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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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数百年来,许许多多蒙古文人涉足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医学、历算等领域,以藏文撰写出诸多作品,其中,诗歌创作成就尤显卓著。我们常常看到,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有识之士除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外,还运用其它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象蒙古族那样利用与其毗邻的他民族语言文字丰富自己历史的民族,世界上可以说为数不少,然而,如此成功地借助于他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繁荣本族文化历史的,在毡乡民族之中实属罕见。以内蒙古大学王叔磐教授与孙玉瑧副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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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数百年来,许许多多蒙古文人涉足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医学、历算等领域,以藏文撰写出诸多作品,其中,诗歌创作成就尤显卓著。我们常常看到,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有识之士除了以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外,还运用其它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象蒙古族那样利用与其毗邻的他民族语言文字丰富自己历史的民族,世界上可以说为数不少,然而,如此成功地借助于他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繁荣本族文化历史的,在毡乡民族之中实属罕见。以内蒙古大学王叔磐教授与孙玉瑧副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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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作者:关纪新,满族,194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安德烈·谢尼耶》是意大利作曲家乔丹诺所作一部流传颇广的歌剧。剧中的主人公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位诗人,于1762年生于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加拉塔。年青时曾参加法国军队,并担任过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秘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开始曾极力支持和赞同。但1791年返国后很快就暴露出“温和派”的政治立场。翌年8月起成为怀疑主义者而四处流亡。1794年3月被掌政的雅各宾派逮捕入狱,7月被判为“人民的敌人”送上断头台处决。在乔丹诺的歌剧中,对谢尼耶显然是采取了同情的态度。
<正> 在我们久已习惯于顺着“文字狱”高压下这一视角来描述清代乾嘉文化的所谓“畸形”发展的过程中,确乎忽略了这样一重显而易见的重要现象——民族文化在有清一代空前的历史交融。如果没有对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而形成的这一突出文化交融状况的充分把握,则还远谈不上对清代文化及其意义的全面描述和客观估价。也就是说,随着观照视角向各民族文化在清代特殊历史进程中交融的规模、方式和深度更多移转后,将必然引致就已然评价的重新体
<正> 康熙(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为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第三子,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也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在其执政期间,中国从一个分裂割据、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逐步走上统一、完整、国防巩固、经济发达的道路。清代有所谓“康乾之治”的盛世之称,这与康熙肇基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纵观其一生,政绩累累,建树宏伟,史书昭然有著。康熙从小就喜欢读书,“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清史稿·
<正> 英雄史诗作为篇幅宏大的民间艺术体裁,其结构形态的组合也显得极为重要。从哈萨克英雄史诗的结构模式来看,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结构层次和稳定的秩序,而且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固定的情节母题。本文将从英雄史诗的叙述程式,分析其结构层次,并试理出每一层次中所具有的共同的情节母题。谈到文学实体的构成模式,以罗曼·英格尔登为代表的层次推演式结构批评认为,其前提是把文学实体各要素划分成单向延伸
<正> 一满族不但是一个从刀光剑影中冲杀出来的慓悍民族,而且是一个感情深沉的“爱”的民族。满族情歌正是这种爱的集中体现,是满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和直接记录。它伴随着满族的社会生活世代相传,不论是在冰封雪地的北国,还是在如花似锦的南方,满族人的足迹走到哪里,就把情歌带到哪里。一首《手捧伊勒哈穆克》的情歌,在满族人民中间唱了一代又一代,那纯朴的语言、炽热的情感令人难忘:
<正> 诗歌的格律是发展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其诗歌格律的发展变化一目了然,而没有文献的语言,其诗歌格律的古今变化却鲜为人知,需要我们去研究。苗语有湘西、黔东、川黔滇等三种方言,各方言的诗歌格律很不一致,有押韵、押调、对仗三种,于某一方言中单独存在或交混使用,如黔东方言中能唱的诗歌格律是押调,而只诵的则是对仗,在一种叫“迭句歌”的诗歌中押调和对仗同时出现,湘西方言则奇句与奇句押韵又押调,偶句与偶句押
<正> 继《民间诗律》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其续编《中外民间诗律》。二书集中外民间诗律之大成,融资料性、科学性与可读性于一炉,是诗律学研究中的一项可喜收获。第一、这两部著作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民间诗歌,历来受到欢迎。爱好、欣赏者比比皆是,搜集、研究者亦实繁有徒,而专门研究诗律者却寥若晨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著《汉语诗律学》,洋洋七十余万言,不可谓不繁富。但主要是论析文人诗歌创作
<正> 《江格尔》在蒙古民众长期流传的过程里,在没有“定型”时期,和其他民间文学一样,接受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不断充实和发展其情节内容。蒙古族皈依佛教后,有学问的蒙古喇嘛们翻译了很多印藏佛经和佛教文学作品,特别是原为民间文学后被佛教所利用的作品,不仅以蒙文、托忒文等文字形式出现,在民间口头上也广泛流传。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描写母题通过民间艺人,影响和丰富了《江格尔》和其他各类民间文学作品。我在本文里,对在印藏佛教文学作品和《江格尔》中经常出现的某些同类母题做简单的比较,试图
<正> 藏族文学非常深广,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旨是与佛教或本教传说相关联的文学(应该提及,论述传统科学如五明的少量专文除外);第二部分,准确地说,是道歌、赞词、祈愿文、戏剧和一些具有小说作法的传记,首先是故事和史诗等组成的文学。(石泰安1972,252) 在西藏人中间最为流行同时被学者考察最多的西藏史诗是岭·格萨尔史诗。它的起源虽然还没有搞清楚,但大致可以说,史诗的大部分肯定是起源于东北藏的游牧部落中间。但这绝不排除许多母题源于中国藏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