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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张承志的创作历程,从而探寻他执著于理想主义追求的原因,是严谨地审视自我的态度。
关键词:执著理想主義 人格 意识 态度 民间
张承志的创作起步于草原,在早期作品中,张承志把自己对草原的眷恋神奇地凝聚为一个形象额吉,基于对额吉的感激,对草原的依恋,张承志写下了早期以《黑骏马》为代表的一篇篇对草原饱含深情的作品。对额吉的眷恋,实质上是他对母亲的眷恋,是对中国母性的优秀品质:高贵、美好、善良、宽厚、博爱、温柔、勇敢、坚毅、刚强、沉静柔弱又不折不挠、坚韧不拔又情谊深厚的高度礼赞。
对于母亲的眷恋使得张承志心灵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草原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与张承志潜意识对理想、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又有所抵制。当他深感不能完全融入这种生活,当他明白这种生活虽然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并非他所执著追求的生活之时,他便离开了草原,踏上了他新的追求理想的征程。
走出草原的张承志为求学和工作奔波着,在污浊与文明交织的现实面前,理想化的心理倾向使他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陷入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在孤独和寂寞中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依附。《北方的河》正是他新的追求的具体体现。追求与超越是贯穿于《北方的河》的主旋律。张承志在对“北方的河”的体验中,确立了“父亲”的精神品格,他的精神由于有了“父亲”的依托而暂时稳定下来。此时的张承志,已不再留恋慈母的爱抚,而是渴望严父的指点,不再回首往事,奢求宽恕,而是挑战似的寻找证明自己能力的刺激。他终于摆脱了知青生活的阴影,变得粗犷、沉着。
有了“父亲”赋予他的血性和刚烈,张承志走进大西北,去寻找他更高的理想与精神依托。
从张承志1985年后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用小说展示了一个特殊地域——回民的黄土高原。从回民的黄土高原上,张承志开始了走向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皈依”之路。写下《心灵史》,标志着他真正地“皈依”了哲合忍耶。
张承志在宗教世界里投射了他的愿望和理想,寄托了他那个漂泊无定的心灵,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拯救自己,于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光明的真正的精神家园。看上去他似乎被笼罩在宗教的光环之内,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深刻的悲观心理,他感受到痛苦的孤独和无力的恐惧。对于那种誓死卫教的精神人格,他顶礼,他膜拜,但对哲合忍耶的外在形式,他同样不能彻底认同。于是,他最终又从哲合忍耶中走出,去追寻新的理想。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经历过无数的艰辛痛苦、孤独寂寞,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承志对于理想的追求如此执著一念?执著于追求的张承志的力量源泉来自何处呢?是严谨的审视自我的态度。
要评价张承志,首先要对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他清醒的创作意图也源自对自我认真的严谨的审视的态度。
张承志是济南回民,但他一直生活在汉族的圈子里,受着汉文化的教育。也就是说,张承志受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种是身处其中的,一种是血缘中与生俱来的。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他的心理与个性天然地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倾向。
张承志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崇拜政治偶像,作为发起人参加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后来又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扎根数年,真诚地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可以说,完成他早期人生塑造的是汉文化教育,即使伊斯兰文化对他有所影响,也是非常稀薄的。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他的言行已与原始伊斯兰文化相去甚远。他虽然是伊斯兰教的子民,可那样的时代已把他洗心革面地重塑了一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根本看不到丝毫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直到他后来从事考古学及历史研究工作时把视角和笔触延向纵深,才使他的作品透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对历史的回溯与追问,使他敏感地在纵横时空的跨越中,找回了自己的母体文化——伊斯兰文化。他一步步追寻,直到《心灵史》的出现而完成了他在文化上的认祖归宗。也就是说,张承志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审视自我,为自我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定位。在这样的审视自我的过程中,血缘上对伊斯兰文化的依附,精神上对哲合忍耶超凡脱俗、浑厚深沉的精神底蕴的认同,最终使张承志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文化。而后来的离开伊斯兰教,又是因为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心灵的冲击中,汉文化使得张承志不能完全融入伊斯兰文化,所以在内心的挣扎中,他选择了离开伊斯兰教。如果没有严谨的审视自我的态度,他是不会做此种选择的。
审视自我不仅表现为张承志对自我受到两种不同文化浸染的明确认识,而且还表现为张承志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审视与反思。
关键词:执著理想主義 人格 意识 态度 民间
张承志的创作起步于草原,在早期作品中,张承志把自己对草原的眷恋神奇地凝聚为一个形象额吉,基于对额吉的感激,对草原的依恋,张承志写下了早期以《黑骏马》为代表的一篇篇对草原饱含深情的作品。对额吉的眷恋,实质上是他对母亲的眷恋,是对中国母性的优秀品质:高贵、美好、善良、宽厚、博爱、温柔、勇敢、坚毅、刚强、沉静柔弱又不折不挠、坚韧不拔又情谊深厚的高度礼赞。
对于母亲的眷恋使得张承志心灵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草原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与张承志潜意识对理想、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又有所抵制。当他深感不能完全融入这种生活,当他明白这种生活虽然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并非他所执著追求的生活之时,他便离开了草原,踏上了他新的追求理想的征程。
走出草原的张承志为求学和工作奔波着,在污浊与文明交织的现实面前,理想化的心理倾向使他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陷入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在孤独和寂寞中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依附。《北方的河》正是他新的追求的具体体现。追求与超越是贯穿于《北方的河》的主旋律。张承志在对“北方的河”的体验中,确立了“父亲”的精神品格,他的精神由于有了“父亲”的依托而暂时稳定下来。此时的张承志,已不再留恋慈母的爱抚,而是渴望严父的指点,不再回首往事,奢求宽恕,而是挑战似的寻找证明自己能力的刺激。他终于摆脱了知青生活的阴影,变得粗犷、沉着。
有了“父亲”赋予他的血性和刚烈,张承志走进大西北,去寻找他更高的理想与精神依托。
从张承志1985年后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用小说展示了一个特殊地域——回民的黄土高原。从回民的黄土高原上,张承志开始了走向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皈依”之路。写下《心灵史》,标志着他真正地“皈依”了哲合忍耶。
张承志在宗教世界里投射了他的愿望和理想,寄托了他那个漂泊无定的心灵,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拯救自己,于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光明的真正的精神家园。看上去他似乎被笼罩在宗教的光环之内,但他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深刻的悲观心理,他感受到痛苦的孤独和无力的恐惧。对于那种誓死卫教的精神人格,他顶礼,他膜拜,但对哲合忍耶的外在形式,他同样不能彻底认同。于是,他最终又从哲合忍耶中走出,去追寻新的理想。
张承志的文学创作,经历过无数的艰辛痛苦、孤独寂寞,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承志对于理想的追求如此执著一念?执著于追求的张承志的力量源泉来自何处呢?是严谨的审视自我的态度。
要评价张承志,首先要对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他清醒的创作意图也源自对自我认真的严谨的审视的态度。
张承志是济南回民,但他一直生活在汉族的圈子里,受着汉文化的教育。也就是说,张承志受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种是身处其中的,一种是血缘中与生俱来的。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他的心理与个性天然地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倾向。
张承志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崇拜政治偶像,作为发起人参加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后来又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扎根数年,真诚地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可以说,完成他早期人生塑造的是汉文化教育,即使伊斯兰文化对他有所影响,也是非常稀薄的。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他的言行已与原始伊斯兰文化相去甚远。他虽然是伊斯兰教的子民,可那样的时代已把他洗心革面地重塑了一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根本看不到丝毫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直到他后来从事考古学及历史研究工作时把视角和笔触延向纵深,才使他的作品透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对历史的回溯与追问,使他敏感地在纵横时空的跨越中,找回了自己的母体文化——伊斯兰文化。他一步步追寻,直到《心灵史》的出现而完成了他在文化上的认祖归宗。也就是说,张承志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审视自我,为自我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定位。在这样的审视自我的过程中,血缘上对伊斯兰文化的依附,精神上对哲合忍耶超凡脱俗、浑厚深沉的精神底蕴的认同,最终使张承志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文化。而后来的离开伊斯兰教,又是因为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心灵的冲击中,汉文化使得张承志不能完全融入伊斯兰文化,所以在内心的挣扎中,他选择了离开伊斯兰教。如果没有严谨的审视自我的态度,他是不会做此种选择的。
审视自我不仅表现为张承志对自我受到两种不同文化浸染的明确认识,而且还表现为张承志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审视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