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专门指导、培训高级官员如何向皇帝写奏疏即向中央政府打报告的学习用书。书中选录自汉唐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至宋明清苏轼、朱熹、王守仁、方苞、孙嘉淦等大手笔的奏章十七篇。选编并加评点者，是晚清湘军统帅、桐城派文章高手曾国藩。曾国藩一生治学笃守程、朱，故不仅以理学治军，且孜孜于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的研讨与实战，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他的辞章写作中，奏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三十一册中，共收录奏疏十二册，计三千六百余篇。虽多数出自于幕僚之手，但都是经曾国藩精心修改后再誊抄拜发的，其中还有不少是曾氏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
　　曾国藩对奏疏的写作不仅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其弟曾国荃尤多指导、鞭策，这从他同治二年（1863）七月初一日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其信曰：“奏折一事，弟须用一番工夫。秋凉务闲之时试作二三篇，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又叮嘱国荃：“以后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折，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这封通篇议论奏疏之事的家书，不仅可见曾国藩对其弟关爱的用情至深，而且透露出他已在为曾国荃选编一部研读历代奏疏名篇的《鸣原堂论文》。曾国荃已于同治二年三月诏授浙江巡抚，而他一直在与太平军决战，并未就任。而一旦履行巡抚实职，给朝廷上奏章自然是封疆大吏的头等大事。为了提高九弟草拟、审读奏稿的能力，曾国藩于军务之暇陆续选了十七篇著名奏疏，逐段点评，详加批注，并在篇末给予总论，以供其学习参考。书名中的“鸣原堂”名号，据曾国藩《书目》所言，其意出于《诗经·小雅》中的《棠棣》、《小宛》。《棠棣》诗劝兄弟友爱，其中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二句，说的是鹡鸰鸟本为水鸟，如今却在平原上，失其常处而边飞边叫，犹如兄弟之间的急难相救。《小宛》诗第四首也写鹡鸰鸟，“载飞载鸣”，天天奔波，月月出征，日夜忙碌，不辱此生。这就很适合用来比喻曾氏兄弟那些年来出山作战、急难相救的境况与情义。
　　曾国藩对十七篇奏疏名作的评点与总论，表明了他对奏疏写作的主张与技巧。首先，他主张写奏折要立意明确，不含糊。如论刘向《极谏外家封事》：“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为之所，而又无诛灭王氏之意。宅心平实，指事确凿，皆本忠、爱二字，弥纶周浃而出。”其次，他认为奏疏是写给皇帝看的，有其特殊的写作技巧和语言要求。如论贾谊《陈政事疏》，提出“奏议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论苏轼《上皇帝书》，强调“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并对典、显、浅三字作了具体说明。为了使奏疏能感动皇上和朝廷政要，曾国藩还特别强调奏文的整体气象。他在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后论曰：“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而“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这就从立意、技巧、语言、气象等方面表明了曾国藩对于奏疏写作的主要理论与主张，而对九弟来说，就是最好的奏疏写作秘诀传授。难怪曾国荃读后感叹说：“盖人臣立言之体，与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备于此。”这样一本曾国藩用心良苦的学习用书，相信对于今天的读者读懂古代名疏和练习写报告，仍然是很有裨益的。
　　岳麓书社有鉴于此，将《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诗文》所载之此书奏疏，交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廖承良先生作导读、注释、今译等工作，不意廖先生做完上卷即溘然去世，留下下卷让我来勉为其难。这项工作既要对原书的文字与标点讹误进行订正（如“大时不齐”误作“天时不齐”），又要对疏文和曾国藩评点中的生僻疑难词语及事典进行注释，然后才进行古文的今译。今译只针对所选奏章，故书中曾国藩等所加的序文和批注均未作今译。今译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故每个词的义项用哪一个最安稳，都必须仔细推敲，但因疏文所涉方面既广，注译中仍或漏误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廖承良、夏剑钦导读、注释：《鸣原堂论文》，岳麓书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