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恶人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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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除了帝王、將相之外,也不乏巨贾、酷吏、游侠、刺客以至滑稽之类的角色。显然,这是因为他们是某一阶层的代表,在这些人物的荣辱兴衰中,往往辐射着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铸成同志的《杜月笙正传》和《哈同外传》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新品种。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不仅能使读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有形象的认识,它们的出版也使读者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将会看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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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五大出版社、二大印刷公司和五家大中小书店归来,时间已过了四个月,但从日本朋友那里带回的无比温暖的友情,所见所闻给我增长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多种感受和联想,至今萦绕心怀。此行收获中最值得一记的,莫过于讲谈社提供我的该社内部史料,帮助我了解到当年仓石武四郎为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付出的多么可贵而结果徒劳的心血。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央社
一种文学观或批评观是怎样确立的?它们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什么联系?意识形态的转变如何作用于文学观和批评观的转变?这的确是呼唤我们深思的问题。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看,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观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和十八世纪末产生的现代美学思想——浪漫主义文学观;与之相对应的两大批评观是古代基督教社会形成的目的论阐释学和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确立的内在论阐释学。当然,
古代印度哲学派别繁多,经典浩瀚,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曾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到了近现代,印度人民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哲学传统和思想遗产的,他们又是怎样以哲学思维的形式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和渴望平等的愿望的呢?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的翻译出版,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一     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Ghose)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编者别具匠心,在这本诗集中没有标出哪些是舒婷所写、哪些是顾城所作。这样,就给这本诗集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检验自己欣赏辨别能力的机会。我觉得要想在舒婷和顾城的男女二重唱中,辨别出他们各自的声音来,就要善于把握他们的抒情个性的区别,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井和风筝的迥别。  舒婷曾写到:呵,母亲,/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
吴亮:  知道你的第一本集子《文学与选择》即将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虽然是比你年长十多岁的朋友,但是,在精神探索的行程中,我却常常愿意抬起头来,看看你的表情。这倒并不是说你的学问已很深,而是因为你往往能比较活泼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有时,我觉得你的脑袋真象一架飞转的磨盘。磨盘里的料不一定很多(不是吗,如果料加得过多过猛,磨盘反而阻塞,难以转动),但不停地飞呀,转呀,磨槽里满溢着新鲜的浆汁——当然,可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1950年生,197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同年在苏联驻斯里兰卡使馆开始外交事业。曾在苏联外交部及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工作。1990年至1992年任俄罗斯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局长、国际组织和全球事务司司长,1992年任俄外交部副部长,1994年任俄常驻联合国代表,2004年起任外长。2015年被授予一等“祖国功勋”勋章。  春分节气刚过,桂林正是春意盎然时。俄罗斯
在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中,对克罗齐美学思想,许多同志持全盘否定或者不屑一顾的态度。我读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却觉得作为哲学—美学史大“圆圈”上的一个小“圆圈”,克罗齐美学自有其独到之处和存在价值,亦自有其内部矛盾和局限弱点。  克罗齐的最著名的美学观点是:艺术(审美)=直觉=表现。这一观点中最有价值的,依我看,就是它看到了带有直觉性的艺术、审美与“表现”的联系与统一。所谓“表现”——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中,以史学名世而又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应首推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其间岑仲勉先生以考据见长。他以大量精确而令人信服的资料为隋唐史及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天地。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而仲勉先生本人也受到同辈和后辈学者、研究工作者的敬重。陈寅恪先生对岑仲勉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推崇的,其晚年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曾多次引用了仲勉先生的学术成果。我
2014年1月6日出版总第238期  201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在当年首期《环球人物》封面上,标题是《普京的强硬基因》。曾在强力部门工作的他,行事果断,个性强硬,深受“战斗民族”的爱戴。他也是当今国际政坛最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政要。  15年来,普京多次出现在《环球人物》杂志和新媒体上,几乎成为我们的“票房保证”,每每创造高销量、高点击。他始终强势,始终有趣,始终个性十足,也始终对华友好。在创刊1
说人有感性的与理性的之分,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已区别了感觉与思维。后来,经验论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唯理论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尽管所执非一,但感性与理性的划分似乎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定论。康德更在两者之间加上了“知性”范畴,然而这于本文的主题似无关紧要,因为我要说的仅仅是:认识的人与实践的人是统一的,感性认识只能导致感性实践,这同理性指导下的实践须待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