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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快，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全国一切民主力量迅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下，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壮大。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朝覆亡，铁流南下追歼残敌，大城市逐一完整接收，各项政策得到顺利推行，社会新秩序正在建立。这一切表明，创建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的条件业已成熟。当务之急，是集中人民的集体智慧，创制革命建国的共同纲领，迎接躁动于母腹的新中国的诞生。
自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迅速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到1949年春，应中共中央邀请，经周恩来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等地陆续进入解放区，先后抵达擘划伟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北平。正可谓“千流归海，群贤毕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转折中，共产党人以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把全国民主力量都汇聚在一起，使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会议决定设立6个工作小组。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第二小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小组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会议结束后，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立即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制定一部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遵循的共同纲领，是创建新中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制定共同纲领草案，由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在深入讨论和吸收各方意见基础上，周恩来放下繁冗事务，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草案初稿，又交毛泽东仔细修改形成草案。它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还确定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等。
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在制定共同纲领草案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分布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中国的西藏、新疆个别边疆地区以致中国领土台湾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妄图分裂中国，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不采取苏联式的联邦制，而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重大决策，对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都能保持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巩固团结，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完整可行的立国方案，又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谋国为公，积极贡献意见，使纲领臻于完善。这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精神。共同纲领草案经新政协筹备会讨论和认真修改基本通过后，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
关于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逐一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但在讨论中，争议较大的是国家名称问题。对于未来国家的名称，1940年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称为“中华民主国”。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首次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致词中说：“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筹备会工作小组起草的三大文件的初稿中，都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
在7月8日第四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对这个国名提出不同意见。一些代表感觉名称太长，用起来累赘。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必要时可用简称。这是一种意见。黄炎培、张志让两位先生也提出一种意见，后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这里节略“共和”二字，“人民”和“民主”两个概念予以保留。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发表了第三种意见。他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第四小组归纳了上述意见，留待以董必武为首的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起草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并征求钱端升、邓初民、王之相等专家的意见，写成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掉了“民主”二字。 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介绍了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情况。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民主”二字，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含义。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在外国，“共和”和“民主”是一个字，而在中国，却将它定为两个字了。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两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周恩来进一步说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适当的。新的国名获得政协会议代表一致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确定，在国体和政权基础上体现得“鲜明、准确、完备”，这里凝聚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极其负责的精神和审慎的态度。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确定代表国家尊严与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发表启事，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关于国旗应征图案的条件是：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在登报公开征求的一个月内，共收到国旗和图案稿件2992件，应征者中既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机关职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这一幅幅图案，反映了全国上下包括海外侨胞都期望着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极大热情。
评选委员会成员经过仔细观摩，筛选出38幅图案汇集成册，印发给出席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每一位代表。9月23日，政协代表分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共有374位代表主张选用国旗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员超过代表半数。这三案，都是红底，一黄星，加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各有不同。毛泽东也比较属意三案中的一幅。但有些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特邀代表张治中说，红色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领导，都好。中间加一条黄带，如果被理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就很不好了，坚请另作考虑。许多代表转而同意他的意见。新闻界代表徐铸成则不赞成黄色为黄种及黄河文化代表之说，他认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些并非黄种，更多的与黄河并无联系。故国旗应有普遍代表性，不宜有大民族主义表现。
9月25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已进行到第五天，按照大会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约请各方人士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开座谈会，最后协商确定方案。在讨论中，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等对“一星一河”旗的意见，然后说，我看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但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还是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座谈会上，剧作家田汉反复揣摩，提议采用第32号图案。这幅图案，在红色的旗面上，镌有一大四小五颗黄星，呈有序环绕排列，顶端还有镰刀斧头。田汉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毛泽东接过图稿，也感到满意，并说镰刀斧头可以去掉。与会者将该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取得一致意见。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国旗议案，代表们一致同意选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在讨论说明词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原来的说明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代表说，照这样解释，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要另换国旗？毛泽东同意选用五星红旗，认为可以改换说明词。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的评选，洋溢着平等、民主、协商的气氛，体现了共和国缔造者们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第32号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国际经济通讯社的普通职员曾联松。不久，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采用函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作为他对国家贡献的酬谢。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首都天安门，在工厂、机关、学校、军营和乡村升起的时候，人民不会忘记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关于国歌的评选，公开征求国歌词谱的启事一经发出，共收到国歌稿件632件，歌词694首。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种经历的人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国歌尽绵薄之力。评选委员会经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5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协商座谈会上，国旗方案很快确定下来。接下去讨论国歌问题，会议冷场。的确，国歌既要求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更何况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一时怎能找到适合要求的歌曲呢？当各位代表苦思而无良策之时，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这首战歌鼓舞了多少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徐悲鸿的提议，一下子开阔了大家的思路。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补充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 会上有人发表意见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呵！在大家发言之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在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周恩来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以此去鼓舞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全民族前进。”
关于国徽图案的征集，也收到900幅应征稿件。政协代表普遍反映这些稿件在体现中国特征、政权特点以及形式庄严等要求上，还距离较远。因此，国徽方案未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委托原国立北平艺专（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和钟灵四位美术家组成。后来，以梁思成为首的国徽设计小组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搞了一个统一的方案。经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关于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使用办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的决议案；29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全国同胞、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一、新政协筹委会和共同纲领的制定
自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迅速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到1949年春，应中共中央邀请，经周恩来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等地陆续进入解放区，先后抵达擘划伟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北平。正可谓“千流归海，群贤毕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转折中，共产党人以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把全国民主力量都汇聚在一起，使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性质。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会议决定设立6个工作小组。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第二小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小组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会议结束后，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立即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制定一部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遵循的共同纲领，是创建新中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制定共同纲领草案，由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在深入讨论和吸收各方意见基础上，周恩来放下繁冗事务，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草案初稿，又交毛泽东仔细修改形成草案。它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还确定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等。
关于国家的结构形式，在制定共同纲领草案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分布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中国的西藏、新疆个别边疆地区以致中国领土台湾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妄图分裂中国，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不采取苏联式的联邦制，而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重大决策，对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都能保持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巩固团结，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完整可行的立国方案，又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谋国为公，积极贡献意见，使纲领臻于完善。这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精神。共同纲领草案经新政协筹备会讨论和认真修改基本通过后，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
二、集思广益定国名
关于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逐一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但在讨论中，争议较大的是国家名称问题。对于未来国家的名称，1940年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称为“中华民主国”。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首次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致词中说：“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筹备会工作小组起草的三大文件的初稿中，都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
在7月8日第四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对这个国名提出不同意见。一些代表感觉名称太长，用起来累赘。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必要时可用简称。这是一种意见。黄炎培、张志让两位先生也提出一种意见，后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这里节略“共和”二字，“人民”和“民主”两个概念予以保留。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发表了第三种意见。他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第四小组归纳了上述意见，留待以董必武为首的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起草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并征求钱端升、邓初民、王之相等专家的意见，写成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掉了“民主”二字。 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介绍了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情况。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民主”二字，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含义。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在外国，“共和”和“民主”是一个字，而在中国，却将它定为两个字了。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两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周恩来进一步说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适当的。新的国名获得政协会议代表一致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确定，在国体和政权基础上体现得“鲜明、准确、完备”，这里凝聚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极其负责的精神和审慎的态度。
三、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
在筹备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确定代表国家尊严与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发表启事，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关于国旗应征图案的条件是：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在登报公开征求的一个月内，共收到国旗和图案稿件2992件，应征者中既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机关职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这一幅幅图案，反映了全国上下包括海外侨胞都期望着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极大热情。
评选委员会成员经过仔细观摩，筛选出38幅图案汇集成册，印发给出席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每一位代表。9月23日，政协代表分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共有374位代表主张选用国旗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员超过代表半数。这三案，都是红底，一黄星，加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各有不同。毛泽东也比较属意三案中的一幅。但有些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特邀代表张治中说，红色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领导，都好。中间加一条黄带，如果被理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就很不好了，坚请另作考虑。许多代表转而同意他的意见。新闻界代表徐铸成则不赞成黄色为黄种及黄河文化代表之说，他认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些并非黄种，更多的与黄河并无联系。故国旗应有普遍代表性，不宜有大民族主义表现。
9月25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已进行到第五天，按照大会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约请各方人士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开座谈会，最后协商确定方案。在讨论中，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等对“一星一河”旗的意见，然后说，我看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但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还是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座谈会上，剧作家田汉反复揣摩，提议采用第32号图案。这幅图案，在红色的旗面上，镌有一大四小五颗黄星，呈有序环绕排列，顶端还有镰刀斧头。田汉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毛泽东接过图稿，也感到满意，并说镰刀斧头可以去掉。与会者将该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取得一致意见。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国旗议案，代表们一致同意选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在讨论说明词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原来的说明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代表说，照这样解释，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要另换国旗？毛泽东同意选用五星红旗，认为可以改换说明词。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的评选，洋溢着平等、民主、协商的气氛，体现了共和国缔造者们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第32号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国际经济通讯社的普通职员曾联松。不久，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采用函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作为他对国家贡献的酬谢。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首都天安门，在工厂、机关、学校、军营和乡村升起的时候，人民不会忘记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关于国歌的评选，公开征求国歌词谱的启事一经发出，共收到国歌稿件632件，歌词694首。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种经历的人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国歌尽绵薄之力。评选委员会经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5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协商座谈会上，国旗方案很快确定下来。接下去讨论国歌问题，会议冷场。的确，国歌既要求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更何况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一时怎能找到适合要求的歌曲呢？当各位代表苦思而无良策之时，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这首战歌鼓舞了多少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徐悲鸿的提议，一下子开阔了大家的思路。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补充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 会上有人发表意见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呵！在大家发言之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在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周恩来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以此去鼓舞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全民族前进。”
关于国徽图案的征集，也收到900幅应征稿件。政协代表普遍反映这些稿件在体现中国特征、政权特点以及形式庄严等要求上，还距离较远。因此，国徽方案未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委托原国立北平艺专（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和钟灵四位美术家组成。后来，以梁思成为首的国徽设计小组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搞了一个统一的方案。经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关于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使用办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的决议案；29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共同纲领》。30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全国同胞、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