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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的小说，在五十年代就颇有点名气。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此人不大开口，沉默寡言。所以有人替他取了个绰号，叫“锁着的箱子”，这个名字是颇有点危险性的。数十年后曾经有人用铁棒把箱盖撬开，只见箱徒四壁，颇为失望。用显微镜检查的结果也只有一般的“流毒”，并无炸药与鸦片。可是，如果让陆文夫自动启箱，却会给你以一种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我与他相交三十年，经常看到他自动启箱，特别是当三杯老酒灌进那钥匙孔之后，他也会滔滔得口没遮拦。
不久前他对我谈过这样一段话：大城市里那繁忙纷纭的生活很难造就大作家，因为人与人交接的密度有如北京大栅栏、上海南京路，无一刻时间能使你安下心来。我认为：造就一个作家的条件：生活、读书以外，还得让他有个思考问题的环境，即使处在动乱之中，也要能动中取静。总之在生活历程中要将许多人聚成一堆给他看，也要单独将一个人放在他的面前毫无干扰地让他仔细端详，还得由他像牛一样地静静缓缓地反刍，所以说要有一个有时甚至是孤独的环境。陆文夫就有一个与许多熟人不同的在泰兴乡下的老家。这个家庭除给了他那样的环境以外，有决定性的是让他用二十年的时间看了“一百年”的风景。我的许多同辈好友，有的身处时代怒涛的浪头，有的追随大流前进——初中时期在“一二九”的游行队伍里跟在大哥哥、大姊姊们的后面摇旗呐喊。那时的陆文夫还几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乡村私塾里读《千家诗》哩。我们这个民族本是一锅平静的水，可是帝国主义不停地在锅下增加干柴烈火，他们不晓得同时积累的是要求救亡的能量，锅里的水到了沸点会掀盖而出，发生质的变化，孔孟门墙再也圈不住这一辈人了。何况是陆文夫这样的人物。在同样的潮流中，我是竞走，他则是三级跳运动员。在时间上本远远落在我的后面，这时带着比我广阔得多的空间的知识，几跳几跳，跳到我的前面去了。陆文夫写得最好的不是新人新事，而是老人新事：徐文霞、葛增先、周泰、汪昌平、朱源达、唐巧娣、朱自冶等等皆是。年纪轻轻，岂仅是“三朝元老”，从孔孟到马列，“阅人多矣”。造成这情况的原因直接来自他的家庭。
任何伟人的童年，不论多么平凡的亲长，对他来说都是无上的权威。“天地君亲师”，亲是在师之上的。一旦积累了相当的世途风霜，书本知识，才取得把他们放在合理位置上的能力。
陆文夫童年、少年一直跟着祖母，善良的祖母捂暖了他的童心，彼此又是诉说的唯一对象。稍识几个字后，祖母叫他到庙会上去买来那类用红绿有光纸作封面的“唱本”，读给她听。都是些劝世文，里面隐约可见关汉卿一类人物的思想遗风，老太太和小孙子读着听着，双双掉泪。六、七岁的幼小的心灵，就在人生的苦汁中浸了一下。一九七九年他写《献身》时，就常常有“唱本”里的两句话，在他脑子里盘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他是深深感到某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力量的。五十年代，他的作品的语言，很明显是学生腔。但从《葛师父》时期开始，语言有了变化，注意从群众生活中来，读来亲切感显著增加，有时还无意间用上了韵，这是“唱本”从记忆深处泛起的表现。还有后来到夹港，那个小集镇上有个开茶馆的说大书：“三国”、“岳传”等等。因为是口传的评话，日常用语就多了，而且是经过提炼的。另外，祖父的说话极富表现力，而且声调铿锵，自小屏息静气听他发议论、骂人。实际上也就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艺术。待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父亲对他便另眼相待了，这位老先生让大儿子走他自己的路，被送往上海四马路去学徒。随着他的事业发展、交游广阔，便希望二儿子学而优则仕了，于是老陆便入了私塾去。读《千字文》、《千家诗》，直读到《论语》、《孟子》、《史记》。后来的一位业师还竟相当“自由主义”。学生看“闲书”，他不认为荒废学业。当然，他还是有界限，“淫书”如《红楼梦》例在取缔之列。当时能租读到的书有《三国》、《水浒》、《精忠岳传》、《七侠五义》，也有公案书。住读的学生仅两个，特别夏夜乘凉师徒三位势必要在课堂以外聚首。在这种场合，先生竟情不自禁常以“闲书”为话题，这时他给学生智慧的启发，大大超过了引导“人之初，性本善”的朗读。不知从那里飞来的一篇描写沈阳沦陷的小说，竟使老陆读得潸然泪下，为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作了铺垫。又不知是什么因缘，朱自清闯进了他的私塾生活，《荷塘月色》细腻、清新地再现了陆文夫已经为之沉潜动心的生活，文字的流畅、优美，使当时还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少年陆文夫心眼大开，天下竟有此等文章，他的易于接近文学的秉赋，使他与现代文学一拍即合。可惜那时朱自清与他仅此一面。陆文夫仍要走他游离在时代边缘上的道路。
这一段生活极为清寒。跟老师吃“派饭”，总是吃不饱，有时竟饿得浑身出冷汗。家里的饮食虽然因为祖父的治家之道，总还是能吃饱。何况有些好东西祖母总要留给孙子吃。这且不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寂寞。少年陆文夫是个顽童。是江滩上捉蟹、捉虾的能手，还会扎风筝、制小二胡、造弓箭。陆文夫从小不大开口，玩的花头则层出不穷而不显眼，即所谓“闷皮”一类。现在这私塾生活，虽无“非礼莫动”之类的塾规，究竟仅仅三人，最小的庙观也比它热闹，真是枯寂之至。早晚躺在床上听江潮，分辨早潮怎样响，晚潮却响得不同。给人以更其凄楚的感染。本来随口诵读的《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苍茫之感竟然袭上心来。白天有时呆坐在池塘边，看荷叶象笋尖冒出水面，一天天长高、发开。有时竟有蜻蜓来访问，小小的红蜻蜓灵巧而又安静地落在荷叶的嫩尖上休息。有时老师外出，更可以逃到江边去发半天的呆，看天、看水，看浮云、看帆影。他参悟到一种静趣，虽然当时不懂这样说。后来读到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看就懂，原因在此。创作的准备，是应该动静结合的。要有收进，更要思考，私塾生活的孤独，最早给了他这个条件。
父亲在夹港“发”起来了，接他去读小学。解放前的陆文夫在这个水陆码头上得到最集中认识旧社会的机会。这码头与上海一水相联，连结这码头的还有个典型的农村集镇。水陆码头是旧中国黑社会的缩影：三山五岳、龙蛇狐兔、喜怒哀愁，被压缩在这小小的空间。所谓上层社会的人物，与码头当然有关系，他们遥控。到上海、苏州去在此乘船，也只是高视阔步一经而过。老陆说过，他笔下从旧社会来的人很多是流转江湖的老工人。葛师父和周泰的性格就是从数十年搏斗在长江里的船老大那里来的，还有从早到晚手脚不停伺候老板娘的学徒。除此以外，多的是光怪陆离使刚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他，很难逼视的人和事：拿个经摺子让人点唱小曲的姑娘和瞎子，农闲时出来混几个活络钱的唱道情、打莲湘的。更具吸引力的是西洋景和隔壁戏。这些风俗画，他在《移风记》里写到过一点。六十年代初我曾请他帮人修改一部稿子，他居然能把一个五光十色的庙会写得活龙活现。
离开夹港搬进泰兴城，他又成了张恨水的俘获物。《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樊家树、沈凤喜……他写《小巷深处》下笔之前，也只是想鞭笞丑恶而歌颂对爱情的忠贞。这一观点就来自张恨水。只是张写的总是悲剧。五十年代陆写的是喜剧。
陆文夫的下一站是苏州。泰兴与苏州虽仅一江之隔。在旧上海生活过的人，能够理解从上海人嘴里吐出来的“江北人”的滋味。我说这话是因为我觉得：陆文夫虽然已在苏州生活三四十年，但他总是在“庐山”外看苏州。所以他才得以写好朱自冶、孔碧霞这些人物。
老陆小时候在江北江边上，远远呆看江南的山。山是什么东西呢？是石头叠的，还是个大泥堆子？到苏州的第一天他一口气跑了虎丘、寒山寺——山是见识了，夜半钟声的韵味，不知至今有未领略？接着就住进了苏州的一个名园，院子里就有山，是缩小的山的精华，泰兴那些官僚地主家的清玩与之相比不过是有些弯曲的石头。所以《一路平安》要借此作背景了。陆文夫不是苏州园林的游客，而是住户，苏州园林的建筑艺术，深深地嵌在他的文学艺术里，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包括他的小说结构，也和苏州园林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他奉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逛苏州园林，他大讲园林结构与小说结构相似之处，讲得沃克兴致勃发，在苏州多停留了一天。也是在苏州，陆文夫踏上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主流的跳板，这里说他得到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是毫不夸张的。这几年里，他把这石洞里的宝物拼命朝那箱子里面塞，塞进去的宝物有鲁迅、茅盾、巴金……也有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苏联文学有《毁灭》、《铁流》及当时“时代出版社”的各种译本。还目迷五色地看到了《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还有《出水芙蓉》吧。看了这些作品以后，当然与看《三国》《岳传》的效果不同了。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道路在那里？几十年来许多中国青年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也开始在陆文夫的脑子里膨胀起来。他听说，哲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回答，于是他找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还有当时也正流行的费孝通的著作。热中的学习，居然还使他写了篇论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文。这情况岂是四、五年前的陆文夫所可想见的。他在“苏高中”无心于正课，总是躲在芦苇深处塞他那箱子，愈塞愈大，大到苏州城容不了的时候，他虽然肩上沉重，但这箱子却又推动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作了最后的有力的一跳。他去了解放区。
解放以后，陆文夫那“锁着的箱子”里当然又装进了许多东西，他做过八年的新闻记者，做过七年半的机械工人，又在盐碱地上泡过十年，对这么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吸收的人来说他怎么能入宝山空手而回！不过，这方面的情况一些文章里都提到过了，可以略而不谈，我只想说说在陆文夫那锁着的箱里除了有形的事物之外，还有些是无形的。这种看不见的收藏象电流，促使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一级级弹跳。没有这些无形的收藏，他那些有形的收藏是成不了好作品的。几个月前我与他同住一个县城的小招待所，我们“隐于市”，关起门来对饮，谈话也漫无边际。
章：在你的作品里尽是些贩夫走卒，以及住在街头巷尾的工人和一般的干部，所以有人把你的小说称之为市民文学，你以为如何？
陆：市民文学……我们先把文学二字拿掉。市民这两个字，据我所知原来是个专用名词，是指中世纪欧洲除掉僧侣、贵族和奴隶之外的所谓自由民。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现在再用这个名词就只能望文生义了。泛指城市里的居民。城市里的居民有各行各业，连你老章也包括在内。把市民文学这个词儿拿到今天来讲，就其实质来讲应该叫居民文学，有点儿别扭，叫公民文学？又象是外国人讲的，叫人民文学？好是好，可我的作品并非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怎么办呢……
章：那就换个说法，即你所写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缺少那种激动人心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陆：对对，你一语道破了我的弱点，我何尝不想写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啊，我知道《战争与和平》比《安娜·卡列尼娜》伟大，在我的口袋里也许能找出几个类似安娜·卡列尼娜或沃伦斯基式的人物，可是却没有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你叫我怎么办呢？
章：那你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陆：心不安，理倒是得了一点。我觉得历史是不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共同谱写的。平凡的人造就了不凡的人，不凡的人引导着平凡的人。不凡的人可以活在历史的记载里，也可以活在文学作品里。但是平凡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只能活在文学作品里，你看见那部历史记载过张三与李四？如果这么广大的人活不下来，那历史就是跛足的，会使人们觉得历史都是英雄创造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吃过苦头！
章：你这样说当然也有点道理，而且是从一个历史高度看问题。可是你也知道，一部英雄的传记就是历史的大事记。凡人小事呢，它和历史究竟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你的高论和实践恐怕容易脱节。
陆：这就是我的难处，也是我这几年来想努力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有一种人只知道行动，不知道一切行动都在谱写着自己的历史，此种人以得失为标准。有一种人知道是在谱写自己的历史，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史有什么关系，这种人是以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正误为标准，这两种人都是属于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好也是普通的好，坏也是普通的坏，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我在写到他们的时候便把他们请到“法庭”上来进行审判。
章：谁是原告？
陆：是我。
章：谁是被告？
陆：是我。
章：谁是法官？
陆：也是我，判错了由我负责，这就叫文责自负。
章：你怎么能集原告与被告于一身？
陆：因为我比他们也高明不了许多，我在控告别人的时候同时要解剖自己。这种法庭是一种特别法庭，是历史的法庭。它从来不判刑，判刑的事留给法院处理。审判的目的就是使人明白个人行为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你看，我这不是把它提上去了。我在《特别法庭》里审判过汪昌平，在《美食家》里审判过高小庭，这高小庭的身上有我也有你……
章：有人说是审的朱自冶。
陆：朱自冶是个好吃鬼，可以佐餐，不能审判，审到最后会弄出个“食色性也”来，一台戏都要砸在他手里。……来来，吃点菜，这两个菜都不错，可惜都凉了。
章：好好，我这个人对美食也不反对。
陆：喏喏，你看，如果我审了朱自冶的话，对老朋友也交待不过去。
章：要说你对朱自冶一点儿也没有审判，那恐怕也不对，最近一个时期来对你《围墙》和《美食家》议论起……
陆：《围墙》是个短篇，概念大于形象。
章：不一定吧，内中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特别是马而立……
陆：概念大于形象不等于没有形象，而是说形象所引出的概念一定要大于形象的本身，大百倍，大千倍，越大越好，否则就是就事论事，凡人小事就会真的变成“杯水风波”。杯水风波与不是杯水风波的区别不在于你是否把水放在茶杯里，而在于这杯水风波所引出的概念决不是一个茶杯所能容纳得了的，不是长江大河的话，至少也得是半亩方塘。《围墙》恐怕只能算是个水桶而已。
章：你想扩大作品的外延，以便把凡人小事推向历史和哲学的制高点，这种外延的延伸恐怕也不能不引起内涵的变化吧？
陆：反过来说也可以。
章：所以现在看你的小说和以前的有点不同，有点闪烁其词，好像主题不那么明确。你总该晓得，一个编辑的防线第一是“主题是否明确？”五十年代我看你的《平原颂歌》，一看就觉得主题明确，大笔一挥：“发”。
陆：如果你再主编《雨花》的话，我还会有主题明确的小说供你大笔一挥。但是你也得允许我作一些试验，即所谓“多主题的统一”。特别是在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里。不必把小说写得一个萝卜一个坑，因为萝卜是植物，而人是会活动会思考的，生活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坑，都有它的主题，可以按照生活的规律把多种主题统一在某篇作品里，引起人们的多种思考，但又不那么稀里糊涂，漫无边际，似是而非。
章：我在三年前就听你说过“多主题的统一”了，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点。
陆：(看看表)不好，已经十二点了，再不睡觉你又得吃安眠药片，我最反对吃安眠药片，要知道安眠药片这个东西……
关于安眠药我比陆文夫懂得多，看样子他又锁箱子了，只好等着他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收藏随着作品一齐往外流吧。
一九八四年春节，大雪满天地。
不久前他对我谈过这样一段话：大城市里那繁忙纷纭的生活很难造就大作家，因为人与人交接的密度有如北京大栅栏、上海南京路，无一刻时间能使你安下心来。我认为：造就一个作家的条件：生活、读书以外，还得让他有个思考问题的环境，即使处在动乱之中，也要能动中取静。总之在生活历程中要将许多人聚成一堆给他看，也要单独将一个人放在他的面前毫无干扰地让他仔细端详，还得由他像牛一样地静静缓缓地反刍，所以说要有一个有时甚至是孤独的环境。陆文夫就有一个与许多熟人不同的在泰兴乡下的老家。这个家庭除给了他那样的环境以外，有决定性的是让他用二十年的时间看了“一百年”的风景。我的许多同辈好友，有的身处时代怒涛的浪头，有的追随大流前进——初中时期在“一二九”的游行队伍里跟在大哥哥、大姊姊们的后面摇旗呐喊。那时的陆文夫还几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乡村私塾里读《千家诗》哩。我们这个民族本是一锅平静的水，可是帝国主义不停地在锅下增加干柴烈火，他们不晓得同时积累的是要求救亡的能量，锅里的水到了沸点会掀盖而出，发生质的变化，孔孟门墙再也圈不住这一辈人了。何况是陆文夫这样的人物。在同样的潮流中，我是竞走，他则是三级跳运动员。在时间上本远远落在我的后面，这时带着比我广阔得多的空间的知识，几跳几跳，跳到我的前面去了。陆文夫写得最好的不是新人新事，而是老人新事：徐文霞、葛增先、周泰、汪昌平、朱源达、唐巧娣、朱自冶等等皆是。年纪轻轻，岂仅是“三朝元老”，从孔孟到马列，“阅人多矣”。造成这情况的原因直接来自他的家庭。
任何伟人的童年，不论多么平凡的亲长，对他来说都是无上的权威。“天地君亲师”，亲是在师之上的。一旦积累了相当的世途风霜，书本知识，才取得把他们放在合理位置上的能力。
陆文夫童年、少年一直跟着祖母，善良的祖母捂暖了他的童心，彼此又是诉说的唯一对象。稍识几个字后，祖母叫他到庙会上去买来那类用红绿有光纸作封面的“唱本”，读给她听。都是些劝世文，里面隐约可见关汉卿一类人物的思想遗风，老太太和小孙子读着听着，双双掉泪。六、七岁的幼小的心灵，就在人生的苦汁中浸了一下。一九七九年他写《献身》时，就常常有“唱本”里的两句话，在他脑子里盘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他是深深感到某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力量的。五十年代，他的作品的语言，很明显是学生腔。但从《葛师父》时期开始，语言有了变化，注意从群众生活中来，读来亲切感显著增加，有时还无意间用上了韵，这是“唱本”从记忆深处泛起的表现。还有后来到夹港，那个小集镇上有个开茶馆的说大书：“三国”、“岳传”等等。因为是口传的评话，日常用语就多了，而且是经过提炼的。另外，祖父的说话极富表现力，而且声调铿锵，自小屏息静气听他发议论、骂人。实际上也就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艺术。待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父亲对他便另眼相待了，这位老先生让大儿子走他自己的路，被送往上海四马路去学徒。随着他的事业发展、交游广阔，便希望二儿子学而优则仕了，于是老陆便入了私塾去。读《千字文》、《千家诗》，直读到《论语》、《孟子》、《史记》。后来的一位业师还竟相当“自由主义”。学生看“闲书”，他不认为荒废学业。当然，他还是有界限，“淫书”如《红楼梦》例在取缔之列。当时能租读到的书有《三国》、《水浒》、《精忠岳传》、《七侠五义》，也有公案书。住读的学生仅两个，特别夏夜乘凉师徒三位势必要在课堂以外聚首。在这种场合，先生竟情不自禁常以“闲书”为话题，这时他给学生智慧的启发，大大超过了引导“人之初，性本善”的朗读。不知从那里飞来的一篇描写沈阳沦陷的小说，竟使老陆读得潸然泪下，为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作了铺垫。又不知是什么因缘，朱自清闯进了他的私塾生活，《荷塘月色》细腻、清新地再现了陆文夫已经为之沉潜动心的生活，文字的流畅、优美，使当时还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少年陆文夫心眼大开，天下竟有此等文章，他的易于接近文学的秉赋，使他与现代文学一拍即合。可惜那时朱自清与他仅此一面。陆文夫仍要走他游离在时代边缘上的道路。
这一段生活极为清寒。跟老师吃“派饭”，总是吃不饱，有时竟饿得浑身出冷汗。家里的饮食虽然因为祖父的治家之道，总还是能吃饱。何况有些好东西祖母总要留给孙子吃。这且不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寂寞。少年陆文夫是个顽童。是江滩上捉蟹、捉虾的能手，还会扎风筝、制小二胡、造弓箭。陆文夫从小不大开口，玩的花头则层出不穷而不显眼，即所谓“闷皮”一类。现在这私塾生活，虽无“非礼莫动”之类的塾规，究竟仅仅三人，最小的庙观也比它热闹，真是枯寂之至。早晚躺在床上听江潮，分辨早潮怎样响，晚潮却响得不同。给人以更其凄楚的感染。本来随口诵读的《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苍茫之感竟然袭上心来。白天有时呆坐在池塘边，看荷叶象笋尖冒出水面，一天天长高、发开。有时竟有蜻蜓来访问，小小的红蜻蜓灵巧而又安静地落在荷叶的嫩尖上休息。有时老师外出，更可以逃到江边去发半天的呆，看天、看水，看浮云、看帆影。他参悟到一种静趣，虽然当时不懂这样说。后来读到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看就懂，原因在此。创作的准备，是应该动静结合的。要有收进，更要思考，私塾生活的孤独，最早给了他这个条件。
父亲在夹港“发”起来了，接他去读小学。解放前的陆文夫在这个水陆码头上得到最集中认识旧社会的机会。这码头与上海一水相联，连结这码头的还有个典型的农村集镇。水陆码头是旧中国黑社会的缩影：三山五岳、龙蛇狐兔、喜怒哀愁，被压缩在这小小的空间。所谓上层社会的人物，与码头当然有关系，他们遥控。到上海、苏州去在此乘船，也只是高视阔步一经而过。老陆说过，他笔下从旧社会来的人很多是流转江湖的老工人。葛师父和周泰的性格就是从数十年搏斗在长江里的船老大那里来的，还有从早到晚手脚不停伺候老板娘的学徒。除此以外，多的是光怪陆离使刚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他，很难逼视的人和事：拿个经摺子让人点唱小曲的姑娘和瞎子，农闲时出来混几个活络钱的唱道情、打莲湘的。更具吸引力的是西洋景和隔壁戏。这些风俗画，他在《移风记》里写到过一点。六十年代初我曾请他帮人修改一部稿子，他居然能把一个五光十色的庙会写得活龙活现。
离开夹港搬进泰兴城，他又成了张恨水的俘获物。《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樊家树、沈凤喜……他写《小巷深处》下笔之前，也只是想鞭笞丑恶而歌颂对爱情的忠贞。这一观点就来自张恨水。只是张写的总是悲剧。五十年代陆写的是喜剧。
陆文夫的下一站是苏州。泰兴与苏州虽仅一江之隔。在旧上海生活过的人，能够理解从上海人嘴里吐出来的“江北人”的滋味。我说这话是因为我觉得：陆文夫虽然已在苏州生活三四十年，但他总是在“庐山”外看苏州。所以他才得以写好朱自冶、孔碧霞这些人物。
老陆小时候在江北江边上，远远呆看江南的山。山是什么东西呢？是石头叠的，还是个大泥堆子？到苏州的第一天他一口气跑了虎丘、寒山寺——山是见识了，夜半钟声的韵味，不知至今有未领略？接着就住进了苏州的一个名园，院子里就有山，是缩小的山的精华，泰兴那些官僚地主家的清玩与之相比不过是有些弯曲的石头。所以《一路平安》要借此作背景了。陆文夫不是苏州园林的游客，而是住户，苏州园林的建筑艺术，深深地嵌在他的文学艺术里，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包括他的小说结构，也和苏州园林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他奉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逛苏州园林，他大讲园林结构与小说结构相似之处，讲得沃克兴致勃发，在苏州多停留了一天。也是在苏州，陆文夫踏上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主流的跳板，这里说他得到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是毫不夸张的。这几年里，他把这石洞里的宝物拼命朝那箱子里面塞，塞进去的宝物有鲁迅、茅盾、巴金……也有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苏联文学有《毁灭》、《铁流》及当时“时代出版社”的各种译本。还目迷五色地看到了《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还有《出水芙蓉》吧。看了这些作品以后，当然与看《三国》《岳传》的效果不同了。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道路在那里？几十年来许多中国青年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也开始在陆文夫的脑子里膨胀起来。他听说，哲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回答，于是他找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还有当时也正流行的费孝通的著作。热中的学习，居然还使他写了篇论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文。这情况岂是四、五年前的陆文夫所可想见的。他在“苏高中”无心于正课，总是躲在芦苇深处塞他那箱子，愈塞愈大，大到苏州城容不了的时候，他虽然肩上沉重，但这箱子却又推动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作了最后的有力的一跳。他去了解放区。
解放以后，陆文夫那“锁着的箱子”里当然又装进了许多东西，他做过八年的新闻记者，做过七年半的机械工人，又在盐碱地上泡过十年，对这么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吸收的人来说他怎么能入宝山空手而回！不过，这方面的情况一些文章里都提到过了，可以略而不谈，我只想说说在陆文夫那锁着的箱里除了有形的事物之外，还有些是无形的。这种看不见的收藏象电流，促使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一级级弹跳。没有这些无形的收藏，他那些有形的收藏是成不了好作品的。几个月前我与他同住一个县城的小招待所，我们“隐于市”，关起门来对饮，谈话也漫无边际。
章：在你的作品里尽是些贩夫走卒，以及住在街头巷尾的工人和一般的干部，所以有人把你的小说称之为市民文学，你以为如何？
陆：市民文学……我们先把文学二字拿掉。市民这两个字，据我所知原来是个专用名词，是指中世纪欧洲除掉僧侣、贵族和奴隶之外的所谓自由民。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现在再用这个名词就只能望文生义了。泛指城市里的居民。城市里的居民有各行各业，连你老章也包括在内。把市民文学这个词儿拿到今天来讲，就其实质来讲应该叫居民文学，有点儿别扭，叫公民文学？又象是外国人讲的，叫人民文学？好是好，可我的作品并非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怎么办呢……
章：那就换个说法，即你所写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缺少那种激动人心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陆：对对，你一语道破了我的弱点，我何尝不想写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啊，我知道《战争与和平》比《安娜·卡列尼娜》伟大，在我的口袋里也许能找出几个类似安娜·卡列尼娜或沃伦斯基式的人物，可是却没有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你叫我怎么办呢？
章：那你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陆：心不安，理倒是得了一点。我觉得历史是不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共同谱写的。平凡的人造就了不凡的人，不凡的人引导着平凡的人。不凡的人可以活在历史的记载里，也可以活在文学作品里。但是平凡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只能活在文学作品里，你看见那部历史记载过张三与李四？如果这么广大的人活不下来，那历史就是跛足的，会使人们觉得历史都是英雄创造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吃过苦头！
章：你这样说当然也有点道理，而且是从一个历史高度看问题。可是你也知道，一部英雄的传记就是历史的大事记。凡人小事呢，它和历史究竟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你的高论和实践恐怕容易脱节。
陆：这就是我的难处，也是我这几年来想努力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有一种人只知道行动，不知道一切行动都在谱写着自己的历史，此种人以得失为标准。有一种人知道是在谱写自己的历史，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史有什么关系，这种人是以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正误为标准，这两种人都是属于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好也是普通的好，坏也是普通的坏，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我在写到他们的时候便把他们请到“法庭”上来进行审判。
章：谁是原告？
陆：是我。
章：谁是被告？
陆：是我。
章：谁是法官？
陆：也是我，判错了由我负责，这就叫文责自负。
章：你怎么能集原告与被告于一身？
陆：因为我比他们也高明不了许多，我在控告别人的时候同时要解剖自己。这种法庭是一种特别法庭，是历史的法庭。它从来不判刑，判刑的事留给法院处理。审判的目的就是使人明白个人行为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你看，我这不是把它提上去了。我在《特别法庭》里审判过汪昌平，在《美食家》里审判过高小庭，这高小庭的身上有我也有你……
章：有人说是审的朱自冶。
陆：朱自冶是个好吃鬼，可以佐餐，不能审判，审到最后会弄出个“食色性也”来，一台戏都要砸在他手里。……来来，吃点菜，这两个菜都不错，可惜都凉了。
章：好好，我这个人对美食也不反对。
陆：喏喏，你看，如果我审了朱自冶的话，对老朋友也交待不过去。
章：要说你对朱自冶一点儿也没有审判，那恐怕也不对，最近一个时期来对你《围墙》和《美食家》议论
陆：《围墙》是个短篇，概念大于形象。
章：不一定吧，内中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特别是马而立……
陆：概念大于形象不等于没有形象，而是说形象所引出的概念一定要大于形象的本身，大百倍，大千倍，越大越好，否则就是就事论事，凡人小事就会真的变成“杯水风波”。杯水风波与不是杯水风波的区别不在于你是否把水放在茶杯里，而在于这杯水风波所引出的概念决不是一个茶杯所能容纳得了的，不是长江大河的话，至少也得是半亩方塘。《围墙》恐怕只能算是个水桶而已。
章：你想扩大作品的外延，以便把凡人小事推向历史和哲学的制高点，这种外延的延伸恐怕也不能不引起内涵的变化吧？
陆：反过来说也可以。
章：所以现在看你的小说和以前的有点不同，有点闪烁其词，好像主题不那么明确。你总该晓得，一个编辑的防线第一是“主题是否明确？”五十年代我看你的《平原颂歌》，一看就觉得主题明确，大笔一挥：“发”。
陆：如果你再主编《雨花》的话，我还会有主题明确的小说供你大笔一挥。但是你也得允许我作一些试验，即所谓“多主题的统一”。特别是在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里。不必把小说写得一个萝卜一个坑，因为萝卜是植物，而人是会活动会思考的，生活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坑，都有它的主题，可以按照生活的规律把多种主题统一在某篇作品里，引起人们的多种思考，但又不那么稀里糊涂，漫无边际，似是而非。
章：我在三年前就听你说过“多主题的统一”了，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点。
陆：(看看表)不好，已经十二点了，再不睡觉你又得吃安眠药片，我最反对吃安眠药片，要知道安眠药片这个东西……
关于安眠药我比陆文夫懂得多，看样子他又锁箱子了，只好等着他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收藏随着作品一齐往外流吧。
一九八四年春节，大雪满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