周，中介的语气变得更加有诱惑力了：“这已经是附近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等到限购一取消，再加几十万都买不到！”
“限购令快要取消了吗？”杨敦问。
“有些地方已经放出风声了。”西装革履的中介笃定地说，“你想啊，这么一直调控下去，地方政府能不着急吗？”
幸好，在辗转反侧了几天之后，11月8日的新闻中，杨敦又看到了令自己安心的话。在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网络上的人们意见是统一的，他们大多用激烈的言辞呼吁房价进一步下调。当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否认公司破产的文章在微博上流传时，面对那些充满情感的字句，一位网友言简意赅地评论道：“不要抱有幻想，降价是唯一的出路。”
可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每个人的心态却没有那么简单。
在周日的一场聚会上，杨敦和几位朋友又讨论起了买房的问题。几位“80后”的年轻人刚踏入社会就被笼罩在了高房价的阴影里，现在，她们中没买房的人希望房价再多跌一些，刚买没多久的人担心自己“赔了本”，早早买房的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出手，置入第二套房——除了一位买到经济适用房的公务员，每个人都“有本难念的经”。
杨敦已经看过了北京好几个小区的房子，却始终没能下定决心购买。她担心错过机会房价再次暴涨，又担心房价继续下跌，“糟蹋了父母攒下来的首付钱”。这个26岁的女孩常常觉得，在买房的过程中，自己“重新找回了恋爱的感觉”：关心细节，夜不能寐，魂牵梦萦，患得患失……
“我们为它欢笑，为它哭泣，”杨敦说，“归根结底，房子是我们最值钱的家当，它对我们太重要了。”（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