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12月29日下午，小汽车“限购令”突降深圳，多部门组成的“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车交易。从市政府当天17时40分抛出“限购令”，到18时起开始实施，深圳市限购“大转弯”只有短短20分钟时间。这一做法被称为“史上最强悍的限购”。
　　深圳市这一强悍举措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很多论者批评其简单粗暴，失信于民，完全无视深圳市有关负责人此前一再做出的“不限购、不限行”承诺。
　　这些质疑与批评不无道理。政府以闪电行动发布“限购令”，且直接采取封店等强制措施，这样的信息公开、打招呼，与不公开、不打招呼并无区别。而手段之突兀、辛辣，也让民众难以接受、无法理解。不过，吐槽之余，似乎也应该看到，深圳市目前的实际交通状况，以及公共治理面临的难题。
　　具体而言，深圳限购事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即，该不该限购与应该如何限购。
　　第一个问题公众的讨论已经很多，且意见对立，至今尚无共识。反对限购者多强调城市治堵、治霾应该从长计议，综合考虑城市规划、交通优化等治本之策，不能总是寄希望于“一限就灵”;而支持者则更多地从汽车保有量、交通拥堵时间等数据出发，强调限购、限行的必要性。深圳市目前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00多万辆，中心城区高峰拥堵时段已达55分钟，“治堵”势在必行。
　　而在治堵上，治标与治本二者并非必然对立，限购可能有点简单化，而一味强调治本则未免高蹈。很简单，加强交通建设和城市规划管理不仅牵涉甚广，见效也慢，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而从一些大城市实践看，限购、限行确实有助于缓解城市拥堵，并非不可行。关键是治标与治本要结合起来，标本兼治。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到公共决策的程序正义问题。按常理，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有论者搬出《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称征求意见时间不得少于30日。只是，这些论者似乎并不愿设想，假如政府果真就限购征求30日的公众意见，政策信号传递到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此前，广州、天津、杭州“限牌令”发布后，仅仅数小时的缓冲时间，就引起车市的轩然大波，有人大手笔囤车囤牌。可见，既然要限，深圳的突袭式做法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限购事件也表明，在涉及公共利益问题上，政府治理确实存在两难困境。很多时候，在政府政令与民众行为之间，张力永远大于协同，这也是很多政府行为简单粗暴的根源。
　　而欲求消除这种张力，走向协同，一方面，需要政府率先垂范，不要动辄许诺空头支票，以取悦民众，也不能一味使用强力，胁迫民众，剥夺民众的选择权。根本之计在于尽快转变城市发展思路，以市场化手段进行深层次治理。另一方面，民众也有必要多一点理性，而不是动辄跟风，一听限购就疯狂抢购，更不能总是指责，只求自己能够搭上车，甚至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