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界流行叫老师，但“李大爷”却是最贴合相声演员李文华性格的称谓，出身铁匠家庭的他从未抛弃劳动人民的质朴真诚，因为谦卑，没人能想起他有什么缺点。尽管1985年就因喉癌退出舞台，却依然能被人民忆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是相声的黄金时代，姜昆曾回忆说：“相声那样火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时文化上刚刚放开，相声是因为特定的环境而受到欢迎的。”这种“不正常”是因为人们憋了太久，急须笑的出口。北京电视台做过改革开放30周年的相声回顾，那些画面模糊的录像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观众嘴咧到露出扁桃腺，他们笑得那么舒畅、那么由衷，只要你告诉他下面这个节目是相声，他们已经做好全副笑的准备，就像今天看国产大片只为“笑场”一样。
　　李大爷没有像马季、姜昆那样生在最好的年代。他13岁就当上了学徒，日常消遣就是去隆福寺听相声。解放前进入工厂做喷漆工，一个对健康损害很严重的工种。他不修边幅，外号“小济公”。50年代初也是热火朝天的日子，他是文艺积极分子，参加各种工会组织的活动，学文化、说快板、说相声。
　　起初他是逗哏，有句话是三分捧七分逗，这是一句客气话。观众很难单独记住一个捧哏演员，除非作为一个组合。解放前捧逗演员的演出分成是二八开，甚至一九开。
　　能够安心在“捧”的位置上，生活中一定是个温和、不计较的人。因为遇到爱表现的逗哏，性格活泼的捧哏会着急。李大爷就是这样的人，他主动换到了配角位置，1960年，在马季的帮助下，说服厂领导，调入广播说唱团，那时他36岁。
　　过于安分的捧哏演员又会变成“电线杆子”，传承下来的这些段子里，捧哏有一些固定的套话：“嘿”、“啊”、“是”、“对”、“不错”、“好嘛”、“废话”、“没听说过”、“什么乱七八糟的”……李文华自己总结说：如果用得太多，就显得语言贫乏，从而也衬托不出逗哏来，以致使整个节目为之减色。对于一个捧哏，最重要的是分寸的把握，既不能像逗哏那样洒狗血，又不能事不关己，还要了解搭档，时不时地垫几句给劲的话，最最要紧的是，捧逗哏生活中要关系好，才能保证演出时互相不拆台，相声界的合作，比谈恋爱还难。
　　后来优秀的捧哏，大多走的是李大爷的路子——蔫。像天津的杨少华是蔫坏，鼓捣小动作的鬼机灵；郭德纲的搭档于谦是蔫冷，常常一句话把逗哏噎得不轻。李文华是蔫善，他比姜昆大20多岁，又有一脸沟壑的慈祥，一般对手也不敢太狠挤兑他。本身姜昆就很活跃，柳活很多，唱歌、模仿老太太，这也是因为李文华给他的空间很大。
　　80年代的相声讽刺的多，但尖锐的少。大部分是针对个体的缺点，类似于《瞧这一家子》里的刘晓庆式人物，营业员的傲慢、公务员的懒惰、小商贩的鸡贼……当时的人比较单纯，真正的大奸大恶者少，小人物的小毛病是喜剧，大人物的大毛病就是悲剧了。
　　《如此照相》触及到较深刻的一个主题：“文革”期间顾客去照相，必须用“革命”语言与营业员对话：“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逆光象征黑暗，红领巾暗示复旧，花衣服是低级趣味，烫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真实的荒诞，不能说比批评儿媳不孝更有价值，但确实触及了社会现实。
　　李文华嗓子不好，文化水平也不高，但他很注意理论总结，克制包袱的低俗无意义。在《我与乘客》中，姜昆涮他是“孕妇”，指老头为孕妇，这包袱既不可笑又没价值，在李文华的建议下去掉了，但电台录音还保留着，李文华一直引以为憾。
　　在他患上喉癌的前几年，观众还非常惦记他，那时喉癌也是一种少见病，更何况生在相声演员的嗓子上，更是命运的捉弄。当时很多观众还天真地以为，经过恢复治疗，李大爷还能重上舞台，却没想到他坚持了20多年，还是没能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