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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推行试点，一方面进行名额限制，又要严格审批。尽管当前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是在放松对于民间借贷的严管，但就实质而言，它也有可能导致某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可能将带来一场新的“寻租狂欢”。
据悉，人民银行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拟定的《放贷人条例》，此项条例正式涉及民间借贷问题，基调是正面与积极的。
此前，央行与银监会联合颁布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旨在对中国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规范与疏导。民间金融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已经启动了该项政策的试点工作，他们向辖下各地分配了一定的名额指标。
其实，有关方面推行人民币对美元有限升值、对其他货币持续贬值以及人民币在国内大幅贬值的货币政策已有一段时间。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担心该项货币政策会对微观经济运转构成威胁。而这，可能促使当局放行民间借贷，填充商业银行放贷盲区，为中小企业补血。
中央银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博士对本刊记者说，民间金融从来就存在，要想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如使之规范化。他表示，关于这一问题，当局是“取得了基本共识的”。
“春天”来了吗？
中国目前存在5家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超过10家由大资本财团控、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更多与地方政府或具体权力部门存在关联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
根据官方资料，中国的目标是需要打破由商业银行一类正规金融机构垄断市场的局面，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出现，否则整个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终将难如人意。要想做成此事，作为现成题材的民间金融无疑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在本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央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专辟章节予以阐述，认为民间借贷是对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
目前还难以确切弄清楚民间借贷的资金总量规模。据一些机构的保守估算，它可能远远超过近年来中国财税收入的总额，即达到5万亿以上。邹平座博士说，这方面的具体数字不好统计，但在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政策出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小企业通过旁道金融以及地下融资取得的资金占比很大，并且有高达150%的年利率出现。
他说，根据当前的情况，需要针对民间金融立法，促进发展。
不过，事情总是知易行难。浙江省东部沿海城市的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说，小额贷款公司之事还在筹备之中，未见成效。
他表示，一家小额信贷公司要想顺利设立，需要自县一级基层开始逐级向上申报，直至取得省级金融主管机构的许可。一切批复就绪，无论如何也需要一两年时间。
该政府官员负责掌管当地的财经事务，他要求记者不要披露自己的姓名。对于小额信贷公司的基层试点，他并不乐观，认为民间借贷极有可能无法迎来真正的“春天”。
问题就在于，尽管当前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是在放松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但就实质而言，它有可能导致某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即无形中进一步加强了管制。
“门槛似乎是降低了，但审批程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位具有金融学专业背景的官员表示，当前的小额信贷试点已经成为一种待遇，因为名额总是有限的，需要进行选择性配给。当配额出现之后，受配给竞争的激励，层层报批挟带着各种名目的公关行动便会一道展开。就算申报得以通过，市场机会也已经丧失，“而且，可能那些不好的企业也能取得名额”。
他强调，当局一方面推行试点，一方面进行名额限制，又要严格审批，这实际已不是放松管制，并令人无从把握此次试点的政策导向。对于固有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场新的“寻租狂欢”。
当下中国事实上存在一个民间借贷市场，其参与主体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小额信贷公司的雏形，虽然不去注册，属法外组织，但自有一套运转机制。他们一般按照乡规民约以及现有的国家民法体系展开业务，法律依据虽不很充足，却也有起码的约束来维持基本运行。当官方推行试点后，台面上的市场门槛则被收紧，“牌照”皆握于官方一方，市场资源仍然被人为垄断。
这位副市长如此不看好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工作的前景，甚至于认为民间借贷问题终有一天将遭到全面“清剿”；目前的形势表明，官方暂难抽出更多精力去打击那些业已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倘若官方钦定的小额信贷公司越来越多，某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可能又会反过来打击那些民间信贷。
如影随形的控制
早在1990年代末期，即有机构上书当局，吁请正视民间金融问题。那时候，以支农、扶农为主的小额借贷主体先后出现，但都流寓民间。2005年，央行选择山西等省作试点，意欲在农村探索建立一种由民间资本全额出资，“只贷不存 ”的小额信贷机构，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当时，唯有中国近代银行发祥地的山西平遥成立了两家以明清票号方式命名、由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消息称，中央银行早先推行的这类小额信贷公司试点，现时已经接近偃旗息鼓。
上述浙江省某市官员表示，央行不想扩大此类试点，可能有不想引火烧身承担试点失败可能导致的责任的考虑。中国的治理现实在于，谁审批、谁负责。假如此类公司出现支付危机，作为试点发起方是要承担责任的。
2002年浙江省台州市就发生过一起信用社危机。当地一名典当行经营者通过储户资金与人合股联营一家城市信用社，并对该家信用社的大笔资金进行侵占和挪用。事件败露后，汹涌挤兑导致支付危机出现。当局最终对该家信用社采取了清算和撤销行动。
今年7月由浙江省金融办印发的该省小额信贷公司试点通知，是由央行和银监会派驻当地分支机构与该省金融办、工商局联合下发的。并且，县级政府将是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范处置的第一责任人。
在此之外，政府人士提醒记者注意，现有的银监会和央行，本身既是监管者，又与原有银行体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小额贷款公司做出气候，变得很大很强，必然击破大银行饭碗，越是在发达地区越是如此。因而，传统的银行体系是排斥新兴金融机构的，更不用说是民间借贷。此时，传统金融业阵营必然仍要施加他们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投资协会副秘书长龙朝晖说，民间金融拥有与生俱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高效率，这是那些最终所有者缺位、不把储户的资金当钱而缺少足够责任心的国有或者全民所有银行不可比拟的。
龙朝晖现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从事专业理财顾问服务的科技公司，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民间金融生意人。
龙朝晖具有银行工作经历，曾经打理过典当行。之前在货币当局主导下，中国允许由民间资金参股设立村镇银行，他也打算创办一所村镇银行，不过后来退却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优势。按照规定，中国的村镇银行在筹建时金融机构须占股20%以上，也即只有银行系统的人，以及那些有地位的巨商富贾才能创办这种银行，需要一张具有强大能量的关系网，将公安局、发改委、金融部门等资源网罗在内。这种高门槛无形中将参与者削减至最少数。
“我发现，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贵族银行，”龙朝晖说，外面的人想参与，只能当小股东，不可能独立经营。
不论是银行，还是任意形式的金融机构，都需要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才能参与游戏，龙朝晖则将之比喻为“政府背景” 。现在他也为大银行做掮客，因为自己的资本金并不是最雄厚，往往需要与大银行保持合作。有时候，很多民间拆借动辄成千万上亿，他只好将这些精心筛选出来的优质客户拱手让予资金充裕的银行，从中计提一笔中介费。
而官方的本意可能就是要进一步控制民间借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张涛博士对记者说，本次决策层对于民间借贷表现出的开放性姿态，“不是放开，而是规范，目的是强化监管当局对于金融体系的掌控”。
商业银行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急需打破，引发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可能正在积聚，而游离于监管体系、不断增长的民间借贷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这有利于央行的金融掌控力”。
增量改革？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兴开放经济体之一，中国的金融业开放速度之快，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进程拉开，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建立，至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外资，也受到热烈拥抱，分别成为各大银行的战略伙伴。不过，这不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的全部，更不是终点。
入世迄今，中国已经最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了金融市场，目前还准备向外资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享受到完全国民待遇和近乎毫无保留的慷慨。
但是，在中国国民内部，则广泛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中国国际投资协会的龙朝晖说，现在的中国金融业正在走另一条 “国退民进”的路径——中国的资本退出，外国的资本进入。
货币当局对内的高度管控和抑制，使得本土资本无从发韧，假如中国资本要成立一家银行，将面临各种限制。龙朝晖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扭转过来。他说，最理想的状态是金融体系向本国资本开放，放开私人银行和微型银行，让那些民间资本参与中国的银行业。他的理由就一条：既然可以对外资放开，也理应对内资放开。
当下正处于试点阶段的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若能取得成功，也许会为中国金融业的本土民营化带来一线希望。而如何消除由于利益纠结导致行政机制的过多干预，避免令这种试点以失败收场，仍是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龙朝晖说，当局如果尽职，应更多从民间金融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把所有精力放在大银行一个目标上，干那种重视大金融环境而忽略小金融体系的事情。
在过去，有一些民间借贷行为通常会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从而遭到打击。龙朝晖说，所有借贷都恰恰是因为有需求而找不到正当获得途径才会出现的。
龙朝晖说，至于那种长期以来对于利率的人为控制也应该早早结束，这是改革的开端。当前，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货币当局会给借贷市场制定一个利率上限与利率下限，高于或低于限制标准都是不被允许的。但利率是货币价值的市场反映，应该随行就市，货币需求大利率就会提高，需求弱则会降低。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看来，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业要发展壮大，市场化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利率市场化，他强调了民族资本对于本国金融业的重要性，认为需要构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国银行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便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邹之前的著述中，他还提到中国不能丧失金融主权，只有民族银行业和金融家才是中国银行业的基础，因为他们更能了解本国市场，“我们不能依靠外国力量来发展中国的金融事业”。
进一步而言，今后的金融业市场化可能应该在两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一方面是理顺金融市场中买方和卖方早已倒置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要培养一个有进有出、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银行业体系。
邹平座说，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家一听到银行都在发抖，这是因为卖方市场问题未得解决。当更多人去开银行，资金供给充分，供求颠倒的关系会被扭转。
此外，在不限制进入、亦不限制退出的前提下，竞争充分，那些低效、僵化的金融机构才会被逐步挤出局。当市场化的保险制度与准备金制度完备、而不是由国家财政和公共财富为银行业风险“兜底”时，银行的破产与退出应该成为市场常态，公众也无须为此承担风险。
邹平座表示，推行增量改革不会对传统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只会促使他们调整战略，提高服务水平。
据悉，人民银行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拟定的《放贷人条例》，此项条例正式涉及民间借贷问题，基调是正面与积极的。
此前，央行与银监会联合颁布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旨在对中国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规范与疏导。民间金融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已经启动了该项政策的试点工作，他们向辖下各地分配了一定的名额指标。
其实，有关方面推行人民币对美元有限升值、对其他货币持续贬值以及人民币在国内大幅贬值的货币政策已有一段时间。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担心该项货币政策会对微观经济运转构成威胁。而这，可能促使当局放行民间借贷，填充商业银行放贷盲区，为中小企业补血。
中央银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博士对本刊记者说，民间金融从来就存在，要想消灭它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如使之规范化。他表示，关于这一问题，当局是“取得了基本共识的”。
“春天”来了吗？
中国目前存在5家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超过10家由大资本财团控、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更多与地方政府或具体权力部门存在关联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
根据官方资料，中国的目标是需要打破由商业银行一类正规金融机构垄断市场的局面，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出现，否则整个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终将难如人意。要想做成此事，作为现成题材的民间金融无疑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在本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央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专辟章节予以阐述，认为民间借贷是对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
目前还难以确切弄清楚民间借贷的资金总量规模。据一些机构的保守估算，它可能远远超过近年来中国财税收入的总额，即达到5万亿以上。邹平座博士说，这方面的具体数字不好统计，但在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政策出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小企业通过旁道金融以及地下融资取得的资金占比很大，并且有高达150%的年利率出现。
他说，根据当前的情况，需要针对民间金融立法，促进发展。
不过，事情总是知易行难。浙江省东部沿海城市的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说，小额贷款公司之事还在筹备之中，未见成效。
他表示，一家小额信贷公司要想顺利设立，需要自县一级基层开始逐级向上申报，直至取得省级金融主管机构的许可。一切批复就绪，无论如何也需要一两年时间。
该政府官员负责掌管当地的财经事务，他要求记者不要披露自己的姓名。对于小额信贷公司的基层试点，他并不乐观，认为民间借贷极有可能无法迎来真正的“春天”。
问题就在于，尽管当前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是在放松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但就实质而言，它有可能导致某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即无形中进一步加强了管制。
“门槛似乎是降低了，但审批程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位具有金融学专业背景的官员表示，当前的小额信贷试点已经成为一种待遇，因为名额总是有限的，需要进行选择性配给。当配额出现之后，受配给竞争的激励，层层报批挟带着各种名目的公关行动便会一道展开。就算申报得以通过，市场机会也已经丧失，“而且，可能那些不好的企业也能取得名额”。
他强调，当局一方面推行试点，一方面进行名额限制，又要严格审批，这实际已不是放松管制，并令人无从把握此次试点的政策导向。对于固有的民间借贷市场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场新的“寻租狂欢”。
当下中国事实上存在一个民间借贷市场，其参与主体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小额信贷公司的雏形，虽然不去注册，属法外组织，但自有一套运转机制。他们一般按照乡规民约以及现有的国家民法体系展开业务，法律依据虽不很充足，却也有起码的约束来维持基本运行。当官方推行试点后，台面上的市场门槛则被收紧，“牌照”皆握于官方一方，市场资源仍然被人为垄断。
这位副市长如此不看好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工作的前景，甚至于认为民间借贷问题终有一天将遭到全面“清剿”；目前的形势表明，官方暂难抽出更多精力去打击那些业已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倘若官方钦定的小额信贷公司越来越多，某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可能又会反过来打击那些民间信贷。
如影随形的控制
早在1990年代末期，即有机构上书当局，吁请正视民间金融问题。那时候，以支农、扶农为主的小额借贷主体先后出现，但都流寓民间。2005年，央行选择山西等省作试点，意欲在农村探索建立一种由民间资本全额出资，“只贷不存 ”的小额信贷机构，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当时，唯有中国近代银行发祥地的山西平遥成立了两家以明清票号方式命名、由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消息称，中央银行早先推行的这类小额信贷公司试点，现时已经接近偃旗息鼓。
上述浙江省某市官员表示，央行不想扩大此类试点，可能有不想引火烧身承担试点失败可能导致的责任的考虑。中国的治理现实在于，谁审批、谁负责。假如此类公司出现支付危机，作为试点发起方是要承担责任的。
2002年浙江省台州市就发生过一起信用社危机。当地一名典当行经营者通过储户资金与人合股联营一家城市信用社，并对该家信用社的大笔资金进行侵占和挪用。事件败露后，汹涌挤兑导致支付危机出现。当局最终对该家信用社采取了清算和撤销行动。
今年7月由浙江省金融办印发的该省小额信贷公司试点通知，是由央行和银监会派驻当地分支机构与该省金融办、工商局联合下发的。并且，县级政府将是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范处置的第一责任人。
在此之外，政府人士提醒记者注意，现有的银监会和央行，本身既是监管者，又与原有银行体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小额贷款公司做出气候，变得很大很强，必然击破大银行饭碗，越是在发达地区越是如此。因而，传统的银行体系是排斥新兴金融机构的，更不用说是民间借贷。此时，传统金融业阵营必然仍要施加他们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投资协会副秘书长龙朝晖说，民间金融拥有与生俱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高效率，这是那些最终所有者缺位、不把储户的资金当钱而缺少足够责任心的国有或者全民所有银行不可比拟的。
龙朝晖现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从事专业理财顾问服务的科技公司，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民间金融生意人。
龙朝晖具有银行工作经历，曾经打理过典当行。之前在货币当局主导下，中国允许由民间资金参股设立村镇银行，他也打算创办一所村镇银行，不过后来退却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优势。按照规定，中国的村镇银行在筹建时金融机构须占股20%以上，也即只有银行系统的人，以及那些有地位的巨商富贾才能创办这种银行，需要一张具有强大能量的关系网，将公安局、发改委、金融部门等资源网罗在内。这种高门槛无形中将参与者削减至最少数。
“我发现，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贵族银行，”龙朝晖说，外面的人想参与，只能当小股东，不可能独立经营。
不论是银行，还是任意形式的金融机构，都需要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才能参与游戏，龙朝晖则将之比喻为“政府背景” 。现在他也为大银行做掮客，因为自己的资本金并不是最雄厚，往往需要与大银行保持合作。有时候，很多民间拆借动辄成千万上亿，他只好将这些精心筛选出来的优质客户拱手让予资金充裕的银行，从中计提一笔中介费。
而官方的本意可能就是要进一步控制民间借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张涛博士对记者说，本次决策层对于民间借贷表现出的开放性姿态，“不是放开，而是规范，目的是强化监管当局对于金融体系的掌控”。
商业银行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急需打破，引发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可能正在积聚，而游离于监管体系、不断增长的民间借贷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这有利于央行的金融掌控力”。
增量改革？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兴开放经济体之一，中国的金融业开放速度之快，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进程拉开，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建立，至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外资，也受到热烈拥抱，分别成为各大银行的战略伙伴。不过，这不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的全部，更不是终点。
入世迄今，中国已经最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了金融市场，目前还准备向外资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享受到完全国民待遇和近乎毫无保留的慷慨。
但是，在中国国民内部，则广泛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中国国际投资协会的龙朝晖说，现在的中国金融业正在走另一条 “国退民进”的路径——中国的资本退出，外国的资本进入。
货币当局对内的高度管控和抑制，使得本土资本无从发韧，假如中国资本要成立一家银行，将面临各种限制。龙朝晖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扭转过来。他说，最理想的状态是金融体系向本国资本开放，放开私人银行和微型银行，让那些民间资本参与中国的银行业。他的理由就一条：既然可以对外资放开，也理应对内资放开。
当下正处于试点阶段的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若能取得成功，也许会为中国金融业的本土民营化带来一线希望。而如何消除由于利益纠结导致行政机制的过多干预，避免令这种试点以失败收场，仍是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龙朝晖说，当局如果尽职，应更多从民间金融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把所有精力放在大银行一个目标上，干那种重视大金融环境而忽略小金融体系的事情。
在过去，有一些民间借贷行为通常会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从而遭到打击。龙朝晖说，所有借贷都恰恰是因为有需求而找不到正当获得途径才会出现的。
龙朝晖说，至于那种长期以来对于利率的人为控制也应该早早结束，这是改革的开端。当前，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货币当局会给借贷市场制定一个利率上限与利率下限，高于或低于限制标准都是不被允许的。但利率是货币价值的市场反映，应该随行就市，货币需求大利率就会提高，需求弱则会降低。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看来，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业要发展壮大，市场化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利率市场化，他强调了民族资本对于本国金融业的重要性，认为需要构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国银行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便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邹之前的著述中，他还提到中国不能丧失金融主权，只有民族银行业和金融家才是中国银行业的基础，因为他们更能了解本国市场，“我们不能依靠外国力量来发展中国的金融事业”。
进一步而言，今后的金融业市场化可能应该在两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一方面是理顺金融市场中买方和卖方早已倒置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要培养一个有进有出、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银行业体系。
邹平座说，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家一听到银行都在发抖，这是因为卖方市场问题未得解决。当更多人去开银行，资金供给充分，供求颠倒的关系会被扭转。
此外，在不限制进入、亦不限制退出的前提下，竞争充分，那些低效、僵化的金融机构才会被逐步挤出局。当市场化的保险制度与准备金制度完备、而不是由国家财政和公共财富为银行业风险“兜底”时，银行的破产与退出应该成为市场常态，公众也无须为此承担风险。
邹平座表示，推行增量改革不会对传统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只会促使他们调整战略，提高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