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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旅店，殊感意外，竟有西式浴室，以半通不通之筆法，题写有BATHROOM字样，并备有西式便器……此小市镇，实地当俄国由张家口通北京之陆地贸易孔道，如此看来，俄国欲成就其奄有燕蓟之野心，犹可谓任重而道远矣。”
选择从南口出北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年看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98年来华时的游记《禹域鸿爪》。这篇写南口的小文还有一个阅读背景。内藤君在前一篇里，刚刚哀叹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大溷圊（厕所），不但居民家里不设厕所，而且街头巷尾大家随处便溺，搞得满城臭气熏天。于是，当这位身着洋装的现代人在前往长城的路上留宿南口时，不免惊讶于这个北京以北几十里地的小镇，居然有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文明”供人享用。
南口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并非耸人听闻。梁思成在一篇讲述祖先为何选址在北京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南口和古北口以及山海关，是北京和北方少数民族联通的三个口子。
一个多世纪后，当我漫步在长城脚下的南口镇时，并没有感觉到这种重要性—它依然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无名小镇。只有南口火车站门口的那条老街，街边矗立的略显老旧的苏式房子，以及穿行在路面上众多带着“蒙”字牌照的汽车，能让人和过去的岁月扯上一丝联系。
建筑学家伊东忠太，是内藤湖南等知识分子在日本明治期间掀起的访华热中的另一位代表，他后来集结成书的《东洋建筑研究》，成为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人士自发梳理中国古建的重要参考。在距南口只需三十分钟车程的土木堡，伊东忠太觉得村里的一个山墙式古戏台“有意思”，用画笔描下了上面的丸窗和唐破风式样。如今，这个戏台也早已不知踪影，唯有一垛不知何年的古城墙立在村中。当年明英宗被瓦剌生擒的古战场，如今也只留下山脚下的一尊硕大破败的牌坊，被无数辆卡车包围。牌坊被我生硬地想象成了明英宗本人，而那些围住他的卡车—浩浩荡荡的瓦剌军队，则是现代商路上昼夜兼程的驼队。
如今主要运输煤和铁矿石的“驼队”，在那个年代会运送什么物资呢？1871年10月，抵达张家口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我们开了一个清单：精致欧洲糖和牛羊肉应有尽有。黄羊肉每块600文，400文一担的土豆比欧洲的还好。葡萄整个冬天都有，苹果好，梨不好。还有一种黄油和所谓的奶酪。蒙古来的狐皮、野猫皮、山羊皮，分去毛不去毛，都很便宜。为御寒，李希霍芬出发前在北京买了一件狼皮氅子和厚厚的熊皮帽子。而在今天大同被装扮起来的仿古城区魁星楼边上，有店家打出了“貂皮大衣4500拿走”的招牌招徕顾客。一百多年过去了，从西面和北面来的商道，一直在朝顾客微笑。
北魏至清末民初，京城以西到张家口连接库伦和西伯利亚的古道向世人散发出其国际范儿气息，这种现代感哪怕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恐怕也是当仁不让的。居庸关上唯一的元代遗址—五角穹隆道东西内壁上，就有六国文字的佛经雕刻。李希霍芬形容在张家口入住的旅馆“宛如宫殿”，负责打理的掌柜是一个德国人。山坡前流过清澈的河水，山上住着俄国人，家里的中国买办会讲俄语。
李氏甚至动了从自张家口走向中亚的丝绸之路、走回德国老家的念头。没错，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只不过那时尚在襁褓之中。61年后的民国二十三年，作家冰心来到张家口大境门，发现这里的店铺招牌，都是用汉蒙藏三种语言标示。平绥铁路开通之际，冰心随顾颉刚、吴文藻等人沿线去山西和内蒙古考察，也留下一篇长游记。
虽然没有了外虏，但现代宣化人依然懂得如何“屈人之兵”。在宣化医院一个侧门，一条几十米长的车队被堵在一辆横在单车道上的殡葬车后面，大家都敢怒不敢言。等到司机慢悠悠地从医院出来，我上前和他理论，他极其傲慢地回我一句：那要不（让死人让）你先走啊？
伊东忠太曾经在宣化向知府询问当地人口，答曰“好几万”。这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日本人再请告知精确数字，结果对方“不无几分困惑茫然”。伊东忠太在日记里吐槽“中国官员，粗疏至如是者少见”。但在今天看来，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想法有点单纯了。这种模糊表达，没准是这位边城官员在混乱时局下应对一个陌生外国人的一种“政治智慧”。虽然过去的中国人有被黄仁宇诟病的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弊病，但一个地方官对自己辖下人口数量、方圆面积的认知多少算是常识。一方面我们“格物致知”，比如近年轰动一时的徐显秀墓壁画，画工竟然连马拉屎这个过程都展现出来;另一面我们又玩模糊游戏。事实上，遑论政府管理上的数字，连务必精确的货币数字，也让这些外国人头疼。李希霍芬的账房，就经常因当时各地不同的兑换汇率搞得晕头转向。
大同博物馆里，关于“九边重镇”和“边墙五堡”的介绍占据了很大一块。为阻止瓦剌和鞑靼的入侵，明朝被迫在长城一线设立九个边防重镇，宣化和大同都是其中之一。所谓五堡，就是在大同明长城上修建的堡城，分别为镇边、镇川、宏赐、镇鲁、镇河。李希霍芬在1871年的最后一次中国旅行中曾到访镇川堡。“这是个高约3米的拱门，由3根弯木头搭成，跟牲口圈的破门差不多，造价600文，不够买一匹北方的劣马。”他在日记里感叹，“曾经的长城如此破落，几乎尽人皆可跃之而过。”
馆里的二十件镇馆之宝，超半数都与外族文化有关，比如带缠枝忍冬纹的镇西大将军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和棺床，以及彩绘缘橦（一种爬竿杂耍）胡俑。那棺床下肌肉动感十足的力士，让人想起马蒂斯的名画《舞蹈》。而有些甚至就是舶来品，诸如唐鎏金银花口碗、狩猎纹银盘、鎏金高足铜杯，均出自波斯萨珊王朝的能工巧匠，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盛况。
坊間有一种观点，认为甚至大同人都不是山西人，真正的山西人，应以关南为主。而这个关叫雁门关。古人对大自然的敏感和亲近，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太平御览》记载，汉明帝曾召见日南郡的上计吏张重，询问日南郡是否真的在太阳之南，张重答：“雁门不见垒雁为门，金城郡不见积金为郡。”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答。雁门关虽然不见垒雁，却多传奇故事。1937年8月，在山西考察的林徽因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中画了一张当时她和梁思成的路线图。她在雁门关边上，用笔加注了一句话：叫二哥给你讲讲雁门关的故事。
没多少孩子能那么幸运，在小时候听大人讲雁门关的故事。但相信大多数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都和我一样，在比如《杨七郎打擂》之类的连环画或者拍洋画里，都能接触到杨家将的形象。杨继业保家卫国，一口九环定宋刀横扫雁门。它和卫青霍去病、昭君出塞等，构成了儿童时代我对雁门关的想象。
站在广武明长城的月亮门遗址上眺望，业已破败的汉武帝雕像广场和旁边的汉墓群在荒野中显得形单影只，雁门关的余脉隐现在余晖中。从那段被修葺一新的长城下来，在附近村里寻找废弃的古城墙时，我碰到一个留守在村子里的中年妇女。孩子都在外做工的她自称这里的人都姓杨，都是杨家将的后代。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地慢慢向上萦绕，没有飞鸟的鸣叫，更没有猿猴的啼声，只有一辆接一辆轰鸣着从陕西过来的重型运煤车。夕阳余晖下，我突然瞥见太和岭上无数的白点在向下汇集，间或传来鞭子的声音。哦，那是牧羊人在驱赶放牧的羊群回家。
南边的水草，北边的商贸，都曾滋润不同时代的山西人。“动以千计，止三人执垂随之。冬月草枯，直至洞庭诸湖左右泽籔度岁。妓妇与肩酒殽者日随行，剪毛以酬。”这是明人王士性笔下的山西牧羊人的生活，讲述山西牧羊人如何赶着上千只羊，跨过两条河三个省，在南方的湖泊水草边度过春节。这称得上真正疾苦的浪迹天涯，但又浪漫殷实。他们用劳作获得洁白如雪的硬通货，以之换取些许快乐，驱赶旅途的寂寞。
我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古庙前。暮色四合，穿过川流般的卡车，翻下公路边的乱石堆，我走向牧羊人和他的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