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古往今来，长江凭借特有的自然景观、独有的战略地位和不断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情写意的意象。从先秦的老庄、屈原到唐宋的李白、苏东坡，再到现当代的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王安忆，他们书写长江的作品中，不乏怀人、思乡、忆事、感时的典范之作，我们从中既能看到长江流域的风物之变，又能窥见中国人精神文化风貌的变迁轨迹。

敬山敬水：原生态的长江

　　书写长江的诗文卷帙浩繁。古老的巴蜀、荆楚、吴越文化在此处孕育，璀璨的华夏文明展开绚丽篇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无数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或凭吊历史、或寄托相思、或感慨人生。
　　“猿啼”是诗人们不约而同描绘的一个场景，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尽皆知。此外，还有杜甫的《登高》、屈原的《九歌·山鬼》、白居易的《琵琶行》、林鸿的《巫峡啼猿歌送丘少府归四明》等。除了“猿啼”，苏轼、温庭筠等人的诗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峡深明月夜，江静碧云天”，则为我们呈现了长江流域碧水蓝天、绿树掩映、人鱼鸟兽和谐共处的美丽景象。
　　虽然古人笔下的长江美不胜收，但一些诗作也不乏无奈的感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借巫峡渔人的歌谣道出：“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自古三峡地狭水险，无风波狂，叠嶂苍苍。对于古时的行船人而言，三峡就像一个阴晴不定、心事难度的暴君，无数行人过客的生命葬送于此，令闻者惧、行者忧。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中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将一个隔江翘首思念爱人的形象生动地凸现出来。悠悠长江，既是有情人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也是他们千里相隔的天然障碍，所导致的无尽相思和无穷别恨，引发了“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的千年感叹。
　　放眼现当代文学，也有诸多作品反映了长江沿线生活的不易。鄢国培的小说《长江三部曲》和蔡其矫的诗歌《川江号子》，都描绘了在没有通航的川江上，船夫们唱着“纤夫尸骨埋江底，老板年年添新船”的哀歌，用生命与急流搏斗，在险滩、陡壁中艰难地讨生活。川江号子这千年的血泪不过是一个缩影，反映了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竭山竭水：工具化的长江

　　近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萌生了能征服自然的错觉，肆无忌惮地压榨自然。虽然航运发展给长江两岸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伴随着其他不可逆的副作用。
　　在当代作家的笔下，横渡长江已非难事，《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每天都坐轮渡渡江上下班，“上了轮渡就像进了自家的厂，几乎全是厂里的同事”。然而，长江及其周遭的环境，却因肆意排污遭到严重破坏。虹影《饥饿的女儿》中有这样的描写：“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苏童《南方的堕落》中的长江则彻底改变了面貌：“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还有歌谣这样唱道：“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此外，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和《长江传》等作品，也揭示了触目惊心的水环境恶化真相。从当代作家笔下的长江景观中已感受不到任何原生态气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似乎已成为绝唱。
　　生态的破坏还带来了物种灭绝等诸多问题，被称为长江生态“活化石”的长江江豚，数量逐年减少，目前只有1000头左右。儿童文学作家黄春华、诸川汇以此为主题，分别创作了环保童话《生命之球》、《安迪历险记：寻找长江女神》。
　　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变、美和文化的退场，更可怕的是精神文明的消逝。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追寻长江，将长江作为连接昔日辉煌文明与今日现代化的文化纽带，称其为“我们的父亲”。面对长江美好的生态与文明，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萎缩，他以文人特有的敏感传递了文化传承重任与时代发展内在要求的冲突，点明了这个时代深层的文明阵痛，从文化反思层面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

乐山乐水：和谐的新长江

　　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长江开始焕发新的容颜，关于人与长江和谐相处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
　　2013年陈前主编的《中国梦·长江行：写给长江的报告》、2015年王玉德主编的《长江文明之旅》丛书、2018年范春歌的《儿行千里——沿着长江上高原》、2019年徐鲁的《追寻》等，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长江流域近些年来的变化。
　　另外，动物也在检验着我们的生态修复成果。在《“网红省鸟”“环境管家”“两山银行”——来自长江边的江西故事》这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沿江生态令人欣喜的变化：“鄱湖浩渺，风光旖旎，水落滩出处，白鹤嬉戏玩乐、展翅飞翔。”白鹤重新出现的背后，凝结着广大干部群众修复长江生态的不懈努力。
　　长江塑造了江边人群的生命特质和精神风貌，融进江边居民世代传承的血液基因里。一些海外华文作家，远离故土多年后仍念念不忘长江。比如，在旅美华人作家聂华苓的创作中，长江与三峡一直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化意象，《失去的金铃子》与《桑青与桃红》就是典型代表。
　　更进一步，长江还塑造了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刘醒龙在《上上长江》中呼吁，“只有当自己有了独立的灵魂，长江才會成为我们的母亲河”。在这些作家心中，长江已从自然长江升华为人文长江和中国人灵魂的栖息地，这与当下生态意识的转变密不可分，也无形中为当下的生态环境治理注入了有力的内在催化剂。
　　长江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生产力，也承载着文化和文明，更关乎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如今，长江经济带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生态状况关乎大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为长江文明建设的新共识。
　　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文化问题，只有将生态问题放到普遍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并找到解决之道。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