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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于学科建设工作思维的路径探索，从源头上回答一门学科卓越成长的基本规律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文选取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以全球学术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为研究视角，分别从世界学术中心、科学组织形态、学科发展状态三个观测维度，全景式呈现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与形成机理。研究表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能够在衰落之后重新回归世界中心并非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关键取决于大学组织层面适时对知识生产关系的重构。全球学术中心的变迁将现代学术制度强势引入，在牛津大学实现了学院制和大学学术的有机融合，形成以结构多元、灵活性强、自主性高为特征的学科组织网络，最终奠定了跻身世界一流学科行列的组织制度基础。回应当前“双一流”建设进程，办学者需要更加关注中心与边缘地带学术制度的创新机制，遵循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逻辑开展学科培育工作，并思考塑造未来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究竟需要何种大学学科理念及其制度结构。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牛津大学;演进特征;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21）02-0014-08
一、問题的提出
“双一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部署，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办学规律是我国政府、高校、社会、学者的共同期待。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一流”建设高校均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并围绕人才队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重点内容绘制了宏伟的建设蓝图"。截止目前，“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个周期已接近尾声，教育部于近日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2020年“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大高校从总体要求、工作任务、进度安排等方面完成首个建设周期内的自我评价和总结报告。从学科建设实践及其总结工作来看，办学者对世界一流学科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偏差，比如，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被认为是目标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工作缺乏可持续的学术发展理念引领;忽视中国特色的学科组织及其大学制度设计。这些问题深层次反映了办学者缺乏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大多数的学科建设举措一定程度上存在背离新时代学术发展要求的现象。这就在实践层面要求研究者科学回答世界一流学科是怎样形成的，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探讨，而且需要从典型大学学科发展案例中探寻具有原生态性质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
从已有文献可知，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知识组织的学理层面分析世界一流学科的内生动力，并尝试建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比如从自组织理论出发探讨学科组织的知识演化与组织创新，抑或从大学组织层面分析学科成长的制度建设及其管理变革;另一方面，从一流学科的案例分析中解构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试图为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比如从学科史人手，通过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来探索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历程及其关键影响要素。尽管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深人研究离不开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反复协商和对话，但当前更加缺乏科学有效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建立在适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的案例研究，即从学科成长历程的大背景中挖掘鲜活的学术组织发展经验，为当前乃至未来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提供重要的启示。
因此，本研究基于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视角，试图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多维度观测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变迁特征，为丰富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机理及培育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
鉴于个案研究的特殊性要求，建立适切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度揭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及其内在逻辑。本研究更加关注大学学科发展的宏观与中观环境，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离不开以往科技发展变迁、科学组织形态，以及学科组织制度层面的历史影响。基于此，笔者以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为主线条，将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置于不同时期世界化学中心及其学科组织形式的背景中[5]，结构化呈现和分析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与形成机理。
（一）分析框架
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全球学术体系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其中，中心地带往往是具有象征性的学术秩序中心，是统治着学术群体价值观和信仰的中心，边缘地带往往依附于中心价值系统，处于从属地位，通常被认为是落伍的、滞后的、欠发达的区域。尽管全球学术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长期稳定存在，但居于中心或边缘地带的个体组织及其制度却变动不居，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中呈现出制度创新的学术生命力。当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这种“二元结构”的划分略显简单粗暴，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组织及其制度对当前或未来学科发展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事实上，中心地带的价值系统的确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但边缘地带未必就会永远落后的，它是在历史进程中落伍的，但也有可能通过自我更新中重新焕发生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从边缘到中心的跨世纪追赶正是如此，如今卓越的学术地位并非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大学组织层面适时对本土性与全球化学术制度的重构。
1.世界学术中心。科学互动及其学术成果总是在某个地区或国家相对集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作为科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也同样呈现出学术活动中心的转移现象[8]。本研究将世界化学中心作为分析维度之一，旨在探讨案例大学学科发展与世界中心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被边缘化或重新跻身中心的原因。
2.科学组织形态。科学发展历经个体自由探索、专业行会、学院科学、产业科学时代，是一个有序组织并逐渐体制化的过程。某一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所处时代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具体的科学组织形态，在一定时期决定了独特的知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研究重点分析科学组织形态在世界化学中心转移过程中的典型表现及其特征，旨在解读案例大学学科发展的组织共性及其特征。 3.学科发展态势。案例大学的学科发展不只限于某一学科组织，而是辐射整个大学关于该学科的一切研究和教学活动。该维度将准确呈现案例大学在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状态，比如研究形式、研究方向、教学开展、关键人物等，旨在解答这些要素究竟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对于当前或后来的学科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案例选择
回答此上述“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其最好的方法就是案例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本研究选择以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为案例，理由如下：其一，牛津大学化学系是全球最大的化学系之一，也是牛津大学自然学科规模最大的学科之一，化学学科连续多年排名世界前十，共有13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学科;其二，作为自然科学学科的代表性学科，化学学科在以人文学科为传统的牛津大学跻身世界中心，对于自然科学乃至其他学科成就卓越品质有着更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三，牛津大学曾经是近代化学的策源地，位于世界化学中心位置，在短暂沉寂之后，于20世纪上半叶成为英国引领世界现代化学发展的中心，这种历经沉浮的学科史既能反映被边缘化的原因，又能呈现重新崛起的历史契机和学科能力。从研究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除了通过网络收集、电子邮件、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课题组还获得了罗伯特。威廉姆斯等人撰写的《牛津大学的化学史：1600-2005》（ChemistryatOxford：AHistoryfrom1600to2005）[11]，这份珍贵的资料为研究案例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成长历程
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从处于世界化学中心，到后期被边缘化，之后开始振兴并迅速崛起，最后实现跻身世界化学中心的宏愿。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成长阶段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基准，有利于探讨牛津大学学科发展与世界中心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被边缘化或重新跻身中心的有效举措及其特征。
（一）英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研究的兴起（1640-1750年）
与古老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相比，化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直到十七世纪，化学仍然以利巴菲乌斯所称的“炼金术”在社会上盛行。在弗兰西斯。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以罗伯特。玻义耳为首的英国化学家揭开了近代化学的序幕。在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院长约翰，威尔斯金的带领下，于1648年沃德姆学院成立了著名的“哲学俱乐部”（PhilosophicalClub），旨在开展有关化学、医药、冶金、哲学等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探讨。此时，牛津大学开展化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分散在各学院（College），比如，来自基督教堂学院的托马斯。威利斯博士是牛津大学最早开始研究化学的院士。另外，牛津大学还在老阿希莫林博物馆专门修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可以发展新的学科及其教学和实验，以及负责开设公开讲座，向有兴趣的学生和绅士介绍化学方面的知识。大约到18世纪初，化学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已经颇具基础，而且前景很好，当时牛津大学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化学实验结果和发明。
（二）法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边缘化（1750-1850年）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化学家安东尼，拉瓦锡开始注意定量方法和实验天平的使用，他对燃烧、空气和水进行研究，否定了燃素理论，提出了空气中的氧气是燃烧过程中起作用的气体，之后又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他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13]。如果说从拉瓦锡的氧化学说的确立开始法国化学走向世界，那么可以认为盖-吕萨克的气体反应简比定律创立为标志世界化学研究中心转移到法国[14]。凭借近代化学发展的余晖，英国的印染、纺织、酿酒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英国工业化学家坦南特于1789年取得氯气漂白技术的重大改进之后。牛津大学依托学院及其实验室也在医学、药学、采矿、冶金以及农业和酿造中获得了一些化学研究成果，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敏锐，在极速变化的时代赶上现代化学的列车，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18世纪中后期，斯塔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导致英国近代科学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失去了初创时期的蓬勃朝气和创造精神。其二，天文学和医学依然是牛津大学的显学，化学被视为医学下属的解剖学范畴，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只能为绅士的人文教育提供辅助。
（三）德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振兴（1850-1945年）
19世纪的德国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紧接着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曾经在法国求学的凯库勒、李比希、维勒、本生等德国化学家逐渐承担起了振兴德国化学的重任，在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的重大贡献促使德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19世纪中叶之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逐渐在牛津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从专业设置、学位颁发、师資配备，以及实验室扩建等方面得到认可和重视。这一阶段，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可以分成大学和学院两部分，其中，大学层面主要通过设置大学化学教授职位来确立化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学院层面对化学学科发展的支持主要通过扩建实验室的建设。到20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形成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三大实验室：
（1）有机化学，牛津大学发展有机化学经历了一个先学习后自主创新的阶段，首先由威廉，奥德林教授从欧洲引进有机化学领域的教材、著作、教学方法、实验设备等整套学科体系，然后在珀金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继任者罗伯特。罗宾森的共同努力下，在有机化学领域取得了极具创新性的研究和教学成果。
（2）无机化学，牛津大学的无机化学是旧有化学实验室的历史传统，尽管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索迪教授是在无机化学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2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由于其对学院实验室的偏见以及管理水平的欠缺，牛津大学的无机化学在经费和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3）物理化学，牛津大学的物理化学方向完全
是学院院士自发形成的研究方向，曾经被弗雷德里克.索迪反对的学院实验室体制，反而在意料之外凭借物理学和化学的交叉研究促成了新的研究方向。正是这一新的物理化学研究方向在20世纪后半期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世界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美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中心（1945年至今）
20世纪中叶，世界化学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除了二战时期大批欧洲科学家赴美工作的偶然性因素外，重要的是美国大学积极学习德国大学的先进办学模式，并结合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传统，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对化学研究和教学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支撑作用。20世纪后半叶，牛津大学的化学研究主要分散在大学学系、学院、实验室，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三个方向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机化学在继任者安德森的领导下，将固态研究、有机金属化学、无机生物化学确定为无机化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并进一步扩大了无机化学实验室规模。有机化学的继任者罗宾森教授在194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有机化学家。虽然物理化学在学院制中产生，但其进一步的发展却需要独立的组织和平台。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利用自身作为牛津大学学院院士建立的长期人脉关系，促使大学拨款修建专门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为新时期成为国际一流的物理化学中心奠定了基础。
当然，牛津大学化学研究成就并不局限于上述三个方向，在学科交叉组织方式上也取得了最新的探索，形成了较为灵活的研究模式。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威廉姆斯的领导下，联合100多名来自化学、物理、生物化学、医学、冶金学的教师组建了庞大的“酶研究小组”（EnzymeGroup），旨在通过核磁共振技术和菲利普斯的X射线晶体学组一起研究蛋白质结构及其内部迁移机制。另外，随着英国新公共管理政策的推行，尤其在1992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逐步提高了研究经费分配的竞争性。为了获取足够的经费支持，牛津大学开启了具有知识生产模式I特征的产业科学时代，相应地，化学系也加人到研究经费的竞争行列之中。截止2008年，牛津大学化学系已经拥有98项专利，33项专利使用权，并成立了12家衍生公司。牛津大学化学系衍生公司的总市值估计已经超过1亿英镑，而其知识产权商业化行为已经为大学贡献了超过8000万英镑的资金。
四、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
根据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可知，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也绝非朝夕之功，而是要历经知识和组织层面的艰难探索和持续创新。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历程总体上沿着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划分为学科边缘化阶段、振兴阶段、跻身中心阶段，各阶段所处的化学学科发展趋势、科学组织形态，以及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发展特征均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严格意义上来讲，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且具有较强的历史情境性，但为了突出不同阶段化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态势，表中所列出的内容只表示在特定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举措。
尽管表1对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卓越路径及其特征的总结仍稍显粗糙，但作为单案例的初步探索结果，尤其在学科分类视域下，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学习借鉴现代学术制度，努力摆脱学术边缘位置
科学的发展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有伏、波澜壮阔的。科学发展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先进，有的国家落后，因此就形成了全球学术的“中心-边缘”格局。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与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社会因素以及科学成果涌现时机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演进与更替的。近现代以来，意大利一英国一法国一德国一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化学学科的全球格局也同样被裹挟在这个中心转移的路线中。作为研究化学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无疑受到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深刻影响。但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随波逐流，而是世界化学中心的边缘位置实现了复兴，即从居于近代化学中心的位置，到逐渐远离中心位置，再到后期重新挤人世界化学中心的位置。其中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牛津大学在化学学科边缘化之后长期派遣教师和学生到法国、德国、美国一流大学化学实验室学习或合作研究，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化学中心的前沿方向、实验流程、组织方式来改进自身;二是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功逆袭尽管离不开自身的变革性突破，但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着牛津大学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化学学科借助大学的声誉、制度结构、学术文化等软实力，进一步缩短了与科学中心的距离。
（二）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开拓学科发展新方向
在学者个体研究的时代，世界一流学科等同于科学家个人，比如被称为“牛津化学家”的罗伯特。玻义耳，正是他的系列研究成果开创了近代化学。经过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到了19世纪初才开启了学院科学时代，世界一流学科不再等同于个人，而是以某一機构的某一团体来分享这份荣誉，比如吉森大学的李比希学派，依托有机化学的理论突破开创了新的领域。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时代，学者们通常在单一学科领域关注基础研究，知识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证明或证伪科学理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之所以在这一阶段被边缘化，除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外，其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很好地形成适应当时的知识生产模式。然而，在知识生产模式I时代，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学科间的互动交流也日益加强，牛津大学在物理化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开启了学术振兴之路，一度引领英国化学学科走向世界。如今，知识生产模式川时代已经到来，特别强调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全人类的福祉，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已经在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先进功能材料、生物医药方面继续引领，以促进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并非意味着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在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根据学科属性的差异，在原有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新的模式，以此来吸纳外部知识资源，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 （三）领导型学者成为学科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性动力
领导型学者的显著作用不仅体现在以独特的学术天赋开拓新领域，还表现为通过权力与资源的配置影响学科走向及其战略的选择。比如开创牛津大学有机化学方向的珀金教授，由于他的到来，开启了重视科研及其应用性的先例，引进了由负责人监督研究团队的组织形式，并筹措企业经费建立了实验室。可以说，珀金教授的学术贡献及其领导能力是牛津大学的化学发展史上历史性的一笔，在他和继任者罗伯特。罗宾森教授带领下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走向国际前列。相反，无机化学的负责人索迪教授尽管具有超强的学术天赋，曾是牛津大学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但由于个人与大学行政和学院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所在团队成员关系不和，致使学科发展处处掣肘。直到继任者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的上任，将无机化学转向物理化学研究，利用巧妙的行政管理方法，缓和了无机化学研究团队与学院实验室之间的关系，并在1941年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建立了物理化学专用实验室。很显然，在学科发展的关键阶段，与其说是整个学科团队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还不如说依赖于领导型学者的关键性动力。如今，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各个分支方向都有该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他们始终引领各方向的前沿探索，并在全球范围内担任学术要职，掌握着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及其资源。
（四）多元一体的组织结构有利于促成健康的学科生态系统
作为一座坚守古典学术的堡垒，牛津大学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大学和学院制，以及灵活的跨学科组织结构，极大地影响了化学学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学院制自下而上的学术自主权及其教授个人魅力，促使近代化学在医学、冶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庇护下苗壮成长。然而，在学院科学时代，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严重抑制了化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致使办学者开始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组织结构，将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制，在学术资源配置和科学研究方面给予较大的支持。如今，学院的导师负责制既确保了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又依托各学科开展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纳米化学等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大学的化学研究人员组建一系列跨学科研究中心（比如酶研究小组），以及按照研究主题形成的灵活多变的学科组织。如今，牛津大学古老的学院制在这个充斥着跨学科研究的时代，依然散发着独有的组织魅力和学术活力，整个20世纪，来自牛津大学各学院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有7名。可以说，正是这种貌似复杂无序的学科组织结构，才能够产生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学术生态秩序，从而为牛津大学跻身化学中心且持续保持卓越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五）跻身世界学术中心始于学术制度的建设及其持续创新
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历经四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发
展过程，但其振兴仅有100余年的历史，始于学院科学时代，通过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时代脉搏，依托独立的学科建制和研究型大学制度設施，为跻身世界化学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二战期间，牛津大学化学研究人员几乎全部投入战时研究，比如罗伯特。罗宾森、多萝茜。霍奇金、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等人对盘尼西林研究的贡献，还有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带领牛津大学大多数物理和无机化学家、研究生参与了防毒面具呼吸器的改造工作。这一临时性的组织结构为牛津大学后期建立小规模的师生研究小组，革新化学课程与教学方式，以及增加化学实验和实习的课程比重等举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产业科学时代，牛津大学化学学科更是将自身置于知识创新体系的中心，充分利用学术资本与市场逻辑的制度创新力量，在构建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实现了跻身世界化学中心的目标。当然，作为基础性的学科制度设施，学科建制和大学制度对于学术发展的支撑作用具有极强的惯性。当曾经的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向法国时，牛津大学因为没有及时完成科学体制化而延续近代化学的发展路径，从而失去了世界化学中心的位置。此时的世界化学中心从德国转向美国，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却因为学术制度建设及其持续创新，成功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逆袭。因此，制度创新，尤其是持续的制度创新就成为任何追求卓越的学术组织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卓越历程的回顾，以及演进特征的适度归纳，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基本逻辑，即基于“学术中心变迁一知识生产关系变革一流的学术声誉”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追随全球学术制度的过程。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的变迁，大学内部的知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跟随最先进的知识生产力，在构成知识生产关系的所有要素中，领导型学者、学科组织结构、学术理念与制度在协调学科生态秩序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跻身世界中心的过程也并非一味地模仿学习先进的组织制度，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所在大学的学术传统，形成具有多元结构、灵活组织、自主性强的学科组织结构。这种看似复杂的结构却暗含着健康和谐的学术秩序，正是这种学术秩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产力，并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自我更新和质量跃升。
一流的学术声誉是这个时代任何知识型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但任何能够用学术指标表征的世界一流学科，都曾经实现了理念、组织、制度层面的最优配置。
探索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基于特定的线索和脉络辨识一流学科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及其复杂关系，并能较为贴切地解释世界一流学科跌宕起伏的成长史。显然，上述机理模型基本上反映了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卓越历程的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构成的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说，世界一流学科大致有三种典型意义的卓越成长史：一种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在持续积累的基础上跻身学术高峰;第二种是集合了先天优势与后天的资源平台，呈现出一直优秀并持续卓越的态势;第三种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学术成长史，在“中心-边缘”格局中发生变化，并最终跻身世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逆袭显然属于第三种模式，且较为独特地显示了以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主要呈现以下三组关系： 1.学术中心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学术制度
世界学术中心总是引领着先进的知识生产模式，同时也进一步击垮了旧时代各国本土的传统学术制度，导致处在边缘位置的学术机构势必要追赶世界学术中心所引领的先进学术制度。案例大学在孕育近代化学的时代，由于长期延续这种辉煌及其松散的知识生产关系，从而失去了化学学术中心的位置。然而，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案例大学开始学习欧洲先进学术生产方式，在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上实现了学术振兴，并持续改进有关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迸发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产力。显然，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离不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等外部环境要素微妙变化及其相互作用，这种变化通常意味着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知识生产关系的调整，即知识生产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历史地看，知识生产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先后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模式，分别为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模式I，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模式II，特别强调公共利益的模式III。每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都是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知识、权力、组织、制度等知识生产关系的调整，重新激发新的知识生产活力和创新力来实现的。
2.以学科组织网络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关系变革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生产关系是一种有关知识生产、传播、创新的规范，它是人们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遍布所有与知识的占有、使用、分配等相关领域[8]。对于大学学科的成长而言，知识生产关系主要取决于组织结构、团队合作、激励机制、办学理念、学术制度等要素，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取决于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力。案例大学在悠久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二元制”学科组织结构（学院制与大学同时存在），再加上灵活多样的研究小组、跨学科中心、实验室等组织，为化学学科的卓越成长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案例大学知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多元结构、灵活性强、自主性高为特征的学科组织网络为核心的，这与案例大学的办学理念、自治权力、培养模式、学术制度相互支撑，为形成高效的知识生产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关系结构犹如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它绝非朝夕之功能够形成，而是经历反复实践、不断磨合、与时俱进。直到新增的规范与原有的知识生产关系有效契合，并释放出新的知识生产活力，才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关系更新暂时结束。
3.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与一流的学术声誉
世界一流学科往往引领该学科一个时代，这并非说明学术高峰一旦获取就能长期拥有，而是暗含了它自身所具备的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所谓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是指一个学科组织能够超越学术绩效的理性诉求，在长时段内实现学术绩效与学术声誉、社会责任、理念引领的协调统一，并有能力保持有序发展、自我更新、质量跃升。案例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世界学术中心从来没有完成时，而是在不断产出世界级的领先学术成果，并在连续获得诺尔贝化学奖之后，还能够持续引领全球化学学科的发展。除此之外，案例大学还能将研究目标转向全球大气污染、清洁生产、绿色生态，不仅拓展了化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学科组织带来了良好的学术声誉，进一步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未来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更加需要在學术理念上持续创新，通过学科系统结构的再造来提升知识生产的创新力，更好地适应后工业时代能够体现公益使命的学术诉求。
（二）启示
毫无疑问，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成长的历史魅力和研究价值是深刻而隽永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与形成机理。尽管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讲，不同学科实现世界一流的形成机理有所差别，但所有学科在领导型学者、学科组织结构、学术理念制度等方面却有着较强的一致性。这为当前“双一流”建设高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办学者不仅要准确把握世界一流学科深层次的组织制度的生成意蕴，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理念，构建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学科系统结构，还要充分利用学科分支模式，通过拓展新领域来迅速占据学术制高点，并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引领未来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
首先，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构建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学科系统结构。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知识生产历经了由模式I到模式I再到模式川的历史与实践的逻辑演变过程20。当然，这种变迁并非简单的推翻与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结合新环境实现知识生产模式再创新的过程，以此来调整学科建设实践要素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即封闭性与开放性、理论性与应用性、知识性与公益性。另外，不同类型的学科知识生产差异较大，比如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可能更加适合知识生产模式I，只是在某些方向或方面对模式I和模式川有所回应。相反，工程技术学科则往往以需求为引领，以公益为目标，比较适合知识生产模式I和模式皿的学术指向，而模式I则显得不合时宜。回应当前的学科建设工作，办学者应当根据学科类型的差异，构建单一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等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系统结构，并防止运用“一刀切”的学科建设举措，不能因为知识生产模式皿的理论创新及其合法性，就统一倡导学科发展都面向公益开展“四螺旋”的知识生产。
其次，充分利用学科分支增长模式，通过拓展新领域来占据学术制高点。不同于物理学的学科增长通常是以革命性地方式推翻正统思想，化学学科的增长模式相对特殊，往往是以不断发现并开拓新领域来推进学科发展的2，比如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生物无机化学、金属有机化学、材料化学、纳米化学等。诸多大学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学科分支的增长模式，通过学科交叉拓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短期内占据学术制高点，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从科学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的研究来看，他认为科学增长的三种模式中，分支模式在常规科学期间，最有利于获得学术创新及其资源配置！。当然，学科发展的分支模式需要大学组织和制度的支撑，一方面允许传统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开展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在大学组织层面支持大学教师在两个或三个学院同时聘任的制度[23]。
第三，重塑大学学科理念及其结构，塑造和引领未来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学科、方向，它原本只带的是一种知识训练体系，在这个时代，责实比正名更重要。当我们很难找到学术产出在大学中的学科归属时，意味着这所大学已经将所有学科在知识生产最底层整合为一个知识网络，在这里没有学科边界，一切概念层面的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都将不复存在，只有研究问题本身。对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学科建设的重点不再是寻找诸如学科群的新概念在名义上将不同学科捆绑起来，而是要增强大学组织的能力建设。重新塑造学科理念及其结构，将打破学科组织壁垒，激活跨学术研究的融合共生活力，最终形成一个活泼、有序、共生、创新的学科生态系统[24]。唯有如此，大学的知识生产效率才能被最大化激活，才有可能在未来时代成就一批世界一流学科。 不得不承认，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至今仍然是一个黑箱问题，本研究仅仅是基于知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未来的研究不但要通过增加学科类型及其大学类型来进一步丰富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还要加强同类型学科及其大学在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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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建鑫：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
收稿日期：2020年5月8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牛津大学;演进特征;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21）02-0014-08
一、問题的提出
“双一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部署，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办学规律是我国政府、高校、社会、学者的共同期待。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声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一流”建设高校均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并围绕人才队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重点内容绘制了宏伟的建设蓝图"。截止目前，“双一流”建设的第一个周期已接近尾声，教育部于近日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2020年“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大高校从总体要求、工作任务、进度安排等方面完成首个建设周期内的自我评价和总结报告。从学科建设实践及其总结工作来看，办学者对世界一流学科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偏差，比如，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被认为是目标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工作缺乏可持续的学术发展理念引领;忽视中国特色的学科组织及其大学制度设计。这些问题深层次反映了办学者缺乏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大多数的学科建设举措一定程度上存在背离新时代学术发展要求的现象。这就在实践层面要求研究者科学回答世界一流学科是怎样形成的，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探讨，而且需要从典型大学学科发展案例中探寻具有原生态性质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
从已有文献可知，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知识组织的学理层面分析世界一流学科的内生动力，并尝试建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比如从自组织理论出发探讨学科组织的知识演化与组织创新，抑或从大学组织层面分析学科成长的制度建设及其管理变革;另一方面，从一流学科的案例分析中解构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试图为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比如从学科史人手，通过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来探索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历程及其关键影响要素。尽管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深人研究离不开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反复协商和对话，但当前更加缺乏科学有效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建立在适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的案例研究，即从学科成长历程的大背景中挖掘鲜活的学术组织发展经验，为当前乃至未来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提供重要的启示。
因此，本研究基于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视角，试图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多维度观测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变迁特征，为丰富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机理及培育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
鉴于个案研究的特殊性要求，建立适切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度揭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及其内在逻辑。本研究更加关注大学学科发展的宏观与中观环境，认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离不开以往科技发展变迁、科学组织形态，以及学科组织制度层面的历史影响。基于此，笔者以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为主线条，将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置于不同时期世界化学中心及其学科组织形式的背景中[5]，结构化呈现和分析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与形成机理。
（一）分析框架
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全球学术体系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其中，中心地带往往是具有象征性的学术秩序中心，是统治着学术群体价值观和信仰的中心，边缘地带往往依附于中心价值系统，处于从属地位，通常被认为是落伍的、滞后的、欠发达的区域。尽管全球学术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长期稳定存在，但居于中心或边缘地带的个体组织及其制度却变动不居，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中呈现出制度创新的学术生命力。当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这种“二元结构”的划分略显简单粗暴，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心和边缘地带的组织及其制度对当前或未来学科发展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事实上，中心地带的价值系统的确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但边缘地带未必就会永远落后的，它是在历史进程中落伍的，但也有可能通过自我更新中重新焕发生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从边缘到中心的跨世纪追赶正是如此，如今卓越的学术地位并非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大学组织层面适时对本土性与全球化学术制度的重构。
1.世界学术中心。科学互动及其学术成果总是在某个地区或国家相对集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作为科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也同样呈现出学术活动中心的转移现象[8]。本研究将世界化学中心作为分析维度之一，旨在探讨案例大学学科发展与世界中心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被边缘化或重新跻身中心的原因。
2.科学组织形态。科学发展历经个体自由探索、专业行会、学院科学、产业科学时代，是一个有序组织并逐渐体制化的过程。某一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所处时代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具体的科学组织形态，在一定时期决定了独特的知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研究重点分析科学组织形态在世界化学中心转移过程中的典型表现及其特征，旨在解读案例大学学科发展的组织共性及其特征。 3.学科发展态势。案例大学的学科发展不只限于某一学科组织，而是辐射整个大学关于该学科的一切研究和教学活动。该维度将准确呈现案例大学在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状态，比如研究形式、研究方向、教学开展、关键人物等，旨在解答这些要素究竟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对于当前或后来的学科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案例选择
回答此上述“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其最好的方法就是案例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本研究选择以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为案例，理由如下：其一，牛津大学化学系是全球最大的化学系之一，也是牛津大学自然学科规模最大的学科之一，化学学科连续多年排名世界前十，共有13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学科;其二，作为自然科学学科的代表性学科，化学学科在以人文学科为传统的牛津大学跻身世界中心，对于自然科学乃至其他学科成就卓越品质有着更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三，牛津大学曾经是近代化学的策源地，位于世界化学中心位置，在短暂沉寂之后，于20世纪上半叶成为英国引领世界现代化学发展的中心，这种历经沉浮的学科史既能反映被边缘化的原因，又能呈现重新崛起的历史契机和学科能力。从研究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除了通过网络收集、电子邮件、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课题组还获得了罗伯特。威廉姆斯等人撰写的《牛津大学的化学史：1600-2005》（ChemistryatOxford：AHistoryfrom1600to2005）[11]，这份珍贵的资料为研究案例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成长历程
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从处于世界化学中心，到后期被边缘化，之后开始振兴并迅速崛起，最后实现跻身世界化学中心的宏愿。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成长阶段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基准，有利于探讨牛津大学学科发展与世界中心之间的关系，以及揭示被边缘化或重新跻身中心的有效举措及其特征。
（一）英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研究的兴起（1640-1750年）
与古老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相比，化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直到十七世纪，化学仍然以利巴菲乌斯所称的“炼金术”在社会上盛行。在弗兰西斯。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以罗伯特。玻义耳为首的英国化学家揭开了近代化学的序幕。在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院长约翰，威尔斯金的带领下，于1648年沃德姆学院成立了著名的“哲学俱乐部”（PhilosophicalClub），旨在开展有关化学、医药、冶金、哲学等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探讨。此时，牛津大学开展化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分散在各学院（College），比如，来自基督教堂学院的托马斯。威利斯博士是牛津大学最早开始研究化学的院士。另外，牛津大学还在老阿希莫林博物馆专门修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可以发展新的学科及其教学和实验，以及负责开设公开讲座，向有兴趣的学生和绅士介绍化学方面的知识。大约到18世纪初，化学在牛津大学的发展已经颇具基础，而且前景很好，当时牛津大学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化学实验结果和发明。
（二）法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边缘化（1750-1850年）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化学家安东尼，拉瓦锡开始注意定量方法和实验天平的使用，他对燃烧、空气和水进行研究，否定了燃素理论，提出了空气中的氧气是燃烧过程中起作用的气体，之后又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他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13]。如果说从拉瓦锡的氧化学说的确立开始法国化学走向世界，那么可以认为盖-吕萨克的气体反应简比定律创立为标志世界化学研究中心转移到法国[14]。凭借近代化学发展的余晖，英国的印染、纺织、酿酒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英国工业化学家坦南特于1789年取得氯气漂白技术的重大改进之后。牛津大学依托学院及其实验室也在医学、药学、采矿、冶金以及农业和酿造中获得了一些化学研究成果，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敏锐，在极速变化的时代赶上现代化学的列车，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18世纪中后期，斯塔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导致英国近代科学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失去了初创时期的蓬勃朝气和创造精神。其二，天文学和医学依然是牛津大学的显学，化学被视为医学下属的解剖学范畴，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只能为绅士的人文教育提供辅助。
（三）德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振兴（1850-1945年）
19世纪的德国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紧接着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曾经在法国求学的凯库勒、李比希、维勒、本生等德国化学家逐渐承担起了振兴德国化学的重任，在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的重大贡献促使德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19世纪中叶之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逐渐在牛津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从专业设置、学位颁发、师資配备，以及实验室扩建等方面得到认可和重视。这一阶段，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可以分成大学和学院两部分，其中，大学层面主要通过设置大学化学教授职位来确立化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学院层面对化学学科发展的支持主要通过扩建实验室的建设。到20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形成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三大实验室：
（1）有机化学，牛津大学发展有机化学经历了一个先学习后自主创新的阶段，首先由威廉，奥德林教授从欧洲引进有机化学领域的教材、著作、教学方法、实验设备等整套学科体系，然后在珀金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继任者罗伯特。罗宾森的共同努力下，在有机化学领域取得了极具创新性的研究和教学成果。
（2）无机化学，牛津大学的无机化学是旧有化学实验室的历史传统，尽管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索迪教授是在无机化学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2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由于其对学院实验室的偏见以及管理水平的欠缺，牛津大学的无机化学在经费和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3）物理化学，牛津大学的物理化学方向完全
是学院院士自发形成的研究方向，曾经被弗雷德里克.索迪反对的学院实验室体制，反而在意料之外凭借物理学和化学的交叉研究促成了新的研究方向。正是这一新的物理化学研究方向在20世纪后半期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世界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美国成为世界化学中心与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中心（1945年至今）
20世纪中叶，世界化学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除了二战时期大批欧洲科学家赴美工作的偶然性因素外，重要的是美国大学积极学习德国大学的先进办学模式，并结合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历史传统，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对化学研究和教学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支撑作用。20世纪后半叶，牛津大学的化学研究主要分散在大学学系、学院、实验室，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三个方向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机化学在继任者安德森的领导下，将固态研究、有机金属化学、无机生物化学确定为无机化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并进一步扩大了无机化学实验室规模。有机化学的继任者罗宾森教授在194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有机化学家。虽然物理化学在学院制中产生，但其进一步的发展却需要独立的组织和平台。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利用自身作为牛津大学学院院士建立的长期人脉关系，促使大学拨款修建专门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为新时期成为国际一流的物理化学中心奠定了基础。
当然，牛津大学化学研究成就并不局限于上述三个方向，在学科交叉组织方式上也取得了最新的探索，形成了较为灵活的研究模式。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威廉姆斯的领导下，联合100多名来自化学、物理、生物化学、医学、冶金学的教师组建了庞大的“酶研究小组”（EnzymeGroup），旨在通过核磁共振技术和菲利普斯的X射线晶体学组一起研究蛋白质结构及其内部迁移机制。另外，随着英国新公共管理政策的推行，尤其在1992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逐步提高了研究经费分配的竞争性。为了获取足够的经费支持，牛津大学开启了具有知识生产模式I特征的产业科学时代，相应地，化学系也加人到研究经费的竞争行列之中。截止2008年，牛津大学化学系已经拥有98项专利，33项专利使用权，并成立了12家衍生公司。牛津大学化学系衍生公司的总市值估计已经超过1亿英镑，而其知识产权商业化行为已经为大学贡献了超过8000万英镑的资金。
四、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
根据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卓越历程可知，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也绝非朝夕之功，而是要历经知识和组织层面的艰难探索和持续创新。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长历程总体上沿着世界化学中心的转移划分为学科边缘化阶段、振兴阶段、跻身中心阶段，各阶段所处的化学学科发展趋势、科学组织形态，以及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发展特征均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严格意义上来讲，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且具有较强的历史情境性，但为了突出不同阶段化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态势，表中所列出的内容只表示在特定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举措。
尽管表1对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卓越路径及其特征的总结仍稍显粗糙，但作为单案例的初步探索结果，尤其在学科分类视域下，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然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学习借鉴现代学术制度，努力摆脱学术边缘位置
科学的发展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有伏、波澜壮阔的。科学发展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先进，有的国家落后，因此就形成了全球学术的“中心-边缘”格局。研究表明，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与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社会因素以及科学成果涌现时机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演进与更替的。近现代以来，意大利一英国一法国一德国一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化学学科的全球格局也同样被裹挟在这个中心转移的路线中。作为研究化学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无疑受到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深刻影响。但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随波逐流，而是世界化学中心的边缘位置实现了复兴，即从居于近代化学中心的位置，到逐渐远离中心位置，再到后期重新挤人世界化学中心的位置。其中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牛津大学在化学学科边缘化之后长期派遣教师和学生到法国、德国、美国一流大学化学实验室学习或合作研究，通过学习和借鉴世界化学中心的前沿方向、实验流程、组织方式来改进自身;二是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成功逆袭尽管离不开自身的变革性突破，但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着牛津大学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化学学科借助大学的声誉、制度结构、学术文化等软实力，进一步缩短了与科学中心的距离。
（二）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开拓学科发展新方向
在学者个体研究的时代，世界一流学科等同于科学家个人，比如被称为“牛津化学家”的罗伯特。玻义耳，正是他的系列研究成果开创了近代化学。经过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到了19世纪初才开启了学院科学时代，世界一流学科不再等同于个人，而是以某一機构的某一团体来分享这份荣誉，比如吉森大学的李比希学派，依托有机化学的理论突破开创了新的领域。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时代，学者们通常在单一学科领域关注基础研究，知识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证明或证伪科学理论。牛津大学化学学科之所以在这一阶段被边缘化，除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外，其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很好地形成适应当时的知识生产模式。然而，在知识生产模式I时代，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学科间的互动交流也日益加强，牛津大学在物理化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开启了学术振兴之路，一度引领英国化学学科走向世界。如今，知识生产模式川时代已经到来，特别强调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全人类的福祉，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已经在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先进功能材料、生物医药方面继续引领，以促进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并非意味着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在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根据学科属性的差异，在原有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新的模式，以此来吸纳外部知识资源，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 （三）领导型学者成为学科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性动力
领导型学者的显著作用不仅体现在以独特的学术天赋开拓新领域，还表现为通过权力与资源的配置影响学科走向及其战略的选择。比如开创牛津大学有机化学方向的珀金教授，由于他的到来，开启了重视科研及其应用性的先例，引进了由负责人监督研究团队的组织形式，并筹措企业经费建立了实验室。可以说，珀金教授的学术贡献及其领导能力是牛津大学的化学发展史上历史性的一笔，在他和继任者罗伯特。罗宾森教授带领下牛津大学化学学科走向国际前列。相反，无机化学的负责人索迪教授尽管具有超强的学术天赋，曾是牛津大学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但由于个人与大学行政和学院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所在团队成员关系不和，致使学科发展处处掣肘。直到继任者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的上任，将无机化学转向物理化学研究，利用巧妙的行政管理方法，缓和了无机化学研究团队与学院实验室之间的关系，并在1941年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建立了物理化学专用实验室。很显然，在学科发展的关键阶段，与其说是整个学科团队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还不如说依赖于领导型学者的关键性动力。如今，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各个分支方向都有该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他们始终引领各方向的前沿探索，并在全球范围内担任学术要职，掌握着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及其资源。
（四）多元一体的组织结构有利于促成健康的学科生态系统
作为一座坚守古典学术的堡垒，牛津大学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大学和学院制，以及灵活的跨学科组织结构，极大地影响了化学学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学院制自下而上的学术自主权及其教授个人魅力，促使近代化学在医学、冶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庇护下苗壮成长。然而，在学院科学时代，牛津大学的学院制严重抑制了化学学科的知识生产，致使办学者开始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组织结构，将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制，在学术资源配置和科学研究方面给予较大的支持。如今，学院的导师负责制既确保了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又依托各学科开展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纳米化学等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大学的化学研究人员组建一系列跨学科研究中心（比如酶研究小组），以及按照研究主题形成的灵活多变的学科组织。如今，牛津大学古老的学院制在这个充斥着跨学科研究的时代，依然散发着独有的组织魅力和学术活力，整个20世纪，来自牛津大学各学院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就有7名。可以说，正是这种貌似复杂无序的学科组织结构，才能够产生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学术生态秩序，从而为牛津大学跻身化学中心且持续保持卓越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五）跻身世界学术中心始于学术制度的建设及其持续创新
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历经四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发
展过程，但其振兴仅有100余年的历史，始于学院科学时代，通过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时代脉搏，依托独立的学科建制和研究型大学制度設施，为跻身世界化学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二战期间，牛津大学化学研究人员几乎全部投入战时研究，比如罗伯特。罗宾森、多萝茜。霍奇金、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等人对盘尼西林研究的贡献，还有西里尔。欣谢尔伍德教授带领牛津大学大多数物理和无机化学家、研究生参与了防毒面具呼吸器的改造工作。这一临时性的组织结构为牛津大学后期建立小规模的师生研究小组，革新化学课程与教学方式，以及增加化学实验和实习的课程比重等举措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产业科学时代，牛津大学化学学科更是将自身置于知识创新体系的中心，充分利用学术资本与市场逻辑的制度创新力量，在构建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实现了跻身世界化学中心的目标。当然，作为基础性的学科制度设施，学科建制和大学制度对于学术发展的支撑作用具有极强的惯性。当曾经的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向法国时，牛津大学因为没有及时完成科学体制化而延续近代化学的发展路径，从而失去了世界化学中心的位置。此时的世界化学中心从德国转向美国，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却因为学术制度建设及其持续创新，成功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逆袭。因此，制度创新，尤其是持续的制度创新就成为任何追求卓越的学术组织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牛津大学化学学科卓越历程的回顾，以及演进特征的适度归纳，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世界一流学科形成的基本逻辑，即基于“学术中心变迁一知识生产关系变革一流的学术声誉”的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模型，如图1所示。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追随全球学术制度的过程。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的变迁，大学内部的知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跟随最先进的知识生产力，在构成知识生产关系的所有要素中，领导型学者、学科组织结构、学术理念与制度在协调学科生态秩序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跻身世界中心的过程也并非一味地模仿学习先进的组织制度，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所在大学的学术传统，形成具有多元结构、灵活组织、自主性强的学科组织结构。这种看似复杂的结构却暗含着健康和谐的学术秩序，正是这种学术秩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产力，并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自我更新和质量跃升。
一流的学术声誉是这个时代任何知识型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但任何能够用学术指标表征的世界一流学科，都曾经实现了理念、组织、制度层面的最优配置。
探索世界一流学科形成机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基于特定的线索和脉络辨识一流学科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及其复杂关系，并能较为贴切地解释世界一流学科跌宕起伏的成长史。显然，上述机理模型基本上反映了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卓越历程的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构成的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说，世界一流学科大致有三种典型意义的卓越成长史：一种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在持续积累的基础上跻身学术高峰;第二种是集合了先天优势与后天的资源平台，呈现出一直优秀并持续卓越的态势;第三种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学术成长史，在“中心-边缘”格局中发生变化，并最终跻身世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化学学科的逆袭显然属于第三种模式，且较为独特地显示了以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主要呈现以下三组关系： 1.学术中心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学术制度
世界学术中心总是引领着先进的知识生产模式，同时也进一步击垮了旧时代各国本土的传统学术制度，导致处在边缘位置的学术机构势必要追赶世界学术中心所引领的先进学术制度。案例大学在孕育近代化学的时代，由于长期延续这种辉煌及其松散的知识生产关系，从而失去了化学学术中心的位置。然而，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案例大学开始学习欧洲先进学术生产方式，在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上实现了学术振兴，并持续改进有关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迸发出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产力。显然，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离不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等外部环境要素微妙变化及其相互作用，这种变化通常意味着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知识生产关系的调整，即知识生产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历史地看，知识生产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先后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模式，分别为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模式I，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模式II，特别强调公共利益的模式III。每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都是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知识、权力、组织、制度等知识生产关系的调整，重新激发新的知识生产活力和创新力来实现的。
2.以学科组织网络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关系变革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生产关系是一种有关知识生产、传播、创新的规范，它是人们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遍布所有与知识的占有、使用、分配等相关领域[8]。对于大学学科的成长而言，知识生产关系主要取决于组织结构、团队合作、激励机制、办学理念、学术制度等要素，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取决于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力。案例大学在悠久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二元制”学科组织结构（学院制与大学同时存在），再加上灵活多样的研究小组、跨学科中心、实验室等组织，为化学学科的卓越成长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案例大学知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多元结构、灵活性强、自主性高为特征的学科组织网络为核心的，这与案例大学的办学理念、自治权力、培养模式、学术制度相互支撑，为形成高效的知识生产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关系结构犹如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它绝非朝夕之功能够形成，而是经历反复实践、不断磨合、与时俱进。直到新增的规范与原有的知识生产关系有效契合，并释放出新的知识生产活力，才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关系更新暂时结束。
3.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与一流的学术声誉
世界一流学科往往引领该学科一个时代，这并非说明学术高峰一旦获取就能长期拥有，而是暗含了它自身所具备的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所谓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力，是指一个学科组织能够超越学术绩效的理性诉求，在长时段内实现学术绩效与学术声誉、社会责任、理念引领的协调统一，并有能力保持有序发展、自我更新、质量跃升。案例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世界学术中心从来没有完成时，而是在不断产出世界级的领先学术成果，并在连续获得诺尔贝化学奖之后，还能够持续引领全球化学学科的发展。除此之外，案例大学还能将研究目标转向全球大气污染、清洁生产、绿色生态，不仅拓展了化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学科组织带来了良好的学术声誉，进一步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未来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更加需要在學术理念上持续创新，通过学科系统结构的再造来提升知识生产的创新力，更好地适应后工业时代能够体现公益使命的学术诉求。
（二）启示
毫无疑问，案例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成长的历史魅力和研究价值是深刻而隽永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一流学科的演进特征与形成机理。尽管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讲，不同学科实现世界一流的形成机理有所差别，但所有学科在领导型学者、学科组织结构、学术理念制度等方面却有着较强的一致性。这为当前“双一流”建设高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办学者不仅要准确把握世界一流学科深层次的组织制度的生成意蕴，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理念，构建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学科系统结构，还要充分利用学科分支模式，通过拓展新领域来迅速占据学术制高点，并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引领未来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
首先，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构建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学科系统结构。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知识生产历经了由模式I到模式I再到模式川的历史与实践的逻辑演变过程20。当然，这种变迁并非简单的推翻与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结合新环境实现知识生产模式再创新的过程，以此来调整学科建设实践要素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即封闭性与开放性、理论性与应用性、知识性与公益性。另外，不同类型的学科知识生产差异较大，比如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可能更加适合知识生产模式I，只是在某些方向或方面对模式I和模式川有所回应。相反，工程技术学科则往往以需求为引领，以公益为目标，比较适合知识生产模式I和模式皿的学术指向，而模式I则显得不合时宜。回应当前的学科建设工作，办学者应当根据学科类型的差异，构建单一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等多种学科形态并存的系统结构，并防止运用“一刀切”的学科建设举措，不能因为知识生产模式皿的理论创新及其合法性，就统一倡导学科发展都面向公益开展“四螺旋”的知识生产。
其次，充分利用学科分支增长模式，通过拓展新领域来占据学术制高点。不同于物理学的学科增长通常是以革命性地方式推翻正统思想，化学学科的增长模式相对特殊，往往是以不断发现并开拓新领域来推进学科发展的2，比如量子化学、结构化学、生物无机化学、金属有机化学、材料化学、纳米化学等。诸多大学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学科分支的增长模式，通过学科交叉拓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短期内占据学术制高点，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从科学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的研究来看，他认为科学增长的三种模式中，分支模式在常规科学期间，最有利于获得学术创新及其资源配置！。当然，学科发展的分支模式需要大学组织和制度的支撑，一方面允许传统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开展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在大学组织层面支持大学教师在两个或三个学院同时聘任的制度[23]。
第三，重塑大学学科理念及其结构，塑造和引领未来时代的世界一流学科。学科、方向，它原本只带的是一种知识训练体系，在这个时代，责实比正名更重要。当我们很难找到学术产出在大学中的学科归属时，意味着这所大学已经将所有学科在知识生产最底层整合为一个知识网络，在这里没有学科边界，一切概念层面的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都将不复存在，只有研究问题本身。对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学科建设的重点不再是寻找诸如学科群的新概念在名义上将不同学科捆绑起来，而是要增强大学组织的能力建设。重新塑造学科理念及其结构，将打破学科组织壁垒，激活跨学术研究的融合共生活力，最终形成一个活泼、有序、共生、创新的学科生态系统[24]。唯有如此，大学的知识生产效率才能被最大化激活，才有可能在未来时代成就一批世界一流学科。 不得不承认，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至今仍然是一个黑箱问题，本研究仅仅是基于知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未来的研究不但要通过增加学科类型及其大学类型来进一步丰富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机理，还要加强同类型学科及其大学在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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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建鑫：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
收稿日期：2020年5月8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