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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四层阁楼，灯光昏暗，倾斜的屋顶使多数地方几乎无法直起身来行走，满是灰尘的地板上，一直堆满了各种各样同样满是灰尘的旧书，让人觉得是一个埋葬多年的古墓，那里边的各种书籍也仿佛是等待出土的文物，当我走进去，在里边慢慢地翻检那些旧日书籍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考古”，在那些尘埃中巡视着过去。在一角的地板上，有几百本形制不一的毕业论文，从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从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政治系到社会学系，作者既有后来相当著名的，也有后来并不怎么显赫的，论文有的装订整齐还镶了硬封面，也有的随便穿了一根绳子扎起来，有一本关于北平警政的调查报告，印得像正式出版的书，不知道是否得到了某种资助，还有一本则用了有作者姓名的专用稿纸，不禁叫人对作者产生豪门子弟的疑惑，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毛笔写的，字体或娟秀或粗犷或工整或潦草。岁月流逝，这些在阁楼尘埃中已经变黄发硬甚至已经被水痕弄得字迹模糊，却静静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论文，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教师与学生共同度过的那一段日子。其中，不知为什么，留存特别多的是写于三十年代的论文，它们似乎在提醒着我们，那个年代里，有“九·一八”，有“七·七”，有长征，有西安事变，有内忧，有外患，但在北平西郊绿草如茵的清华园中，还有着另一个关于学术、知识、思想的教育的历史。
那几级学生写论文的年代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多事的年代。“九·一八”虽然已经过去，但大批流亡的东北人唱着《松花江上》涌进了古都，使清华的书桌多少有些不平静，即将毕业的学生，心灵常常受到深深的震撼，“七·七”事变的枪声虽然还没有响起，但东北飘过来的阴云、卢沟桥边不安的气氛，却始终压抑着人心。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学生，笔端不能不饱含感情，而三十年代中国的情势，使中国人的心头总是要盘旋生死存亡的问题，清华园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的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一篇关于《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的论文一开篇就是这样一句：“九一八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太大了，似乎隔绝了我们的视线，麻木了我们的神经”，一九三四年毕业的学生王维显从日本的侵略背后看到，由于中国的弱势，隐含了被重复侵略的危险，于是以中东铁路为例在提醒人们警惕，“在打败了日本之后，是否仍可以有对抗苏俄的余力”。另一篇名叫《保甲制度》的论文，在很细致也是很严格地考证历史上的保甲制度之前，也很痛苦地反省着中国的文化；杨得骅在论文前面坦率地承认他的论文动机是研究如何使民众有组织，他说：“外国人常讥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正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毛病，要根治这民族性的缺点，便要从组织民众入手”，而组织民众就要克服民众的自私心理，于是他痛斥“养成中国人自私自利、不肯牺牲个人、不知有国家有民族的劣根性”。在相当多的论文选题中，我们能感到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切关心，一篇研究中越划界及通商之交涉的论文，讨论了在中越划界与通商中，外国如何以中日战争为界，从谋求商业利益到谋求政治利益，主题的背后隐含了对国家主权渐渐沦丧的忧患。还有一篇资料翔实的论文《七十年来之西藏问题》，从英国与西藏之初次接触写到英属印度与西藏签订条约；一九三七年历史系毕业生孙作朋一方面严格地在作历史的梳理，一方面在一头一尾沉痛地检讨晚清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疆土日蹙的原因，希望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合川滇甘兵力以巩固西康，继续谈判以否定森拉姆草案。至于那篇关于北平警政的调查报告，则对中国当时的警察系统的沿革、组织、勤务、训练、待遇都作了相当细致的考察，作者姜春华更借用警方官员的话，尖锐地斥责当时的警察“大半是流氓乞丐的集团”，人民对于警察“几比猛兽毒蛇”，而这样的警察系统也“到了总崩溃的时期”。就连一篇研究南北朝关于佛教论争的论文，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了现实的中国，写于一九三七年的这篇论文的最后，也忍不住议论说：体用的说法，“可谓中国的老法宝，一到思想有冲突的时候就把它拿来应用，所以西学打进中国来，就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处处洋化，就喊出‘中国本位文化’的口号，分析起来，也不过是我们家传的老法宝的重新应用罢了”。
话语里包含着绝对不言而喻的崇高和正义，论文中是一种绝对毋庸置疑的责任与情感。不过，毕竟是在学校，就是在那个让人白发搔更短的岁月里，作为学生，追求知识也具有绝对的优先意味，作为教师，也首先以知识的准确与可靠，为学生是否具有毕业资格的标准，学校毕竟是传授知识和研究学术的地方。所以上述那一部分论文即使主题有关社会与现实，主要的内容也大多是数字的统计、理性的分析和学术的讨论，只是在精确而客观的研究之后，才有的放矢地加一些议论。而大多数学生的论文并不直接介入现实的社会，而是以专业的兴趣为选题的方向，以课题的意义决定论文的取向。于是，这里有对唐代云南历史资料的考据与整理，有对《毛诗故训》作逐字的通检，有对明代东北经营历史的考察，有对清代军机大臣的研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从他的研究课题中引申出忧国忧民的大话题。社会学系刘昌裔的《北平电影事业调查》完成于一九三七年，我们不能由于在“一九三七年”还关注“电影”联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中文系张秉新的《列仙传校补补》也完成于一九三七年，我们不能从这种纯粹考据与校勘之学风联想到清代的“避席畏闻文字狱”，大学毕竟是大学，除了传授各种知识，还要保护知识的自由与学术的选择。于是，当我看到三大册十几万字，写得一丝不苟的《说文声系》和卷首杨树达、王力的序言时，我很感动，在那个时代中还有那样的学生，把这种纯粹的知识当做自己的事业，把枯燥的而不能当下实用的学术当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而那个时代还有那样的老师，对“孜孜不倦、期年而成”的学生有如此的欣喜(杨序)，对“方今研治国故之士，喜用吊诡之说以自立异，去朴学日益远”的风气有如此的忧虑(王序)。
欣喜也罢，忧虑也罢，都出自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在《尘封在阁楼上的往事》中我曾经说到陈寅恪在刘钟明、张以诚的毕业论文上的批评与表扬，那种严格甚至近乎严厉的态度让后来也当教师的人常常感到无颜以对，其实这种严厉的背后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爱护，据说，这是清华大学教师一以贯之的传统。在我看到的这批论文里，如果说，一九二七年管效先的论文《孟子七篇中之仁义》上梁启超所批“所论间有独到处，视初稿组织较进”十四个字，主要还是克制的鼓励，那么一九三七年闻一多在王兆芹《诗经中的比喻》封面上的批语“卷下所论有时超出本题范围，论美的观念所引清人语尤欠典重”，而几乎是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说，在一篇哲学系学生关于秦汉道术统一论与杂家思想的论文中，先生一面用铅笔改正了多处，一面时时批道，“此段不清楚，尚欠发挥”、“本无问题，不必论辩”等等，多少还显出先生的温厚和宽容，那么，对一篇历史系学生关于中英玛案交涉始末的论文，先生只给了六十分，并批道“序言本文取材不注出处，殊嫌草率，且不合规定论文体裁”，则可以看出先生的严厉和恼怒。四十年代，朱自清在一篇纪晓岚传和一篇现代散文研究上的批语，说前者读书很细心，说后者材料不消化，好坏高低分得清清楚楚。有褒有贬，抑恶扬善，不仅是史家的责任，也正是教师的本分。最让我感动的是吴宓，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指导外语系学生，当时的外语系学生是可以用译文作毕业论文的，在他指导的几份译文如《瑞士丹和伊莎儿情史》、《海燕及其他》、《欧美小说本事》中，他不仅替学生精心地制作了彩色的封面，在作者名、英文原名、中译文名之外，端端正正地写上“指导教授：吴宓”，盖上自己的印章，而且还用娟秀的字体为学生的毕业译文写了“译序”，细心地写上所译书的来历、内容、特点、影响，最后还要注明英文原书为第几版、在何处发售、书价几何等等。在这些精心得仿佛可以用“舐犊”一词的封面和译序中，我感到那个有些古怪的吴宓对待学生的那一片真情，也让我对吴宓在文革中被掀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困境中，依然对人自称“我是吴宓教授”有了一点理解，“教授”的称号对他的意味，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教授使命之神圣在教书，学生使命之神圣在读书。知识的历史就在教师与学生、教书与读书之间延续。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薪火相传”，东晋的和尚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这本来是在讲形神灭与不灭，比喻未必精当，但用来比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传授却恰如其分，教书与读书之间是知识的授受，如火之传于薪，但老师与学生将来研究的内容并不一样，如火之传异薪，只有一点是代代传续的，那就是“火”，就是学术的方法和精神，“名师出高徒”，其实就是说好学生继承了好老师的真衣钵，先生的学术思路在后生中依然延续甚至更加深入，先生的学术精神在后生中依然执着甚至更加执着。
在这些论文中恰恰可以看到这一点，说句实在话，看这些毕业论文，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想就是，那个时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论文很多，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我选的也未必能反映这些学生的真正水平，因为版式，我在选编《学术薪火——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毕业论文选》时没有选择那些实际很有意义的文献与考据性的论文，像一九三七年中文系毕业生张秉新的《列仙传校补补》，又有红字正文，又有双行夹注，还有方框补字，还有低两格的校注补，排版也许实在很麻烦；因为篇幅，我没有办法把最好的论文选进来，像有几十篇论文几乎就是专著，一九三六年社会学系毕业生刘秉仁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长达三百多页，足有十五万字以上，一九三七年历史系毕业生卞慧新的《吕晚村年谱》分装了一寸多厚的两本，也超过十万字。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学生毕业时的学术水准，我们不妨粗略地从选题、材料和思路三方面来看。
从选题上看，历史系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中国总税务司十年史(一八五九—一八六九)》、《中越划界及通商之交涉》、《八旗兵制考》，中文系的《说文声系》、《泰兴方言疏证》、《滦州影戏述要》，社会学系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生育节制与中国》，政治系的《保甲制度》、《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等等，放在今天仍是学者的首选课题，这些课题其实和国际关注的问题接得很紧。研究课题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本事，它实际显示着一个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否敏锐与学术视野是否开阔，缺乏这种意识与视野，题目的选择中就会露出平庸和狭隘。从资料上看，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论文的广征博引，杂采旁通，则使我感到惊讶。讨论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沿海通商问题的论文，包括中外文的参考书目就长达四页，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论文，引用的资料则包括了中国与日本的报纸《大阪新闻》、《益世报》，日本和欧洲的各种杂志，以及当时关于北满的各种外文资料；论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税务司的论文，其参考书目除《中国关税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约章分类辑要》、《中外条约汇编》外，采撷了实录、档案、文集，各种地方志、典制、国内学报以及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我曾经粗粗地查阅了一下近年的研究，有些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大块文章，其实参考文献也不过如此。至于那篇关于北平新闻事业的调查，不仅使用了调查的资料，而且参考了中文与日文书四十余种、西文书一百余种、中文杂志三十余种、西文杂志三十余种以及若干报纸，对当时的报房、报摊，大型报纸、流行小报、社会反映及报纸的经营和编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我真不知道，关于这一课题现在有没有对资料如此精细的把握。其实不止是书面的文献，一些论文对实存的社会资料与语言资料作了相当有用的调查，容纳了相当丰富的社会资料，滦州影戏的组织形式与演出体制、北平电影业的影院设施与广告宣传、三十年代北平警察的状况、松江方言的发音系统和语汇习惯，至少对后来的研究者也相当珍贵。从思路上看，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似乎不仅有很锐利的眼光，而且具有相当绵密而细致的分析与引中的能力，一篇题为《孝的研究》的论文，从孝的心理与生理基础分析开始，指出佛罗依德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子女对父母的爱“不由于什么良知良能而找出它的心理、生理上的基础”，而最大的错误在于把这些原因统统赋予了性的意味，于是进一步把孝的研究深入到社会人类学、政治伦理学，最后则进入历史与文献甚至是考古的领域。而一篇题为《唐代的商业》的论文，除了讨论唐代商业繁荣的原因之外，还分别讨论了“设市与置官”、“商税概况”、“走私问题”、“互市”、“国内商情”，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已经很细致了。还有一篇长达十三万字的论文，在对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沿海通商的变化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后，指出中国以朝贡为贸易的观念与西方自由通商的精神的差异，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大症结所在，他在结论中说，“中英鸦片战争，根本的说来，是贡舶贸易精神与现代自由通商精神的冲突，鸦片问题只不过是引燃的媒介罢了”，我们不管这一结论如何，仅仅是那种独立寻找问题与答案的能力与习惯也足以让今天的先生与后生思索。
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如此出色的学生，当然应当归之于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出色的教师，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仅仅文史两部，就有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杨树达、王力、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我们的知识，有赖于教授的指点，而我们的精神，也有赖于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好教授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罗致的，堪叹千金购马骨，不得贤才誓不休，当校长的有这等心思，才能有一批好的教授。一批好的教授，就有一批好的学生。教授对学生这种影响实在是很明显，那个时候，社会学系的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多有从行为遗传人手者，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执教于此的潘光旦先生个人的学术思路。我看到一份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指导的论文，这个叫王忠的研究生讨论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欲考求种族文化因素足以造成此一特殊现象者，并申论此现象于诗体改革运动成功之决定性焉”，从选题到思路，从资料到文风，仿佛都是学了陈寅恪先生。有人总以为，老师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所以老师主要是博学多识，其实，传道解惑的先生并不是只会传授一些技艺的师傅，他们教书本中的知识，也教书本外的思路。有两件小事很可注意，一是王国维在看了姚名达关于孔子适周年代考的文章后，寻思半晌对姚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一是陈寅恪在审阅刘钟明的毕业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后，虽很称赞他用功之勤，却遗憾他研究的“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限制”，因此不能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就像“画龙点睛”，有远见的先生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些知识，也不仅仅是方法，还有开阔的视野。
同样是教书，同样是读书，但和现在不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通用的教科书，也没有标准的考试题。有一次与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的一位老先生闲谈，他告诉我，那个时候的课堂上，没有教科书那种一二三、甲乙丙、ABC式的章节讲述，教师的个人性很明显，不必顾忌那种大家都明白的课程效果；也没有先预备了标准答案，让学生按要点背诵与记忆的考试。出“孙行者”以对“胡适之”来考学生的方法，换了现在，学生大概会满堂哗然，而教授非给下岗了不可。但那个时候的讲课，却真的是很个人化也是很专业化的，那个时候的考试，真的会有如此出人意表的，可学生学得很好。先生的深奥成就了后生的专精，教授的严厉培养了学生的坚实，读了这些富于学术性的毕业论文，我不免对这种看上去显得很不规范、无从评判其知识传授程度的人文学科教学方式有一些感想。
教师的讲义和学生的教科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用的最后的讲义，它没有今天《中国通史》讲义的连贯通达，却充满了考据论文的艰深，我看过陈寅格讲唐诗课时的学生记录，虽然记录只是片断，却绝没有今天各种《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的面面俱到，只有专门研究的心得。我并不是说文科教学需要“深刻的片面”，因为有些教科书的写法也未必是不深刻的全面，但它常常只是用一个看似宏大实则主观的框架，把各种意见用最能被接受的平衡方式捏合在一起，把复杂的历史变成可以背诵的图式，就好像把二十四史蒸馏成三字经，把三千年文学现象压缩成一张文学大系表，为的是便于记忆、便于考试。特别是对历史与文学的个人性理解和体会变成了全民公决后的集体性意见，无须太多的资料，也无须过细的论证，庄重而严肃的“我们认为”背后，包含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标准的教科书象征着绝对正确的集体话语，这种不经论证就取得话语权力的教科书其实已经消泯了思考的个人性，而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了这种“个人性”，往往就失去了意义。最近我总是感觉，有的教科书在用一个面面俱到的框架把理解的视野规定在它的范围内，用一种缺乏个性却似乎有权威的语言风格把学术叙述变得像官方文件，用一种刻板的形式和套数把思路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嚼饭与人的结果是培养了很多装在教科书里的套中人，仿佛标准件虽然通用却千人一面。
那几百册毕业论文在灰尘中静静地躺着，告诉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教育还有过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怀德海一次在与人谈话时说，现在培养的科学家常常是技艺家，现在大学的文科学生常常习惯于记忆若干知识性的东西，作为考试的资本和谈话的口实，“那是容易倾向于表面和卑顺的教育，学问一旦僵化，则一切即将随之完结”。如今，教学是规范化了，那是便于考试，就像八股文渐渐成为考试标准文体，其原因之一就是考官必须有一个可以量度的评判规则；现在的教科书也标准化了，那是便于教学，书院里围绕经典意义的讨论和切磋毕竟无法测定知识的含量，也没有办法精确确定三年级和四年级、高三和大一之间的差别。在把记忆与计算当本事的今天，人们很少去想一想，人文学科其实并不完全凭记忆与计算，传播智慧与涵养的人文学科和教授知识与技术的技术学科有相当多的不同：学习知识和技术，凭着勤奋和努力，可以积累得相当丰富，就像登山可以拾级而上，而智慧与涵养的培养，则除了对知识的学习外，还要依靠对经典的反复涵泳与体会，对问题的反复寻找和深刻体会。因此我一直很怀疑，把人文学科的教育与技术学科的教育等同，让人文学科也用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方式，靠记忆力和计算力能培养出真正的智者？一九三六年，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人学国文考试成绩，在序文中他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联互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能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如今，这一问题似乎还要追问下去。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都对教育制度与教育环境格外重视。因为教育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在老师，也并不仅仅在学生，大学毕竟已经不是师徒私相授受的私塾或书院。一九三七年潘光旦指导下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在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教育与人文选择》的论文中说，“人才的产生，要具备三个元素，一是遗传，二是环境，三是教育”，不要以为他把遗传放在首位是专主行为遗传学，尽管他认为遗传是一种重要因素，但是他毕竟是在孔夫子“有教无类”的传统中，他的论文以“人文选择”为题就在表示肯定“文化对于个人及其血统的淘汰作用”，也就是后天教育超越了先天遗传，甚至改变着遗传基因，所以在序言中他追问的是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在人文选择上的作用如何？究竟有没有辅翼人才的产生？或甚至有加以斫丧之害？”
毫无疑问，学术思路和学术精神的传续在今天需要有制度性的保证，而且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改善。曾经读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抗战时的通信，有一封信给我印象很深，这位被现代学者看成是学术精神的守护神似的陈寅恪，其实也像世人一样是要吃要喝的，一九四二年在致傅氏信中说了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这是实话，大学并不是孤悬在社会之外的荒岛，教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学生也不是在荒山古寺中挂单的云水僧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大学多少需要有一些与世俗利益与流行风尚隔绝的气氛。大学并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大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技术，尽管世俗社会是以一种专业等于职业的眼光来看待大学教育的，甚至学生家长也是以一种求学等于谋职的期待来对待子女升学的，大学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了就业前的预科，高等教育渐渐充满了实用的意味，但是，大学的围墙中应该有一种知识主义的精神。一九三四年梅贻琦在欢迎新生时曾经说到，“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静好学的，……原因还是在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他又说，“一个学校的风气养成很难，破坏却很容易”。他觉得学生到这里来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只有热心却无济于事，在这个围墙的范围内，学问就是一切。而学问在这里并不等于技术，它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包括传统的人文的思考。我们没有能力要求所有的人在心灵中留下一块存放无功利精神的领地，但大学可以把追求学问的人们与世俗暂时隔开，在围墙中为人类精神安置一片平静的栖息之地。流行于九十年代美国的一本书《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作者布鲁姆(Allan Bloom)忧心仲仲地讨论着大学的前途，他说，现在的大学，被世俗社会所包围，充斥着价值相对主义，学生没有理想，也没有经典知识，人文教育已经衰落，可是，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的意义在于提供知识与思想，形成自由气氛，确认意义与价值，保护传统和唤起崇高理想(中译本264—268页)。我们不像他那么视野开阔，也不像他那么理想崇高，更多的是关心那种知识与学术的薪火如何能够在不衰减中由老师到学生地传续下去，前面我们说过，这里也许有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有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多关心的只能是一个学术精神如何在大学的围墙内延续的问题。
围墙有时仿佛是一种象征，也许它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但它也是长城，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流行风尚的诱惑隔绝在外面，把学术精神与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写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岛屿的意思和围墙的意思是一样的。推倒学校的南墙改做商店这件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它本身的商业意义并不大，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太大，它象征着一种精神失去了围墙的庇护，做学术的地方与做生意的地方不再有什么两样，人们通过锱铢必较的商场之门进入学校，这样，喧闹的声音和世俗的风尚从此长驱直人，人也浮躁，心也浮躁。当传递学术与知识的大学与经营商业与股票的社会已经没有这一道围墙的分别的时候，知识与学术才会感到真正的孤独，因为昏暗中一片灰色，崇高与庸俗、超越与卑琐，它们已经不再有分别。我一直记得有一首叫做《孤独》的诗中说，“千百只鸟栖身在发暗的林子里／其中有一只／有一只鸟，和所有的鸟一样颜色”，都一样了，那些个人性的崇高与超越的精神就没有栖息处。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过，“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什么是“俗谛之桎梏”，如何能使“心志”脱去这世俗的缠绕？每当我路过清华大学松柏遮蔽的王国维纪念碑时，总要想到这句已经常常被挂在口头却常常没有记在心头的话。
一九四五年，当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受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当关掉”，不知道现在的校长还是否能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这批论文已经被图书馆的齐女士挪到老馆的外文库本室，我不必再到阁楼上去翻检了，可是，站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那用玻璃做的地板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慢慢地浏览着昔日学生的论文，我还是常常觉得在考古，而且又产生一种历史时间上的错觉，觉得那些写下了论文的学生就是现在在窗外匆匆走过充满了朝气的学生。其实，如果他们还健在，应该已经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耄耋之人了，我应该称他们作先生甚至太先生，但是看到他们当年的论文，想到当年他们的先生，体验着那个时代的心情，仿佛我也曾随着他们在那个时代走过一遭似的，不免发一些关于过去、关于现在的感慨。走出图书馆，回头望去，红色的砖墙，灰色的斜顶，上圆下方的长玻璃窗，二十年代的老馆和九十年代的新馆水乳交融，只有报告厅南侧屋顶上一道浅浅的痕迹，让我们看到新旧馆之间的颜色深浅不同。我一向认为，图书馆是清华大学最好的建筑之一，因为它象征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乎无痕的衔接与转换，在青青的春色里，图书馆浑然一体，蕴涵着知识、学术，也象征着一种传统和精神，那么，现在的大学还能够像这新旧图书馆一样，使自身与传统自然地接续起来，以一道围墙，把知识的尊严守护起来，成为学术的象征么？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清华园北
(《学术薪火——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毕业论文选》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几级学生写论文的年代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多事的年代。“九·一八”虽然已经过去，但大批流亡的东北人唱着《松花江上》涌进了古都，使清华的书桌多少有些不平静，即将毕业的学生，心灵常常受到深深的震撼，“七·七”事变的枪声虽然还没有响起，但东北飘过来的阴云、卢沟桥边不安的气氛，却始终压抑着人心。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学生，笔端不能不饱含感情，而三十年代中国的情势，使中国人的心头总是要盘旋生死存亡的问题，清华园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的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一篇关于《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的论文一开篇就是这样一句：“九一八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太大了，似乎隔绝了我们的视线，麻木了我们的神经”，一九三四年毕业的学生王维显从日本的侵略背后看到，由于中国的弱势，隐含了被重复侵略的危险，于是以中东铁路为例在提醒人们警惕，“在打败了日本之后，是否仍可以有对抗苏俄的余力”。另一篇名叫《保甲制度》的论文，在很细致也是很严格地考证历史上的保甲制度之前，也很痛苦地反省着中国的文化；杨得骅在论文前面坦率地承认他的论文动机是研究如何使民众有组织，他说：“外国人常讥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正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毛病，要根治这民族性的缺点，便要从组织民众入手”，而组织民众就要克服民众的自私心理，于是他痛斥“养成中国人自私自利、不肯牺牲个人、不知有国家有民族的劣根性”。在相当多的论文选题中，我们能感到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切关心，一篇研究中越划界及通商之交涉的论文，讨论了在中越划界与通商中，外国如何以中日战争为界，从谋求商业利益到谋求政治利益，主题的背后隐含了对国家主权渐渐沦丧的忧患。还有一篇资料翔实的论文《七十年来之西藏问题》，从英国与西藏之初次接触写到英属印度与西藏签订条约；一九三七年历史系毕业生孙作朋一方面严格地在作历史的梳理，一方面在一头一尾沉痛地检讨晚清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疆土日蹙的原因，希望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合川滇甘兵力以巩固西康，继续谈判以否定森拉姆草案。至于那篇关于北平警政的调查报告，则对中国当时的警察系统的沿革、组织、勤务、训练、待遇都作了相当细致的考察，作者姜春华更借用警方官员的话，尖锐地斥责当时的警察“大半是流氓乞丐的集团”，人民对于警察“几比猛兽毒蛇”，而这样的警察系统也“到了总崩溃的时期”。就连一篇研究南北朝关于佛教论争的论文，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了现实的中国，写于一九三七年的这篇论文的最后，也忍不住议论说：体用的说法，“可谓中国的老法宝，一到思想有冲突的时候就把它拿来应用，所以西学打进中国来，就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处处洋化，就喊出‘中国本位文化’的口号，分析起来，也不过是我们家传的老法宝的重新应用罢了”。
话语里包含着绝对不言而喻的崇高和正义，论文中是一种绝对毋庸置疑的责任与情感。不过，毕竟是在学校，就是在那个让人白发搔更短的岁月里，作为学生，追求知识也具有绝对的优先意味，作为教师，也首先以知识的准确与可靠，为学生是否具有毕业资格的标准，学校毕竟是传授知识和研究学术的地方。所以上述那一部分论文即使主题有关社会与现实，主要的内容也大多是数字的统计、理性的分析和学术的讨论，只是在精确而客观的研究之后，才有的放矢地加一些议论。而大多数学生的论文并不直接介入现实的社会，而是以专业的兴趣为选题的方向，以课题的意义决定论文的取向。于是，这里有对唐代云南历史资料的考据与整理，有对《毛诗故训》作逐字的通检，有对明代东北经营历史的考察，有对清代军机大臣的研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从他的研究课题中引申出忧国忧民的大话题。社会学系刘昌裔的《北平电影事业调查》完成于一九三七年，我们不能由于在“一九三七年”还关注“电影”联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中文系张秉新的《列仙传校补补》也完成于一九三七年，我们不能从这种纯粹考据与校勘之学风联想到清代的“避席畏闻文字狱”，大学毕竟是大学，除了传授各种知识，还要保护知识的自由与学术的选择。于是，当我看到三大册十几万字，写得一丝不苟的《说文声系》和卷首杨树达、王力的序言时，我很感动，在那个时代中还有那样的学生，把这种纯粹的知识当做自己的事业，把枯燥的而不能当下实用的学术当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而那个时代还有那样的老师，对“孜孜不倦、期年而成”的学生有如此的欣喜(杨序)，对“方今研治国故之士，喜用吊诡之说以自立异，去朴学日益远”的风气有如此的忧虑(王序)。
欣喜也罢，忧虑也罢，都出自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在《尘封在阁楼上的往事》中我曾经说到陈寅恪在刘钟明、张以诚的毕业论文上的批评与表扬，那种严格甚至近乎严厉的态度让后来也当教师的人常常感到无颜以对，其实这种严厉的背后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爱护，据说，这是清华大学教师一以贯之的传统。在我看到的这批论文里，如果说，一九二七年管效先的论文《孟子七篇中之仁义》上梁启超所批“所论间有独到处，视初稿组织较进”十四个字，主要还是克制的鼓励，那么一九三七年闻一多在王兆芹《诗经中的比喻》封面上的批语“卷下所论有时超出本题范围，论美的观念所引清人语尤欠典重”，而几乎是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说，在一篇哲学系学生关于秦汉道术统一论与杂家思想的论文中，先生一面用铅笔改正了多处，一面时时批道，“此段不清楚，尚欠发挥”、“本无问题，不必论辩”等等，多少还显出先生的温厚和宽容，那么，对一篇历史系学生关于中英玛案交涉始末的论文，先生只给了六十分，并批道“序言本文取材不注出处，殊嫌草率，且不合规定论文体裁”，则可以看出先生的严厉和恼怒。四十年代，朱自清在一篇纪晓岚传和一篇现代散文研究上的批语，说前者读书很细心，说后者材料不消化，好坏高低分得清清楚楚。有褒有贬，抑恶扬善，不仅是史家的责任，也正是教师的本分。最让我感动的是吴宓，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指导外语系学生，当时的外语系学生是可以用译文作毕业论文的，在他指导的几份译文如《瑞士丹和伊莎儿情史》、《海燕及其他》、《欧美小说本事》中，他不仅替学生精心地制作了彩色的封面，在作者名、英文原名、中译文名之外，端端正正地写上“指导教授：吴宓”，盖上自己的印章，而且还用娟秀的字体为学生的毕业译文写了“译序”，细心地写上所译书的来历、内容、特点、影响，最后还要注明英文原书为第几版、在何处发售、书价几何等等。在这些精心得仿佛可以用“舐犊”一词的封面和译序中，我感到那个有些古怪的吴宓对待学生的那一片真情，也让我对吴宓在文革中被掀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困境中，依然对人自称“我是吴宓教授”有了一点理解，“教授”的称号对他的意味，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教授使命之神圣在教书，学生使命之神圣在读书。知识的历史就在教师与学生、教书与读书之间延续。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薪火相传”，东晋的和尚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这本来是在讲形神灭与不灭，比喻未必精当，但用来比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传授却恰如其分，教书与读书之间是知识的授受，如火之传于薪，但老师与学生将来研究的内容并不一样，如火之传异薪，只有一点是代代传续的，那就是“火”，就是学术的方法和精神，“名师出高徒”，其实就是说好学生继承了好老师的真衣钵，先生的学术思路在后生中依然延续甚至更加深入，先生的学术精神在后生中依然执着甚至更加执着。
在这些论文中恰恰可以看到这一点，说句实在话，看这些毕业论文，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想就是，那个时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论文很多，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我选的也未必能反映这些学生的真正水平，因为版式，我在选编《学术薪火——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毕业论文选》时没有选择那些实际很有意义的文献与考据性的论文，像一九三七年中文系毕业生张秉新的《列仙传校补补》，又有红字正文，又有双行夹注，还有方框补字，还有低两格的校注补，排版也许实在很麻烦；因为篇幅，我没有办法把最好的论文选进来，像有几十篇论文几乎就是专著，一九三六年社会学系毕业生刘秉仁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长达三百多页，足有十五万字以上，一九三七年历史系毕业生卞慧新的《吕晚村年谱》分装了一寸多厚的两本，也超过十万字。为了让读者了解当时学生毕业时的学术水准，我们不妨粗略地从选题、材料和思路三方面来看。
从选题上看，历史系的《中国历代仓库制度》、《中国总税务司十年史(一八五九—一八六九)》、《中越划界及通商之交涉》、《八旗兵制考》，中文系的《说文声系》、《泰兴方言疏证》、《滦州影戏述要》，社会学系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生育节制与中国》，政治系的《保甲制度》、《中东铁路的概况及其由来》等等，放在今天仍是学者的首选课题，这些课题其实和国际关注的问题接得很紧。研究课题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本事，它实际显示着一个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否敏锐与学术视野是否开阔，缺乏这种意识与视野，题目的选择中就会露出平庸和狭隘。从资料上看，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论文的广征博引，杂采旁通，则使我感到惊讶。讨论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沿海通商问题的论文，包括中外文的参考书目就长达四页，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论文，引用的资料则包括了中国与日本的报纸《大阪新闻》、《益世报》，日本和欧洲的各种杂志，以及当时关于北满的各种外文资料；论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税务司的论文，其参考书目除《中国关税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约章分类辑要》、《中外条约汇编》外，采撷了实录、档案、文集，各种地方志、典制、国内学报以及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我曾经粗粗地查阅了一下近年的研究，有些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大块文章，其实参考文献也不过如此。至于那篇关于北平新闻事业的调查，不仅使用了调查的资料，而且参考了中文与日文书四十余种、西文书一百余种、中文杂志三十余种、西文杂志三十余种以及若干报纸，对当时的报房、报摊，大型报纸、流行小报、社会反映及报纸的经营和编辑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我真不知道，关于这一课题现在有没有对资料如此精细的把握。其实不止是书面的文献，一些论文对实存的社会资料与语言资料作了相当有用的调查，容纳了相当丰富的社会资料，滦州影戏的组织形式与演出体制、北平电影业的影院设施与广告宣传、三十年代北平警察的状况、松江方言的发音系统和语汇习惯，至少对后来的研究者也相当珍贵。从思路上看，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似乎不仅有很锐利的眼光，而且具有相当绵密而细致的分析与引中的能力，一篇题为《孝的研究》的论文，从孝的心理与生理基础分析开始，指出佛罗依德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子女对父母的爱“不由于什么良知良能而找出它的心理、生理上的基础”，而最大的错误在于把这些原因统统赋予了性的意味，于是进一步把孝的研究深入到社会人类学、政治伦理学，最后则进入历史与文献甚至是考古的领域。而一篇题为《唐代的商业》的论文，除了讨论唐代商业繁荣的原因之外，还分别讨论了“设市与置官”、“商税概况”、“走私问题”、“互市”、“国内商情”，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已经很细致了。还有一篇长达十三万字的论文，在对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沿海通商的变化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后，指出中国以朝贡为贸易的观念与西方自由通商的精神的差异，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大症结所在，他在结论中说，“中英鸦片战争，根本的说来，是贡舶贸易精神与现代自由通商精神的冲突，鸦片问题只不过是引燃的媒介罢了”，我们不管这一结论如何，仅仅是那种独立寻找问题与答案的能力与习惯也足以让今天的先生与后生思索。
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如此出色的学生，当然应当归之于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出色的教师，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仅仅文史两部，就有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杨树达、王力、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我们的知识，有赖于教授的指点，而我们的精神，也有赖于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好教授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罗致的，堪叹千金购马骨，不得贤才誓不休，当校长的有这等心思，才能有一批好的教授。一批好的教授，就有一批好的学生。教授对学生这种影响实在是很明显，那个时候，社会学系的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多有从行为遗传人手者，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执教于此的潘光旦先生个人的学术思路。我看到一份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指导的论文，这个叫王忠的研究生讨论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欲考求种族文化因素足以造成此一特殊现象者，并申论此现象于诗体改革运动成功之决定性焉”，从选题到思路，从资料到文风，仿佛都是学了陈寅恪先生。有人总以为，老师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所以老师主要是博学多识，其实，传道解惑的先生并不是只会传授一些技艺的师傅，他们教书本中的知识，也教书本外的思路。有两件小事很可注意，一是王国维在看了姚名达关于孔子适周年代考的文章后，寻思半晌对姚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一是陈寅恪在审阅刘钟明的毕业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后，虽很称赞他用功之勤，却遗憾他研究的“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限制”，因此不能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就像“画龙点睛”，有远见的先生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些知识，也不仅仅是方法，还有开阔的视野。
同样是教书，同样是读书，但和现在不同，那个时代似乎没有通用的教科书，也没有标准的考试题。有一次与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的一位老先生闲谈，他告诉我，那个时候的课堂上，没有教科书那种一二三、甲乙丙、ABC式的章节讲述，教师的个人性很明显，不必顾忌那种大家都明白的课程效果；也没有先预备了标准答案，让学生按要点背诵与记忆的考试。出“孙行者”以对“胡适之”来考学生的方法，换了现在，学生大概会满堂哗然，而教授非给下岗了不可。但那个时候的讲课，却真的是很个人化也是很专业化的，那个时候的考试，真的会有如此出人意表的，可学生学得很好。先生的深奥成就了后生的专精，教授的严厉培养了学生的坚实，读了这些富于学术性的毕业论文，我不免对这种看上去显得很不规范、无从评判其知识传授程度的人文学科教学方式有一些感想。
教师的讲义和学生的教科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用的最后的讲义，它没有今天《中国通史》讲义的连贯通达，却充满了考据论文的艰深，我看过陈寅格讲唐诗课时的学生记录，虽然记录只是片断，却绝没有今天各种《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的面面俱到，只有专门研究的心得。我并不是说文科教学需要“深刻的片面”，因为有些教科书的写法也未必是不深刻的全面，但它常常只是用一个看似宏大实则主观的框架，把各种意见用最能被接受的平衡方式捏合在一起，把复杂的历史变成可以背诵的图式，就好像把二十四史蒸馏成三字经，把三千年文学现象压缩成一张文学大系表，为的是便于记忆、便于考试。特别是对历史与文学的个人性理解和体会变成了全民公决后的集体性意见，无须太多的资料，也无须过细的论证，庄重而严肃的“我们认为”背后，包含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标准的教科书象征着绝对正确的集体话语，这种不经论证就取得话语权力的教科书其实已经消泯了思考的个人性，而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了这种“个人性”，往往就失去了意义。最近我总是感觉，有的教科书在用一个面面俱到的框架把理解的视野规定在它的范围内，用一种缺乏个性却似乎有权威的语言风格把学术叙述变得像官方文件，用一种刻板的形式和套数把思路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嚼饭与人的结果是培养了很多装在教科书里的套中人，仿佛标准件虽然通用却千人一面。
那几百册毕业论文在灰尘中静静地躺着，告诉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教育还有过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怀德海一次在与人谈话时说，现在培养的科学家常常是技艺家，现在大学的文科学生常常习惯于记忆若干知识性的东西，作为考试的资本和谈话的口实，“那是容易倾向于表面和卑顺的教育，学问一旦僵化，则一切即将随之完结”。如今，教学是规范化了，那是便于考试，就像八股文渐渐成为考试标准文体，其原因之一就是考官必须有一个可以量度的评判规则；现在的教科书也标准化了，那是便于教学，书院里围绕经典意义的讨论和切磋毕竟无法测定知识的含量，也没有办法精确确定三年级和四年级、高三和大一之间的差别。在把记忆与计算当本事的今天，人们很少去想一想，人文学科其实并不完全凭记忆与计算，传播智慧与涵养的人文学科和教授知识与技术的技术学科有相当多的不同：学习知识和技术，凭着勤奋和努力，可以积累得相当丰富，就像登山可以拾级而上，而智慧与涵养的培养，则除了对知识的学习外，还要依靠对经典的反复涵泳与体会，对问题的反复寻找和深刻体会。因此我一直很怀疑，把人文学科的教育与技术学科的教育等同，让人文学科也用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方式，靠记忆力和计算力能培养出真正的智者？一九三六年，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人学国文考试成绩，在序文中他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联互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能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如今，这一问题似乎还要追问下去。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都对教育制度与教育环境格外重视。因为教育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在老师，也并不仅仅在学生，大学毕竟已经不是师徒私相授受的私塾或书院。一九三七年潘光旦指导下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在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教育与人文选择》的论文中说，“人才的产生，要具备三个元素，一是遗传，二是环境，三是教育”，不要以为他把遗传放在首位是专主行为遗传学，尽管他认为遗传是一种重要因素，但是他毕竟是在孔夫子“有教无类”的传统中，他的论文以“人文选择”为题就在表示肯定“文化对于个人及其血统的淘汰作用”，也就是后天教育超越了先天遗传，甚至改变着遗传基因，所以在序言中他追问的是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在人文选择上的作用如何？究竟有没有辅翼人才的产生？或甚至有加以斫丧之害？”
毫无疑问，学术思路和学术精神的传续在今天需要有制度性的保证，而且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改善。曾经读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抗战时的通信，有一封信给我印象很深，这位被现代学者看成是学术精神的守护神似的陈寅恪，其实也像世人一样是要吃要喝的，一九四二年在致傅氏信中说了一段话：“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这是实话，大学并不是孤悬在社会之外的荒岛，教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学生也不是在荒山古寺中挂单的云水僧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大学多少需要有一些与世俗利益与流行风尚隔绝的气氛。大学并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大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技术，尽管世俗社会是以一种专业等于职业的眼光来看待大学教育的，甚至学生家长也是以一种求学等于谋职的期待来对待子女升学的，大学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了就业前的预科，高等教育渐渐充满了实用的意味，但是，大学的围墙中应该有一种知识主义的精神。一九三四年梅贻琦在欢迎新生时曾经说到，“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静好学的，……原因还是在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他又说，“一个学校的风气养成很难，破坏却很容易”。他觉得学生到这里来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只有热心却无济于事，在这个围墙的范围内，学问就是一切。而学问在这里并不等于技术，它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包括传统的人文的思考。我们没有能力要求所有的人在心灵中留下一块存放无功利精神的领地，但大学可以把追求学问的人们与世俗暂时隔开，在围墙中为人类精神安置一片平静的栖息之地。流行于九十年代美国的一本书《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作者布鲁姆(Allan Bloom)忧心仲仲地讨论着大学的前途，他说，现在的大学，被世俗社会所包围，充斥着价值相对主义，学生没有理想，也没有经典知识，人文教育已经衰落，可是，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的意义在于提供知识与思想，形成自由气氛，确认意义与价值，保护传统和唤起崇高理想(中译本264—268页)。我们不像他那么视野开阔，也不像他那么理想崇高，更多的是关心那种知识与学术的薪火如何能够在不衰减中由老师到学生地传续下去，前面我们说过，这里也许有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有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多关心的只能是一个学术精神如何在大学的围墙内延续的问题。
围墙有时仿佛是一种象征，也许它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但它也是长城，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流行风尚的诱惑隔绝在外面，把学术精神与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写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岛屿的意思和围墙的意思是一样的。推倒学校的南墙改做商店这件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它本身的商业意义并不大，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太大，它象征着一种精神失去了围墙的庇护，做学术的地方与做生意的地方不再有什么两样，人们通过锱铢必较的商场之门进入学校，这样，喧闹的声音和世俗的风尚从此长驱直人，人也浮躁，心也浮躁。当传递学术与知识的大学与经营商业与股票的社会已经没有这一道围墙的分别的时候，知识与学术才会感到真正的孤独，因为昏暗中一片灰色，崇高与庸俗、超越与卑琐，它们已经不再有分别。我一直记得有一首叫做《孤独》的诗中说，“千百只鸟栖身在发暗的林子里／其中有一只／有一只鸟，和所有的鸟一样颜色”，都一样了，那些个人性的崇高与超越的精神就没有栖息处。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过，“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什么是“俗谛之桎梏”，如何能使“心志”脱去这世俗的缠绕？每当我路过清华大学松柏遮蔽的王国维纪念碑时，总要想到这句已经常常被挂在口头却常常没有记在心头的话。
一九四五年，当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时期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受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所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否则就应当关掉”，不知道现在的校长还是否能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这批论文已经被图书馆的齐女士挪到老馆的外文库本室，我不必再到阁楼上去翻检了，可是，站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那用玻璃做的地板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慢慢地浏览着昔日学生的论文，我还是常常觉得在考古，而且又产生一种历史时间上的错觉，觉得那些写下了论文的学生就是现在在窗外匆匆走过充满了朝气的学生。其实，如果他们还健在，应该已经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耄耋之人了，我应该称他们作先生甚至太先生，但是看到他们当年的论文，想到当年他们的先生，体验着那个时代的心情，仿佛我也曾随着他们在那个时代走过一遭似的，不免发一些关于过去、关于现在的感慨。走出图书馆，回头望去，红色的砖墙，灰色的斜顶，上圆下方的长玻璃窗，二十年代的老馆和九十年代的新馆水乳交融，只有报告厅南侧屋顶上一道浅浅的痕迹，让我们看到新旧馆之间的颜色深浅不同。我一向认为，图书馆是清华大学最好的建筑之一，因为它象征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乎无痕的衔接与转换，在青青的春色里，图书馆浑然一体，蕴涵着知识、学术，也象征着一种传统和精神，那么，现在的大学还能够像这新旧图书馆一样，使自身与传统自然地接续起来，以一道围墙，把知识的尊严守护起来，成为学术的象征么？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清华园北
(《学术薪火——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毕业论文选》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