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光阴似箭，玉大走了，金猪来了，阿昆给您拜年了。“尘封馆藏因何屡被‘发现’？”的辩论，就此落幕了。尽管人们对“发现”颇多质疑，可“发现”毕竟还是让档案人为之雀跃，这绝对是大家的共识。从第三期开始，我们换个新辩题“企业重组话档案”，欢迎赐稿。
　　
　　高　勇：尘封馆藏因何屡被“发现”？原因就在于档案被尘封，何为尘封？《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搁置已久，被尘土盖满。”那么档案为什么会尘封呢？主要是多种原因造成一些档案迟迟不能解密，甚至连看守档案馆的人员也只能守，不能看。故而一旦解密公之于众，必定会有很多发现。
　　吉文善：同意你的见解，报载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尘封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1992年10月14日揭开面纱。于是，人们发现了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波兰被俘军人，并将罪名按到纳粹德国头上的全部真相。据说戈氏、叶利钦看后都头发竖立，难怪会引起波兰上下极大震动。设问，若前苏联不解体，这卷标有“永不开启”禁令的档案将泥牛入海，永远不为人知。
　　曾祥志：说到保密档案，确有关系国家安全的机密档案不应轻易解密，但也确有不该保密的档案混杂在机密档案中被尘封。报载，66年前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中被无理扣押，66年后一份当年叶挺舌战蒋介石劝降的笔录，首次解密。据说这份由叶挺亲自用毛笔追记的《笔录》和叶挺《囚歌》的姐妹篇《囚语》，都是从某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找到的。如此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竟被作为机密档案尘封半个多世纪，实在可惜。
　　杜伟功：造成档案尘封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档案人把国家档案视为本馆私有财产。本来，公民持身份证即可查阅已开放的档案，但有些档案馆却制定了要凭证明信才能查阅的土政策，这就堂而皇之地把大批想利用档案的公民拒之门外。档案无人利用，日久天长则被尘封。
　　李　松：一方面向社会宣传开放了多少档案，一方面又向闻讯前来查阅的公民索要证明信，这样的档案馆毕竟极少。所怕者子虚乌有，某刊物载《丙子“双十二”》一书的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披露某档案馆工作人员曾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要的，这里都发有。即使有，我们这个馆里的笔杆子多的是，也用不到你们来写!”垄断档案信息，不让别人查阅，留着自己慢慢编研，这是少数档案人很难拿到桌面上的心理。于是便形成一卷卷档案被尘封、又一次次被发现的现象。
　　叶　丽：不过也应看到近年来进馆档案越来越多，而档案馆编研人手又普遍不够，也是造成尘封档案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引社会上的编研力量，可档案人又舍不得放弃有偿利用的政策。这就使关注尘封档案的人士难以接近尘封档案，而能够接近尘封档案的档案人又发有精力去编研这些档案，最终形成一个解不开的怪圈。
　　胡远杰：老实说，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现象，即图书馆、博物馆要比档案馆的库房大、设施好、经费多、接待能力强，这既有客观历史原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即便都为公众服务，功能也有差异。所以我不赞成横向比较，也不主张过分苛责档案人，做人还是要厚道些。说到尘封档案屡有发现，我倒以为发现总比不发现要好得多。至于从发现中反映了档案管理上的某些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即便需要纠正，也要有个过程，更需要一些时间。
　　李雪梅：其实尘封档案的发现还告诉我们，对进馆档案的鉴定宜宽不宜严，对到期档案销毁的鉴定宜严不宜宽。换言之，可进可不进的档案最好进馆，可销可不销的档案最好不销。档案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档案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今人的眼光看今天的档案，总觉得不该保存的太多；而以今人的眼光看百年前的档案，又总觉得留下的甚少。
　　张　岚：报载，近日学者从家谱档案中又有新发现，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祖根可能是河南荥阳。姑且不论此说是否确实，是否有炒作的成分和攀附大腕的嫌疑，但却不免让人为之深思：究竟是名人的光环抬高了尘封档案的价值；还是尘封档案使名人更加耀眼。究竟是物以稀为贵，让尘封档案屡被发现；还是尘封档案的屡被发现，进一步说明了物以稀为贵。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二者互为因果。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关注此事的档案人继续把这个辩题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