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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进祥是一位具有独特创作经验的回族作家，他的作品多涉及挣扎于城市、乡村之间进城务工人员和单纯、善良、坚毅的女性，他也曾在采访中表述了要“疼爱作品中的每个人”的创作理念。本文基于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他的采访，拟从《三个女人》来探析其无动机中蕴真情、悲悯中含叹息、朴实中有归属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三个女人》 李进祥 女人的困境
对李进祥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和具体作品的解读上。其中就创作来说，学者们致力于探讨其作品中的底层叙事及现代性的反思、民族文化反思、小说中的空间呈现等，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坚守、悲悯。但是单纯从作品人物出发探讨其小说中人物背后隐藏的创作情绪来说，是很少的。基于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李进祥的采访，本文试从其作品《三个女人》中的人物出发，来探析其无动机中蕴真情、悲悯中含叹息、朴实中有归属的创作风格。
《三个女人》以作者回乡探亲为主线，讲述了在路途中遇见的三位女性：吹葫芦丝的女人、抱孩子的女人、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纷乱嘈杂的汽车站，一个个子小、身子瘦、脸色黝黑的女人扛着“挂件摊位”游走在人群中，却时刻注意着不断来往的人，因为她向“我”微微一笑，“我心里一动”就准备买一件。和她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曾经她因为要买儿子喜欢的葫芦丝，没看好孩子，让儿子走丢了。从此家不再是家，爱人也不再是爱人。男人和村里的寡妇相好并育有一子，女人就盘下了摊位，希望归来的儿子记得葫芦丝的声音，记得回家的路，记得满怀愧疚的母亲苦苦的守候……闹嚷嚷的车厢挤满了人，背着大包、抱着孩子的女人坐在了“我”身旁。孩子的哭闹和女人的窘迫让“我”不忍；“我”把孩子抱了，让女人收拾行李。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她抱娃来看干旧楼改造工作的丈夫；男人心大，没有打电话回家的习惯，照他的话说，就是“没有电话，就说明没啥事”。但是从男人的电话里，又听得出来，两个人不断扶持着生活。“家里有我呢，你不要担心，操心好你自个”，多么朴实又令人安心的话。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交车上吵闹的小两口，男人刚毕业眼高手低、不愿干粗活、累活，但又没有考上公务员、老师等职位，女人嫌弃他不上进，吵了起来，被售票员劝阻。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显得羸弱不堪。回到县城，遇到了开出租车的女人，和她交流后，发现心直口快的女人因为嫌弃男人没能力让孩子们有“脸面”（买房子），就抱怨男人、怨恨男人，男人离开后因贩毒被毒死，人财两空的她把所有的怨恨都归咎于自己，但又只能“靠自个儿”，所以选择了开出租车。“我就这么苦着、跑着，给我娃攒一点是一点……不能叫我娃像我这么过一辈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为人纯真，不会讹人。
我们从《三个女人》中不仅看出了作者对底层女性的关注，也看出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及“大爱”意识。所以通观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及采访所得，对其创作风格概括如下：
一、无动机中蕴真情
（一）情至笔动，触景生情。在采访的过程中，特意提及的问题是：您的每次创作是否都有创作动机？他自信地说：“创作是自由的。”感觉在他看来写作就像一个孩子喜欢吃糖大多数是因为馋一样，他对写作有一种“馋”劲。他不会为了写作而写作，“水到渠成”更适合他；对于写不下去的作品，他会沉淀起来，等时机成熟后提笔再续。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是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书本中的所感所想，有人以底层叙事来概括，其实就像朗伟教授说的那样，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沉郁的诗意”，因为情到深处自然浓。
（二）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写作就像喜欢一个人，艰难时期的写作就是相思的过程，也值得享受。”他曾经在采访中这样说过。在他看来，创作无动机，但只要提笔写作，就开始了“相思”。他追求的是“疼爱作品中的每个人”，让他们都少受“罪”，因为在他看来，其作品中人物的每一次受罪就像他自己受罪一样，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体察到的人物就像是生活在我们自己身边一样，平凡又坚强。
二、悲悯中含叹息
（一）乡下人的困境。伴随社会化的进程，乡村农民不再单纯地靠天吃饭、靠地吃饭，选择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面临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一方面在城市中踽踽前行，一方面又丢失了对乡村的“根”的依赖。“李进祥的底层叙事中，民工在城里几乎都以形单影只的个体形象出现，城市呈现给他们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外形与陌生的面孔；他们的内心不再自足，而是代之以孤单、忧郁、凄惶等现代性心理症候；他们的认同产生了困惑，既急于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标识又留恋乡村的温暖，既渴慕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又鄙薄城里人的自私势利”{1}。李进祥是农村人，又生活在农村；他立足于农村来审视城市，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这些人的特征。他们急于“取得乡村的集体认同和赢得以城市为主流话语权的社会认同”{2}。《三个女人》从被通常看为“弱者”的女性支撑起了全篇，她们都从乡下来，遭遇着不同的困境：失子的女人坚守城市，男人选择了逃离；进城看丈夫的女人固守家庭，让丈夫外出打工；失去丈夫的女人无依靠，只有拼命地工作。这些只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剪影，作者抓住并表述了出来。
（二）女人的困境。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中建构起来的。《三个女人》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为取悦男性存在的个体，她们都经历了生活中的不幸。吹葫芦丝的女人丢失了孩子，被丈夫抛弃后，独自守着摊位等候着孩子；抱孩子的女人除了繁重的农事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照顾年迈的婆婆；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男人因自己而死”的执念中为了两个孩子拼命挣钱。换个思路说，她们在生活的困境中试图重新建构自己，让自己独立、自尊，不依靠男人，逐渐成为个体的中心。作者有意把处于生活困境的女人述之文本中心，在突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面临困境中的“涅重生”。因为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心慈手软。
三、朴实中有归属
（一）人心有归属。吹葫芦丝的女人坚定着可以找到儿子的信念；抱孩子的女人坚守着家，守护着丈夫和孩子；开出租车的女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比自己好的日子。她们内心都有信仰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一部女人的奋斗史，她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城乡之间，虽然会抱怨生活的苦痛，但还是坚毅、勇敢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寻找幸福。“因为是回族，是苏菲色彩回族，又生活在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我会写一些艰难的、苦涩的、不可言说的疼痛的東西”{3}。将疼痛写出来，才会透析疼痛、超越疼痛、找到归属。
关键词：《三个女人》 李进祥 女人的困境
对李进祥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和具体作品的解读上。其中就创作来说，学者们致力于探讨其作品中的底层叙事及现代性的反思、民族文化反思、小说中的空间呈现等，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坚守、悲悯。但是单纯从作品人物出发探讨其小说中人物背后隐藏的创作情绪来说，是很少的。基于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李进祥的采访，本文试从其作品《三个女人》中的人物出发，来探析其无动机中蕴真情、悲悯中含叹息、朴实中有归属的创作风格。
《三个女人》以作者回乡探亲为主线，讲述了在路途中遇见的三位女性：吹葫芦丝的女人、抱孩子的女人、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纷乱嘈杂的汽车站，一个个子小、身子瘦、脸色黝黑的女人扛着“挂件摊位”游走在人群中，却时刻注意着不断来往的人，因为她向“我”微微一笑，“我心里一动”就准备买一件。和她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曾经她因为要买儿子喜欢的葫芦丝，没看好孩子，让儿子走丢了。从此家不再是家，爱人也不再是爱人。男人和村里的寡妇相好并育有一子，女人就盘下了摊位，希望归来的儿子记得葫芦丝的声音，记得回家的路，记得满怀愧疚的母亲苦苦的守候……闹嚷嚷的车厢挤满了人，背着大包、抱着孩子的女人坐在了“我”身旁。孩子的哭闹和女人的窘迫让“我”不忍；“我”把孩子抱了，让女人收拾行李。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她抱娃来看干旧楼改造工作的丈夫；男人心大，没有打电话回家的习惯，照他的话说，就是“没有电话，就说明没啥事”。但是从男人的电话里，又听得出来，两个人不断扶持着生活。“家里有我呢，你不要担心，操心好你自个”，多么朴实又令人安心的话。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交车上吵闹的小两口，男人刚毕业眼高手低、不愿干粗活、累活，但又没有考上公务员、老师等职位，女人嫌弃他不上进，吵了起来，被售票员劝阻。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显得羸弱不堪。回到县城，遇到了开出租车的女人，和她交流后，发现心直口快的女人因为嫌弃男人没能力让孩子们有“脸面”（买房子），就抱怨男人、怨恨男人，男人离开后因贩毒被毒死，人财两空的她把所有的怨恨都归咎于自己，但又只能“靠自个儿”，所以选择了开出租车。“我就这么苦着、跑着，给我娃攒一点是一点……不能叫我娃像我这么过一辈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为人纯真，不会讹人。
我们从《三个女人》中不仅看出了作者对底层女性的关注，也看出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及“大爱”意识。所以通观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及采访所得，对其创作风格概括如下：
一、无动机中蕴真情
（一）情至笔动，触景生情。在采访的过程中，特意提及的问题是：您的每次创作是否都有创作动机？他自信地说：“创作是自由的。”感觉在他看来写作就像一个孩子喜欢吃糖大多数是因为馋一样，他对写作有一种“馋”劲。他不会为了写作而写作，“水到渠成”更适合他；对于写不下去的作品，他会沉淀起来，等时机成熟后提笔再续。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是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书本中的所感所想，有人以底层叙事来概括，其实就像朗伟教授说的那样，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沉郁的诗意”，因为情到深处自然浓。
（二）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写作就像喜欢一个人，艰难时期的写作就是相思的过程，也值得享受。”他曾经在采访中这样说过。在他看来，创作无动机，但只要提笔写作，就开始了“相思”。他追求的是“疼爱作品中的每个人”，让他们都少受“罪”，因为在他看来，其作品中人物的每一次受罪就像他自己受罪一样，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体察到的人物就像是生活在我们自己身边一样，平凡又坚强。
二、悲悯中含叹息
（一）乡下人的困境。伴随社会化的进程，乡村农民不再单纯地靠天吃饭、靠地吃饭，选择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面临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一方面在城市中踽踽前行，一方面又丢失了对乡村的“根”的依赖。“李进祥的底层叙事中，民工在城里几乎都以形单影只的个体形象出现，城市呈现给他们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外形与陌生的面孔；他们的内心不再自足，而是代之以孤单、忧郁、凄惶等现代性心理症候；他们的认同产生了困惑，既急于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标识又留恋乡村的温暖，既渴慕过上城里人的富裕生活又鄙薄城里人的自私势利”{1}。李进祥是农村人，又生活在农村；他立足于农村来审视城市，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这些人的特征。他们急于“取得乡村的集体认同和赢得以城市为主流话语权的社会认同”{2}。《三个女人》从被通常看为“弱者”的女性支撑起了全篇，她们都从乡下来，遭遇着不同的困境：失子的女人坚守城市，男人选择了逃离；进城看丈夫的女人固守家庭，让丈夫外出打工；失去丈夫的女人无依靠，只有拼命地工作。这些只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剪影，作者抓住并表述了出来。
（二）女人的困境。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中建构起来的。《三个女人》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为取悦男性存在的个体，她们都经历了生活中的不幸。吹葫芦丝的女人丢失了孩子，被丈夫抛弃后，独自守着摊位等候着孩子；抱孩子的女人除了繁重的农事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照顾年迈的婆婆；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男人因自己而死”的执念中为了两个孩子拼命挣钱。换个思路说，她们在生活的困境中试图重新建构自己，让自己独立、自尊，不依靠男人，逐渐成为个体的中心。作者有意把处于生活困境的女人述之文本中心，在突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面临困境中的“涅重生”。因为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心慈手软。
三、朴实中有归属
（一）人心有归属。吹葫芦丝的女人坚定着可以找到儿子的信念；抱孩子的女人坚守着家，守护着丈夫和孩子；开出租车的女人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比自己好的日子。她们内心都有信仰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一部女人的奋斗史，她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城乡之间，虽然会抱怨生活的苦痛，但还是坚毅、勇敢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寻找幸福。“因为是回族，是苏菲色彩回族，又生活在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我会写一些艰难的、苦涩的、不可言说的疼痛的東西”{3}。将疼痛写出来，才会透析疼痛、超越疼痛、找到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