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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新自由主义的效率中心导向把经济学引向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并使其逐渐上升为美国主流的政策过程。一种投机的、掠夺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实现了依存于美国的国际资金回流。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是走出金融危机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 经济学；道德科学；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1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2－0058－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是以投机的、掠夺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以资本活动自由化作为财富积累方向的话，那么，如何使银行、券商利益的最大化？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如何走向全球金融自由化？作为主流的政府政策过程，美国实现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
一、在道德哲学中生成的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 (Adam Smith)、穆勒 (James Mill)，到马歇尔 (Aifred Marshll)、凯恩斯 (JohnMaynard Keynes)，经济学的体系都是在道德哲学中生成的。
从格拉斯哥（Glasgow）到牛津（Oxford）求学的亚当·斯密，在1751年回到他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他所教授的是道德哲学。1759年，斯密把他的道德哲学讲义写成《道德情操论》，并予以出版。1776年的《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的副产品，可是，亚当·斯密的成名作却是《国富论》。然而，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的时候，他已经勾画出从伦理基础到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建立起近代社会的秩序。
穆勒、马歇尔和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学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接触的是道德哲学。“道德科学”是19世纪后半期在剑桥大学盛行的一门学科，给予马歇尔巨大影响的是专门讲授“道德科学”的西丘库教授。马歇尔一直致力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并带着这一困惑进入经济学领域。马歇尔曾经这样写道：“我实质上是道德科学的弟子”。[1]凯恩斯在剑桥大学首先学到的也是道德哲学。凯恩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他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来自伦理学家穆尔的教诲。
道德哲学视野中的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知识、人为的制度、人性深层次的诠释以及因制度差异而显现的公正缺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其核心是道德哲学概念的“相互共感”。“共感”基于如下的假设：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来自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合理性来自人们利己的情感，即私利。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来自于私利驱动的竞争社会，它保障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只有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私利，才是追求幸福的条件。人的幸福不仅仅属于竞争中的获胜者，“经济人”的胜利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们需要一种“共感”，即共同感受到一味地追求私利会产生危及社会的行为，所以，“利己的种种情念”必须在维护文明社会的秩序与自然法正义的基础上，它才能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是《相互共感》的真正意义所在。[2]需要强调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著名论点——“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经济活动各主体在道德哲学下的市场秩序的维系。
显而易见，斯密从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出发，提出了适合于近代市场经济的新的伦理学原理——建立在道德世界和谐之上的“私利”。
无可置疑，经济学离不开生产理论，在古典派的生产理论体系中，自然法起着主要作用。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法则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构成了古典派的“自然体系”的生产法则，而近代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对李嘉图体系的改动，一个中心要点是加上了分配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就是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它显现了对人的理性的信赖。穆勒认为，“善”是人的理性，从长期来看，人的理性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从短期来看，是实现再分配。
英国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马歇尔继承了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现代化的基础。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考虑的中心问题与穆勒一样，是分配问题，“国民分配的研究”是《经济学原理》重要的章节。经济学层面的分配，从短期看，是围绕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所引起的对立；从长期看，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理性的两个层面，而人口问题的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收获的增加以及国民分配的增加，可以实现人们的富裕。显然，马歇尔的经济学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结构以“社会的哲学”为视角，同时，它又是建立在亚当·斯密以及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凯恩斯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然而，凯恩斯认为，自由不能仅仅解释为经济上的自由。在政治层面，自由表现为每个人对于幸福追求的权利，但是，对自由的追求不能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凯恩斯在《自由主义与工党》（1926）一文中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基础上的人类政治结构——“效率、公正与自由”。[3]无可置疑，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是一门道德的科学。
二、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
在美国的经济学教程中，对经济学是这样解释的：如果经济学是研究对稀缺性资源如何进行分配的话，那么经济学应该更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实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上述问题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在《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1932）一书中的阐述，从“分配”到“效率”，罗宾逊对英国经济学的正统学派——从马歇尔到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经济学体系提出了挑战。问题是，“分配”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罗宾逊提出的“实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实际上把价值判断剥离了经济学体系，从而把经济学引向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领域，最终实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经济学；其二，经济学是“手段”的学问。
（一）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经济学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法则。国家因环境、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是自然对象一般不会发生变化，自然科学法则可以超越人类而得以贯彻。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动机、有期待、有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曾经对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作过以下的论断：“苹果落在地上，但苹果没有动机；大地对苹果也没有期待，更没有对将来的预测”[4]，可是，经济学研究的是有行为意识的人，而且，这一行动的对象——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包括制度在内的，因国家制度差异而显现的社会差异也是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用一种模型或者对过去的统计数据来推断经济前景，这种方法是需要商榷的。例如，计量经济学就是用经济模型以及对过去的统计数据来推断某种经济现象发生的概率，并根据这一概率预测将来。然而，这一切都是以静态的假设为前提。1938年，当美国经济学家J.Tinbergen做成宏观经济模型的时候，凯恩斯对此持批判态度。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采用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它以过去预测将来，无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问题是，“过去”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生成的，如果依据过去的某一条件来推测将来，显然，它与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不适应的，因为效率是动态的，社会公正、自由也是多样的、动态的。在某一时期，也许提高效率比改善分配更重要，可是，政策对改善经济效率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体现为社会公正的失业、收入等问题不断在发生变化，它们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导致政策失效。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凯恩斯对罗宾逊经济学的“效率说”提出异议：“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即是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层面上的学问。”[5]
美国金融危机的起源是80年代以后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上把经济学的创新当作自然科学来对待。然而，金融市场所有的变数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可能朝着均衡点的方向发展，相反，它是沿着失衡的方面扩散。这就是现代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无知。所以，经济学家们不能沿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来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向。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对于过去的成效，很难保证其将来的有效性，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点。
（二）经济学是“手段”的学问
英国政治学家、思想家伯克（Burke）认为，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一种手段的学问（“The Political of Edmund Burke”1904，收藏于剑桥大学200本未发表的资料中）。伯克的理论基于以下的思考：政治理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政治，而作为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手段的政治是存在的，因为普遍性的政治理念是外力所给予的，这就是政治的手段。所以，政治学是一门手段的学问。把这一思路引向经济学领域，同样的论证告诉我们，没有实现其经济理念的经济，只有实现其手段的经济。例如，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显然是实现其经济理念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把伯克的解释引入经济学领域，同样，经济也好，经济学也好，其目的也是外力所给予的，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既然政治学与经济学都是一种“手段”的科学，那么对于一种“手段”的追求必须予以制约。
为此，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必须具备批判的精神和戒备心，如果无视这两方面的因素，那么，一味地追求经济效果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制度。以伦敦金融市场与华尔街金融市场为例，华尔街证券市场的交易手续费便宜，所以，美国人一般从事短期投资；而英国金融市场的交易手续费比美国高，所以英国人从事长期投资。以上英美两国的差异，并不是来自国民性的差异，而是制度差异，显然，这是一种手段的差异。手续费高，流动性受到损失，经济效率自然就低。1986年10月英国宣布“金融改革（Big Bang）”，英国公正交易厅开始着手调查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他们批判经纪人所谓的最低手续费限制，开放交易所的会员权，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于是，交易手续费大幅度下降。英国金融改革创设了一个无规则的场外市场，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从纽约向伦敦转移，为此，伦敦金融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再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可是，市场投机全面覆盖金融市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的推进下，金融市场投机化向全球蔓延，从而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显然，金融投机的泡沫是为了达到某种“效率”的手段，而政府介入是对这一手段的抑制。
在此可以作一个归纳，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效率”虽然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其研究范围比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分配问题更加宽厚、深入。经济学的道德科学研究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从而把视野延伸到了与自由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美国主流的政策过程
美国金融危机是来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而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它形成美国主流的经济政策的过程。然而，这一危机更有着政治经济的深层次背景。
（一）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形成背景及其政策动因
如何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西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不能让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再次威胁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战后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的重构，目的在于防范金融机构危机的再次发生。于是，新的世界体系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决算银行（BIS）都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稳定而建立的。
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与稳定，政府着手建立劳资间的阶级协调体制，以建立国家、市场与民主主义的混合体制。美国两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罗伯特·达尔（R.Dahl）与查尔斯·林德伯络姆(C.Lind Blom)把这一路径描述为：和平、宽容、福利与稳定。[6]
多种形态的国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国家必须重视就业、经济增长与市民福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权力与市场过程必须步调一致，它包括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凯恩斯主义”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高度经济增长，政府对经济积极介入、对自由资本流动的规制、通过资本交易规制对金融实施一定的监控，等等，都取得了较好实效。在景气循环方面，由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可以说，通过政府干预，形成了有规则的、有伦理基础的经济市场。然而，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被称作“被埋葬的自由主义”，它是指公司活动被置于政治的、社会的规制下，公司的经济产业战略被制约，有时被逆向推进。[7]
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致使“被埋葬的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逐渐陷入困境。
在经济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导致税收剧减，社会支出直线上升。世界各国的美元为了脱离美国统制，纷纷流向欧洲银行。1971年由于取消了固定汇率制，黄金失去了国际货币的基础机能，从而导致外汇市场动荡不安。英国在1975—1976年曾经接受IMF救济。如何重新构筑资本积累体系以克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临重大抉择。
在政治上，资本积累危机致使经济精英与统治高层明显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威胁。首先，因70年代资本积累危机引发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与城市社会运动合流，社会主义倾向抬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各地获得广泛支持，有些地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其次，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工人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在美国，占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占国民收入比例，从战前的16%下降到8%以下，尤其在资产价值方面，如股票、不动产与储蓄急剧跌落，从1965年的38%跌至1975年的22%。[8]
在美国，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大规模的规制改革，改革从环境保护到劳动安全以及公民权、消费者主权等一系列领域，但这些解决方法与资本积累要求相差甚远。在欧洲，希望通过协调国家主义和社团主义（corporatism）来实施国家规制，推进这一提案的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可是这也与资本积累目标不符。当时，一种意见是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国家干预，另一种意见主张取消企业与财界的种种束缚，重新确立市场自由。这两极化之间的论证，到了20世纪后期，后者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资本积累体系回归的条件如何确立？统治阶层把视角转向新自由主义。从国际层面来看，作为新正统性的华盛顿体系（Washington Consensus）为新自由主义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在政治经济中逐渐失去的权力和利益而转向新自由主义。
（二）“小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1947年，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以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哈耶克为中心，创设了朝圣山学社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学会忠实于个人的自由理念，他们信奉19世纪后半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理。他们认为，私利对财富与权力的渴望是人之本能最卑微的地方，可是它又是动员万人利益的最佳装置。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是保护私有制、个人自由以及企业的活动自由，新自由主义对所有领域的国家权力抱有不信任感。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格格不入。显然，新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市场与国家是相互矛盾的。哈耶克在《自由的条件》一书中表达了他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古典派理论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制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斗争也至少持续一个世纪才能获得成功。”
哈耶克创设的朝圣山学社协会获得了各种财政的支援。在美国，对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天生就具有一种抗衡本能的富人和企业精英组成一个旨在反对混合经济的阵营，他们担忧在战时构筑的指令性经济在战后全面推进，为此组成了政治防御。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与学术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以及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因果的“小政府主义”。“小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但是它与美国崇尚自由的“最小国家”的主张不同，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小政府”，不是指政府规模的一种“量”的改变，而是对政府行为的“质”的制约。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新自由主义主张向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社会转换。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在全世界得以认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与1976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致使新自由主义与货币主义在各个政策领域开始发挥现实的作用。当时，政策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它们有雄厚的财源，例如伦敦经济问题研究所、华盛顿的世袭财团等。美国芝加哥大学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平台，其中就有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
新自由主义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并使其逐渐上升为美国主流的政策过程——以效率为中心，无限制的发挥公司活动的自由。然而，这是市场原理主义的、缺乏“共感”基础的价值理念。在那里，经济学是排除价值判断的一种科学，是抛弃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这就是罗宾逊在1932年《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的一种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成为市场原理主义的经济学，并作为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美国主流经济学。
四、“掠夺型”积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实现
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通过财富积累模式的转变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下，美国贸易型的财富积累体系开始向资本自由型的财富积累体系转换，这是资本积累方式的根本改变，“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证券化”是这一变化的路径。也就是说，财富积累方式不是在生产和收入层面，而是在金融层面，通过产业金融化的方式对财富格局重新分配，以实现高效率的财富积累。
如果以资本活动的自由化作为财富积累方向的话，那么，如何使银行、证券利益最大化？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如何走向全球金融自由化？这就是美国战略型的大转换。
以国际市场的金融交易来看“经济金融化”。金融市场一天的交易额，1983年为23亿美元，2001年上升至1300亿美元；从一年的交易量来看，一般推定支持国际贸易与生产性投资的必要资金流量是8000亿美元，而2001年一年的金融总交易量约40万亿美元，显然，金融性活动远远超过生产性活动。[9]
一般来说，股票价格重视投资者的“公司股票的购入权”，通过报酬制度，把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可是，今天的证券市场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扩张，美国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Fannie Mac）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就是典型例子，在华尔街，这被称之为“风险的扩散”。可是，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本扩张方式。
经济金融化是通过金融证券化来实现的。80年代以前以储蓄贷款组合（S&L）为中心，对住宅购买资金实施贷款，即住宅按揭。因为长期融资的资金利息高，所以，储蓄贷款组合是通过长期利息（贷款利息）与短期利息（借入利息）之间的差额来获取利润的。可是，90年代初期，随着短期利率（借入利息）上涨，利率方面出现反向差价，储蓄贷款组合出现危机。银行进入住宅按揭。可是，银行持有长期住宅按揭以及抵押，利率差价风险巨大，所以，银行把贷款债权上市转卖，这就是金融证券化。债权证券化以后，银行可以在自己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把债权关系转卖出去。从表面上看，以长期高利率贷出，而实际上是通过短期转卖赚手续费，这就是银行借贷债权的证券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面向美国的投资体系逐渐形成，证券化的股票投资与住宅投资呈扩大趋势，从而使美国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例如，美国五家投资银行的总资产，1990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而2007年超过了30%。[11]问题是，国外资金向美国环流，致使美国的长期利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结果导致投资银行运用资产的膨胀，从而生成严重泡沫。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证券化”是以投机的、掠夺的方式进行的。如有组织的股票操作；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资产；通过合并、收购（M&A）强夺资产；公司欺诈行为，养老金的挪用等等。2008年2月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美国经济白皮书》承认，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次贷”是一种“掠夺型”贷款。[10]
金融危机产生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结构，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全球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国际资金回流。从美国资本的收支动向来看，次贷问题中所显现的、通过长期证券投资流入美国的资金额始终呈现一种高增长态势。
五、走出金融危机——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
市场原理主义善于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利己心”作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根据。本文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共感”(sympathy)为基础，它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然而，斯密又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显然，这是政治学层面的问题。由此可见，以利己心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必须维护社会的文明与自然法的正义，并以此来构筑市场秩序。亚当·斯密视野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道德科学为基础的。
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是“创造的破坏过程”，所谓“创造的破坏”是指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经济学的政治因素，对所有领域的国家权力持不信任感，从而把政府规制限于最小的范围内。这一破坏过程不仅仅涉及市场的制度体系，而且影响到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把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引向市场经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无规则的“自由”导致的市场崩溃所致。
社会所期待的是什么？是改善分配还是提高效率？或者是为了维护自由而牺牲效率和公平？在这完全不同质的社会，去创造一个多数人所追求的社会，并构筑实现这一目的、并作为手段的学问体系，这就是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尽早摒弃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走出金融危机的前提，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反思来实现。
（一）全球泡沫与全球治理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巨大的金融利益来自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泡沫经济，例如对中美洲国家，美国通过IMF与世界银行对其进行大量融资；对中东国家、非洲、东欧国家、新兴工业国地区以及亚洲国家以借贷方式渗透，从而形成全球性泡沫，正是在这种泡沫下，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自由化结构，全球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国际资金回流。所以，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所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必须采取全球治理，以稳定一国的金融秩序为前提，构筑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有效需求政策很难从制度上避免因投机产生的金融混乱
希望通过有效需求政策来制止金融市场的混乱是困难的。金融市场完全是按照与商品市场不同的理论来运作的。在商品市场，价格根据成本（原料费+工资）的变动与竞争原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是作为一个基本稳定的基准而存在的。可是，金融市场的价格与商品市场完全不同，它是极端地变动，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股市变动为例，1986年股市进入泡沫期，日经平均股价达到15000日元，但是到了1990年前又飙升38915日元，随后突然下滑，1992年落到14309日元。2倍以上的上涨，1/2以上的下跌，这种变动在商品市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流动性偏好利息论所持有的不确定预期，人们以股票价格的变动为目标，以投机的行为出现在证券市场，由于对将来预期的困惑，大众心理更趋向于一种投机的心态。
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因投机所产生的金融混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如果一旦发生证券泡沫，作为抑制的手段，对所有的交易征收重税，凯恩斯把它称之为股票的“转移税”。
（三）创造政府规制下的金融信用体系
在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者并不是在完全掌握技术知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认知机能与操作技能之间很难排除一些非确定性的或非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金融市场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式或者计算来预测金融市场的活动，而是通过构筑信用体系来规范金融市场的活动。
挽救美国金融危机必须致力于信用创造。在美国，资本急剧膨胀下的金融机构以及超越规制的所谓金融技术“创新”是金融市场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走出金融危机的首要条件是强化政府规制下的金融信用体系，如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信托，尤其是投机性的资金，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市场参加者必须向金融当局提交相关信息，信息提交成本远远小于金融市场危机所引发的成本。
由于资产价值由资金流入与贷出两个变数来决定，所以，金融当局必须对货币总量与信用状况两个层面进行监督，在政策决定过程中也必须同时考虑以上两个层面的问题。这是对资产价值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当局的职能不仅仅控制货币的供给量，更重要的是致力于信用创造，避免资产泡沫。
（四）宏观救市政策应该与微观救助政策相结合
布什政府曾经向市民们描绘过“所有权社会”构想，所以，对一般市民来说，房子是核心资产。在美国，参与“次贷”按揭的大约有700万左右，预计两年后还有约40%陷入无法履行债务的状态，其中黑人和西班牙语系的美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在美国，借款方如果不履行住宅按揭的话，贷款方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把借款方的住宅强制拍卖。例如在马里兰州的普林斯乔奇郡，黑人占绝大多数，但它是全美有数的富裕郡之一。可是，受“次贷”影响，该郡拍卖房屋也是最多的。从该州的统计数据来看，黑人的住宅所有者中间有54%是“次贷”按揭的借入方，同一州的西班牙语系的美国人有47%做了次贷按揭。[12]显然，这些人无法履行借贷承诺，于是，他们弃家而逃，而房屋被强制拍卖。然而，一旦住宅被强行拍卖的话，附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必然下跌，而房价持续下跌的话，“次贷”者弃家而逃的概率越高，空房拍卖的数量也就越多，从而引发拍卖的连锁反应。更可怕的结果是导致社区社会的荒废，并影响雇佣、教育、保健以及儿童福利，最终引致社会文明倒退。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宏观的救市政策与微观的救助政策如何整合，是防止社会崩溃的有效方法。
自由是每个人必须去尊重的，然而，自由不能仅仅解释为经济上的自由。在政治层面，自由表现为每个人对于幸福追求的权利，然而，对于自由的追求不能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修正。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的科学，它关注的是现代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无知，这也是走出金融危机的根本路径。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规划课题“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的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08BZZ002；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支持项目编号：J50406）
参考文献：
[1][3][4][5]伊東光晴.現代に生きるケインズ[M].岩波書店，2008：193，29，50，28．
[2]亚当·斯密著、水田洋译.道德情感论[M].（日）筑摩书房1973，58－59．
[6]R.Dahl and C.Lind Blom, Politics Economy and Welfare : Planning and Politico - 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 Harper, 1953.
[7]S.Krasner (ed), intermational Regimes (l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M.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ldess and l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10]David Harvey、渡边治訳.新自由主義――その歴史の展開と現在[M].株式会社作品社，2007、28．224．
[9]原伸次朗など.「米国発の金融危機とドル体制のゆくえ」[J].（日）《経済》2008、10、新日本出版社、14．
[11]ウォール街型経営の幕.日本経済新聞[N].2008-9-30.
[12] George Soros徳川家広訳.ソロスは警告する[M].講談社，2008,228.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翠玲
[关键词] 经济学；道德科学；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1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9）02－0058－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是以投机的、掠夺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以资本活动自由化作为财富积累方向的话，那么，如何使银行、券商利益的最大化？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如何走向全球金融自由化？作为主流的政府政策过程，美国实现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
一、在道德哲学中生成的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 (Adam Smith)、穆勒 (James Mill)，到马歇尔 (Aifred Marshll)、凯恩斯 (JohnMaynard Keynes)，经济学的体系都是在道德哲学中生成的。
从格拉斯哥（Glasgow）到牛津（Oxford）求学的亚当·斯密，在1751年回到他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他所教授的是道德哲学。1759年，斯密把他的道德哲学讲义写成《道德情操论》，并予以出版。1776年的《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的副产品，可是，亚当·斯密的成名作却是《国富论》。然而，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的时候，他已经勾画出从伦理基础到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建立起近代社会的秩序。
穆勒、马歇尔和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学经济学的时候，首先接触的是道德哲学。“道德科学”是19世纪后半期在剑桥大学盛行的一门学科，给予马歇尔巨大影响的是专门讲授“道德科学”的西丘库教授。马歇尔一直致力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并带着这一困惑进入经济学领域。马歇尔曾经这样写道：“我实质上是道德科学的弟子”。[1]凯恩斯在剑桥大学首先学到的也是道德哲学。凯恩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他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来自伦理学家穆尔的教诲。
道德哲学视野中的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知识、人为的制度、人性深层次的诠释以及因制度差异而显现的公正缺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其核心是道德哲学概念的“相互共感”。“共感”基于如下的假设：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来自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合理性来自人们利己的情感，即私利。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来自于私利驱动的竞争社会，它保障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只有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私利，才是追求幸福的条件。人的幸福不仅仅属于竞争中的获胜者，“经济人”的胜利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们需要一种“共感”，即共同感受到一味地追求私利会产生危及社会的行为，所以，“利己的种种情念”必须在维护文明社会的秩序与自然法正义的基础上，它才能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是《相互共感》的真正意义所在。[2]需要强调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著名论点——“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经济活动各主体在道德哲学下的市场秩序的维系。
显而易见，斯密从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出发，提出了适合于近代市场经济的新的伦理学原理——建立在道德世界和谐之上的“私利”。
无可置疑，经济学离不开生产理论，在古典派的生产理论体系中，自然法起着主要作用。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法则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构成了古典派的“自然体系”的生产法则，而近代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对李嘉图体系的改动，一个中心要点是加上了分配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就是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它显现了对人的理性的信赖。穆勒认为，“善”是人的理性，从长期来看，人的理性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从短期来看，是实现再分配。
英国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马歇尔继承了穆勒的经济学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现代化的基础。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考虑的中心问题与穆勒一样，是分配问题，“国民分配的研究”是《经济学原理》重要的章节。经济学层面的分配，从短期看，是围绕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所引起的对立；从长期看，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理性的两个层面，而人口问题的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收获的增加以及国民分配的增加，可以实现人们的富裕。显然，马歇尔的经济学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结构以“社会的哲学”为视角，同时，它又是建立在亚当·斯密以及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凯恩斯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然而，凯恩斯认为，自由不能仅仅解释为经济上的自由。在政治层面，自由表现为每个人对于幸福追求的权利，但是，对自由的追求不能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凯恩斯在《自由主义与工党》（1926）一文中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基础上的人类政治结构——“效率、公正与自由”。[3]无可置疑，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是一门道德的科学。
二、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
在美国的经济学教程中，对经济学是这样解释的：如果经济学是研究对稀缺性资源如何进行分配的话，那么经济学应该更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实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上述问题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在《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1932）一书中的阐述，从“分配”到“效率”，罗宾逊对英国经济学的正统学派——从马歇尔到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经济学体系提出了挑战。问题是，“分配”以价值判断为前提，罗宾逊提出的“实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实际上把价值判断剥离了经济学体系，从而把经济学引向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领域，最终实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经济学；其二，经济学是“手段”的学问。
（一）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经济学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目的是为了揭示自然法则。国家因环境、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是自然对象一般不会发生变化，自然科学法则可以超越人类而得以贯彻。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动机、有期待、有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曾经对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作过以下的论断：“苹果落在地上，但苹果没有动机；大地对苹果也没有期待，更没有对将来的预测”[4]，可是，经济学研究的是有行为意识的人，而且，这一行动的对象——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包括制度在内的，因国家制度差异而显现的社会差异也是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用一种模型或者对过去的统计数据来推断经济前景，这种方法是需要商榷的。例如，计量经济学就是用经济模型以及对过去的统计数据来推断某种经济现象发生的概率，并根据这一概率预测将来。然而，这一切都是以静态的假设为前提。1938年，当美国经济学家J.Tinbergen做成宏观经济模型的时候，凯恩斯对此持批判态度。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采用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它以过去预测将来，无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问题是，“过去”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生成的，如果依据过去的某一条件来推测将来，显然，它与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不适应的，因为效率是动态的，社会公正、自由也是多样的、动态的。在某一时期，也许提高效率比改善分配更重要，可是，政策对改善经济效率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体现为社会公正的失业、收入等问题不断在发生变化，它们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导致政策失效。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凯恩斯对罗宾逊经济学的“效率说”提出异议：“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即是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层面上的学问。”[5]
美国金融危机的起源是80年代以后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上把经济学的创新当作自然科学来对待。然而，金融市场所有的变数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可能朝着均衡点的方向发展，相反，它是沿着失衡的方面扩散。这就是现代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无知。所以，经济学家们不能沿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来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向。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对于过去的成效，很难保证其将来的有效性，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点。
（二）经济学是“手段”的学问
英国政治学家、思想家伯克（Burke）认为，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一种手段的学问（“The Political of Edmund Burke”1904，收藏于剑桥大学200本未发表的资料中）。伯克的理论基于以下的思考：政治理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政治，而作为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手段的政治是存在的，因为普遍性的政治理念是外力所给予的，这就是政治的手段。所以，政治学是一门手段的学问。把这一思路引向经济学领域，同样的论证告诉我们，没有实现其经济理念的经济，只有实现其手段的经济。例如，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显然是实现其经济理念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把伯克的解释引入经济学领域，同样，经济也好，经济学也好，其目的也是外力所给予的，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既然政治学与经济学都是一种“手段”的科学，那么对于一种“手段”的追求必须予以制约。
为此，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必须具备批判的精神和戒备心，如果无视这两方面的因素，那么，一味地追求经济效果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制度。以伦敦金融市场与华尔街金融市场为例，华尔街证券市场的交易手续费便宜，所以，美国人一般从事短期投资；而英国金融市场的交易手续费比美国高，所以英国人从事长期投资。以上英美两国的差异，并不是来自国民性的差异，而是制度差异，显然，这是一种手段的差异。手续费高，流动性受到损失，经济效率自然就低。1986年10月英国宣布“金融改革（Big Bang）”，英国公正交易厅开始着手调查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他们批判经纪人所谓的最低手续费限制，开放交易所的会员权，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于是，交易手续费大幅度下降。英国金融改革创设了一个无规则的场外市场，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从纽约向伦敦转移，为此，伦敦金融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再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可是，市场投机全面覆盖金融市场，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的推进下，金融市场投机化向全球蔓延，从而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显然，金融投机的泡沫是为了达到某种“效率”的手段，而政府介入是对这一手段的抑制。
在此可以作一个归纳，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效率”虽然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其研究范围比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分配问题更加宽厚、深入。经济学的道德科学研究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从而把视野延伸到了与自由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美国主流的政策过程
美国金融危机是来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而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它形成美国主流的经济政策的过程。然而，这一危机更有着政治经济的深层次背景。
（一）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形成背景及其政策动因
如何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西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不能让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再次威胁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战后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的重构，目的在于防范金融机构危机的再次发生。于是，新的世界体系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决算银行（BIS）都是基于国际关系的稳定而建立的。
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与稳定，政府着手建立劳资间的阶级协调体制，以建立国家、市场与民主主义的混合体制。美国两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罗伯特·达尔（R.Dahl）与查尔斯·林德伯络姆(C.Lind Blom)把这一路径描述为：和平、宽容、福利与稳定。[6]
多种形态的国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国家必须重视就业、经济增长与市民福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权力与市场过程必须步调一致，它包括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凯恩斯主义”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高度经济增长，政府对经济积极介入、对自由资本流动的规制、通过资本交易规制对金融实施一定的监控，等等，都取得了较好实效。在景气循环方面，由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也取得了较好效果。可以说，通过政府干预，形成了有规则的、有伦理基础的经济市场。然而，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被称作“被埋葬的自由主义”，它是指公司活动被置于政治的、社会的规制下，公司的经济产业战略被制约，有时被逆向推进。[7]
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致使“被埋葬的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逐渐陷入困境。
在经济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导致税收剧减，社会支出直线上升。世界各国的美元为了脱离美国统制，纷纷流向欧洲银行。1971年由于取消了固定汇率制，黄金失去了国际货币的基础机能，从而导致外汇市场动荡不安。英国在1975—1976年曾经接受IMF救济。如何重新构筑资本积累体系以克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临重大抉择。
在政治上，资本积累危机致使经济精英与统治高层明显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威胁。首先，因70年代资本积累危机引发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与城市社会运动合流，社会主义倾向抬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各地获得广泛支持，有些地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其次，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工人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在美国，占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占国民收入比例，从战前的16%下降到8%以下，尤其在资产价值方面，如股票、不动产与储蓄急剧跌落，从1965年的38%跌至1975年的22%。[8]
在美国，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大规模的规制改革，改革从环境保护到劳动安全以及公民权、消费者主权等一系列领域，但这些解决方法与资本积累要求相差甚远。在欧洲，希望通过协调国家主义和社团主义（corporatism）来实施国家规制，推进这一提案的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可是这也与资本积累目标不符。当时，一种意见是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国家干预，另一种意见主张取消企业与财界的种种束缚，重新确立市场自由。这两极化之间的论证，到了20世纪后期，后者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资本积累体系回归的条件如何确立？统治阶层把视角转向新自由主义。从国际层面来看，作为新正统性的华盛顿体系（Washington Consensus）为新自由主义转换提供了制度保障。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在政治经济中逐渐失去的权力和利益而转向新自由主义。
（二）“小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1947年，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以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哈耶克为中心，创设了朝圣山学社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学会忠实于个人的自由理念，他们信奉19世纪后半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理。他们认为，私利对财富与权力的渴望是人之本能最卑微的地方，可是它又是动员万人利益的最佳装置。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是保护私有制、个人自由以及企业的活动自由，新自由主义对所有领域的国家权力抱有不信任感。可见，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格格不入。显然，新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市场与国家是相互矛盾的。哈耶克在《自由的条件》一书中表达了他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古典派理论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制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斗争也至少持续一个世纪才能获得成功。”
哈耶克创设的朝圣山学社协会获得了各种财政的支援。在美国，对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天生就具有一种抗衡本能的富人和企业精英组成一个旨在反对混合经济的阵营，他们担忧在战时构筑的指令性经济在战后全面推进，为此组成了政治防御。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与学术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以及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因果的“小政府主义”。“小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但是它与美国崇尚自由的“最小国家”的主张不同，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小政府”，不是指政府规模的一种“量”的改变，而是对政府行为的“质”的制约。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新自由主义主张向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社会转换。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在全世界得以认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与1976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致使新自由主义与货币主义在各个政策领域开始发挥现实的作用。当时，政策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它们有雄厚的财源，例如伦敦经济问题研究所、华盛顿的世袭财团等。美国芝加哥大学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平台，其中就有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
新自由主义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并使其逐渐上升为美国主流的政策过程——以效率为中心，无限制的发挥公司活动的自由。然而，这是市场原理主义的、缺乏“共感”基础的价值理念。在那里，经济学是排除价值判断的一种科学，是抛弃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这就是罗宾逊在1932年《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的一种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成为市场原理主义的经济学，并作为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美国主流经济学。
四、“掠夺型”积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实现
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通过财富积累模式的转变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进下，美国贸易型的财富积累体系开始向资本自由型的财富积累体系转换，这是资本积累方式的根本改变，“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证券化”是这一变化的路径。也就是说，财富积累方式不是在生产和收入层面，而是在金融层面，通过产业金融化的方式对财富格局重新分配，以实现高效率的财富积累。
如果以资本活动的自由化作为财富积累方向的话，那么，如何使银行、证券利益最大化？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如何走向全球金融自由化？这就是美国战略型的大转换。
以国际市场的金融交易来看“经济金融化”。金融市场一天的交易额，1983年为23亿美元，2001年上升至1300亿美元；从一年的交易量来看，一般推定支持国际贸易与生产性投资的必要资金流量是8000亿美元，而2001年一年的金融总交易量约40万亿美元，显然，金融性活动远远超过生产性活动。[9]
一般来说，股票价格重视投资者的“公司股票的购入权”，通过报酬制度，把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可是，今天的证券市场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扩张，美国的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Fannie Mac）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就是典型例子，在华尔街，这被称之为“风险的扩散”。可是，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本扩张方式。
经济金融化是通过金融证券化来实现的。80年代以前以储蓄贷款组合（S&L）为中心，对住宅购买资金实施贷款，即住宅按揭。因为长期融资的资金利息高，所以，储蓄贷款组合是通过长期利息（贷款利息）与短期利息（借入利息）之间的差额来获取利润的。可是，90年代初期，随着短期利率（借入利息）上涨，利率方面出现反向差价，储蓄贷款组合出现危机。银行进入住宅按揭。可是，银行持有长期住宅按揭以及抵押，利率差价风险巨大，所以，银行把贷款债权上市转卖，这就是金融证券化。债权证券化以后，银行可以在自己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把债权关系转卖出去。从表面上看，以长期高利率贷出，而实际上是通过短期转卖赚手续费，这就是银行借贷债权的证券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面向美国的投资体系逐渐形成，证券化的股票投资与住宅投资呈扩大趋势，从而使美国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例如，美国五家投资银行的总资产，1990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而2007年超过了30%。[11]问题是，国外资金向美国环流，致使美国的长期利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结果导致投资银行运用资产的膨胀，从而生成严重泡沫。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证券化”是以投机的、掠夺的方式进行的。如有组织的股票操作；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资产；通过合并、收购（M&A）强夺资产；公司欺诈行为，养老金的挪用等等。2008年2月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美国经济白皮书》承认，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次贷”是一种“掠夺型”贷款。[10]
金融危机产生于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结构，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全球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国际资金回流。从美国资本的收支动向来看，次贷问题中所显现的、通过长期证券投资流入美国的资金额始终呈现一种高增长态势。
五、走出金融危机——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
市场原理主义善于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利己心”作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根据。本文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共感”(sympathy)为基础，它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然而，斯密又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显然，这是政治学层面的问题。由此可见，以利己心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必须维护社会的文明与自然法的正义，并以此来构筑市场秩序。亚当·斯密视野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道德科学为基础的。
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是“创造的破坏过程”，所谓“创造的破坏”是指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经济学的政治因素，对所有领域的国家权力持不信任感，从而把政府规制限于最小的范围内。这一破坏过程不仅仅涉及市场的制度体系，而且影响到社会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把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引向市场经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5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无规则的“自由”导致的市场崩溃所致。
社会所期待的是什么？是改善分配还是提高效率？或者是为了维护自由而牺牲效率和公平？在这完全不同质的社会，去创造一个多数人所追求的社会，并构筑实现这一目的、并作为手段的学问体系，这就是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尽早摒弃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走出金融危机的前提，经济学的道德科学回归，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反思来实现。
（一）全球泡沫与全球治理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巨大的金融利益来自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泡沫经济，例如对中美洲国家，美国通过IMF与世界银行对其进行大量融资；对中东国家、非洲、东欧国家、新兴工业国地区以及亚洲国家以借贷方式渗透，从而形成全球性泡沫，正是在这种泡沫下，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自由化结构，全球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国际资金回流。所以，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所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必须采取全球治理，以稳定一国的金融秩序为前提，构筑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有效需求政策很难从制度上避免因投机产生的金融混乱
希望通过有效需求政策来制止金融市场的混乱是困难的。金融市场完全是按照与商品市场不同的理论来运作的。在商品市场，价格根据成本（原料费+工资）的变动与竞争原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是作为一个基本稳定的基准而存在的。可是，金融市场的价格与商品市场完全不同，它是极端地变动，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股市变动为例，1986年股市进入泡沫期，日经平均股价达到15000日元，但是到了1990年前又飙升38915日元，随后突然下滑，1992年落到14309日元。2倍以上的上涨，1/2以上的下跌，这种变动在商品市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流动性偏好利息论所持有的不确定预期，人们以股票价格的变动为目标，以投机的行为出现在证券市场，由于对将来预期的困惑，大众心理更趋向于一种投机的心态。
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因投机所产生的金融混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如果一旦发生证券泡沫，作为抑制的手段，对所有的交易征收重税，凯恩斯把它称之为股票的“转移税”。
（三）创造政府规制下的金融信用体系
在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者并不是在完全掌握技术知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认知机能与操作技能之间很难排除一些非确定性的或非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金融市场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式或者计算来预测金融市场的活动，而是通过构筑信用体系来规范金融市场的活动。
挽救美国金融危机必须致力于信用创造。在美国，资本急剧膨胀下的金融机构以及超越规制的所谓金融技术“创新”是金融市场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走出金融危机的首要条件是强化政府规制下的金融信用体系，如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信托，尤其是投机性的资金，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市场参加者必须向金融当局提交相关信息，信息提交成本远远小于金融市场危机所引发的成本。
由于资产价值由资金流入与贷出两个变数来决定，所以，金融当局必须对货币总量与信用状况两个层面进行监督，在政策决定过程中也必须同时考虑以上两个层面的问题。这是对资产价值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当局的职能不仅仅控制货币的供给量，更重要的是致力于信用创造，避免资产泡沫。
（四）宏观救市政策应该与微观救助政策相结合
布什政府曾经向市民们描绘过“所有权社会”构想，所以，对一般市民来说，房子是核心资产。在美国，参与“次贷”按揭的大约有700万左右，预计两年后还有约40%陷入无法履行债务的状态，其中黑人和西班牙语系的美国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在美国，借款方如果不履行住宅按揭的话，贷款方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把借款方的住宅强制拍卖。例如在马里兰州的普林斯乔奇郡，黑人占绝大多数，但它是全美有数的富裕郡之一。可是，受“次贷”影响，该郡拍卖房屋也是最多的。从该州的统计数据来看，黑人的住宅所有者中间有54%是“次贷”按揭的借入方，同一州的西班牙语系的美国人有47%做了次贷按揭。[12]显然，这些人无法履行借贷承诺，于是，他们弃家而逃，而房屋被强制拍卖。然而，一旦住宅被强行拍卖的话，附近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必然下跌，而房价持续下跌的话，“次贷”者弃家而逃的概率越高，空房拍卖的数量也就越多，从而引发拍卖的连锁反应。更可怕的结果是导致社区社会的荒废，并影响雇佣、教育、保健以及儿童福利，最终引致社会文明倒退。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宏观的救市政策与微观的救助政策如何整合，是防止社会崩溃的有效方法。
自由是每个人必须去尊重的，然而，自由不能仅仅解释为经济上的自由。在政治层面，自由表现为每个人对于幸福追求的权利，然而，对于自由的追求不能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修正。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的科学，它关注的是现代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无知，这也是走出金融危机的根本路径。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规划课题“公共治理结构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的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08BZZ002；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支持项目编号：J50406）
参考文献：
[1][3][4][5]伊東光晴.現代に生きるケインズ[M].岩波書店，2008：193，29，50，28．
[2]亚当·斯密著、水田洋译.道德情感论[M].（日）筑摩书房1973，58－59．
[6]R.Dahl and C.Lind Blom, Politics Economy and Welfare : Planning and Politico - 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 Harper, 1953.
[7]S.Krasner (ed), intermational Regimes (l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M.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ldess and l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10]David Harvey、渡边治訳.新自由主義――その歴史の展開と現在[M].株式会社作品社，2007、28．224．
[9]原伸次朗など.「米国発の金融危機とドル体制のゆくえ」[J].（日）《経済》2008、10、新日本出版社、14．
[11]ウォール街型経営の幕.日本経済新聞[N].2008-9-30.
[12] George Soros徳川家広訳.ソロスは警告する[M].講談社，2008,228.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