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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访问哈佛大学，曾经走近奎因(也被译为“蒯因”)，听他身边的人讲述他的故事，感觉十分亲切。今天翻阅刚刚出版的奎因中译本选集，似乎再一次走近了他。他的语言文字，他的思想精神，依然是活生生的，尽管他已是一位历史人物。以下前两部分文字写于2001年，记录了我两次不同的感受。
一
2000年的圣诞节，奎因教授(W.V.O.Quine)没有能够和人们一起度过。就在这一天，这位美国著名哲学家溘然离世，享年92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从西部回到哈佛以后，在1月18日出版的哈佛大学校报上看到的。该报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奎因，92岁，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哲学家”，并配有一张奎因在办公室里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对认识论和哲学的贡献”。面对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觉是深深的遗憾。
搞哲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触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读了他的《从逻辑的观点看》和《语词和对象》，觉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优美。后来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论文，逐渐体会到一种切入哲学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兴趣。近几年来由于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又读了他的一些论著，真正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坚持一阶逻辑，由此也使我对他关于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区别的论述十分重视。这次能够来哈佛，非常高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奎因在这里。他不仅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了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到1978年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后，他在学术界依然十分活跃。由于他的工作成就和影响，哈佛大学哲学系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的旗帜，而且成为国际学术界分析哲学的重镇。能来哈佛，不仅可以了解美国哲学界的状况，而且我本以为可以拜访奎因，好好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接触了解了美国哲学界，却没有能够见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仅从哈佛来体会美国哲学界，可以说不谈奎因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关于本體论承诺的论述，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等等，几乎成为讨论中的常识。而且，这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中也频繁出现。而在国际学术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论著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仅从我国来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名著《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和《真之追求》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涂纪亮和陈波先生正在组织一些学者努力翻译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铭学兄担任其中一卷的主编。去年，他在病床上两次托付我帮助他把这一卷校好。由于出国，我只来得及校阅了两章译稿，而把其他译稿的校对工作交给了学兄张清宇。据我所知，担任奎因著作翻译主编工作的还有陈启伟和张家龙两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学者自觉自愿，一起翻译介绍奎因的思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来到奎因身边，却没有能够见到他，怎能不遗憾呢?
我想拜访奎因，并非异想天开。我与他不仅有过文字来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来，除了学习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译介绍过他的思想。十几年前，王炳文先生请我帮助翻译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的名著《当代哲学主流》。记得当时我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辞，因此答应只翻译一章，结果他给我的一章就是专门讲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读了奎因刚刚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觉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于是写信给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版权问题。奎因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并寄来即将出的修订版的修改部分。1996年10月，我应邀到日本讲学，恰巧参加了在日本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行的第12届京都授奖庆祝会和学术研讨会，有幸见到了88岁高龄的获奖者奎因先生，并听了他做的报告“本能，具体化和外延性”。会议期间，我与奎因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请他为《真之追求》的中译本写一个序。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除了寄来中译本序以外，他还给我寄过几篇论文。有这些交往，我本以为拜访奎因先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来到哈佛以后，我听说一年以前，德雷本(Dreben,B.)教授去世，奎因还出席了他的葬礼。因此我觉得见到奎因先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000年10月，我特意带着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提出要拜访奎因教授。系秘书对我说，他身体很不好(He is not well)，不能见外人了，有事情可以与他的儿子联系，由他的儿子转达。我从系秘书的眼神和语气里明白了奎因的状况，因此只是向系秘书要了一个信封和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夹在书里装进去，请系秘书交给奎因的儿子。我在纸上写道：“我把这本书送给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时希望奎因教授看到这个中文译本会感到高兴。”我甚至没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遗憾是如此清晰，我终于发现，当时在我失望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不是没有企盼的。直到3月8日，开过奎因纪念会之后，从奎因的儿子给我的来信我才知道，他父亲看到这个中译本“很激动”(thrilled)，这使我也很激动。
哈佛校报的文章里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对奎因的评价，包括哈佛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帕森斯(C.Parsons)和普特南(H.Putnam)。我觉得，其中帕森斯的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sociable)，但是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就不喜欢说。”这使我想起奎因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特意用中文写上“王”来称呼我。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一定很有趣”。对于后面一句话，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这样的学者，并不是愿意什么都谈的，因此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学期应该去问一问帕森斯教授，这样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来，人们与它们总是永远可以尽情交往的。
(2001年于哈佛)
二
2001年3月2日下午3点，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爱默生楼一层报告厅举行了“奎因纪念会”。硕大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讲台正中树一幅奎因像，前面摆放着许多奎因的著作。左边设一个讲台，有话筒，右边支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巨幅奎因像。大厅两侧陈列一些奎因的生活照，大小不一。虽然这一天下了小雨雪，但是前来参加会的人仍然很多，三四百人的大厅几乎坐满。看到一些与会者走路甚至颤颤巍巍，使我不禁想起一周以前欣迪卡教授对我说，非常遗憾，由于到巴黎去开会，他无法来参加这个纪念奎因的会。显然，奎因的人缘不错。
本来我以为，纪念一位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人们一定会“歌功颂德”。这样，发言者一定会从各自的角度高度评价奎因的思想。为此，我特意借了一个录音机，准备录下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结果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由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哥尔德法尔博(Goldfarb)主持。他简要介绍了奎因的生平经历，然后介绍了纪念会的程序。接下来，一些著名学者，包括福雷斯达尔(D． Follesdal)和普特南等，与奎因的子女交替发言。发言完全是个人化的，而且其间还穿插播放一些奎因生前喜欢听的音乐片断。这个纪念会真是别开生面!我在心里不禁称奇叫绝，同时也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从一些与奎因最亲近的人和好友那里，我不仅对奎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奎因的儿子道格拉斯·奎因讲了奎因当年去乡村夜总会的故事。这是一次平凡的活动，却产生了不平凡的结果。夜总会上一首流行歌曲使奎因一部严肃的哲学名著获得了名字，这就是《从逻辑的观点看》。我读过这本书，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因此，当会场真的播放起这只歌曲的时候，我好像也亲临其境。虽然我不熟悉这首歌，也记不住它的曲调，但是我确实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歌中唱到“从逻辑的观点看”。
奎因的另一部名著是《语词和对象》，有人称它是本世纪两部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我读过多遍。但是从他儿子的回忆里我才知道，这本书写了7年。当年，奎因把装着这本书书稿的皮包挂在屋门的挂钩上，对家里人说，如果着火，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东西。可见这本书凝聚了他多少心血，他对这本书又是多么的重视。用他儿子的话说，那时奎因的态度使他体会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然而，同样是这本书，从波士顿大学弗罗依德(J.Floyd)教授的回忆中，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奎因晚年对她说，在他的著作中，这本书不属于他最喜欢的。“整个说来，他更喜欢他写的逻辑教科书，因为它们比他那些更思辨的哲学著作给他更大的满足感”。奎因甚至在送给她丈夫德雷本(B.Dreben)教授的那本《语词和对象》上写道：“送给波特，但是不送他可能会更好”。奎因这种极其真诚坦白的态度，让弗罗依德教授也感到非常吃惊。我们都写过书，出过书，可能也会有过某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但是，在奎因面前，这样的感觉真是惭愧!我想，除了逻辑与哲学的区别，以及对逻辑和哲学的不同看法外，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弗罗依德教授还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丈夫开车送奎因回家。在车上奎因说到一个德国学者给他来信，问他在数学哲学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中，愿意捍卫哪一种立场。奎因对这种提问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在他看来，让一个哲学家对号入座到一种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中，这是“极大的耻辱”。这个故事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后来我和弗罗依德教授交谈的时候，又提起这个话题。她再次给我描述了一遍，并且富有表情地说，你看到奎因那种态度，就会明白他气愤到什么程度。我想，奎因的强烈反应无疑显示出他在好友面前的轻松和对朋友的信任，也表现出老年人的天真率直，但是也许更体现了他对哲学一种本能的理解。哲学是智慧之学，人为地给它制造出种种条条框框，或者使它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难道不正是违反哲学的本性吗?
在纪念会上，我还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与逻辑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经济系的弗里德曼(B.Friedman)教授说，有一次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来哈佛访问，奎因招待艾耶尔吃饭，他作陪。如今谈的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只记得，他们一点也没有谈哲学”。奎因的儿子是搞生物研究的，他说，奎因曾对他学院里的研究会提出一些“很有洞察力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与同行的那些问题相匹敌。弗罗依德教授说，有一次奎因向她和她父亲谈起他们的名字“Floyd”是威尔士语，而且教她们如何发音。还有现场陈列的奎因当年使用的那台打字机，为了书写逻辑符號，奎因亲手对上面的字母进行了改造。如今，它已经成为“文物”。此外，三十多年如一日，奎因拿着锄头，在自家屋后的小河沟里清除堵塞水流的树叶和树枝，并把这种放松精神的方式称为“除污”。所有这些，为我们展现了奎因人生中的另一面，使奎因的形象更为丰满。然而，我更多的感想是，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项事业。尽管奎因才华横溢，智慧超人，但是他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对待逻辑和哲学，因此成就了今天的奎因，也成就了历史的奎因。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我辈学人须认真思考和学习的。也正因为这样，当我听到人们回忆他晚年记忆力开始衰退时的处境，尽管人们赞扬他“仍然不断抗争”，我却似乎可以体会到他的痛苦，一个纯粹学者的痛苦。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鞭策。
奎因不是完人，同样会犯一些有趣的错误。他在1985年日记本上对计算机有一段评价：
计算机确实使事情做慢了，但是必须要说，它们为一些人创造了就业机
会，否则这些人就会失业。他儿子是计算机专家，对这段话的评价是“确实是有些离谱”。不过，从大家听到这段话爆发出的笑声，让我感到，大家对奎因是那样的理解，那样的友好，感情非同一般。普特南在发言时一上来就说，自己听到这个会的消息以后，两个月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万(他们对奎因的爱称)?”喜欢奎因，自然是他的情感和经验，但是当他像哲学家那样问起为什么的时候，一定还有更深的含义。我没有普特南或奎因那些同事、学生、朋友那样切身的体会，但是我却对他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奎因确实是非常可爱!我知道，这个回答太朴素了。也许，它其实算不得一个答案，只是我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录音机录下来的，而是从会场的气氛中体验到的。然而它却是非常真切的。
(2001年于哈佛)
三
中译《蒯因著作集》共六大卷，以《从刺激到科学》结束。奎因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已是87岁高龄。这使我感慨万分：奎因的学术生命很长，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令我崇敬和钦佩不已：奎因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哲学家。
我国学界有一种现象，许多学者的学术生命似乎会逐渐衰竭甚至会突然中止。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固然可以解释像金岳霖等老一辈学者，但是在今天却很难说通。我们经常看到的表述是“诱惑”和“浮躁”，它们似乎说明了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对此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和追求。没有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奎因那样长久的学术生命。没有对学术正确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不可能取得奎因那样的成就。
什么是奎因的生活方式?一个美国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哈佛大学教授在退休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学校会有一些老师来听他的一堂课。这个仪式比较正式，参加者衣冠楚楚。由于奎因是著名教授，因此在他1978年退休的仪式上来了许多人，包括哈佛大学的一些领导和知名人士。那个教授对我说：“你知道奎因讲什么吗?他讲解上一堂课布置的逻辑习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外界干扰，不为他人所动。如果说这个故事体现了奎因在课堂上的情况，那么他的著作集则反映出他在课堂以外的情况。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少数一两篇非学术研究的文章也是与学术相关的。
奎因是纯粹的哲学家。说他纯粹，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只限于逻辑和哲学。他的声誉是凭借他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成就，而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而且，他的成 就是哲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哲学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比如一个人无论是自诩为物理学家还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绩的，而且他的成绩一定是得到承认的。但是不少以哲学家自居或被称为哲学家的名人却得不到哲学界的认同。原因主要就在于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不属于或者主要不属于哲学领域。我常说，不要以为身在哲学所或哲学系，谈论的就一定是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有自身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既是学术的，也是专业的。专业决定了文字论述的范围，学术则要求文字的论述是研究性的东西。很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觉得这不过是对哲学理解的不同，他们总认为或希望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对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样的认识往往直接导致哲学在学术和专业上的削弱，而这样的希望常常会赋予哲学不恰当的社会功能。奎因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会使外行人感兴趣”，他也看不出为什么外行人应该关注他“在哲学中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哲学家们从专业意义来说并非特别适合”，“引起灵感和进行诱导”。我们应当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但是哲学家们“也并非特别适合于”这样做。他甚至明确地说：“智慧才是那种可能满足这些始终是迫切需要的东西：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学)并非必要”。这不仅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只有在满足温饱以后才来研究形而上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层次(其他层次与第一哲学)的区别，还是奎因关于专业的区别，都说明哲学有自己特殊的范围，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我不知道是奎因的这种看法导致他自己成为一位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由于他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才有了这样一种看法。但是我赞同他的观点，而且我相信，他的学术成就与他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用奎因的话说，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奎因是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现代逻辑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同时使哲学讨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使许多人抱怨、质疑、批评、甚至反对分析哲学。但是奎因对这样一种哲学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在他看来，我们在哲学名义下所探讨的东西，有许多就是被我们看作是知识体系中“最技术性部分的那种东西”。奎因哲学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锐著称，许多著作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难不在于语言方面，而主要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而且是很强的技术性。在他讨论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书写流畅漂亮，特别是，他始终运用现代逻辑来探讨那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质疑，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著名假说，他做出的“真即去引号”的解释，他建立的“没有同一就没有实体”、“是乃是变元的值”等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充满了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和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如今这些理论成果已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常识，但是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奎因哲学的实质是什么，他的追求又是什么。
我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已有很长的时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许多内容，人们似乎也很容易接受，比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是唯独对分析哲学，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那么愿意接受。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说则有两个：一个在于对逻辑的理解，另一个在于对哲学的理解。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因而缺乏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因而认识不到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对哲学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如何理解哲学，应该如何研究哲学，这其实也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问题。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若以人们可以普遍地谈论哲学为目标，那么在逻辑方面的高要求就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然而，真是到了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的时候，大概也就不會出什么哲学家，更不会产生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了。因此我同意奎因的观点，哲学家关心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哲学也并不是普遍需要的；而且哲学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是技术性的。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讨论哲学的方法上不断出现进步，哲学能够发展起来吗?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奎因，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奎因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柏拉图，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柏拉图吗?可能会有不少人说“能够”，可我的问题是：凭什么?难道我们自己会比柏拉图更聪明吗?是凭我们会用电脑了吗?
(《蒯因著作集》，6卷本，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8.00元)
一
2000年的圣诞节，奎因教授(W.V.O.Quine)没有能够和人们一起度过。就在这一天，这位美国著名哲学家溘然离世，享年92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从西部回到哈佛以后，在1月18日出版的哈佛大学校报上看到的。该报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奎因，92岁，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哲学家”，并配有一张奎因在办公室里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对认识论和哲学的贡献”。面对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觉是深深的遗憾。
搞哲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触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读了他的《从逻辑的观点看》和《语词和对象》，觉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优美。后来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论文，逐渐体会到一种切入哲学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兴趣。近几年来由于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又读了他的一些论著，真正体会到他为什么会坚持一阶逻辑，由此也使我对他关于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区别的论述十分重视。这次能够来哈佛，非常高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奎因在这里。他不仅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了博士学位，而且从1933年到1978年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后，他在学术界依然十分活跃。由于他的工作成就和影响，哈佛大学哲学系不仅是美国分析哲学的旗帜，而且成为国际学术界分析哲学的重镇。能来哈佛，不仅可以了解美国哲学界的状况，而且我本以为可以拜访奎因，好好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接触了解了美国哲学界，却没有能够见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仅从哈佛来体会美国哲学界，可以说不谈奎因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关于本體论承诺的论述，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等等，几乎成为讨论中的常识。而且，这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中也频繁出现。而在国际学术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论著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仅从我国来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名著《从逻辑的观点看》《逻辑哲学》和《真之追求》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目前涂纪亮和陈波先生正在组织一些学者努力翻译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铭学兄担任其中一卷的主编。去年，他在病床上两次托付我帮助他把这一卷校好。由于出国，我只来得及校阅了两章译稿，而把其他译稿的校对工作交给了学兄张清宇。据我所知，担任奎因著作翻译主编工作的还有陈启伟和张家龙两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学者自觉自愿，一起翻译介绍奎因的思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来到奎因身边，却没有能够见到他，怎能不遗憾呢?
我想拜访奎因，并非异想天开。我与他不仅有过文字来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来，除了学习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译介绍过他的思想。十几年前，王炳文先生请我帮助翻译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的名著《当代哲学主流》。记得当时我刚从德国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辞，因此答应只翻译一章，结果他给我的一章就是专门讲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读了奎因刚刚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觉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于是写信给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版权问题。奎因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并寄来即将出的修订版的修改部分。1996年10月，我应邀到日本讲学，恰巧参加了在日本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行的第12届京都授奖庆祝会和学术研讨会，有幸见到了88岁高龄的获奖者奎因先生，并听了他做的报告“本能，具体化和外延性”。会议期间，我与奎因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请他为《真之追求》的中译本写一个序。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除了寄来中译本序以外，他还给我寄过几篇论文。有这些交往，我本以为拜访奎因先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来到哈佛以后，我听说一年以前，德雷本(Dreben,B.)教授去世，奎因还出席了他的葬礼。因此我觉得见到奎因先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000年10月，我特意带着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提出要拜访奎因教授。系秘书对我说，他身体很不好(He is not well)，不能见外人了，有事情可以与他的儿子联系，由他的儿子转达。我从系秘书的眼神和语气里明白了奎因的状况，因此只是向系秘书要了一个信封和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夹在书里装进去，请系秘书交给奎因的儿子。我在纸上写道：“我把这本书送给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时希望奎因教授看到这个中文译本会感到高兴。”我甚至没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遗憾是如此清晰，我终于发现，当时在我失望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不是没有企盼的。直到3月8日，开过奎因纪念会之后，从奎因的儿子给我的来信我才知道，他父亲看到这个中译本“很激动”(thrilled)，这使我也很激动。
哈佛校报的文章里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对奎因的评价，包括哈佛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帕森斯(C.Parsons)和普特南(H.Putnam)。我觉得，其中帕森斯的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sociable)，但是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就不喜欢说。”这使我想起奎因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特意用中文写上“王”来称呼我。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一定很有趣”。对于后面一句话，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这样的学者，并不是愿意什么都谈的，因此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学期应该去问一问帕森斯教授，这样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不管怎样，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来，人们与它们总是永远可以尽情交往的。
(2001年于哈佛)
二
2001年3月2日下午3点，哈佛大学哲学系在爱默生楼一层报告厅举行了“奎因纪念会”。硕大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讲台正中树一幅奎因像，前面摆放着许多奎因的著作。左边设一个讲台，有话筒，右边支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巨幅奎因像。大厅两侧陈列一些奎因的生活照，大小不一。虽然这一天下了小雨雪，但是前来参加会的人仍然很多，三四百人的大厅几乎坐满。看到一些与会者走路甚至颤颤巍巍，使我不禁想起一周以前欣迪卡教授对我说，非常遗憾，由于到巴黎去开会，他无法来参加这个纪念奎因的会。显然，奎因的人缘不错。
本来我以为，纪念一位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人们一定会“歌功颂德”。这样，发言者一定会从各自的角度高度评价奎因的思想。为此，我特意借了一个录音机，准备录下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结果却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会议由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哥尔德法尔博(Goldfarb)主持。他简要介绍了奎因的生平经历，然后介绍了纪念会的程序。接下来，一些著名学者，包括福雷斯达尔(D． Follesdal)和普特南等，与奎因的子女交替发言。发言完全是个人化的，而且其间还穿插播放一些奎因生前喜欢听的音乐片断。这个纪念会真是别开生面!我在心里不禁称奇叫绝，同时也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从一些与奎因最亲近的人和好友那里，我不仅对奎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奎因的儿子道格拉斯·奎因讲了奎因当年去乡村夜总会的故事。这是一次平凡的活动，却产生了不平凡的结果。夜总会上一首流行歌曲使奎因一部严肃的哲学名著获得了名字，这就是《从逻辑的观点看》。我读过这本书，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因此，当会场真的播放起这只歌曲的时候，我好像也亲临其境。虽然我不熟悉这首歌，也记不住它的曲调，但是我确实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歌中唱到“从逻辑的观点看”。
奎因的另一部名著是《语词和对象》，有人称它是本世纪两部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这本书我读过多遍。但是从他儿子的回忆里我才知道，这本书写了7年。当年，奎因把装着这本书书稿的皮包挂在屋门的挂钩上，对家里人说，如果着火，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东西。可见这本书凝聚了他多少心血，他对这本书又是多么的重视。用他儿子的话说，那时奎因的态度使他体会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然而，同样是这本书，从波士顿大学弗罗依德(J.Floyd)教授的回忆中，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奎因晚年对她说，在他的著作中，这本书不属于他最喜欢的。“整个说来，他更喜欢他写的逻辑教科书，因为它们比他那些更思辨的哲学著作给他更大的满足感”。奎因甚至在送给她丈夫德雷本(B.Dreben)教授的那本《语词和对象》上写道：“送给波特，但是不送他可能会更好”。奎因这种极其真诚坦白的态度，让弗罗依德教授也感到非常吃惊。我们都写过书，出过书，可能也会有过某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但是，在奎因面前，这样的感觉真是惭愧!我想，除了逻辑与哲学的区别，以及对逻辑和哲学的不同看法外，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弗罗依德教授还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丈夫开车送奎因回家。在车上奎因说到一个德国学者给他来信，问他在数学哲学的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中，愿意捍卫哪一种立场。奎因对这种提问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在他看来，让一个哲学家对号入座到一种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中，这是“极大的耻辱”。这个故事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后来我和弗罗依德教授交谈的时候，又提起这个话题。她再次给我描述了一遍，并且富有表情地说，你看到奎因那种态度，就会明白他气愤到什么程度。我想，奎因的强烈反应无疑显示出他在好友面前的轻松和对朋友的信任，也表现出老年人的天真率直，但是也许更体现了他对哲学一种本能的理解。哲学是智慧之学，人为地给它制造出种种条条框框，或者使它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难道不正是违反哲学的本性吗?
在纪念会上，我还听到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与逻辑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经济系的弗里德曼(B.Friedman)教授说，有一次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来哈佛访问，奎因招待艾耶尔吃饭，他作陪。如今谈的是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只记得，他们一点也没有谈哲学”。奎因的儿子是搞生物研究的，他说，奎因曾对他学院里的研究会提出一些“很有洞察力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与同行的那些问题相匹敌。弗罗依德教授说，有一次奎因向她和她父亲谈起他们的名字“Floyd”是威尔士语，而且教她们如何发音。还有现场陈列的奎因当年使用的那台打字机，为了书写逻辑符號，奎因亲手对上面的字母进行了改造。如今，它已经成为“文物”。此外，三十多年如一日，奎因拿着锄头，在自家屋后的小河沟里清除堵塞水流的树叶和树枝，并把这种放松精神的方式称为“除污”。所有这些，为我们展现了奎因人生中的另一面，使奎因的形象更为丰满。然而，我更多的感想是，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项事业。尽管奎因才华横溢，智慧超人，但是他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对待逻辑和哲学，因此成就了今天的奎因，也成就了历史的奎因。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我辈学人须认真思考和学习的。也正因为这样，当我听到人们回忆他晚年记忆力开始衰退时的处境，尽管人们赞扬他“仍然不断抗争”，我却似乎可以体会到他的痛苦，一个纯粹学者的痛苦。这种精神令我感动，也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鞭策。
奎因不是完人，同样会犯一些有趣的错误。他在1985年日记本上对计算机有一段评价：
计算机确实使事情做慢了，但是必须要说，它们为一些人创造了就业机
会，否则这些人就会失业。他儿子是计算机专家，对这段话的评价是“确实是有些离谱”。不过，从大家听到这段话爆发出的笑声，让我感到，大家对奎因是那样的理解，那样的友好，感情非同一般。普特南在发言时一上来就说，自己听到这个会的消息以后，两个月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万(他们对奎因的爱称)?”喜欢奎因，自然是他的情感和经验，但是当他像哲学家那样问起为什么的时候，一定还有更深的含义。我没有普特南或奎因那些同事、学生、朋友那样切身的体会，但是我却对他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奎因确实是非常可爱!我知道，这个回答太朴素了。也许，它其实算不得一个答案，只是我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录音机录下来的，而是从会场的气氛中体验到的。然而它却是非常真切的。
(2001年于哈佛)
三
中译《蒯因著作集》共六大卷，以《从刺激到科学》结束。奎因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已是87岁高龄。这使我感慨万分：奎因的学术生命很长，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令我崇敬和钦佩不已：奎因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哲学家。
我国学界有一种现象，许多学者的学术生命似乎会逐渐衰竭甚至会突然中止。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固然可以解释像金岳霖等老一辈学者，但是在今天却很难说通。我们经常看到的表述是“诱惑”和“浮躁”，它们似乎说明了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对此我却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和追求。没有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奎因那样长久的学术生命。没有对学术正确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不可能取得奎因那样的成就。
什么是奎因的生活方式?一个美国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哈佛大学教授在退休的时候有一个仪式：学校会有一些老师来听他的一堂课。这个仪式比较正式，参加者衣冠楚楚。由于奎因是著名教授，因此在他1978年退休的仪式上来了许多人，包括哈佛大学的一些领导和知名人士。那个教授对我说：“你知道奎因讲什么吗?他讲解上一堂课布置的逻辑习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外界干扰，不为他人所动。如果说这个故事体现了奎因在课堂上的情况，那么他的著作集则反映出他在课堂以外的情况。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少数一两篇非学术研究的文章也是与学术相关的。
奎因是纯粹的哲学家。说他纯粹，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只限于逻辑和哲学。他的声誉是凭借他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成就，而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而且，他的成 就是哲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哲学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比如一个人无论是自诩为物理学家还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绩的，而且他的成绩一定是得到承认的。但是不少以哲学家自居或被称为哲学家的名人却得不到哲学界的认同。原因主要就在于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不属于或者主要不属于哲学领域。我常说，不要以为身在哲学所或哲学系，谈论的就一定是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有自身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既是学术的，也是专业的。专业决定了文字论述的范围，学术则要求文字的论述是研究性的东西。很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觉得这不过是对哲学理解的不同，他们总认为或希望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对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样的认识往往直接导致哲学在学术和专业上的削弱，而这样的希望常常会赋予哲学不恰当的社会功能。奎因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会使外行人感兴趣”，他也看不出为什么外行人应该关注他“在哲学中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哲学家们从专业意义来说并非特别适合”，“引起灵感和进行诱导”。我们应当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但是哲学家们“也并非特别适合于”这样做。他甚至明确地说：“智慧才是那种可能满足这些始终是迫切需要的东西：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学)并非必要”。这不仅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只有在满足温饱以后才来研究形而上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层次(其他层次与第一哲学)的区别，还是奎因关于专业的区别，都说明哲学有自己特殊的范围，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我不知道是奎因的这种看法导致他自己成为一位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由于他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才有了这样一种看法。但是我赞同他的观点，而且我相信，他的学术成就与他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用奎因的话说，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奎因是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现代逻辑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同时使哲学讨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使许多人抱怨、质疑、批评、甚至反对分析哲学。但是奎因对这样一种哲学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在他看来，我们在哲学名义下所探讨的东西，有许多就是被我们看作是知识体系中“最技术性部分的那种东西”。奎因哲学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锐著称，许多著作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难不在于语言方面，而主要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而且是很强的技术性。在他讨论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书写流畅漂亮，特别是，他始终运用现代逻辑来探讨那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质疑，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著名假说，他做出的“真即去引号”的解释，他建立的“没有同一就没有实体”、“是乃是变元的值”等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充满了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和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如今这些理论成果已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常识，但是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奎因哲学的实质是什么，他的追求又是什么。
我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已有很长的时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许多内容，人们似乎也很容易接受，比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是唯独对分析哲学，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那么愿意接受。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说则有两个：一个在于对逻辑的理解，另一个在于对哲学的理解。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因而缺乏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因而认识不到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对哲学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如何理解哲学，应该如何研究哲学，这其实也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问题。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若以人们可以普遍地谈论哲学为目标，那么在逻辑方面的高要求就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然而，真是到了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的时候，大概也就不會出什么哲学家，更不会产生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了。因此我同意奎因的观点，哲学家关心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哲学也并不是普遍需要的；而且哲学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是技术性的。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讨论哲学的方法上不断出现进步，哲学能够发展起来吗?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奎因，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奎因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柏拉图，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柏拉图吗?可能会有不少人说“能够”，可我的问题是：凭什么?难道我们自己会比柏拉图更聪明吗?是凭我们会用电脑了吗?
(《蒯因著作集》，6卷本，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