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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1947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先后任美国Macalester College及四川大学客席讲座教授等，著有《中国诗学纵横论》、《香港文学初探》、《文化英雄拜会记》、《中西新旧的交汇》、《壮丽：余光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黄维樑散文选》、《迎接华年》等约二十种。历任香港作家协会主席，曾获多个文学奖、翻译奖，作品入选各种选集及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潘建伟（以下简称“潘”）：黄老师您好，在2015年6月份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风雅传承：民初以来旧体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非常荣幸初次认识您，时光一晃就过去两年半了。您的求学与任教的经验都非常丰富，能否先请您谈一下您在香港与在美国时期接受教育的大致情况？
黄维樑（以下简称“黄”）：我在家乡澄海县（现在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出生，读了一年小学，1955年由母亲带领，与弟妹到了香港，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中学的校长李天祝先生.国文教师欧广瀚先生和吴金源先生.英文教师叶志柔先生等好几位，都是尽心尽责的 良师，我获益至大。吴老师兼教历史，他中西文化艺术都讲，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写过文章忆述他们，但不够详备，以后应该再写，以表扬师道。大学四年（1965-1969），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辅修英文。诸位教授中，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最令我难忘。我担任《新亚学生报》的主编，并在该报撰写文章，曾不点名批评系内的一位老师，潘先生是系主任，不悦，上课时不点名教训了我一顿。毕业时我获得的是“一级荣誉”学位，报考中大研究院，也获得录取。潘老师在学位和研究院等方面，是手操“生杀”大权的少数资深教授之一.他显然没有计较我的“放肆”。我本来打算在中大读研究院，因缘所系，赴美深造：1969年夏天毕业后，在美国读新闻和大众传播，两年后得硕士学位。继续升学呢，还是就业？留在美国呢，还是回港？我一时成为东方的汉穆雷特（我不喜欢把Hamlet翻译为哈姆雷特）。结果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东亚语文学系注册，在该系、英文系和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修读课程；从1971至1976年，我修完各种课程，写作论文，通过考试，取得博士学位。8月底的一天，上午参加了毕业礼，下午即与妻女启程飞回香港，任教于母校中大新亚书院中文系。在香港读大学时，读书之外.还参与多种学术文化活动.时而对社会文化作出“放肆”的批评（其实我一生对人对事对文的批评，主调是相当温柔敦厚的）。在美国，我肆意读书，俄大的图书馆是“饱蠹楼”，喂饱我这一只“饥饿”的书虫。“饱蠹楼”是钱锺书对牛津大学Bodleian Library音义俱佳的中文翻译.这里我可免费借用。在美国读书，一样得益于好些良师，不能一一谈到了。我发表过《向大国取经：留美七年之养》一文，“养”指的是学问知识的营养。我读大学和研究院全靠奖学金，在俄大的尤其丰厚。凡此种种，我都十分感念。
潘：您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陈颖教授，但在中国内地对这位中西比较文学先驱的介绍似乎不太多。您提及：“聆听业师陈颖教授的披文入情、析辞见采的诗艺讲论，获益良多。”但这些都只是吉光片羽，故而很想详细了解一下陈颖教授对您产生的影响。
黄：先师陈颖（字颖士）教授是河南人，年轻时内地战乱，去了台湾，台大毕业后到美国深造。他博闻强记，中西文学修养精湛，我国的古典诗词记诵特佳。如果时光倒流，以学生身份现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赛”，一定抡元。颖士师一生爱文字的奇妙、美妙。我在香港读大学时，初次接触余光中的散文，惊喜于他遣词造句的出神入化；读钱锺书的小说，佩服他文字的精巧机智；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深爱其华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听颖士师讲课，读他的著作.强化了我对语言艺术的鉴赏和重视。钱锺书论文学，以“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为标准。可以这样说，我一脉相承的，是刘勰、钱锺书、陈颖士、余光中的文学观。颖士师在Indiana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比较的是李贺和济慈中英两位诗人；他还有论文讲述洪深和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在1949年以后中华学者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颖士师属于先驱人物。他强调文学的优雅传统（the refined tradition），不论用中文或者英文来写作，他精心炼字，用写诗的方式撰写论文。
2004年秋天，我发表了《一言一语思青年》一文，记述我和陈颖先生的师生文学因缘，也可说是一种“晚有弟子传芬芳”。2009年，颖士师仙逝。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篇文章是他健在时我写作和发表的。如果在他去世后才写，他怎么知道弟子是这样的感恩。颖士师在那一年的端午诗人节逝世，我以联语敬挽之：“歌城典雅诸生化雨弦歌室；玉琢诗骚师颖飞仙白玉楼。”歌城指俄亥俄州首府Columbus市。2015年夏天，我与妻儿有美国之行，曾驱车到歌城拜候陈师母，并在先师墓园拜祭，事后有文章记述。
潘：您回港后，任教于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我听说过1974至八十年代初，余光中、梁锡华、黄国彬，还有您，四位都在中大工作，并且交往颇多。中大在香港沙田，故戏称为“沙田帮”，想来那段时光一定很值得怀念，能否请您谈一下关于“沙田帮”的故事？
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我们可说名称合为时而取。梁锡华说“沙田帮”的特色是各人“对文学及文学创作兴趣浓厚.且共通于若干基本观念，而彼此未必完全一致的地方，又同具容人的雅量”，我觉得这个概括很好。我们四个人中，余光中与黄国彬在1974年到中大教书，梁锡华与我两年后加入。1980年至1981年度黄国彬不在中大.1981年至1982年度再回中大，不久又离开中大。余光中与梁锡华在1985年离开中大。换言之，四人都在一起的时间约有五年，四人中大多数在一起的时间约有七到九年。
四人都著作甚丰，其中余光中最为德高望重，名声最大，影响最广，故而“沙田帮”又可称为“余群”（“余群”所指的人数更多），虽然余光中本人没有要当“首领”的意思。在“沙田帮”基础上形成了“沙田文学”，推出了“沙田文丛”。文丛由林振名主持的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第一批三本于1985年面世，后来再出版了诗、小说、散文、评论等很多本，在香港文学中应有重要地位。 2016年我应邀编成《黄国彬卷》出版，余先生读后写了《远念黄国彬》一文。这位文学大师写道：“沙田帮除我之外，其他三人的才学各有可观，各有胜过我的长处，令人钦佩。能身在其列，我深感自豪。那几年大家意气风发，我曾戏称帮中三杰为‘黄粱一梦’。现在却久已天各一方……”所说“其他三人”都发表过文章推崇余先生，我特别多。余先生不避“互相標榜”之嫌，如此称许“帮友”，而他说起自己来，则非常谦虚，真是很难得。“久已天各一方”，诚然，1994年梁锡华退休离港赴加拿大之后，四个人再也未曾一起聚拢过。现在余先生去世了，提起“沙田帮”让我特别有一份追念。
潘：我了解到，您之前写过大量关于余光中先生的文章，对他的文学推崇备至。
黄：余光中的成就极大，在这里不能细谈，只谈一下我多年来主张“实际批评”有关的例子。我在2008年写过一篇《余光中的“文心雕龙”》，这篇文章认为余光中的创作思想，其创作的实际表现，与《文心雕龙》中所讲的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比如余光中的写作特别讲究情采兼备，就与《情采》中所提到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致。情是指情感，属于文学的内容；采是指辞采，属于文学的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评思想往往太过看重情感内容.而忽视辞采形式，岂不知刘勰早就讲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辞采能使情感得以传之久远，使情感通达读者的心灵深处。余光中特别重视辞采，就是承自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传统的一贯脉络。这种承接性不仅在情采，还有结构，《文心雕龙》中的《熔裁》、《章句》、《附会》等篇畅论之。余光中的《白玉苦瓜》、《民歌》等许多诗都结构严密、脉络清晰，明朗可读而又意蕴丰富，无形中是《熔裁》诸篇理论的实践。另外，《文心雕龙》强调文学的功用在于“经纬区宇”、“炳耀仁孝”，余光中的诗文呈现的感时忧国之思，也很符合刘勰的经世致用主张。
潘：您在文学批评上成就卓著，对古今文论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知道您非常推崇《文心雕龙》，并一直致力于将《文心雕龙》运用于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实际批评，2016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能否请您谈一下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
黄：鲁迅在《诗论题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这可能是从中西比较角度对《文心雕龙》最早的推崇。但事实上《文心雕龙》比《诗学》所论的范围广阔多了，艾布拉姆斯《镜与灯》（The Mirrorand the Lamp）中提出的摹仿论、实用论、表现论与客体论，《文心雕龙》都有；《诗学》就没有表现论，也就是没有提到作者的性情如何影响作品。对于摹仿论，《诗学》也谈得简略，而《文心雕龙》则相当详尽。另外，《文心雕龙》还评论了当时的各类文体，从《明诗》篇以下至《书记》篇都谈论文体，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所收范围太广，分类太多、太细。《诗学》主要讨论悲剧，也涉及史诗、喜剧等，但只是点到为止。《文心雕龙》还讨论了多种风格，还有文学史观等，有一篇简直可当作文学通史来读。这些《诗学》都没有。我认为可与《文心雕龙》相比的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两者都称得上章学诚所说的“体大而虑周”的著作，但是后者毕竟写于二十世纪，《文心雕龙》比它早了一千五百年。
当今批评界一向只有“洋为中用”.而无“中为洋用”。艾布拉姆斯编的《文学术语词典》（A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列举论述了近二十种文论潮流和主义，却无一来自华夏之邦。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其实只是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史.没有提及任何一位东方的批评家。格洛登（Micheal Groden）等人编的《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潘建伟（以下简称“潘”）：黄老师您好，在2015年6月份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风雅传承：民初以来旧体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非常荣幸初次认识您，时光一晃就过去两年半了。您的求学与任教的经验都非常丰富，能否先请您谈一下您在香港与在美国时期接受教育的大致情况？
黄维樑（以下简称“黄”）：我在家乡澄海县（现在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出生，读了一年小学，1955年由母亲带领，与弟妹到了香港，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中学的校长李天祝先生.国文教师欧广瀚先生和吴金源先生.英文教师叶志柔先生等好几位，都是尽心尽责的 良师，我获益至大。吴老师兼教历史，他中西文化艺术都讲，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写过文章忆述他们，但不够详备，以后应该再写，以表扬师道。大学四年（1965-1969），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辅修英文。诸位教授中，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最令我难忘。我担任《新亚学生报》的主编，并在该报撰写文章，曾不点名批评系内的一位老师，潘先生是系主任，不悦，上课时不点名教训了我一顿。毕业时我获得的是“一级荣誉”学位，报考中大研究院，也获得录取。潘老师在学位和研究院等方面，是手操“生杀”大权的少数资深教授之一.他显然没有计较我的“放肆”。我本来打算在中大读研究院，因缘所系，赴美深造：1969年夏天毕业后，在美国读新闻和大众传播，两年后得硕士学位。继续升学呢，还是就业？留在美国呢，还是回港？我一时成为东方的汉穆雷特（我不喜欢把Hamlet翻译为哈姆雷特）。结果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东亚语文学系注册，在该系、英文系和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修读课程；从1971至1976年，我修完各种课程，写作论文，通过考试，取得博士学位。8月底的一天，上午参加了毕业礼，下午即与妻女启程飞回香港，任教于母校中大新亚书院中文系。在香港读大学时，读书之外.还参与多种学术文化活动.时而对社会文化作出“放肆”的批评（其实我一生对人对事对文的批评，主调是相当温柔敦厚的）。在美国，我肆意读书，俄大的图书馆是“饱蠹楼”，喂饱我这一只“饥饿”的书虫。“饱蠹楼”是钱锺书对牛津大学Bodleian Library音义俱佳的中文翻译.这里我可免费借用。在美国读书，一样得益于好些良师，不能一一谈到了。我发表过《向大国取经：留美七年之养》一文，“养”指的是学问知识的营养。我读大学和研究院全靠奖学金，在俄大的尤其丰厚。凡此种种，我都十分感念。
潘：您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陈颖教授，但在中国内地对这位中西比较文学先驱的介绍似乎不太多。您提及：“聆听业师陈颖教授的披文入情、析辞见采的诗艺讲论，获益良多。”但这些都只是吉光片羽，故而很想详细了解一下陈颖教授对您产生的影响。
黄：先师陈颖（字颖士）教授是河南人，年轻时内地战乱，去了台湾，台大毕业后到美国深造。他博闻强记，中西文学修养精湛，我国的古典诗词记诵特佳。如果时光倒流，以学生身份现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赛”，一定抡元。颖士师一生爱文字的奇妙、美妙。我在香港读大学时，初次接触余光中的散文，惊喜于他遣词造句的出神入化；读钱锺书的小说，佩服他文字的精巧机智；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深爱其华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听颖士师讲课，读他的著作.强化了我对语言艺术的鉴赏和重视。钱锺书论文学，以“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为标准。可以这样说，我一脉相承的，是刘勰、钱锺书、陈颖士、余光中的文学观。颖士师在Indiana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比较的是李贺和济慈中英两位诗人；他还有论文讲述洪深和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在1949年以后中华学者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颖士师属于先驱人物。他强调文学的优雅传统（the refined tradition），不论用中文或者英文来写作，他精心炼字，用写诗的方式撰写论文。
2004年秋天，我发表了《一言一语思青年》一文，记述我和陈颖先生的师生文学因缘，也可说是一种“晚有弟子传芬芳”。2009年，颖士师仙逝。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篇文章是他健在时我写作和发表的。如果在他去世后才写，他怎么知道弟子是这样的感恩。颖士师在那一年的端午诗人节逝世，我以联语敬挽之：“歌城典雅诸生化雨弦歌室；玉琢诗骚师颖飞仙白玉楼。”歌城指俄亥俄州首府Columbus市。2015年夏天，我与妻儿有美国之行，曾驱车到歌城拜候陈师母，并在先师墓园拜祭，事后有文章记述。
潘：您回港后，任教于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我听说过1974至八十年代初，余光中、梁锡华、黄国彬，还有您，四位都在中大工作，并且交往颇多。中大在香港沙田，故戏称为“沙田帮”，想来那段时光一定很值得怀念，能否请您谈一下关于“沙田帮”的故事？
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我们可说名称合为时而取。梁锡华说“沙田帮”的特色是各人“对文学及文学创作兴趣浓厚.且共通于若干基本观念，而彼此未必完全一致的地方，又同具容人的雅量”，我觉得这个概括很好。我们四个人中，余光中与黄国彬在1974年到中大教书，梁锡华与我两年后加入。1980年至1981年度黄国彬不在中大.1981年至1982年度再回中大，不久又离开中大。余光中与梁锡华在1985年离开中大。换言之，四人都在一起的时间约有五年，四人中大多数在一起的时间约有七到九年。
四人都著作甚丰，其中余光中最为德高望重，名声最大，影响最广，故而“沙田帮”又可称为“余群”（“余群”所指的人数更多），虽然余光中本人没有要当“首领”的意思。在“沙田帮”基础上形成了“沙田文学”，推出了“沙田文丛”。文丛由林振名主持的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第一批三本于1985年面世，后来再出版了诗、小说、散文、评论等很多本，在香港文学中应有重要地位。 2016年我应邀编成《黄国彬卷》出版，余先生读后写了《远念黄国彬》一文。这位文学大师写道：“沙田帮除我之外，其他三人的才学各有可观，各有胜过我的长处，令人钦佩。能身在其列，我深感自豪。那几年大家意气风发，我曾戏称帮中三杰为‘黄粱一梦’。现在却久已天各一方……”所说“其他三人”都发表过文章推崇余先生，我特别多。余先生不避“互相標榜”之嫌，如此称许“帮友”，而他说起自己来，则非常谦虚，真是很难得。“久已天各一方”，诚然，1994年梁锡华退休离港赴加拿大之后，四个人再也未曾一起聚拢过。现在余先生去世了，提起“沙田帮”让我特别有一份追念。
潘：我了解到，您之前写过大量关于余光中先生的文章，对他的文学推崇备至。
黄：余光中的成就极大，在这里不能细谈，只谈一下我多年来主张“实际批评”有关的例子。我在2008年写过一篇《余光中的“文心雕龙”》，这篇文章认为余光中的创作思想，其创作的实际表现，与《文心雕龙》中所讲的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比如余光中的写作特别讲究情采兼备，就与《情采》中所提到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致。情是指情感，属于文学的内容；采是指辞采，属于文学的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评思想往往太过看重情感内容.而忽视辞采形式，岂不知刘勰早就讲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辞采能使情感得以传之久远，使情感通达读者的心灵深处。余光中特别重视辞采，就是承自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传统的一贯脉络。这种承接性不仅在情采，还有结构，《文心雕龙》中的《熔裁》、《章句》、《附会》等篇畅论之。余光中的《白玉苦瓜》、《民歌》等许多诗都结构严密、脉络清晰，明朗可读而又意蕴丰富，无形中是《熔裁》诸篇理论的实践。另外，《文心雕龙》强调文学的功用在于“经纬区宇”、“炳耀仁孝”，余光中的诗文呈现的感时忧国之思，也很符合刘勰的经世致用主张。
潘：您在文学批评上成就卓著，对古今文论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知道您非常推崇《文心雕龙》，并一直致力于将《文心雕龙》运用于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实际批评，2016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一书。能否请您谈一下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
黄：鲁迅在《诗论题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这可能是从中西比较角度对《文心雕龙》最早的推崇。但事实上《文心雕龙》比《诗学》所论的范围广阔多了，艾布拉姆斯《镜与灯》（The Mirrorand the Lamp）中提出的摹仿论、实用论、表现论与客体论，《文心雕龙》都有；《诗学》就没有表现论，也就是没有提到作者的性情如何影响作品。对于摹仿论，《诗学》也谈得简略，而《文心雕龙》则相当详尽。另外，《文心雕龙》还评论了当时的各类文体，从《明诗》篇以下至《书记》篇都谈论文体，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所收范围太广，分类太多、太细。《诗学》主要讨论悲剧，也涉及史诗、喜剧等，但只是点到为止。《文心雕龙》还讨论了多种风格，还有文学史观等，有一篇简直可当作文学通史来读。这些《诗学》都没有。我认为可与《文心雕龙》相比的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两者都称得上章学诚所说的“体大而虑周”的著作，但是后者毕竟写于二十世纪，《文心雕龙》比它早了一千五百年。
当今批评界一向只有“洋为中用”.而无“中为洋用”。艾布拉姆斯编的《文学术语词典》（A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列举论述了近二十种文论潮流和主义，却无一来自华夏之邦。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其实只是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史.没有提及任何一位东方的批评家。格洛登（Micheal Groden）等人编的《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Guide to Literar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