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言录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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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喜爱名言,尤其是出自鲁迅的名言。近年来,笔者所见五、六种名言辑本中,几乎无一不录有鲁迅名言。阅而赏之,的确获益非浅。但也发现其中一些辑本所录鲁迅“名言”,有所舛误,有的错误实在令人惊诧,如任其流布下去,弊多利少。兹不揣唐突,流议如下。
  其一,将别人的言论,安在鲁迅的名下。如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外格言》第134页上所辑“鲁迅”格言是:“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这条“格言”也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教海采珠》第56页和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中学作文词语汇编》第296页。这段话实非鲁迅所说,而是出自署名绍伯即田汉同志的一篇意在批评鲁迅在思想斗争中讲“调和”的杂文《调和》之中。鲁迅对该文很不满意,曾指出是“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见《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为了“立此存照”,鲁迅索性将该文收录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上述几本书的编者却将田汉的这段话算在鲁迅的帐上了。按,将这段话误为鲁迅的话,始作俑者为谁,无可稽考。就笔者所见,一九六八年四川某大学中文系革委会与该系某群众组织编印的《鲁迅语录》中就有了此种讹误(而且一本“语录”中竟两次出现这段话),莫非这种文革遗风竟遗传至今吗?
  其二,既为“辑本”,必有摘取。但原则应是断所当断,摘所当摘,不损原意。仍以《中外格言》为例。该书第47页上有鲁迅《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的一段话:“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这话确为鲁迅所说,但单看这段文字,似乎鲁迅赞同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其实这句话意思未完,“不错的”后面,本是逗号,接下去的话是:“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从这两句较为完整的话看来,前面所谓“可用任何手段”的说法,只不过是愤激的反语。如果再通读一下上下文,则其实际意义当更明了。上文,鲁迅斥责了杨人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曾化名著文造谣,攻击鲁迅,说鲁迅“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下文,鲁迅指出:“……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纠纠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由此可见,鲁迅所说“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是指杨人之流打着“革命”旗号,为了“祭旗”而拿鲁迅做“牺牲”,不惜运用造谣、攻击的卑劣手段而言的。显然,鲁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正话反说,虚扬实抑的文法,在鲁迅的杂文中是屡见不鲜的。
  其三,“格言”文字局部的失真。如《中外格言》第281页所录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话:“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是浇灌佳花——佳花的苗。”不知编者所依据的是何种版本。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三卷所收《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一文,这句话的原文都是:“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仔细校对,不难发现其中的失误的。此种疏忽,虽未造成文字意义上的大谬,但对鲁迅既有失尊重,对读者也有欠诚实。此种毛病所在多有,并不只此一本如此。
  将鲁迅的思想通过各种方法,其中包括语录方式流布开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作用和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古人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今后这项工作要继续下去,只是要更加严肃认真,庶几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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