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人蔡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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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蔡襄,字君谟,别号莆阳居士,谥号忠惠,生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于治平四年(1067),享年55周岁。今年离蔡襄诞生已过1000年。
  依照1000年前的行政区划,蔡襄出生地为: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连江里枫亭市赤湖蕉溪东宅村。乡贤描述蔡襄的出生地,说是背山面海,枫江旁流,地有紫金色泥土覆盖,跨溪环亘六七里。“七里紫金土”被乡人视若神奇,显然对应的是“紫金光禄大夫”之类显赫的官阶。又有人说,赤湖蕉溪有一陵地,远望似一只卧豹,传说是莆阳蔡氏高祖的祖坟。种种传说试图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一块必定要让莆阳乃至整个北宋为之瞩目的风水宝地。
  天圣四年(1026),14岁的蔡襄中了乡举。天圣八年(1030年),18岁的蔡襄中了进士,初试为开封府第一,廷试为甲科第十。蔡襄可能是莆阳华丽丽进士榜上的“榜幼”,莆人未及弱冠之年而擢进士的,印象里只有100年后的龚茂良和500年后的戴大宾。
  蔡襄之所以如神童一般闪亮登场,据说乃受启于“通经史、工古文”的惠安卢姓外祖父,似乎是为了佐证这个说法,蔡襄擢第甫4年,胞弟蔡高也高中进士。然而,与“惠安外祖父开蒙”这个说法颇为冲突的是,他们的从叔蔡准和蔡高同科中了进士。由此,“赤湖蔡氏”的盛名远远盖过了那个默默无闻的“惠安卢氏”。仿佛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蔡襄一举开启了“赤湖蔡氏”科甲蝉联、簪缨鼎盛的荣耀之门:有宋一代,这个家族共出了50多名进士,共计职官者100多名,其中宰相3名,榜眼1名,尚书2名,侍郎4名。
  蔡准就是大名鼎鼎的蔡京和蔡卞的父亲。蔡京是中国历史上被盖棺定论的“奸相”,在莆阳,蔡襄和蔡京的血缘关系,早年间一直被文史界有意无意地遮掩着,2010年出版的《莆阳蔡氏宗谱》则大大方方地标明,蔡襄的曾祖父和蔡京的曾祖父是同胞兄弟。按照古人的说法,蔡襄和蔡京是“从兄弟”。后世有人说他们是“堂兄弟”,此称谓不合规矩。在古代,同一个祖父的称“堂兄弟”,同一个高祖的为“从兄弟”。蔡襄比蔡京早35年出生,看起来像两代人,这是因为,蔡襄的曾祖父是老大,蔡京的曾祖父是老幺。他们的一世祖蔡用元来自中原,在唐中和、光启年间辗转迁徙而到赤湖蕉溪。
  蔡襄、蔡高、蔡京、蔡卞、蔡立、蔡衮、蔡雍,他们是莆阳“赤湖蔡氏”的第六代,彼此关系是从兄弟,他们都中了进士。他们名字中有个共同点,都是“衣”字头,看起来像宋代的官帽“长翅帽”。据说“赤湖蔡氏”在莆发枝的数脉,他们第六代的一众从兄弟里,凡名字带“衣”字头的,都中了进士;没有的,则奄然无名。
  二
  庆历七年(1047),蔡襄举家移居莆田城南。那个原本无名的村庄后来因蔡襄而名为“蔡宅”。后世论起蔡襄籍贯,一般指赤湖蕉溪;论起蔡襄故居,一般指蔡宅。仙游枫亭建有蔡襄陵园,城厢蔡宅建有忠惠祠,皆为明、清之际,由地方官和蔡氏子孙重建续建,当代亦有数次修缮。枫亭蔡襄陵园前有石望柱一对,上书“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此联由蔡襄后裔、乾隆年间礼部尚书蔡新撰写,所述乃蔡襄个人事迹和历史贡献。城厢蔡宅的忠惠祠堂前,亦有石柱一对,上书“壶山兰水同千古,庆历熙宁第一人”,显然系当代文人所撰,虽缺乏文采,褒扬之意亦甚。
  对蔡襄的纪念与追思,不是在今天才刚刚开始。蔡襄去世不久,他的挚友欧阳修就撰写了一篇近2000字的悼念文章,《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最后一段是这样的:“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宋宰相赵鼎称颂蔡襄“儒林仪表、国家栋梁”;宋著名诗人王十朋作《蔡端明祠堂》诗云,“政绩留南纪,祠堂枕大江。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宋理学大家朱熹评其“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明状元柯潜干脆称蔡襄“莆阳第一”。
  20岁入仕,30岁才参与高层议政,55岁而终老,仕途经历并不算长,蔡襄为何在后世能获得如此盛誉?《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如此评价:“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扼而言之,千年以降,后世褒扬蔡襄之卓著功勋,主要在“仕君则忠”和“安民以德”两个方面。
  蔡襄是北宋名臣,先后任过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等府事。
  蔡襄在朝廷第一次发声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一年蔡襄28岁,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官阶不高,一出手却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撰写了一首1000多字的组诗《四贤一不肖》,公开声援遭贬的“四贤”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炮轰“不肖”的当权派高若讷。这首组诗引起巨大轰动,京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成为畅销书。连当时的契丹使者都“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至此,蔡襄以耿亮之声知于朝野。后世称其“四谏经邦”,指的是,蔡襄曾经四次在朝廷危局中,发出了与主流当权派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为此,蔡襄因言获罪,多次遭贬,虽付出惨重代价,却彰显了一位传统士大夫的“忠惠”之名。
  蔡襄生平事跡无数,尤以重民哀生扬名。史书记载的有两件大事。一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百姓感念,“为公立生祠于塘侧”。二为主持建造泉州洛阳桥(又称万安桥)。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洛阳桥的建成,推动了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进程。《兴化府志》介绍洛阳桥修建,“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立石为梁”,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种蛎于础以为固”,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的先例;“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颇为科学,可见蔡襄重视生态平衡。故此,当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蔡襄为“福建桥梁界的状元”。   此外,后世谈论蔡襄,必定还会提到《荔枝谱》和《茶录》。《荔枝谱》系蔡襄知泉州府时所著,全文2000多字,是古代中国最早的荔枝学专著,英国人李约瑟博士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称《荔枝谱》是“世界上第一部问世的果品分类学著作”。蔡襄是茶学家,任福建转运使期间,他督办改进并提升了当时著名的北苑御园的茶叶品质,当时的“建茶”“建茗”名列北宋贡茶之首。后蔡襄作《茶录》,成陆羽《茶经》之后最具影响的论茶专著。
  当然,后人敬慕蔡襄,更在于他作为文人的书风诗品。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其书法楷行皆妙,尤以“飞白散草”为最,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苏东坡言:“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言:“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蔡襄同时还是北宋重要的诗人,当时有《莆阳居士集》行于世,传世诗、词、赋有420多首,其中与家乡莆阳有关的十数首。后世评价其诗作“清遒粹美”,开了闽诗在宋一代的新风。
  三
  6年前,蔡襄诞辰1000周年,其间有相关论著、评传、纪念文册等陆续编撰刊行。所有书籍上,蔡襄的肖像画、塑像图都很接近,其共同点是,每一个“蔡襄”都留着漂亮的胡子。此举看似是编著者偷懒,互相临摹复制,其实,那胡子典出有故,蔡絛(蔡京六子)的《铁围山丛谈》提到,“伯父君谟,号‘美髯须’”。
  蔡絛在记述伯父蔡襄留有“美髯须”之后,又讲了件趣事,“仁宗一日属清闲之宴,偶顾问:‘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这个生活细节透露出,蔡襄和仁宗皇帝之间,在某些清闲时刻是比较亲近的。《宋史·蔡襄本传》提到,仁宗非常喜欢蔡襄的字,有一回让蔡襄写一块碑文,他写了。让再写另一块,蔡襄拒绝了,说“此待诏职耳”,意思是,我才不干呢,这是随叫随到的书画匠人干的活儿。
  宋李俊甫著《莆阳比事》载,仁宗皇帝还曾手书“君谟”二字送给蔡襄。“君谟”是蔡襄的字,“谟”意为计谋、策略,仁宗题此二字,有双关之意,褒扬蔡襄是皇帝的谋士。蔡襄得字非常感动,不仅写诗拜谢,还勒石记之,说这是“独臣恩荣,前无此例”。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作为朝中重臣,蔡襄在某些时段,深得皇帝器重,甚至可以保留文人的若干尊严和脾气。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让蔡襄起落浮沉的,同样是这个会拿他的胡子开玩笑、拒绝圣意也不计较的仁宗皇帝。《宋史·蔡襄本传》的最后一句是“乾道中,赐襄谥曰‘忠惠’”,在古代,谥号是给一个朝臣一生最后的荣誉,而这个“乾道中”,实际上已经离蔡襄辞世过了100多年。蔡襄晚年见疑于仁宗之后继位的英宗,英宗是仁宗养子,其储君身份的合法性,曾遭朝臣背后非议,有人造谣说,蔡襄是最强烈的反对者。英宗即位后,自然忌恨蔡襄,蔡襄直到过世,也未获得来自朝廷的最后表彰。欧阳修曾撰《辨蔡襄异议》一文替他辟谣,蔡襄自己则不习惯于自我表白。《宋史·蔡襄本传》记载了一件事,“尝饮会灵东园,坐客误射矢伤人,遽指襄。他日帝问之,再拜愧谢,终不自辩。”——蔡襄深沉、隐忍、有苦难言、有苦不言的儒者风貌,宛在眼前。
  后世有关蔡襄的各类著述,关注的多是蔡襄的政声政德,极少有人关心过蔡襄的个人情感。我们只知道蔡襄“谠言正色”,似乎铁骨铮铮,坚不可摧。其实他一生坎坷悲苦,除了饱受上层政治斗争之困,为新任皇帝见疑到死,其家庭灾难亦接踵而至:发妻葛氏中年而逝,弟蔡高、长子蔡匀、次子蔡旬皆英年早逝,而他自己则是在“丁母忧”期间去世的。
  《宋史·蔡襄本传》透露,蔡襄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朋友去世尚且如此,亲人接连离世,蔡襄何以面对?“予年四十四,白发成衰翁”,在《读乐天闲居篇》里,他曾如此喟叹。《见匀亲抄书泣悼卷末》一诗,睹物思情,让人泪目:“得汝抄书心自喜,古来清白绍家难。谁知向老秋灯下,一见亲踪不忍看。”《离都帖》是蔡襄的传世手迹,这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信中表达了丧子的悲伤:“动息感念,哀痛何可言也……”
  四
  蔡襄将自己的号取为“莆阳居士”,尽管他可能不是第一位自称“莆阳人”的士子(一说为徐寅),后世却将“莆阳居士”视为“莆田别称莆阳”典故的出处。蔡襄的身上,寄寓了莆人对莆阳人格的美好期望:忠诚、刚正、儒雅、沉稳,奉献。在后代读书人眼里,蔡襄不仅是名臣中的上臣,儒林中的巨木,也是文人中的雅士。把“莆阳”的“阳”解释为“正能量”,显然过于俗套,然而,其中真真切切饱含了后世对蔡襄式先贤的膜拜与追怀。《兴化府志》把蔡襄列入“名臣传”,不仅用比别人多得多的笔墨详细记载了蔡襄一生的行迹,还在篇末加了一段评论,将之与从弟蔡京、蔡卞进行对比:“迄今郡之蔡氏,皆自谓襄之裔,京、卞岂无子孙哉?盖耻其为恶而讳之耳。呜呼!善则他人愿为其子孙,不善则子孙耻其为父祖。”
  不仅如此,《兴化府志》这样端庄叙事的志书,还把蔡襄当作一个有异禀的人。《兴化府志·吏纪四》“凌景阳”条,记载了一段有趣的轶事:宋仙游县尉凌景阳一次郊游时偶遇两位道童,见其“眉目疏修、精神峻爽”,便把他们带到郡学读书,二人后来中了进士。这两位道童,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蔡襄和胞弟蔡高。说来有趣,在蔡襄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把他当作一个神奇的人,北宋笔记小说《东斋记事》里记载了一则逸闻:蔡襄任福州知府时,有好几天生病没去上班。恰好通判发现那几日鼓角一直不响,便去问打更的怎么回事。打更的说:“数夜有大蛇盘踞鼓上,不敢近。”过几日,蔡襄病愈出来,跟通判说,好奇怪,我这几个晚上都梦见自己爬到钟鼓楼上面去睡觉。
  与这些传奇相比,诗文里的蔡襄,沉稳而得体,彬彬有雅量。除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组诗《四贤一不肖》有点像“愤青”,带有表达政见的热切,其他著作皆清晰可见其纯粹而遒劲的士大夫风范。蔡襄曾长期担任福建地方官,家乡的山南水北间,留下了不少他的题咏。无论是写钟潭、囊山、龙纪院,还是写九鲤湖、紫霄岩、乌石山,每一首皆可触摸到他对风物的诚挚爱意。传世名作《荔枝谱》,更可见其对故土的特别偏爱:“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唯陈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类,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
  《兴化府志·里图考》“蔡宅”条介绍,“公故仙游人,为本路转运头使往来城南,受其形勝,居之。后蔡氏子孙繁衍,遂成村落,仍呼蔡宅。”以此推之,蔡襄初迁此处时,这个离木兰溪不远的无主之地,尚为纯自然状态,虽有佳景藏焉,却是默默无闻。蔡襄携眷来此,在这里铺纸书丹,吟诗会友,茶香弥漫的庭院,一定是当时莆阳最诗意的栖居。他那么喜欢荔枝,一定会在家园周遭遍植。品种和苗木,一定是他亲手挑选的。第一颗荔枝挂果时,他的心里一定有过别样的欣喜。自然之秀簇拥着人文之盛,蔡宅村终于因人得名,因人扬名。“闽州纵有千千树,未抵家园气味长”,虽然没有看到直接题咏蔡宅的诗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支》这样的诗作,一定是在蔡宅的荔枝树下被蔡襄酝酿出来的。
  蔡襄《荔枝谱》面世600年后,明代福州文士徐 追慕前辈,也编撰了一册新的《荔枝谱》。在蔡谱骈珠俪彤的荔枝谱系上,徐谱增录了新的名品。其中一款出自蔡襄家,它的名字叫“蔡宅红”。
  “蔡宅红”,一个温暖而鲜丽的名字。也许它可以有一个别号——“莆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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