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事业史》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周秦至近代的我国图书事业发展的历史。全书不仅仅限于图书的编纂、典藏，还包括图书的刊印、流通、目录学研究，以及近代图书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孔子是有确实姓名记载的最早编写和整理图书的人。而经孔子亲手编定的图书当为我国正式图书的开始。其时间则为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
　　正式图书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原因，一是物质生产已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因而图书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必要的物质保证。二是自夏代以来，经过一千多年的渐变发展，文字大量产生，书写工具逐渐改善，大量、丰富的前期图书给正式图书的产生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因而使正式图书的产生具备了成熟的条件。
　　孔子之所以成为最先编写正式图书的人，首先是因为孔子出身贵族。春秋以前，学在王官，一切图书均由史官掌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以官为师，由识字而进学，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图书，也没有求学的可能。孔子出身贵族，所以具有这个条件，不仅能“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能“学而时习之”。其次是因为孔子在从政上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走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这一条路。孔子不会是第一个设立私学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办私学而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相传他弟子多达3000人，成绩不能说不大。搞教育必须有教材，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办法，亲自动手，将历代留传下来的档案、文献等资料，整理、编订为“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6种教材。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按“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两个标准，删定为305篇，并按性质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下又按地域分为15小类，“雅”下又按性质分为2小类，其下又按性质各分为7个和3个类目。“颂”下则按时代分为周颂、鲁颂、商颂3个小类，而周颂下又分3个类目。这样的分类、排列、整理，无疑是很科学的。《春秋》则按时代分为12个小类。孔子的这种分类法应是最早的分类法。由孔子的大规模整理，编定图书可以推想孔子的藏书一定很丰富。
　　从孔子开始，打破了学在王官的局面，图书开始由官方传人民间。图书在民间流传，其意义与作用极大。《商君书·君臣》说：“诗书与则民学问。”因为只有图书才能促进生产与文化的发展进步。尤其战国时期，藏书家逐渐增多。《战国策·秦一》记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可见民间藏书是使用“箧”的。《韩非子·喻老》说：“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智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这里开始使用了“藏书”这一词汇。
　　正是由于民间有了藏书，甚至私人藏书的数量较大，才没有被秦始皇完全烧光。《史记·六国年表》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私人藏书的增加，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活跃，而学术思想的活跃又给著书提供基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无疑与图书事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