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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要尊严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绝对不能在挣钱的路上把脸失去了，这是我写过的《推拿》之后最想说的话。”
毕飞宇来长沙，只谈三件事：他们家的床、热水瓶和他们村子里的盲人。
他说：“这些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写了长篇小说《推拿》，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茅盾文学奖。
小说以盲人按摩为主线，他摒弃了传统习惯中对特殊群体“自上而下的悲悯与同情”，而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自上而下的悲悯’，几乎是我们的一种心理习惯，我时常在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得到了悲悯的时候，我觉得他更加可怜。悲悯是好的，悲悯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尊严。我们这个民族有我们的民族心态，在悲悯上，我们是博大的，在面对尊严的时候，我们有些薄弱。一个小说家永远不能忽视人道主义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有作家的声音。”
悲悯，我们最好心中有一个盲人
《推拿》这部小说后来被搬上了大荧幕，人们觉得毕飞宇将盲人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毕飞宇说：“这大抵跟我童年在村子里所见到的盲人有关。”他生在苏北的村乡里，那个年代，他们乡村里的盲人很多。“无论我走到哪里，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残疾人很多，尤其是盲人。”
几乎所有的盲人都是丧失劳动力的人，所以，几乎所有的盲人都是乞丐，他们只能靠要饭才能维持生活。
10岁的毕飞宇经常在傍晚时分，在村口看见盲人们要饭回来。他们手里提着小簸箕，里面放着一只筷子和碗。久而久之，毕飞宇思考出一个问题：“乡村里的路非常坎坷，正常人都难以走稳，更别说行动不便的盲人。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在自己村里要饭，要千里迢迢跑到别的村子要饭呢？”
这在当时的毕飞宇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不敢去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但很多年后，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
即使穷成那样，都要饭了，但每个盲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农民，要饭是那么丢人和不体面的事情。我们可以丢人，但我们不能在乡亲们面前丢人。”
毕飞宇很感慨，“人们常说，‘在中国的贫困时期，老百姓是没有文化底线的。’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学识，但是他们内心是有文化来支撑的，这个文化就是人最基本的尊严。”
在乡亲们面前，不要丧失自己的体面，这就是最起码的尊严。
要饭的人其实很清楚：当他去别人家里要饭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吃的，别人家里也不富裕。出于对残疾人的怜悯之心，一般来讲，人家不好拒绝。
“如果他在村里要饭，从某种程度来讲，他就进行了一种道德绑架，所以他们宁愿不在村子里要饭，放弃这个道德绑架，不想在乡亲面前失去尊严。”
谈到悲悯，毕飞宇说，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面对很多事情，我们所有的人最好心中有一个盲人。
“整个时代和民族都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追逐利益是不错的，但基本体面和尊严是不能丢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最糟糕的行为就是进行道德绑架。这是最可惜的。”
“为什么写《推拿》？”这个问题成了每次毕飞宇接受采访时，必回答的问题。这一次，毕飞宇的答案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的学生跟我聊天到凌晨一点多，我们谈到了这本书。我跟盲人朋友相处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共性：盲人因为眼睛看不见，身体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所以，所有的盲人比健全人都要自卑，所有的盲人都觉得主流社会瞧不起他们，不愿意容纳他们。因为自卑，所以更加自尊。”
2001年到2004年，毕飞宇每年都会跟盲人朋友打交道，他感受最为强烈的一件事就是盲人的自尊。
这个时代的文化鼓励“腹黑”，告诉人是可以不要尊严的，只要有利益。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在他眼中的盲人问题，就显得特别触目惊心：尊严本来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尊严不再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人要不要尊严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绝对不能在挣钱的路上把脸面丢失了，这是我写《推拿》之后最想说的话。”
博爱，开放地面对文化差异
早年，毕飞宇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博爱。”他觉得这可以成为所有人的价值观。“谁不喜欢自由、平等和博爱呢？”
这一次，他又谈到他的价值观：“一个艺术家一定要从区域文化的背后看到更加广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作品才能深得人心，才能走向不同的文化，才能赢得更多的人。”
“中国苏北的乡村，是非常贫穷的。在那样贫穷的地方，80%的农民家庭是没有热水瓶的，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乡村教师，所以相对来讲，比那些农民家庭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们家有四个热水瓶，很自豪。这意味着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五口之家门口停了四辆小轿车。豪华的生活场景，很了不得的！”
许多故事就从这四个热水瓶开始。
家里有了四个热水瓶，当许许多多农民需要喝热水的时候，他们就跑到毕飞宇家里去了。他们知道毕老师是有热水瓶的，他们自己到碗柜拿个碗，把水倒在里面，就可以热乎乎地喝一碗热水。
渐渐地，毕飞宇的家成了一个小茶馆。
后来，中国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运动开始后，他们家由单纯的农民茶馆变成了知青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了不得，对我影响很大。”毕飞宇说：“每个知青的方言都是不一样的，我当时都很疑惑，同样是说话，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如此巨大？我作为一直在乡村的孩子，从知青嘴巴里听到城市里的故事，这给一个孩子的刺激真的是巨大的。”
有一天，与毕飞宇父母相交甚好的知青带着毕飞宇一起去了县城，那位知青还送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礼物——一双白球鞋。
“当我把这双白球鞋穿在脚上，回到我们村子里的时候，惹了大事。为什么呢？在我们苏北，只有父母亲死了才能穿白鞋。所有的孩子都是穿黑鞋。我们的父母还活蹦乱跳，我就穿着白鞋给他们‘戴孝’。当时，那么多人围过来看，对我指指点点。谢天谢地，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没有这样的忌讳，不仅没有给我两个耳光，也并不介意‘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儿子给他们戴孝’。”
但当时毕飞宇知道，在县城里，穿白球鞋是时髦，而到了乡下就变成了戴孝。这件事对毕飞宇一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让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了文化差异，也明白了面对文化差异应该选择包容，要有前进和积极的态度。”
“通过知青给我送的球鞋，我看到一个东西，人也好，作家也好，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价值和新的美学特征时，我们最好能跳出自己的小天地，不要用自私、利己的心态面对它们，最好能够从对方的价值立场去评判，要学会博爱。”
“如果有一天丧失了对文化的审视能力和批判能力，我们的内心和灵魂可能会成为我们文化的囚桶，这个也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一个人要想活得好，就要在面对文化时，永远有一个开放的姿态，而不是所谓的坚守。”
毕飞宇来长沙，只谈三件事：他们家的床、热水瓶和他们村子里的盲人。
他说：“这些对我的未来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写了长篇小说《推拿》，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茅盾文学奖。
小说以盲人按摩为主线，他摒弃了传统习惯中对特殊群体“自上而下的悲悯与同情”，而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自上而下的悲悯’，几乎是我们的一种心理习惯，我时常在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得到了悲悯的时候，我觉得他更加可怜。悲悯是好的，悲悯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尊严。我们这个民族有我们的民族心态，在悲悯上，我们是博大的，在面对尊严的时候，我们有些薄弱。一个小说家永远不能忽视人道主义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应当有作家的声音。”
悲悯，我们最好心中有一个盲人
《推拿》这部小说后来被搬上了大荧幕，人们觉得毕飞宇将盲人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毕飞宇说：“这大抵跟我童年在村子里所见到的盲人有关。”他生在苏北的村乡里，那个年代，他们乡村里的盲人很多。“无论我走到哪里，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残疾人很多，尤其是盲人。”
几乎所有的盲人都是丧失劳动力的人，所以，几乎所有的盲人都是乞丐，他们只能靠要饭才能维持生活。
10岁的毕飞宇经常在傍晚时分，在村口看见盲人们要饭回来。他们手里提着小簸箕，里面放着一只筷子和碗。久而久之，毕飞宇思考出一个问题：“乡村里的路非常坎坷，正常人都难以走稳，更别说行动不便的盲人。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在自己村里要饭，要千里迢迢跑到别的村子要饭呢？”
这在当时的毕飞宇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不敢去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但很多年后，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
即使穷成那样，都要饭了，但每个盲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农民，要饭是那么丢人和不体面的事情。我们可以丢人，但我们不能在乡亲们面前丢人。”
毕飞宇很感慨，“人们常说，‘在中国的贫困时期，老百姓是没有文化底线的。’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学识，但是他们内心是有文化来支撑的，这个文化就是人最基本的尊严。”
在乡亲们面前，不要丧失自己的体面，这就是最起码的尊严。
要饭的人其实很清楚：当他去别人家里要饭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吃的，别人家里也不富裕。出于对残疾人的怜悯之心，一般来讲，人家不好拒绝。
“如果他在村里要饭，从某种程度来讲，他就进行了一种道德绑架，所以他们宁愿不在村子里要饭，放弃这个道德绑架，不想在乡亲面前失去尊严。”
谈到悲悯，毕飞宇说，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面对很多事情，我们所有的人最好心中有一个盲人。
“整个时代和民族都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追逐利益是不错的，但基本体面和尊严是不能丢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最糟糕的行为就是进行道德绑架。这是最可惜的。”
“为什么写《推拿》？”这个问题成了每次毕飞宇接受采访时，必回答的问题。这一次，毕飞宇的答案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的学生跟我聊天到凌晨一点多，我们谈到了这本书。我跟盲人朋友相处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共性：盲人因为眼睛看不见，身体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所以，所有的盲人比健全人都要自卑，所有的盲人都觉得主流社会瞧不起他们，不愿意容纳他们。因为自卑，所以更加自尊。”
2001年到2004年，毕飞宇每年都会跟盲人朋友打交道，他感受最为强烈的一件事就是盲人的自尊。
这个时代的文化鼓励“腹黑”，告诉人是可以不要尊严的，只要有利益。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在他眼中的盲人问题，就显得特别触目惊心：尊严本来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尊严不再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人要不要尊严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绝对不能在挣钱的路上把脸面丢失了，这是我写《推拿》之后最想说的话。”
博爱，开放地面对文化差异
早年，毕飞宇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博爱。”他觉得这可以成为所有人的价值观。“谁不喜欢自由、平等和博爱呢？”
这一次，他又谈到他的价值观：“一个艺术家一定要从区域文化的背后看到更加广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作品才能深得人心，才能走向不同的文化，才能赢得更多的人。”
“中国苏北的乡村，是非常贫穷的。在那样贫穷的地方，80%的农民家庭是没有热水瓶的，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乡村教师，所以相对来讲，比那些农民家庭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们家有四个热水瓶，很自豪。这意味着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五口之家门口停了四辆小轿车。豪华的生活场景，很了不得的！”
许多故事就从这四个热水瓶开始。
家里有了四个热水瓶，当许许多多农民需要喝热水的时候，他们就跑到毕飞宇家里去了。他们知道毕老师是有热水瓶的，他们自己到碗柜拿个碗，把水倒在里面，就可以热乎乎地喝一碗热水。
渐渐地，毕飞宇的家成了一个小茶馆。
后来，中国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运动开始后，他们家由单纯的农民茶馆变成了知青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了不得，对我影响很大。”毕飞宇说：“每个知青的方言都是不一样的，我当时都很疑惑，同样是说话，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如此巨大？我作为一直在乡村的孩子，从知青嘴巴里听到城市里的故事，这给一个孩子的刺激真的是巨大的。”
有一天，与毕飞宇父母相交甚好的知青带着毕飞宇一起去了县城，那位知青还送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礼物——一双白球鞋。
“当我把这双白球鞋穿在脚上，回到我们村子里的时候，惹了大事。为什么呢？在我们苏北，只有父母亲死了才能穿白鞋。所有的孩子都是穿黑鞋。我们的父母还活蹦乱跳，我就穿着白鞋给他们‘戴孝’。当时，那么多人围过来看，对我指指点点。谢天谢地，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没有这样的忌讳，不仅没有给我两个耳光，也并不介意‘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儿子给他们戴孝’。”
但当时毕飞宇知道，在县城里，穿白球鞋是时髦，而到了乡下就变成了戴孝。这件事对毕飞宇一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让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了文化差异，也明白了面对文化差异应该选择包容，要有前进和积极的态度。”
“通过知青给我送的球鞋，我看到一个东西，人也好，作家也好，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价值和新的美学特征时，我们最好能跳出自己的小天地，不要用自私、利己的心态面对它们，最好能够从对方的价值立场去评判，要学会博爱。”
“如果有一天丧失了对文化的审视能力和批判能力，我们的内心和灵魂可能会成为我们文化的囚桶，这个也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一个人要想活得好，就要在面对文化时，永远有一个开放的姿态，而不是所谓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