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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我所不了解的凯恩斯，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市场经济的敌人，甚至是专制政府的帮凶。许小年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张维迎说，要埋葬凯恩斯主义。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几乎同时表达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警惕，究竟是什么用意？
感谢克鲁格曼，他的中国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浅。在短暂的面对面请教之后，我开始阅读他的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这当然是一本试图扫描经济危机历史的书，从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大萧条开始，作者的分析横扫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短视与愚蠢。一直到今天，这场仍然在蔓延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的最近关注案例。在这样的历史流变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克鲁格曼和那些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捍卫者在援引数据，史料，在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之时，焦点几乎一致。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格林斯潘的批评，更是异口同声。只有在如何理解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双方的分野才开始显露出来：
“在1930年12月，当事态变得明朗，即美国已经陷入一场罕见的大衰退时，凯恩斯试图向公众解释这场萧条的起因。他宣称：我们的交流发电机出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十分激进，因为凯恩斯其实是在宣称，美国的经济引擎将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由政府来激活。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说这话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引擎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通过一种技术性的修理就能解决。”
怎么理解克鲁格曼这些话的价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凯恩斯时代的宏大背景。对人类历史而言，那是一个迷惘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西方惟有转向一种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才能摆脱大萧条。这甚至包括了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罗素，以及我们热爱的胡适之。
我在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重寻胡适历程》的23页读到：“奇怪得很，他(罗素)说苏俄的dictatorship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胡适之）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便是罗素，即便是胡适之，在当时当地，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对天赋人权的信心，对自由的信心，也是一种小信，一种犹豫，一种失望。只有凯恩斯响亮地提出，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绝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修理好，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权利，仅仅需要一种十分有限的干预，这种干预一点都不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私人决策。
显然，我们的历史成全了凯恩斯。在市场经济，自由理念一片萧瑟之中，凯恩斯开出的药方真的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兴使得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重新树起了信心。而当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使得人们确信，宏观经济干预，尤其是以削减利率或者增加预算赤字来对抗衰退的办法，可以使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基本充分就业之下，大体保持稳定。
说实话，对于一个视自由和市场为空气的人而言，我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策略有一种本能的不认同。因为古典经济学坚定地认为，政府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这意味着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越过自由的底线，最终形成一种对人的奴役。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事实上就是政府干预过度才得以形成。
为了解开我内心的纠结，我开始阅读凯恩斯那本诘屈聱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我的准经济学爱好者的专业积累，我显然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公式，那些天书一样的数学模型。但有几个问题我终于清晰起来：
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凯恩斯其次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
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现在我相信，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二元判断阻碍了我们的认知。由此，当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我们就会面对一系列窘境。我们以自由和生命尊严做底线吗？我们志存高远，心系未来吗？我们真正尊重市场，倡导充分竞争吗？我们有至高敬畏、同时又爱人如己吗？
我心有答案。并由此理解了许小年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这个主语用心良苦。我也理解了张维迎教授的话，埋葬凯恩斯主义，是的，这可能是一种决绝的姿态，有一些愤怒，有一些着急，但扪心自问，当张维迎看清了真相，他除了着急，除了发出一种情绪化的呼喊，作为一介书生，他还能做什么呢？
我所不了解的凯恩斯，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似乎成为自由主义的敌人、市场经济的敌人，甚至是专制政府的帮凶。许小年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张维迎说，要埋葬凯恩斯主义。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几乎同时表达了对凯恩斯主义的警惕，究竟是什么用意？
感谢克鲁格曼，他的中国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浅。在短暂的面对面请教之后，我开始阅读他的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这当然是一本试图扫描经济危机历史的书，从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大萧条开始，作者的分析横扫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短视与愚蠢。一直到今天，这场仍然在蔓延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的最近关注案例。在这样的历史流变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克鲁格曼和那些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捍卫者在援引数据，史料，在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之时，焦点几乎一致。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格林斯潘的批评，更是异口同声。只有在如何理解凯恩斯主义的问题上，双方的分野才开始显露出来：
“在1930年12月，当事态变得明朗，即美国已经陷入一场罕见的大衰退时，凯恩斯试图向公众解释这场萧条的起因。他宣称：我们的交流发电机出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十分激进，因为凯恩斯其实是在宣称，美国的经济引擎将不会自动重启，而是需要由政府来激活。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说这话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派，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引擎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通过一种技术性的修理就能解决。”
怎么理解克鲁格曼这些话的价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凯恩斯时代的宏大背景。对人类历史而言，那是一个迷惘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西方惟有转向一种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才能摆脱大萧条。这甚至包括了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罗素，以及我们热爱的胡适之。
我在余英时先生的著作《重寻胡适历程》的23页读到：“奇怪得很，他(罗素)说苏俄的dictatorship办法是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他说，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远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胡适之）说，那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他说，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便是罗素，即便是胡适之，在当时当地，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对天赋人权的信心，对自由的信心，也是一种小信，一种犹豫，一种失望。只有凯恩斯响亮地提出，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绝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修理好，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权利，仅仅需要一种十分有限的干预，这种干预一点都不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私人决策。
显然，我们的历史成全了凯恩斯。在市场经济，自由理念一片萧瑟之中，凯恩斯开出的药方真的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复兴使得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重新树起了信心。而当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使得人们确信，宏观经济干预，尤其是以削减利率或者增加预算赤字来对抗衰退的办法，可以使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在基本充分就业之下，大体保持稳定。
说实话，对于一个视自由和市场为空气的人而言，我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策略有一种本能的不认同。因为古典经济学坚定地认为，政府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这意味着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越过自由的底线，最终形成一种对人的奴役。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事实上就是政府干预过度才得以形成。
为了解开我内心的纠结，我开始阅读凯恩斯那本诘屈聱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我的准经济学爱好者的专业积累，我显然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公式，那些天书一样的数学模型。但有几个问题我终于清晰起来：
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凯恩斯其次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
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现在我相信，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二元判断阻碍了我们的认知。由此，当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我们就会面对一系列窘境。我们以自由和生命尊严做底线吗？我们志存高远，心系未来吗？我们真正尊重市场，倡导充分竞争吗？我们有至高敬畏、同时又爱人如己吗？
我心有答案。并由此理解了许小年的话，他说，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这个主语用心良苦。我也理解了张维迎教授的话，埋葬凯恩斯主义，是的，这可能是一种决绝的姿态，有一些愤怒，有一些着急，但扪心自问，当张维迎看清了真相，他除了着急，除了发出一种情绪化的呼喊，作为一介书生，他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