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事,留给专家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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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威副主编

  沒有什么统计数据支持,只是一种生活经验:这些年来,盗窃车辆和手机的行为,似乎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监控摄像头的普及,让偷车这一业务开展的难度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成本和收益极不对等。谁都不傻,当小偷不是因为智商不足,体会偷车的成本与收益关系,不需要先被抓住一次,到局子里去领悟。人人都有一部手机,手机上有好多现实的视频,在街边自以为隐秘的地方撒泡尿都可能被拍下来,遑论其他。
  偷手机的人也大大减少,倒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显然不单纯是因为监控技术,手机比车辆要好隐藏得多了。而它的价值,也没有明显削弱,甚至还在上升。
  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手机的价格走了一条U形线。从80年代数万元的大哥大,到90年代数千元的三星、诺基亚,再到21世纪头十年你可以用数百元买到几乎所有品牌,中国制造甚至有能力把一部手机的终端价格控制在50元以内,相当于买一本书。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苹果引领下的智能手机蓬勃而起,价格又开始回来,新机型卖到上万元已见怪不怪。
  那么,为什么偷手机的人还是少了呢?
  一是人们对手机再没有那么渴望。它曾经作为现代生活的代表性意象,被涂上了玫瑰的色彩,但今天现代生活笼罩了所有人,所谓现代已经不能带来宗教般的神秘感。
  二是它的迭代实在太快,完全成为了资本主义高消耗生活的重要一环,技术越来越强大,但元器件衰竭速度也越来越快,从生活耐用品变成了生活的耗材,时间一过价值就大幅折损—说白了,它卖不出钱。因而小偷至少在一个哲学问题上远比那些曾经卖肾买iPhone的大学生要明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技术从来不是普惠的,它的每一次进化都优先欺负社会最底层,就像它优先欺负犯罪群体中的最底层一样。

  三是密码无处不在。越是高端、昂贵的手机,离开了主人之手就越容易变成一块砖头,用来打人都嫌不称手。脑体分离如此严重,拥有头脑的人不会去干盗窃这样的体力活,而干体力活的人又无力在技术上把“渔获”变现。
  在今天这个技术世界,没有技术,就必须做个好人。
  在硬件意义上,技术的确正在引领人类通向“天下无贼”的愿景,空空妙手显得越来越low,不足以称为技能。除了在歇斯底里状态下玩肢体暴力这种不入流的、说出去都难为情的行为,违法犯罪的技能门槛已经越来越高,只能留给专家去干,一般人无力染指。
  今天的主流犯罪,都是走平台路线的,是在软件层面展开的,过去几年里业务一片繁荣的电信诈骗是如此,“云联惠”以及一些不法的“互联网金融”也是如此。如果自身技术能力抵达不了工程师或者资本玩家的层次,而又对违法犯罪这种千年职业心存眷念,就只能去打打电话,悉心指导大爷大妈们如何把钱打到自己卡里来。
  不仅是盗贼,应用技术正在消灭着许多职业。糟糕的是技术的歧视性,没有技术不配犯罪,甚至没有技术也不配乞讨。每当看到老年的乞丐,都感到无比心酸。已经有很多次,在北京、在广州、在成都,都有帮助的念头,然而一摸口袋,没有现金。我想现在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给老年乞丐们制作一个二维码,没有手机的要配备手机,这不是玩笑,是真正的人文关怀。那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唯一渠道,而现在饭碗已经砸了。
  技术从来不是普惠的,它的每一次进化都优先欺负社会最底层,就像它优先欺负犯罪群体中的最底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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