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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力量激烈角逐的中东，如何避免因内部革命或政变导致江山易主，如何规避因外部干预发生政权更迭，都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外交艺术。从20世纪50～6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多数中东国家都未能逃避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尤其在当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共和制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政权变更，叙利亚危机处在胶着状态，伊朗的国际处境愈发艰难。其中，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沙特阿拉伯，它远不是中东最自由、民主、开放的君主制国家，但却在周围的惊涛骇浪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安然无恙。对于“阿拉伯之春”，有西方媒体形象地说，“穿长袍的笑了，穿西服的哭了”。沙特就是“长袍国家”中的大哥大。
有人认为，后“阿拉伯之春”时代，阿拉伯世界将形成君主制国家与“后革命民主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沙特无疑是前一阵营的核心国家；但也有人坚持认为，沙特安稳的表象下面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再加上其严峻的王位继承问题（阿卜杜拉国王已是88岁高龄，83岁的王储苏尔坦去年刚刚病逝，去年受封的新王储纳伊夫也已经79岁），未来主导中东事务的将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埃及，沙特不在其列。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兼具世界能源大国、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护持者”、海合会领袖、G20成员国等多重身份的地区大国，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沙特都在中东事务乃至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撇开地缘、能源等因素不谈，伊斯兰教因素在沙特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确立伊斯兰教中心地位
沙特是通过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派的结盟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国家。创立于18世纪的瓦哈比派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其基本原则是：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实现信仰的净化和传统的复归；反对多神信仰和苏菲神秘主义，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沙特家族积极利用瓦哈比派，通过“圣战”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重新统一。1926年，现代沙特王国的创始人伊本·沙特被拥戴为“汉志、内志及归属地区国王”，标志着第三沙特王国的建立。同一年，在伊本·沙特的倡导下，在麦加成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后来将其总部迁至巴基斯坦），宣布伊本·沙特为“圣地护主”，进而为沙特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1932年沙特正式独立后，伊本·沙特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圣地护主’称号的伊斯兰国家，只有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体的伊斯兰特色，才能始终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国民和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从而巩固政权和国家”。因此，从立国之初起，泛伊斯兰主义就在沙特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它强调保障圣地安全和穆斯林朝觐安全的重要性，主张穆斯林只有在国际事务中统一立场并协调行动，才能完成对真主的义务。
20世纪50年代后，沙特遇到了严峻的外部挑战。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胜利后，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革命风起云涌，陆续建立起一批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共和制国家，冲击着沙特的君主制政权；美国通过推行“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取代英国获得了对中东的主导权；苏联积极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和军事渗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全面爆发，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构成直接威胁。在此背景下，沙特一方面接受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与之进行军事与安全合作，一方面又抵制美英倡导的“中东司令部”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一方面抵制埃及输出民族主义革命，一方面又联合埃及反对约旦和伊拉克哈希姆家族主导阿拉伯事务，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在这股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中，埃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的君主制政权纷纷落马，而沙特则安然无恙，一如今日之变局。
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
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斯兰教被沙特视作抵御各种外部挑战的“盾牌”，在国际上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反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遏制民族主义的扩张。一方面，沙特通过建立一系列伊斯兰组织，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巩固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除了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还成立了世界穆斯林联盟（1962年）、伊斯兰会议组织（1971年）、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1972年）、世界清真寺最高理事会（1975年）等组织。另一方面，沙特积极运用石油美元推行“里亚尔（沙特货币）外交”，通过援助伊斯兰国家，确立和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为此，沙特政府于1974年倡议创立了“伊斯兰发展银行”，其90%以上的资金来自沙特，向数十个伊斯兰国家和组织提供了巨额援助。
此外，沙特利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的机会，加大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以泛伊斯兰主义加强联合反以斗争。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不仅竭力支持1967年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定的对以“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并亲赴耶路撒冷祈祷，向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供巨额援助。在沙特倡导下，1971年成立了最具影响力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
1975年费萨尔遇刺身亡。巧合的是，其后中东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埃以媾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抗苏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面对新一轮挑战，沙特将泛伊斯兰主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相结合，实行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
1979年伊朗爆发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并将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作为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沙特在政权体制、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层面均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随之崛起。1979年11月，受伊朗影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武装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面对来自伊朗的压力，沙特首先派出政府军镇压占领大清真寺的极端分子，处决了包括部分外籍阿拉伯人在内的63名极端分子。其次，镇压了伊朗唆使下的东方省什叶派起义，通过改善社会福利等安抚政策，应对国内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压力。再次，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在沙特的领导下，1981年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抵制伊朗的渗透。最后，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反苏战争以及后来成立的塔利班政权，构筑防范伊朗输出革命的“防护墙”。直到9.11事件以后，沙特才改变支持塔利班政权的政策。
在海湾战争期间，沙特不仅允许美国在沙特驻军，还参加了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作战，招致了国内很多人的反对。为此，沙特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颁布法令，强化伊斯兰特征；成立协商会议，推进政治变革；重新审议对外援助政策，确保国内稳定；逮捕国内伊斯兰骨干分子。其中，与外交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重新审议援助国外伊斯兰组织政策，旨在切断宗教反对派的国际联系。最突出的事例是1994年沙特宣布剥夺本·拉登的公民资格，最终导致本·拉登与沙特王室决裂，由此走上了反对美国和沙特政府的道路，并在后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由此可见，受海湾战争刺激崛起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和“基地”组织的发展，不仅冲击了沙特王权的宗教合法性，同时也埋下了后来沙特外交的重大隐患。
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如何重塑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成为9.11事件后沙特外交的主要挑战。沙特“伊斯兰盟主”的国际形象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极大影响，美国也不断指责沙特的伊斯兰组织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地位上升，以及伊朗试图建立和主导“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也令沙特及其主导的海合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上述挑战，沙特政府采取了以下主要政策与措施。
第一，加大公共外交，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倡导宗教与文明对话，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为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对沙特民众的侵蚀，沙特也加强了国内的宣传教育。
第二，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并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在信息、金融和法律等领域加强了对伊斯兰组织的监管，以切断伊斯兰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
第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塑造致力于中东和平的国际形象。在2002年召开的第14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沙特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构成了目前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解决巴以问题的基本共识，彰显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影响力。在沙特的努力下，2007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签署了“麦加协议”，使双方就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等问题达成一致。
利弊得失与左右逢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对沙特外交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看，伊斯兰教为沙特追求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提供了价值理念和具体手段，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具有宗教色彩的对外援助都构成了沙特外交独特的软实力。从消极方面讲，中东的教派之争、宗教与世俗之争以及激进与保守之争，又经常使沙特卷入冲突漩涡。
沙特外交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典型特点：首先，沙特外交特别强调伊斯兰教的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王室对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的控制和利用，利用宗教法令赋予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其次，沙特十分注重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并不保守僵化。例如，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沙特既保持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又试图使其具有伊斯兰合法性；对外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又不像伊朗一样采取“输出革命”的激进方式。
在当下的中东变局中，沙特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变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重要图谋在于借“阿拉伯之春”颠覆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矛盾的延续。而对叙利亚和巴林的不同政策，又充分体现了沙特对教派矛盾斗争的考虑，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其共同目标都是维护逊尼派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联盟”。
就目前而言，中东变局导致的世俗化共和制国家相继垮台和什叶派遭到削弱的局面，都有利于沙特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沙特的伊斯兰外交也面临着诸多潜在挑战。首先，中东民主化进程不断加深，无疑将使沙特保守的政教合一制度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其次，北非国家的伊斯兰势力（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体系内的现代伊斯兰力量），并不推崇沙特的政治模式，并有可能在稳固根基后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最后，中东变局后，“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日益猖獗，尤其是也门的“基地”势力将使沙特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对沙特与西方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有人认为，后“阿拉伯之春”时代，阿拉伯世界将形成君主制国家与“后革命民主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沙特无疑是前一阵营的核心国家；但也有人坚持认为，沙特安稳的表象下面其实早已暗流涌动，再加上其严峻的王位继承问题（阿卜杜拉国王已是88岁高龄，83岁的王储苏尔坦去年刚刚病逝，去年受封的新王储纳伊夫也已经79岁），未来主导中东事务的将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和埃及，沙特不在其列。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兼具世界能源大国、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护持者”、海合会领袖、G20成员国等多重身份的地区大国，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沙特都在中东事务乃至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撇开地缘、能源等因素不谈，伊斯兰教因素在沙特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确立伊斯兰教中心地位
沙特是通过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派的结盟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制国家。创立于18世纪的瓦哈比派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其基本原则是：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实现信仰的净化和传统的复归；反对多神信仰和苏菲神秘主义，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沙特家族积极利用瓦哈比派，通过“圣战”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重新统一。1926年，现代沙特王国的创始人伊本·沙特被拥戴为“汉志、内志及归属地区国王”，标志着第三沙特王国的建立。同一年，在伊本·沙特的倡导下，在麦加成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后来将其总部迁至巴基斯坦），宣布伊本·沙特为“圣地护主”，进而为沙特确立在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1932年沙特正式独立后，伊本·沙特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拥有‘圣地护主’称号的伊斯兰国家，只有坚持伊斯兰教义，保持国体的伊斯兰特色，才能始终得到崇尚伊斯兰教的沙特国民和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从而巩固政权和国家”。因此，从立国之初起，泛伊斯兰主义就在沙特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它强调保障圣地安全和穆斯林朝觐安全的重要性，主张穆斯林只有在国际事务中统一立场并协调行动，才能完成对真主的义务。
20世纪50年代后，沙特遇到了严峻的外部挑战。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胜利后，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革命风起云涌，陆续建立起一批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共和制国家，冲击着沙特的君主制政权；美国通过推行“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取代英国获得了对中东的主导权；苏联积极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和军事渗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全面爆发，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构成直接威胁。在此背景下，沙特一方面接受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与之进行军事与安全合作，一方面又抵制美英倡导的“中东司令部”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一方面抵制埃及输出民族主义革命，一方面又联合埃及反对约旦和伊拉克哈希姆家族主导阿拉伯事务，反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在这股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中，埃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的君主制政权纷纷落马，而沙特则安然无恙，一如今日之变局。
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
在很长一段时间，伊斯兰教被沙特视作抵御各种外部挑战的“盾牌”，在国际上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反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遏制民族主义的扩张。一方面，沙特通过建立一系列伊斯兰组织，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巩固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除了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沙特还成立了世界穆斯林联盟（1962年）、伊斯兰会议组织（1971年）、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1972年）、世界清真寺最高理事会（1975年）等组织。另一方面，沙特积极运用石油美元推行“里亚尔（沙特货币）外交”，通过援助伊斯兰国家，确立和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为此，沙特政府于1974年倡议创立了“伊斯兰发展银行”，其90%以上的资金来自沙特，向数十个伊斯兰国家和组织提供了巨额援助。
此外，沙特利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的机会，加大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以泛伊斯兰主义加强联合反以斗争。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不仅竭力支持1967年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定的对以“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并亲赴耶路撒冷祈祷，向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供巨额援助。在沙特倡导下，1971年成立了最具影响力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
1975年费萨尔遇刺身亡。巧合的是，其后中东也进入了多事之秋。埃以媾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抗苏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面对新一轮挑战，沙特将泛伊斯兰主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相结合，实行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
1979年伊朗爆发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并将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作为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沙特在政权体制、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层面均受到严重冲击，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随之崛起。1979年11月，受伊朗影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武装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面对来自伊朗的压力，沙特首先派出政府军镇压占领大清真寺的极端分子，处决了包括部分外籍阿拉伯人在内的63名极端分子。其次，镇压了伊朗唆使下的东方省什叶派起义，通过改善社会福利等安抚政策，应对国内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压力。再次，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向伊拉克提供了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在沙特的领导下，1981年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抵制伊朗的渗透。最后，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反苏战争以及后来成立的塔利班政权，构筑防范伊朗输出革命的“防护墙”。直到9.11事件以后，沙特才改变支持塔利班政权的政策。
在海湾战争期间，沙特不仅允许美国在沙特驻军，还参加了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作战，招致了国内很多人的反对。为此，沙特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颁布法令，强化伊斯兰特征；成立协商会议，推进政治变革；重新审议对外援助政策，确保国内稳定；逮捕国内伊斯兰骨干分子。其中，与外交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重新审议援助国外伊斯兰组织政策，旨在切断宗教反对派的国际联系。最突出的事例是1994年沙特宣布剥夺本·拉登的公民资格，最终导致本·拉登与沙特王室决裂，由此走上了反对美国和沙特政府的道路，并在后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由此可见，受海湾战争刺激崛起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和“基地”组织的发展，不仅冲击了沙特王权的宗教合法性，同时也埋下了后来沙特外交的重大隐患。
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如何重塑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成为9.11事件后沙特外交的主要挑战。沙特“伊斯兰盟主”的国际形象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极大影响，美国也不断指责沙特的伊斯兰组织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地位上升，以及伊朗试图建立和主导“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也令沙特及其主导的海合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上述挑战，沙特政府采取了以下主要政策与措施。
第一，加大公共外交，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倡导宗教与文明对话，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为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对沙特民众的侵蚀，沙特也加强了国内的宣传教育。
第二，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并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在信息、金融和法律等领域加强了对伊斯兰组织的监管，以切断伊斯兰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
第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塑造致力于中东和平的国际形象。在2002年召开的第14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沙特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构成了目前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解决巴以问题的基本共识，彰显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影响力。在沙特的努力下，2007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签署了“麦加协议”，使双方就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等问题达成一致。
利弊得失与左右逢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对沙特外交的影响可谓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看，伊斯兰教为沙特追求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提供了价值理念和具体手段，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具有宗教色彩的对外援助都构成了沙特外交独特的软实力。从消极方面讲，中东的教派之争、宗教与世俗之争以及激进与保守之争，又经常使沙特卷入冲突漩涡。
沙特外交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典型特点：首先，沙特外交特别强调伊斯兰教的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王室对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的控制和利用，利用宗教法令赋予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其次，沙特十分注重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并不保守僵化。例如，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沙特既保持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又试图使其具有伊斯兰合法性；对外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又不像伊朗一样采取“输出革命”的激进方式。
在当下的中东变局中，沙特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变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重要图谋在于借“阿拉伯之春”颠覆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矛盾的延续。而对叙利亚和巴林的不同政策，又充分体现了沙特对教派矛盾斗争的考虑，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其共同目标都是维护逊尼派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联盟”。
就目前而言，中东变局导致的世俗化共和制国家相继垮台和什叶派遭到削弱的局面，都有利于沙特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沙特的伊斯兰外交也面临着诸多潜在挑战。首先，中东民主化进程不断加深，无疑将使沙特保守的政教合一制度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其次，北非国家的伊斯兰势力（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体系内的现代伊斯兰力量），并不推崇沙特的政治模式，并有可能在稳固根基后与沙特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最后，中东变局后，“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日益猖獗，尤其是也门的“基地”势力将使沙特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对沙特与西方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