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教导学生，读《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本人在学校读书上写作课时，大家总喊没什么好写。于是，老师便引用夫子之言启发我们多见多识，并进一步发挥：“对没有见过的事情就见一见，对没有吃过的东西就尝一尝，这样就有可写的了。”当自己做了老师之后，便也把这一番道理由“子曰”讲到“见一见”“尝一尝”。殊不料，有学生却说：“有些事情我们想见而不能去见，有些东西我们想尝而又无法尝。”马上引起了大家的窃笑和议论。
　　仔细想想，学生讲的也不无道理。对于书本之外的某些事情，不要说学生，就连老师恐怕也是难以见识的。当然，如果确属“不宜”而被拒之门外，尚可理解。我们说“见一见”、“尝一尝”本意也不是要学生见那属于“绝密”的事情，更不是要他们看那低级趣味的东西或者品尝那“海洛因”之类的禁品。但时下有些可识的，能见的也未必就能让你如愿以偿。比如你要搞一些社会调查或去有些单位实习，他们总是借工作忙或未经上级批准或担心扰乱工作秩序等为由而推诿婉拒，有的则干脆不理不睬。再如对某些“国际展览”“大型表演”或什么“景观”一类的观赏项目，则是大收特收门票钱，仿佛莘莘学子们个个成了大款一般，不知要在他们身上榨取多少油水才好，极少给予所谓的半价优待。因此，总是叫你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至于学校方面，近几年来也把自已当作企业一样，处处事事要算那经济帐，结果是该搞起的一些活动也不搞了，该订的一些书刊物也不订购了。而且对于学生尤要节俭，比如实习之类的事情，能少则少，能不搞则不搞，能在校内就不必在校外了。有的不是干脆就搞起了“闭门造车”式的“模拟实行”了吗？这样子固然能够节俭一点开支，但也把学生给闷坏了，不要说少见少识多少事物，往往还生出许多反叫校方颇为头疼的事情来，诸如谈情说爱，打牌推“墙”、抽烟喝酒,孰重孰轻，是得是失，岂不很明显吗？至于有学生嚷着一定要出去见识，那好吧，就利用假期自己打点旅费，自己组织去吧，校方只须写一纸证明即可了事省事了。
　　由此可见，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是怎样倡导学生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是现代人们说的到社会实践中去见识一番，总还是有个条件问题。孔夫子时代办学恐怕是不够如今这般规模，这般气派吧！但他一人倒也是教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倒也都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他的方法也不像是后来有人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他“入太庙”就“每事问”，他大半辈子带着学生奔波于列国之间游说讲学，往往在行走食宿中就和学生一问一答地把知识传授了……可以说孔夫子是最能够因陋就简地创造条件给学生讲学，而他自己就是由于多闻多见才知之甚多，才被后人尊为“圣人”。他说过“盖有不知而做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被我们称为现代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是极力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陶老的名字正是由“知行”改为“行知”的。他主持的晓庄师范也正是竭尽全力创造条件来实现他的理论。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同志更是主张“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他说的“尝尝梨子的味道”的观点不也很著名吗？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大人物也没有比他更能够给学生们创造社会实践的条件了，乃至于今日我们之所以裹足不出校门，恐怕也有一点对那时太多、太久、太苦的“社会实践”的矫枉过正的意思吧。
　　我们感叹过“文革”其间学生的质量太差，常有“不如昔”之说，而现在我们又是常常感叹当今学生素质太差，不是有“高分低能”的说法吗？不是说有洋文学了几年不怎样，结果竟连自家使用的母语也讲得不伦不类的人吗？不是朝野上下都在讲青年学生对祖国的文化、历史知之甚少吗？至于说要人知那天底下的“鸟兽草木”，恐怕就更是“难于上青天”，只怕是连身边的也未认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