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了封杰新出版的《京剧名宿访谈·续编》，不禁感叹：“封杰真是个有心人。”
　　说他“有心”，因为他身为《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主任，每月一刊，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在完成第一本42位艺术家的采访之后，很快又采访到43位老艺术家，出版了《续编》。因为他有志于此，他就可以见缝插针，忙里偷闲。借助组稿和戏曲活动，广泛接触老艺术家。这其中有闻名遐迩的大艺术家，也有鲜为人知，甚至是被遗忘的角落，他能发隐钩沉，补漏拾遗，把这些有意义的人和事，永久的记载入册。一些久远的历史遗迹，是远离45岁的封杰的阅历和视野，可他每到一地便会明察暗访，遍访前贤，其用心之良苦，甚为可嘉。
　　全书占篇幅最大是京、津、沪的老演员、老鼓师、老琴师、老教师。如北京的杜近芳、赵燕侠、李世济、谭元寿、马长礼、张宝华、吴吟秋、茹绍荃、方荣慈、汪荣汉、钱荣顺、罗荣贵、赓金群、姜凤山、吴炳璋等；久占津门的董文华、徐鸣远、王世霞；名满上海的筱高雪樵、白玉艳、关松安、王玉璞、毕谷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京剧在这些大都市中繁荣、活跃的生存状态；同时我们通过江浙的赵麟童、宋长荣；湖北的王婉华、武正豪，福建的李幼斌等人，感受京剧在长江以南的大码头中演出风情；关外东三省的赵鸣华、马鸣喆，塞外西北的王玉田、钱鸣业、吴荣喜，通过他们的讲述，告诉我们京剧在和偏远地区人民群众的相通相融；“延安李少春”王洪宝、“延安梅兰芳”任均，使我们了解在战争年代京剧发挥的宣传、鼓舞的作用；远在台湾的李桐春、张慧鸣、王永春的讲述，虽两岸隔绝，但隔不断的是京剧情怀。这些被采访的艺术家，都会亲切地谈到自己学艺经过，像山东的双翼翔，以他切身经历给我们描述出了为学戏而巧设“棋局”。他们会讲述富连成、荣春社、鸣春社、咏讽社、厉家班等科班的训育和历练。同时也有上世纪20年代出现新型戏曲学校，如北京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上海的上海戏曲学校、中华国剧学校等等，使我们看到学校新的教育观念和新教育措施。
　　这是一部口述史，每个人有独特的经历，每个人有独特的见闻，都从个人角度，折射出一段历史的风貌，反映出一段历史的侧面，诸事面面观，使人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过去时”的那些事。读起来短平快，信息密集，令人眼界层层拓展。
　　该书好像是京剧人的“励志篇”，每人的艺术生涯，都是一部苦斗史，他们一旦选择了戏曲，就爱戏如命，从一而终，自找苦吃，即使骨断筋残也不离不弃。前辈的爱业、敬业的精神，拼搏、奋斗的毅力，无疑对当代青年是一部形象化教科书。该书又好像是京剧人的“道德篇”，讲述的故事中充满艺术家道德情操，他们对国家讲忠，对师辈讲孝，对同行讲义，塑造京剧人良好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中充满民族精神和传统精神。书中记载，被誉为“四大须生”的谭富英和杨宝森二大家，同演伍子胥故事，杨为《伍子胥》，谭为《鼎盛春秋》，杨先生以独创精神大大的提升了该剧，谭先生便让杨先生的学生武正豪带话，说“我这出《鼎盛春秋》不唱了，他的《伍子胥》比我好”。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听到此话，却对武正豪大发脾气，“这样的话你也能带”，后来谭先生在电话中更加恳切的说“不要责怪正豪……我这出‘伍子胥’不如你，今后我不贴了”。在“同行是冤家”社会环境中，我们看到艺术家互敬互爱，英雄相惜。该书又像《中国京剧史》的辅助教材，以知名的人物，鲜活的事例，让我们感受历史的氛围和人际关系。多年前，我曾质疑，像谭元寿、茹元俊二位先生，都是出身梨园名门，凭借家族的力量，完全可以“家学”成才，为什么还要送到“富连成”受科班之苦，他们和班主叶春善先生都是亲戚，是不是会有特殊的照顾？但是在谭元寿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科班是一视同仁的严管、严教，一旦同学中犯了错误，要“打通堂”（如同“犯法连坐”），每人打五板子，谭元寿、茹元俊二位名门之后却要打十板子，梨园子弟唯一的特殊是更加严格。从而看出当时的教育观念，就是要后代吃得苦中苦，就是要严教出俊才，今天我们仰视谭富英、谭元寿的艺术高峰之际，更应该看到他们的根基是苦练、严训。
　　我注意到在第一本《京剧名宿访谈》中的42名老艺术家，驾鹤西去的已然近半。《续编》中也有十几位未见到该书出版，就撒手人寰。使我们更感到这种采访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更感到其意义深远，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在《续编》中采访的人员已开始出现新中国培养的一代，他们也都接近耄耋之年，如刘秀荣、朱秉谦、曲咏春、刘习中、郑岩等人。随着“天增岁月人增寿”，更感到此工作刻不容“停”。目前已走入不惑之年的封杰，正以个人之力把“续编”作为持续不断的工程——“续编”不止。今欣闻封杰的第三本《京剧名宿访谈》又经商务印书馆审定于2014年初面世。我在惊喜封杰“续编”动作之快的同时，我也希望他在必要时申报立项，扩大力量，做好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