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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京访民来说,安元鼎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将上访者关押起来或遣送回原藉,然后再向雇主收费。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北京长期驻扎,能够轻松接走、关押访民而无人过问。
软禁
尽管天空下起了雨,赵桂荣还是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到北京南站。她的背包里,塞满了上访材料,已经提前装进牛皮纸信封了,每个信封对应一个地址,是寄给国家领导人看的。
昨天,几位经常碰面的访友,相约今天上午一起去府右街,那边有个邮局,快递比其他地方便宜,大伙儿都有很多信件急着发出去,仔细算下来,到那里,能省下不少钱。
赵桂荣知道,这段日子,别去天安门和三里屯转悠了,那样很容易被保安公司的特保捉走,关进隐秘的地点。最保险的方式是改用邮寄反映情况。
赵桂荣的丈夫邢世库,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三年多,这位曾经的哈尔滨的哥,直到今天还被关在医院里,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多次赴京反映单位领导问题的执着上访者。
为了力证丈夫没有任何疾病,而是被当地政府打击报复,原本在哈尔滨道外区开商店的赵桂荣,也走上了漫长的上访道路,一旦谈及丈夫蒙冤和这几年来的奔波无果,赵桂荣就泪流满面。
2009年9月30日,赵桂荣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她带着材料来到北京后,当天就去了国家信访局,也就是在这一天,她知道,北京原来有家保安公司,叫做安元鼎。
那天下午,赵桂荣被民警仔细盘问了一遍,警车把她从国家信访局门口,送到了丰台区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
与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一样,久敬庄是个访民集散地。现在,马家楼的业务停了,久敬庄承担了马家楼的功能。
在久敬庄大院里头,刚待了一会,一个自称黑龙江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人,找到了赵桂荣,在他的身后,是七八个体型魁梧的小伙子,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戴白色钢盔,乍一看,完全是特警的样子。
这名声称能帮助赵桂荣解决问题的人说,走吧,先出去,到车上谈。赵桂荣有些犹疑,因为不认识,但看了看对方身后的几个“特警”,她觉得,反抗大概是没有用的。
已经是后半夜了,走出大院,上了一辆白色依维柯轿车,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这让本来就昏暗的视线,变得更加模糊。
车子开了几分钟,停了,眼前是一座二层小楼,一楼大厅亮着灯,这时候的赵桂荣发现,这一队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袖标上写着的是“特保”,而不是“特警”,那个自称官员的中年人,只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员工。她知道,被骗了。
灯光映衬下,赵桂荣看到了楼顶的红色标牌,这个牌子,更加直接地告诉她,她来到的,是一个叫做“安元鼎保安公司”的地方。
拒绝和逃跑不再可能,赵桂荣只想问对方,他们有什么权力扣押她,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准备扣押她到什么时候。
年轻的保安们只是朝她笑笑,除了告诉她这是奉上级领导命令行事以外,没有回答她的其他任何问题。
赵桂荣被带到了一楼大厅,她的钱包手机身份证全部被没收了,跟进拘留所一样。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被软禁了。
过了七天,从票贩子手里买到火车票的保安公司,把赵桂荣和另外一个老乡兼访友,送上了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直达列车。
“招待”访民的所有支出,显然不是安元鼎埋单。
火车门关闭前,送行的特保走进车厢,跟列车员低声说了几分钟后,列车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之后每过一个小时,这节车厢的列车员都要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总是回过头来看一眼赵桂荣他们俩,对着电话说,还在呢。
遣送
吉林省舒兰市水泥厂前职工赵桂香,今年47岁,上访10年,她与安元鼎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去年,当时,她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经过,被派出所民警拦住盘问,抓到了马家楼。
按照访民们的说法,拉到马家楼的,都是通过非正常途径上访的,所谓非正常,就是访民去了信访部门之外的地方。
赵桂香在马家楼待了几个小时,舒兰市驻京办来了一个人,要接她回去,她拒绝了。晚上七点多,这个人又来了一趟,回答还是照旧。
来者拂袖而去,没过多大一会,“带来了一帮武警(其实是保安)”,钢盔皮靴防弹衣。十几个大汉围成了一圈,其中一个人指着赵桂香问旁边的人,就是她吧?几个特保上前几步,拖起她就往外走,“我大喊起来,‘你们干啥呢’,他们不停,就跟提溜只小鸡一样,把我拖出去了。”
这群人太像特警了,于是一路上,赵桂香高喊的是,“救命啊,警察打人了。”接济中心的附近,的确有警察和保安在巡逻,他们向这边看了看,没有走过来。
一个高约一米九的胖保安,把赵桂香拖到车上,一搡,她便仰倒在了座椅上,这个重达两百多斤的保安,照着赵桂香的胸口,就是几拳。拳打脚踢四五分钟后,赵桂香身上全青了,衣服上都是脚印子,脑袋上磕了好几个包,本来腰部就有伤,这下就再也动弹不了了。
本来是到北京寻找“青天大老爷”的赵桂香,屈辱难当,哭成了一团。
事后赵桂香得知,这个动手的并不是警察,而是安元鼎一个姓赵的特保。
一名曾经在安元鼎干过一年的张姓保安透露说,在安元鼎,制服有若干套,穿什么衣服是什么,特勤可以当特保,特保也可以当保安,不过要成为特保,必须“身体强壮,至少要1米75以上,上访的闹事者要制服得了”。
那一天,赵桂香和另外两个舒兰访民,被装进车子,在五个男特保、一个女特保押送下,于夜色之中,朝着吉林方向开去。
赵桂香说,她看到上车时,舒兰市驻京办负责人,在车门边,给了收钱的保安2000块,车子即将开进舒兰境内时,司机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还差多少?电话里回答,7000。司机重复了一句,7000啊,行。
赵桂香听到了。金钱与权力,在这一刻,水乳交融。
基地
赵桂荣回到当地,丈夫邢世库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赵桂荣又跑到了北京,之后几乎常驻,这其间,她又有两次被安元鼎收押遣返。上访,关押,遣返,问题不解决,再上访,再关押,再遣返,循环往复,这成了访民的宿命。
渐渐地,赵桂荣了解到,当地政府不舍得花钱,所以安元鼎买火车票让他们自己走,而她认识的一些被关押访民,回原藉是由多名特保开车遣返的,这样可以向属地官员收取高达数万元的费用。
多名曾被安元鼎秘密关押的访民介绍说,除了位于南四环红寺桥附近的总部,安元鼎关押访民的地点有几十个,有的是废弃的仓库,有的是郊区封闭的院子,还有的是山边的养殖场,而这些访民无一例外,进去就不能出来,长的被关押几个月,短的三五天,只有当地政府向安元鼎交足了费用,访民才有可能被接走。
先后三次,赵桂荣被安元鼎关押,地点不同,相同的是,这些地方,居住条件差,保安态度恶劣,由于访民太多,房间不够,经常一张床睡两个人,打地铺也是普遍状况,多数房间为上下铺、男女混居。很多女访民,睡觉不敢脱衣服。
一些男性访民反映,他们本来是到北京申冤的,结果被扣下了,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没有任何说法的秘密关押,觉得自己被绑架了,要求出去,与保安发生冲突。结果是,一群保安围攻一个访民,直到把访民打得头破血流屈服为止。访民说,在安元鼎关押点,被打残打伤的访民并不鲜见,除了极少数人获赔几千块医疗费,剩下的,很多不了了之了。
有一回,个头不高的赵桂荣,打饭时多说了一句话,被一个牛姓主任叫到二楼办公室,他使了个眼色,站在门边的山西特保,狠狠地给了她一脚,她当场就哭了。
赵桂荣说,她最震惊的是,她第二次被安元鼎扣押时,被送到一个叫二号基地的地方,保安常常在晚上跑到女访民的床前骚扰,暗示或者直接要求对方“陪他睡觉”。
赵桂荣记得,关押点上一个金姓主任常对女访民说,他能把材料直接递给高层领导。这样充满诱惑力的表达,使一些访民信以为真。“有些女访民,穿着睡衣,袒胸露背地去了主任办公室。”
另一名访民陈连清凭借着关押过十几次的机会,曾经观察过二号基地。他说,院子是狭窄的一条过道,不足三五米,关押访民的房间灰突突的,没有朝外的窗户,只有面向走廊的,所有床位,上下铺加起来,有60多个,总是客满,特殊日子,房间尤其紧张,一张床上挤两个人并不少见。多数情况下,单这一个关押点,就维持着80个访民的规模。
生意经
陈连清说他刚被关进来时,“每天都有冒充国家信访局领导的人来谈话,说可代收访民材料,帮他们解决问题,又说访民一个月之内在这里住满四次,地方上还不给解决问题,中央肯定会出面。”
有些人当真,决定住下来不走了。陈连清认识两个这样的访友,当时,其中一个已经住了47天,另一个住了31天。在关押点,访民吃住是不用自己掏钱的,但这部分开销,安元鼎按照每人每天200元至300元的标准,向地方政府收取,访民住的时间越长,安元鼎赚的也就越多。
陈连清后来了解到,这个冒充领导的人实际上是安元鼎的员工,他的说辞,无非欺骗访民,让他们长住,多住一天,能多赚200元,可这么破烂拥挤肮脏的地方,这么差的饭菜,“别说一天200元了,连20元都不值。”
陈连清观察到,像他这样从石家庄来北京的访民,算是稍微近一点的,当访民人数凑够20个时,安元鼎就派一辆大巴,把访民运回当地,以石家庄为例,住一天,连同路费,是1000元。
“如果是云南贵州偏远地区来京的访民,可能一年也凑不够一车,除非当地有钱,愿意高价委托安元鼎特保遣送,否则访民们就得这么一直在里头待着,直到当地来人把钱交齐,再接他们出去。”
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
在北京,安元鼎的名字在访民中几乎无人不知。他们能在马家楼和久敬庄长期驻扎,能够轻松接走、关押访民而无人过问,这让一直研究上访问题的学者觉得十分可疑。“这还是法制社会吗?为什么北京还有黑保安?谁批准他们关押我们的?”一名被安元鼎关过的女访民说。她今年42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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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空下起了雨,赵桂荣还是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到北京南站。她的背包里,塞满了上访材料,已经提前装进牛皮纸信封了,每个信封对应一个地址,是寄给国家领导人看的。
昨天,几位经常碰面的访友,相约今天上午一起去府右街,那边有个邮局,快递比其他地方便宜,大伙儿都有很多信件急着发出去,仔细算下来,到那里,能省下不少钱。
赵桂荣知道,这段日子,别去天安门和三里屯转悠了,那样很容易被保安公司的特保捉走,关进隐秘的地点。最保险的方式是改用邮寄反映情况。
赵桂荣的丈夫邢世库,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三年多,这位曾经的哈尔滨的哥,直到今天还被关在医院里,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多次赴京反映单位领导问题的执着上访者。
为了力证丈夫没有任何疾病,而是被当地政府打击报复,原本在哈尔滨道外区开商店的赵桂荣,也走上了漫长的上访道路,一旦谈及丈夫蒙冤和这几年来的奔波无果,赵桂荣就泪流满面。
2009年9月30日,赵桂荣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她带着材料来到北京后,当天就去了国家信访局,也就是在这一天,她知道,北京原来有家保安公司,叫做安元鼎。
那天下午,赵桂荣被民警仔细盘问了一遍,警车把她从国家信访局门口,送到了丰台区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
与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一样,久敬庄是个访民集散地。现在,马家楼的业务停了,久敬庄承担了马家楼的功能。
在久敬庄大院里头,刚待了一会,一个自称黑龙江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人,找到了赵桂荣,在他的身后,是七八个体型魁梧的小伙子,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戴白色钢盔,乍一看,完全是特警的样子。
这名声称能帮助赵桂荣解决问题的人说,走吧,先出去,到车上谈。赵桂荣有些犹疑,因为不认识,但看了看对方身后的几个“特警”,她觉得,反抗大概是没有用的。
已经是后半夜了,走出大院,上了一辆白色依维柯轿车,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这让本来就昏暗的视线,变得更加模糊。
车子开了几分钟,停了,眼前是一座二层小楼,一楼大厅亮着灯,这时候的赵桂荣发现,这一队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袖标上写着的是“特保”,而不是“特警”,那个自称官员的中年人,只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员工。她知道,被骗了。
灯光映衬下,赵桂荣看到了楼顶的红色标牌,这个牌子,更加直接地告诉她,她来到的,是一个叫做“安元鼎保安公司”的地方。
拒绝和逃跑不再可能,赵桂荣只想问对方,他们有什么权力扣押她,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准备扣押她到什么时候。
年轻的保安们只是朝她笑笑,除了告诉她这是奉上级领导命令行事以外,没有回答她的其他任何问题。
赵桂荣被带到了一楼大厅,她的钱包手机身份证全部被没收了,跟进拘留所一样。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被软禁了。
过了七天,从票贩子手里买到火车票的保安公司,把赵桂荣和另外一个老乡兼访友,送上了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直达列车。
“招待”访民的所有支出,显然不是安元鼎埋单。
火车门关闭前,送行的特保走进车厢,跟列车员低声说了几分钟后,列车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之后每过一个小时,这节车厢的列车员都要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总是回过头来看一眼赵桂荣他们俩,对着电话说,还在呢。
遣送
吉林省舒兰市水泥厂前职工赵桂香,今年47岁,上访10年,她与安元鼎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去年,当时,她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经过,被派出所民警拦住盘问,抓到了马家楼。
按照访民们的说法,拉到马家楼的,都是通过非正常途径上访的,所谓非正常,就是访民去了信访部门之外的地方。
赵桂香在马家楼待了几个小时,舒兰市驻京办来了一个人,要接她回去,她拒绝了。晚上七点多,这个人又来了一趟,回答还是照旧。
来者拂袖而去,没过多大一会,“带来了一帮武警(其实是保安)”,钢盔皮靴防弹衣。十几个大汉围成了一圈,其中一个人指着赵桂香问旁边的人,就是她吧?几个特保上前几步,拖起她就往外走,“我大喊起来,‘你们干啥呢’,他们不停,就跟提溜只小鸡一样,把我拖出去了。”
这群人太像特警了,于是一路上,赵桂香高喊的是,“救命啊,警察打人了。”接济中心的附近,的确有警察和保安在巡逻,他们向这边看了看,没有走过来。
一个高约一米九的胖保安,把赵桂香拖到车上,一搡,她便仰倒在了座椅上,这个重达两百多斤的保安,照着赵桂香的胸口,就是几拳。拳打脚踢四五分钟后,赵桂香身上全青了,衣服上都是脚印子,脑袋上磕了好几个包,本来腰部就有伤,这下就再也动弹不了了。
本来是到北京寻找“青天大老爷”的赵桂香,屈辱难当,哭成了一团。
事后赵桂香得知,这个动手的并不是警察,而是安元鼎一个姓赵的特保。
一名曾经在安元鼎干过一年的张姓保安透露说,在安元鼎,制服有若干套,穿什么衣服是什么,特勤可以当特保,特保也可以当保安,不过要成为特保,必须“身体强壮,至少要1米75以上,上访的闹事者要制服得了”。
那一天,赵桂香和另外两个舒兰访民,被装进车子,在五个男特保、一个女特保押送下,于夜色之中,朝着吉林方向开去。
赵桂香说,她看到上车时,舒兰市驻京办负责人,在车门边,给了收钱的保安2000块,车子即将开进舒兰境内时,司机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还差多少?电话里回答,7000。司机重复了一句,7000啊,行。
赵桂香听到了。金钱与权力,在这一刻,水乳交融。
基地
赵桂荣回到当地,丈夫邢世库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赵桂荣又跑到了北京,之后几乎常驻,这其间,她又有两次被安元鼎收押遣返。上访,关押,遣返,问题不解决,再上访,再关押,再遣返,循环往复,这成了访民的宿命。
渐渐地,赵桂荣了解到,当地政府不舍得花钱,所以安元鼎买火车票让他们自己走,而她认识的一些被关押访民,回原藉是由多名特保开车遣返的,这样可以向属地官员收取高达数万元的费用。
多名曾被安元鼎秘密关押的访民介绍说,除了位于南四环红寺桥附近的总部,安元鼎关押访民的地点有几十个,有的是废弃的仓库,有的是郊区封闭的院子,还有的是山边的养殖场,而这些访民无一例外,进去就不能出来,长的被关押几个月,短的三五天,只有当地政府向安元鼎交足了费用,访民才有可能被接走。
先后三次,赵桂荣被安元鼎关押,地点不同,相同的是,这些地方,居住条件差,保安态度恶劣,由于访民太多,房间不够,经常一张床睡两个人,打地铺也是普遍状况,多数房间为上下铺、男女混居。很多女访民,睡觉不敢脱衣服。
一些男性访民反映,他们本来是到北京申冤的,结果被扣下了,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没有任何说法的秘密关押,觉得自己被绑架了,要求出去,与保安发生冲突。结果是,一群保安围攻一个访民,直到把访民打得头破血流屈服为止。访民说,在安元鼎关押点,被打残打伤的访民并不鲜见,除了极少数人获赔几千块医疗费,剩下的,很多不了了之了。
有一回,个头不高的赵桂荣,打饭时多说了一句话,被一个牛姓主任叫到二楼办公室,他使了个眼色,站在门边的山西特保,狠狠地给了她一脚,她当场就哭了。
赵桂荣说,她最震惊的是,她第二次被安元鼎扣押时,被送到一个叫二号基地的地方,保安常常在晚上跑到女访民的床前骚扰,暗示或者直接要求对方“陪他睡觉”。
赵桂荣记得,关押点上一个金姓主任常对女访民说,他能把材料直接递给高层领导。这样充满诱惑力的表达,使一些访民信以为真。“有些女访民,穿着睡衣,袒胸露背地去了主任办公室。”
另一名访民陈连清凭借着关押过十几次的机会,曾经观察过二号基地。他说,院子是狭窄的一条过道,不足三五米,关押访民的房间灰突突的,没有朝外的窗户,只有面向走廊的,所有床位,上下铺加起来,有60多个,总是客满,特殊日子,房间尤其紧张,一张床上挤两个人并不少见。多数情况下,单这一个关押点,就维持着80个访民的规模。
生意经
陈连清说他刚被关进来时,“每天都有冒充国家信访局领导的人来谈话,说可代收访民材料,帮他们解决问题,又说访民一个月之内在这里住满四次,地方上还不给解决问题,中央肯定会出面。”
有些人当真,决定住下来不走了。陈连清认识两个这样的访友,当时,其中一个已经住了47天,另一个住了31天。在关押点,访民吃住是不用自己掏钱的,但这部分开销,安元鼎按照每人每天200元至300元的标准,向地方政府收取,访民住的时间越长,安元鼎赚的也就越多。
陈连清后来了解到,这个冒充领导的人实际上是安元鼎的员工,他的说辞,无非欺骗访民,让他们长住,多住一天,能多赚200元,可这么破烂拥挤肮脏的地方,这么差的饭菜,“别说一天200元了,连20元都不值。”
陈连清观察到,像他这样从石家庄来北京的访民,算是稍微近一点的,当访民人数凑够20个时,安元鼎就派一辆大巴,把访民运回当地,以石家庄为例,住一天,连同路费,是1000元。
“如果是云南贵州偏远地区来京的访民,可能一年也凑不够一车,除非当地有钱,愿意高价委托安元鼎特保遣送,否则访民们就得这么一直在里头待着,直到当地来人把钱交齐,再接他们出去。”
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
在北京,安元鼎的名字在访民中几乎无人不知。他们能在马家楼和久敬庄长期驻扎,能够轻松接走、关押访民而无人过问,这让一直研究上访问题的学者觉得十分可疑。“这还是法制社会吗?为什么北京还有黑保安?谁批准他们关押我们的?”一名被安元鼎关过的女访民说。她今年42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