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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的未来之路，可能有很多条路径与选择。其重构也涉及诸如中央政府对于“特区”身份的再定位。涉及深圳 香港这一“完美婚姻”在“世俗生活”中的实践检验，涉及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等各方面。这在上期“独家策划”中，已经通过全方位的展现视角，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在上述的思考与反思中，笔者认为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文化因素。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世界看作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认为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国家如此，城市自身的发展及其相互竞争，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在城市的发展中，一些基本的竞争要素，如资源、制度、科技、管理和人才等，都可以通过资本获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构成独特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不仅决定了其魅力。而且决定了其竞争力度和发展路径。诚哉斯言。如果上述表达还略显空洞的话，我们可以延伸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德国精密机械制造最强?为什么瑞士多奢侈品？为什么印度的软件业可以崛起？而巴黎就是时尚中心?这些是否与国家，与城市内在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在一个竞争日趋同质化的时代。深圳要想活出自己的精彩，跳出这个雷同的发展窠臼，定位自己的城市特点。需要寻觅自己的文化性格。这个性格脉络的寻觅，对于一个城市秩序与命运的重构。分量沉甸甸。
石子砚(2007年5月下《深圳命运》)
苏州模式：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
苏州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孕育风险，且不说能源、环境的巨大代价，所谓“只长骨头不长肉”、“只富官商不富民”，这种刻薄的评论也令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备受争议。正如文中所提到的，“苏州模式”走到今天，已经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应该说，要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政府主导”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由选择。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主导下相继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东亚国家已相继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一些拉美国家却仍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研究者发现，这些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就像顽疾一样挥之不去，“政府主导”下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裙带资本主义，使得拉美许多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尽管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但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与增长相比，发展关注更多的是属于人、为了人、维护人的权利的问题。
文中提到了一个如何规避“拉美化”的问题。在“苏州模式”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应摆正位置，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场干预，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提出：不机械地等待市场制度的成熟，不机械地等待本地企业家的涌起，在市场和政府均不太规范的情况下，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固然有道理，但让政府管起来很容易，一旦形成利益集团，要政府放手。就难了。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苏州模式转型的关键一步，正在于此。
彭兴庭(2007年5月下《“苏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疯狂股市承载着国人暴富梦想
实际上，股市疯狂伴随着的是国人心态的疯狂。
综观中国股市17年的发展，前几次大牛市中，股民的心理脆弱不堪，一遇风吹草动，就可能望风而逃。时下，情况今非昔比。自2006年5月的1500点到现在的4000点左右，尽管各种传言、分析、表态甚至政策层出不穷，但中国股民的心态似乎越来越坚不可摧。在监管层一再提示风险的时刻，仍有不少人蜂拥而至，这并不是他们缺乏风险意识，而是暴富心态派生出的赌徒心理，远远掩盖了不甚理性的风险意识。
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股市正在重演中国楼市几年前的疯狂，在这一过程中，暴富心态主宰了一切。这种心态，首先与中国近10年来甚为流行的“拜富心理”不无关系；一个有意思的例证是，“富豪榜”推出近lO年．非但没有如“超女”一样遭遇“审美疲劳”，反而更加泛滥。
而且，在新一轮的“超牛市”中，监管层尽管略显含蓄，但还是恪尽职守的。最为明显的是，与2000年前后的大牛市带出了“银广夏”、“亿安科技”等造假明星以及“吕梁”等的恶庄不同，此次大牛市中，类似现象还远没有那般严重。此外，监管层至今也没有出台像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方案那样明显对股市健康发展不利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本轮牛市中出台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而有建设性的。
但是，监管层忽略了普通人对财富的渴望程度。多年来，金融产品短缺，是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于广大居民来讲，除了把钱存在银行外，唯一可投资的渠道就是股票。如今看来，这也是股市过热的原因之一。
所以，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而言，有疏有堵才是正途。在履行好证券监管者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肩负起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责任，即应加快金融产品市场的建设，以疏导更多的资金进入股票以外的投资渠道。
张刚(2007年5月下《股市裹挟中国经济》)
戈尔的最后一搏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日前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他声称对政治的热情已经消逝，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但不排除将来有可能出马。戈尔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落败使他的事业重心发生转移。现在，他是google公司的资深顾问，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潮流电视台的创始人之一，世代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他全力倡导环保运动，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四处奔走。由于贡献突出，他在今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去年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荣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尽管戈尔反复表示无意再次竞选总统，但他的朋友、投资者以及他领导下的“绿色大军”仍在试图说服他走进“政治森林”。最新的调查显示，戈尔的支持率在民主党内排在希拉里和奥巴马之后。
失踪之后
一名可爱的3岁英国女童玛德琳日前在葡萄牙离奇失踪，引起了欧洲国家的震惊和不安。5月3日，凯特·麦卡恩夫妇带着3个孩子从英国来到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度假，在安顿下来之后，麦卡恩夫妇离开公寓去附近一家餐厅就餐，谨慎的麦卡恩夫妇每隔30分钟就轮流回房间查看玛德琳和两个双胞胎弟妹。然而，就在晚上10点左右，当麦卡恩夫妇回到公寓时，却发现房间窗户大开，而玛德琳早已不见踪影，当地警 方在勘查现场后认为孩子可能是在熟睡中被人绑架了。孩子失踪的消息首先震惊了葡萄牙和英国，警方为此已经询问过100多个人，跟进150条线索，搜索了500间公寓，大约50名志愿者协助警方在当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包括作家罗琳在内的公众已经捐献了350X美元悬赏捉拿凶手。
投资哥伦比亚?
尽管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哥伦比亚这个名字总跟贩毒联系在—起，但如今，它已成为国际投资者的新宠。自2001年lO月以来，哥伦比亚股票市场已上涨了14倍，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入已增加超过2倍，许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上涨了3倍。花旗等投资银行正在哥伦比亚各地建立分部。哥伦比亚外资的惊人增长受惠于国际游资的泛滥，这些资金首先投向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接下来是土耳其、波兰、越南等次一等的国家；现在，它已蔓延到哥伦比亚这样的贫困地区。这一趋势给哥伦比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到哥伦比亚的游客在5年内翻了3倍，治安比以前好多了，进出口稳步增长，但问题是，哥伦比亚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相关的法律也很不健全。
危险的捷径
继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失败后，明基电通公司董事长李(火昆)耀及4名高管近日被台湾“地检署”以内线交易、洗钱等罪起诉。检方指控明基高层通过海外投资公司克莱欧进行股票买卖，涉及内线交易等违法行为。明基在声明中解释，该投资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执行海外员工分红事宜，这是科技界常见做法。面对起诉，李煜耀难掩愤慨：“这是大家的问题，台湾‘法令’要跟上跨国企业竞争的步脚。”根据台湾“法令”，大陆员工不能持有台湾公司的股票，也不能信托。明基因此必须设计绕道而行的捷径，之后衍生的问题也都在于此。普华永道律师蔡朝安直言：英美法律是站在保护持有人、投资者的观点，但台湾却着眼于资本市场管制。这样的管制，不只绑住企业，更绑住台湾的整体竞争力。
美国的中国恐惧症
如果来宾的分量能决定会议的价值，那么5月22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半数的“中国内阁”在华盛顿参与了6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对话。用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来消除美国政坛上的“中国恐惧症”的，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目前，美国国会中要求对华施加压力的声音越来越大。议员们以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赤字为由，谴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非法向企业提供出口补贴，明目张胆地违反知识产权及其他贸易法规。为此，他们已向国会提交了多部制裁中国的法律，其中包括建议将中国的汇率机制定为违法补贴，以及对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补偿性关税等。
这让人想起1980年代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当时日本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被作为操纵汇率的证据。但日本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盟友，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谈判桌上，还是在奥运赛场上以及收购美国公司上更多地被视为竞争对手。紧张的贸易关系加剧了这种看法。
但实际上，中国不过是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如工资水平停滞、收入不平衡扩大、医疗养老保险福利减少等的替罪羊。美国最好还是从自身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如对医疗保险系统进行全面改革，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医保；对收入税进行改革，更好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提高对中国廉价商品的贸易壁垒，必将对美国的中低消费者造成打击，而这些人正是民主党宣称要特别保护的对象。
除了纪委，还有检察院
在重大责任事故频发的今年年初，检察机关表现出积极姿态。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在动员各地检察机关“没有邀请派员参与调查的要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并派员参与”时候表示：在办案工作节奏、运用刑事政策方面，检察人员要尊重调查组的协调意见，适时向事故调查组负责人通报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情况。在决定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定性定罪方面，检察人员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努力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
5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与广大网友就渎职侵权问题交流时说：把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作比较后发现，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渎职案平均损失接近贪污案17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检察机关力图更加有所作为的心态。
在反腐败的整体框架里，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很多。就在前几年，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还在为扭转办案数量多年下滑的状况而努力。人们都清楚，这一状况明显与反腐败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的大形势不吻合。在工作机制上，改革任务仍然很重。比如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集中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其他职能部门。在反贪部门设置上，有的地方将其列为政府一级局，有的则列为二级局，还有的干脆不明确级别，这对反贪部门的内外工作关系极为不利。而在检察机关内部，一般说来，反贪的级别又相对高于其他科室，这就对确定中层干部职数和检察官等级以及开展干部轮岗带来一定的困难，不利于加强独立检察力度。
独立的检察权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检察权的性质争论一直没有中断。几年来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目前仍未见停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检察权的调整就在不断进行。检察机关先是丢掉了税务检察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又失去了免予起诉权，同时，检察机关自侦权中的相当一大部分划给了公安——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权能与检察权的分离更符合司法规律，是极其必要和应当的。今天，侦查监督权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有学者提出应在中国建设治安法院，实行侦查活动中的司法令状制度——在西方一些国家，批准并签发搜查、拘留、逮捕令状的，并不是检察院，而是法院。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但在以权能的重新分配为重要内容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权实际上遇到了重大挑战。
(哲子)
民间组织量多还有隐忧
中国民政部5月23日发布统计报告称，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35．4万个。同时，中国社科院主持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民众最关心家庭收入、医改及住房问题，在信息获取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来自亲友。
对比这两则消息，人们看到，对中央政府信任度高，而社会支持系统却主要依靠亲友，说明各级政府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没有做好，其次是非政府组织的缺场，第三，是公民意识尚未形成，需要社会支持时首选的是亲友关系和单位领导，而没有习惯于一个社会人的角色。 这里面，第一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努力转型之中，第三点由于成因比较复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公民意识同归。而第二点，传达出的似乎是民间组织数量不够的信息。可是民政部发布的数据，对比其他国家，这个数字虽不算多，也不能说少，而且，近5年来，每年增长速度也很惊人。
民间组织是指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非企业单位。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是个人与政府的中间带。民间组织“第三方力量”的角色定位越来越被认同。但由于各种因素，我们国家的民间组织定位不准，质量不高是有目共睹的。
探究民间组织质量不高的原因，除了历史的经验匮乏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智慧不足。在放手让各类民间组织更加广泛地参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上，思想不够解放，没有实行分类管理——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政策；没有放开一大片——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民间组织发展，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强调限制一小部分——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总把自己当成是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忘记应该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 (周晓翔)
黎巴嫩“安内”之战
5月20日起，黎巴嫩军队和盘踞在该国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爆发激战，目前已造成80人死亡，是黎巴嫩内战(1975～1990)结束以来最血腥的国内冲突。当军队收紧对纳赫尔巴雷德河难民营的包围时，约200名武装分子以3到4万名滞留者为要挟，一度宣称将血战到底，但在政府格杀勿论饬令下，旋又宣布“单方面停火”。
冲突由于难民营附近城市的黎波里的一桩银行抢劫案引起，最后追查到一个被称作“伊斯兰法塔赫”的激进圣战组织，该组织以攻击难民营周边的军队哨卡打响了战斗。尽管被认为势单力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近年来却制造了至少一起震撼黎巴嫩基督徒社区的炸弹袭击事件。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其与信仰杂陈的政府军的冲突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权力竞争的一部分，而不像去年西尼乌拉政府打压什叶派真主党那样充满教派斗争色彩。
黎官员已经开始指责叙利亚在背后操纵全局，试图阻止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一案。在叙利亚占领时期，黎巴嫩的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受叙军情部门直接控制，几个激进圣战组织也被渗透，成为国际圣战分子的汇聚地。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摆脱叙利亚控制是“攘外”，剿灭激进圣战组织是“安内”，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伯塞斯库的“回马枪”
2004年末以微弱差距输掉总统大选后，曾三度将总统一职纳入囊中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一直在走背运。与之同出原救国阵线的民主党，其主席伯塞斯库当选总统后，宁可授权右翼联盟组阁，也不肯让中左翼的社民党继续执政；并且他在总统任上大刀阔斧地反腐败和改革司法，令手下败将、社民党主席讷斯塔塞中箭落马，彻底把社民党给得罪了。
作为罗议会最大反对党，社民党处心积虑想搞倒伯塞斯库，首先必须拉拢第二大党，即执政的国家自由党。该党主席、现总理特里恰努在罗今年元旦加入欧盟后不久，便与伯塞斯库发生矛盾，此嫌隙正好为社民党所趁。于是，议会5大政党联手，推动罗议会在2月成立了调查总统违宪行为的专门委员会，并于4月19日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总统案。然而，总统是全民直选产生的，最终罢免须经全民公决，而在5月19目的全民公决中，超过70％的投票选民表示慰留总统。鉴于此，停职一个月的伯塞斯库重返总统府已成定局。
伯塞斯库杀出“回马枪”后，此前宣布与总统决裂的特里恰努决定妥协，表示会留在政府内，不会加入议会反对派阵营，哪怕遭到社民党倒阁威胁。而总统也顺坡下驴，向议会反对党发出了对话邀请，以继续推进关键的改革，为明年议会和总统大选增加筹码。
(本栏撰文：谢奕秋)
在上述的思考与反思中，笔者认为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文化因素。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世界看作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的、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认为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国家如此，城市自身的发展及其相互竞争，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在城市的发展中，一些基本的竞争要素，如资源、制度、科技、管理和人才等，都可以通过资本获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构成独特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不仅决定了其魅力。而且决定了其竞争力度和发展路径。诚哉斯言。如果上述表达还略显空洞的话，我们可以延伸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德国精密机械制造最强?为什么瑞士多奢侈品？为什么印度的软件业可以崛起？而巴黎就是时尚中心?这些是否与国家，与城市内在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在一个竞争日趋同质化的时代。深圳要想活出自己的精彩，跳出这个雷同的发展窠臼，定位自己的城市特点。需要寻觅自己的文化性格。这个性格脉络的寻觅，对于一个城市秩序与命运的重构。分量沉甸甸。
石子砚(2007年5月下《深圳命运》)
苏州模式：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
苏州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孕育风险，且不说能源、环境的巨大代价，所谓“只长骨头不长肉”、“只富官商不富民”，这种刻薄的评论也令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备受争议。正如文中所提到的，“苏州模式”走到今天，已经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应该说，要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政府主导”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由选择。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主导下相继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东亚国家已相继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一些拉美国家却仍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研究者发现，这些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就像顽疾一样挥之不去，“政府主导”下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裙带资本主义，使得拉美许多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尽管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但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与增长相比，发展关注更多的是属于人、为了人、维护人的权利的问题。
文中提到了一个如何规避“拉美化”的问题。在“苏州模式”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应摆正位置，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场干预，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提出：不机械地等待市场制度的成熟，不机械地等待本地企业家的涌起，在市场和政府均不太规范的情况下，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固然有道理，但让政府管起来很容易，一旦形成利益集团，要政府放手。就难了。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苏州模式转型的关键一步，正在于此。
彭兴庭(2007年5月下《“苏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疯狂股市承载着国人暴富梦想
实际上，股市疯狂伴随着的是国人心态的疯狂。
综观中国股市17年的发展，前几次大牛市中，股民的心理脆弱不堪，一遇风吹草动，就可能望风而逃。时下，情况今非昔比。自2006年5月的1500点到现在的4000点左右，尽管各种传言、分析、表态甚至政策层出不穷，但中国股民的心态似乎越来越坚不可摧。在监管层一再提示风险的时刻，仍有不少人蜂拥而至，这并不是他们缺乏风险意识，而是暴富心态派生出的赌徒心理，远远掩盖了不甚理性的风险意识。
为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股市正在重演中国楼市几年前的疯狂，在这一过程中，暴富心态主宰了一切。这种心态，首先与中国近10年来甚为流行的“拜富心理”不无关系；一个有意思的例证是，“富豪榜”推出近lO年．非但没有如“超女”一样遭遇“审美疲劳”，反而更加泛滥。
而且，在新一轮的“超牛市”中，监管层尽管略显含蓄，但还是恪尽职守的。最为明显的是，与2000年前后的大牛市带出了“银广夏”、“亿安科技”等造假明星以及“吕梁”等的恶庄不同，此次大牛市中，类似现象还远没有那般严重。此外，监管层至今也没有出台像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方案那样明显对股市健康发展不利的政策；甚至可以说，本轮牛市中出台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而有建设性的。
但是，监管层忽略了普通人对财富的渴望程度。多年来，金融产品短缺，是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于广大居民来讲，除了把钱存在银行外，唯一可投资的渠道就是股票。如今看来，这也是股市过热的原因之一。
所以，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而言，有疏有堵才是正途。在履行好证券监管者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肩负起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责任，即应加快金融产品市场的建设，以疏导更多的资金进入股票以外的投资渠道。
张刚(2007年5月下《股市裹挟中国经济》)
戈尔的最后一搏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日前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他声称对政治的热情已经消逝，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但不排除将来有可能出马。戈尔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落败使他的事业重心发生转移。现在，他是google公司的资深顾问，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潮流电视台的创始人之一，世代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他全力倡导环保运动，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四处奔走。由于贡献突出，他在今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去年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荣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尽管戈尔反复表示无意再次竞选总统，但他的朋友、投资者以及他领导下的“绿色大军”仍在试图说服他走进“政治森林”。最新的调查显示，戈尔的支持率在民主党内排在希拉里和奥巴马之后。
失踪之后
一名可爱的3岁英国女童玛德琳日前在葡萄牙离奇失踪，引起了欧洲国家的震惊和不安。5月3日，凯特·麦卡恩夫妇带着3个孩子从英国来到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度假，在安顿下来之后，麦卡恩夫妇离开公寓去附近一家餐厅就餐，谨慎的麦卡恩夫妇每隔30分钟就轮流回房间查看玛德琳和两个双胞胎弟妹。然而，就在晚上10点左右，当麦卡恩夫妇回到公寓时，却发现房间窗户大开，而玛德琳早已不见踪影，当地警 方在勘查现场后认为孩子可能是在熟睡中被人绑架了。孩子失踪的消息首先震惊了葡萄牙和英国，警方为此已经询问过100多个人，跟进150条线索，搜索了500间公寓，大约50名志愿者协助警方在当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包括作家罗琳在内的公众已经捐献了350X美元悬赏捉拿凶手。
投资哥伦比亚?
尽管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哥伦比亚这个名字总跟贩毒联系在—起，但如今，它已成为国际投资者的新宠。自2001年lO月以来，哥伦比亚股票市场已上涨了14倍，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入已增加超过2倍，许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上涨了3倍。花旗等投资银行正在哥伦比亚各地建立分部。哥伦比亚外资的惊人增长受惠于国际游资的泛滥，这些资金首先投向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接下来是土耳其、波兰、越南等次一等的国家；现在，它已蔓延到哥伦比亚这样的贫困地区。这一趋势给哥伦比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到哥伦比亚的游客在5年内翻了3倍，治安比以前好多了，进出口稳步增长，但问题是，哥伦比亚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相关的法律也很不健全。
危险的捷径
继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失败后，明基电通公司董事长李(火昆)耀及4名高管近日被台湾“地检署”以内线交易、洗钱等罪起诉。检方指控明基高层通过海外投资公司克莱欧进行股票买卖，涉及内线交易等违法行为。明基在声明中解释，该投资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执行海外员工分红事宜，这是科技界常见做法。面对起诉，李煜耀难掩愤慨：“这是大家的问题，台湾‘法令’要跟上跨国企业竞争的步脚。”根据台湾“法令”，大陆员工不能持有台湾公司的股票，也不能信托。明基因此必须设计绕道而行的捷径，之后衍生的问题也都在于此。普华永道律师蔡朝安直言：英美法律是站在保护持有人、投资者的观点，但台湾却着眼于资本市场管制。这样的管制，不只绑住企业，更绑住台湾的整体竞争力。
美国的中国恐惧症
如果来宾的分量能决定会议的价值，那么5月22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半数的“中国内阁”在华盛顿参与了6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对话。用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来消除美国政坛上的“中国恐惧症”的，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目前，美国国会中要求对华施加压力的声音越来越大。议员们以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赤字为由，谴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非法向企业提供出口补贴，明目张胆地违反知识产权及其他贸易法规。为此，他们已向国会提交了多部制裁中国的法律，其中包括建议将中国的汇率机制定为违法补贴，以及对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补偿性关税等。
这让人想起1980年代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当时日本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被作为操纵汇率的证据。但日本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盟友，而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谈判桌上，还是在奥运赛场上以及收购美国公司上更多地被视为竞争对手。紧张的贸易关系加剧了这种看法。
但实际上，中国不过是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如工资水平停滞、收入不平衡扩大、医疗养老保险福利减少等的替罪羊。美国最好还是从自身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如对医疗保险系统进行全面改革，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医保；对收入税进行改革，更好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提高对中国廉价商品的贸易壁垒，必将对美国的中低消费者造成打击，而这些人正是民主党宣称要特别保护的对象。
除了纪委，还有检察院
在重大责任事故频发的今年年初，检察机关表现出积极姿态。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在动员各地检察机关“没有邀请派员参与调查的要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并派员参与”时候表示：在办案工作节奏、运用刑事政策方面，检察人员要尊重调查组的协调意见，适时向事故调查组负责人通报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情况。在决定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定性定罪方面，检察人员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努力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
5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与广大网友就渎职侵权问题交流时说：把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作比较后发现，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渎职案平均损失接近贪污案17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检察机关力图更加有所作为的心态。
在反腐败的整体框架里，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很多。就在前几年，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还在为扭转办案数量多年下滑的状况而努力。人们都清楚，这一状况明显与反腐败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的大形势不吻合。在工作机制上，改革任务仍然很重。比如就侦查权而言，渎职侵权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集中在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和反贪部门，而其他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还分散于其他职能部门。在反贪部门设置上，有的地方将其列为政府一级局，有的则列为二级局，还有的干脆不明确级别，这对反贪部门的内外工作关系极为不利。而在检察机关内部，一般说来，反贪的级别又相对高于其他科室，这就对确定中层干部职数和检察官等级以及开展干部轮岗带来一定的困难，不利于加强独立检察力度。
独立的检察权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检察权的性质争论一直没有中断。几年来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目前仍未见停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检察权的调整就在不断进行。检察机关先是丢掉了税务检察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又失去了免予起诉权，同时，检察机关自侦权中的相当一大部分划给了公安——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权能与检察权的分离更符合司法规律，是极其必要和应当的。今天，侦查监督权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有学者提出应在中国建设治安法院，实行侦查活动中的司法令状制度——在西方一些国家，批准并签发搜查、拘留、逮捕令状的，并不是检察院，而是法院。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但在以权能的重新分配为重要内容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权实际上遇到了重大挑战。
(哲子)
民间组织量多还有隐忧
中国民政部5月23日发布统计报告称，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35．4万个。同时，中国社科院主持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民众最关心家庭收入、医改及住房问题，在信息获取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来自亲友。
对比这两则消息，人们看到，对中央政府信任度高，而社会支持系统却主要依靠亲友，说明各级政府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没有做好，其次是非政府组织的缺场，第三，是公民意识尚未形成，需要社会支持时首选的是亲友关系和单位领导，而没有习惯于一个社会人的角色。 这里面，第一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努力转型之中，第三点由于成因比较复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让公民意识同归。而第二点，传达出的似乎是民间组织数量不够的信息。可是民政部发布的数据，对比其他国家，这个数字虽不算多，也不能说少，而且，近5年来，每年增长速度也很惊人。
民间组织是指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非企业单位。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是个人与政府的中间带。民间组织“第三方力量”的角色定位越来越被认同。但由于各种因素，我们国家的民间组织定位不准，质量不高是有目共睹的。
探究民间组织质量不高的原因，除了历史的经验匮乏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智慧不足。在放手让各类民间组织更加广泛地参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上，思想不够解放，没有实行分类管理——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政策；没有放开一大片——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民间组织发展，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强调限制一小部分——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总把自己当成是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忘记应该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 (周晓翔)
黎巴嫩“安内”之战
5月20日起，黎巴嫩军队和盘踞在该国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爆发激战，目前已造成80人死亡，是黎巴嫩内战(1975～1990)结束以来最血腥的国内冲突。当军队收紧对纳赫尔巴雷德河难民营的包围时，约200名武装分子以3到4万名滞留者为要挟，一度宣称将血战到底，但在政府格杀勿论饬令下，旋又宣布“单方面停火”。
冲突由于难民营附近城市的黎波里的一桩银行抢劫案引起，最后追查到一个被称作“伊斯兰法塔赫”的激进圣战组织，该组织以攻击难民营周边的军队哨卡打响了战斗。尽管被认为势单力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近年来却制造了至少一起震撼黎巴嫩基督徒社区的炸弹袭击事件。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其与信仰杂陈的政府军的冲突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权力竞争的一部分，而不像去年西尼乌拉政府打压什叶派真主党那样充满教派斗争色彩。
黎官员已经开始指责叙利亚在背后操纵全局，试图阻止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一案。在叙利亚占领时期，黎巴嫩的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受叙军情部门直接控制，几个激进圣战组织也被渗透，成为国际圣战分子的汇聚地。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摆脱叙利亚控制是“攘外”，剿灭激进圣战组织是“安内”，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伯塞斯库的“回马枪”
2004年末以微弱差距输掉总统大选后，曾三度将总统一职纳入囊中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一直在走背运。与之同出原救国阵线的民主党，其主席伯塞斯库当选总统后，宁可授权右翼联盟组阁，也不肯让中左翼的社民党继续执政；并且他在总统任上大刀阔斧地反腐败和改革司法，令手下败将、社民党主席讷斯塔塞中箭落马，彻底把社民党给得罪了。
作为罗议会最大反对党，社民党处心积虑想搞倒伯塞斯库，首先必须拉拢第二大党，即执政的国家自由党。该党主席、现总理特里恰努在罗今年元旦加入欧盟后不久，便与伯塞斯库发生矛盾，此嫌隙正好为社民党所趁。于是，议会5大政党联手，推动罗议会在2月成立了调查总统违宪行为的专门委员会，并于4月19日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总统案。然而，总统是全民直选产生的，最终罢免须经全民公决，而在5月19目的全民公决中，超过70％的投票选民表示慰留总统。鉴于此，停职一个月的伯塞斯库重返总统府已成定局。
伯塞斯库杀出“回马枪”后，此前宣布与总统决裂的特里恰努决定妥协，表示会留在政府内，不会加入议会反对派阵营，哪怕遭到社民党倒阁威胁。而总统也顺坡下驴，向议会反对党发出了对话邀请，以继续推进关键的改革，为明年议会和总统大选增加筹码。
(本栏撰文：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