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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3～5年级的时候（1975～1977），我能够看到的书籍只有父亲“文革”前拥有的书。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父亲的高中或者是大学的生物学教材中，最伟大的“遗传学家”是两位苏联英雄：米丘林和李森科。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1979～1981），我的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最伟大的遗传学家变成了奥地利人孟德尔，美国人摩尔根，以及DNA双螺旋的发现者、美国人华生和英国人克里克。父亲课本中的最伟大的“遗传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已经不见了踪影。到了大学，因为自己学习了更多的生物学课程，更是发现苏联最伟大的“遗传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不仅在中国已经被唾弃，而且早就被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所唾弃。
苏联解体后，许多前苏联的生物学家陆续地开始揭露李森科伪科学的垄断学术地位对前苏联遗传学以及整个生物学界造成的30年浩劫（1936～1965）。事实上，李森科伪科学的统治对生命科学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殃及了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只有东德得以幸免。而这主要是因为东德在二战前就有杰出的生物学家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研究，因而这些科学家可以激烈抵制李森科的伪科学。
回溯到20世纪10至20年代，前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并没有落后美国太多。事实上，1934年前，一些研究成果甚至达到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水准。但是，李森科伪科学的统治，却葬送了苏联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大好前景，导致前苏联的遗传学和生物学研究荒废了至少30年。
李森科（1896～1976）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做“春化”实验（即将植物种子进行一段时间的低温处理从而影响其开花时间）。不久，在没有任何真实数据的支持下，李森科开始宣称在苏联严苛的气候条件下，实现了作物高产，而且这些高产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但是，由于违背了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最根本原理，李森科的做法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故而从一开始，李森科就不断伪造数据。不幸的是，因为苏联1928～1931年强制实行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灾难性的大饥荒，而李森科伪造的作物高产结果似乎能够给苏联面临的粮食作物大减产带来一丝曙光，因此，前苏联开始注意到李森科的所谓“科学研究”。
米丘林 
李森科
1929年，前苏联成立了由杰出的育种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1887～1943）领头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面对苏联政府迅速提高粮食作物产量的政治高压，为了加速完成作物种子库的填充工作，瓦维洛夫也决定给李森科的春化计划一个机会，尽管李森科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遗传学训练。而也就是在1929年，李森科开始将自己的春化做法与“拉马克遗传”的苏联版—“米丘林遗传学” 嫁接在一起。而米丘林一直是“拉马克遗传”（即，后天获得的非基因决定的性状是可遗传的）的忠实信奉者，因而也是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死敌。早在1923年，米丘林就宣称，“孟德尔定律不适用于果实繁殖”。
李森科声称，植物被非遗传方式操控后，这些植物的后代能够实现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通过继续伪造数据和不断的宣传，1934～1936年间，李森科获得了“苏联模范科学家”的地位：他于1935年被“选举”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并被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副主席。
但是，因为“魏斯曼屏障” 的存在，或者说是因为从核酸至蛋白质之间的信息流是单向的（只能从前者到后者），在生物遗传中，“米丘林遗传学”或者说是“拉马克遗传”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也就是说，对生物个体的非遗传处理所获得的性状，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其后代遗传。一个铁匠的儿子不可能天生就携带胳膊有力的基因，就像一直没有见过光的向日葵种子发育出来的向日葵照样还是会喜爱阳光一样。
而因为“米丘林遗传学”是不可能成立的，从一开始，李森科的通过“春化”处理作物种子以获得让作物增产且可以遗传的性状的努力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苏联的其他生物科学家试图重复李森科的“实验”结果时，他们的努力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李森科没有任何真实的“实验”结果。而当苏联的其他生物科学家在多次均不能够重复李森科的结果后，李森科就一直在面临苏联其他生物科学家对他的全面质疑甚至批评。
在此情境下，在1934年，李森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李森科将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论有冲突的“资产阶级科学”，而自己的伪科学与（同样是伪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结合的产物则是符合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科学。（“资产阶级科学”是苏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布哈林给西方科学贴上的标签。）
如此一来，李森科的伪科学就逐渐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垂青，并被神化为正统理论。1936年，斯大林接见了李森科，给予了李森科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持。1938年，李森科取代瓦维洛夫成为“全苏列宁科学院”的主席。从此，任何对李森科及其伪科学的批评就都变得根本不可能。而李森科更是对所有对他的伪科学持批评甚至质疑态度的苏联生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进行了疯狂的清洗。在这次从1936年就开始的清洗当中，很多反对李森科的苏联科学家被撤销顶尖的正式职位，有不少还受到捏造的指控而遭逮捕与审判，甚至被处死。而其中最悲剧的细节之一是，那位把李森科引入遗传学大门的大恩人—瓦维洛夫，也因为在1938年批评了苏联的农业科学政策和李森科伪科学而遭到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而被判处死刑，并于1943年死于狱中。
李森科对苏联生物学界的清洗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才暂时中断。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李森科就又开始着手努力延长自己的统治。1947年，李森科再次给斯大林写信继续寻求支持。在给李森科回复的信中，斯大林这样写道：“米丘林理论是唯一科学的理论。否认获得性状可遗传的魏斯曼及其追随者们，根本不值一提。未来属于米丘林。”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宣布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为非法的“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李森科的理论是唯一正统的“无产阶级科学”。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因而得以继续完成对他们的反对者的残酷清洗。
毫无疑问，李森科的伪科学的发迹及随后对苏联生物学的垄断性统治，部分归因于他的伪科学许诺给予苏联农业意外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斯大林用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李森科的伪科学是不可能在苏联遗传学界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理由很简单，李森科的伪科学根本经不起重复性实验的检验，因而会很快被证伪而遭到抛棄。换言之，在一个开放的“科学共和国”里，李森科的伪科学能够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森科的伪科学在苏联生物学界的统治，与伽利略遭到的罗马教廷的审判和定罪，从根本意义上如出一辙。科学谬误和伪科学对科学的垄断，只能依靠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只不过一个是宗教政治权力，另一个是世俗政治权力罢了。
科学是一个严肃的事业，它唯一尊重的应该只能是证据。任何政治权力和领导人对科学的横加干涉都只能给科学带来阻扰，甚至是灾难。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1979～1981），我的中学生物学教科书的最伟大的遗传学家变成了奥地利人孟德尔，美国人摩尔根，以及DNA双螺旋的发现者、美国人华生和英国人克里克。父亲课本中的最伟大的“遗传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已经不见了踪影。到了大学，因为自己学习了更多的生物学课程，更是发现苏联最伟大的“遗传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不仅在中国已经被唾弃，而且早就被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所唾弃。
苏联解体后，许多前苏联的生物学家陆续地开始揭露李森科伪科学的垄断学术地位对前苏联遗传学以及整个生物学界造成的30年浩劫（1936～1965）。事实上，李森科伪科学的统治对生命科学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殃及了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只有东德得以幸免。而这主要是因为东德在二战前就有杰出的生物学家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研究，因而这些科学家可以激烈抵制李森科的伪科学。
回溯到20世纪10至20年代，前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并没有落后美国太多。事实上，1934年前，一些研究成果甚至达到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水准。但是，李森科伪科学的统治，却葬送了苏联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的大好前景，导致前苏联的遗传学和生物学研究荒废了至少30年。
李森科（1896～1976）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做“春化”实验（即将植物种子进行一段时间的低温处理从而影响其开花时间）。不久，在没有任何真实数据的支持下，李森科开始宣称在苏联严苛的气候条件下，实现了作物高产，而且这些高产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但是，由于违背了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最根本原理，李森科的做法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故而从一开始，李森科就不断伪造数据。不幸的是，因为苏联1928～1931年强制实行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灾难性的大饥荒，而李森科伪造的作物高产结果似乎能够给苏联面临的粮食作物大减产带来一丝曙光，因此，前苏联开始注意到李森科的所谓“科学研究”。
1929年，前苏联成立了由杰出的育种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1887～1943）领头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面对苏联政府迅速提高粮食作物产量的政治高压，为了加速完成作物种子库的填充工作，瓦维洛夫也决定给李森科的春化计划一个机会，尽管李森科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遗传学训练。而也就是在1929年，李森科开始将自己的春化做法与“拉马克遗传”的苏联版—“米丘林遗传学” 嫁接在一起。而米丘林一直是“拉马克遗传”（即，后天获得的非基因决定的性状是可遗传的）的忠实信奉者，因而也是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死敌。早在1923年，米丘林就宣称，“孟德尔定律不适用于果实繁殖”。
李森科声称，植物被非遗传方式操控后，这些植物的后代能够实现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通过继续伪造数据和不断的宣传，1934～1936年间，李森科获得了“苏联模范科学家”的地位：他于1935年被“选举”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并被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副主席。
但是，因为“魏斯曼屏障” 的存在，或者说是因为从核酸至蛋白质之间的信息流是单向的（只能从前者到后者），在生物遗传中，“米丘林遗传学”或者说是“拉马克遗传”都是不可能成立的。也就是说，对生物个体的非遗传处理所获得的性状，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其后代遗传。一个铁匠的儿子不可能天生就携带胳膊有力的基因，就像一直没有见过光的向日葵种子发育出来的向日葵照样还是会喜爱阳光一样。
而因为“米丘林遗传学”是不可能成立的，从一开始，李森科的通过“春化”处理作物种子以获得让作物增产且可以遗传的性状的努力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苏联的其他生物科学家试图重复李森科的“实验”结果时，他们的努力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李森科没有任何真实的“实验”结果。而当苏联的其他生物科学家在多次均不能够重复李森科的结果后，李森科就一直在面临苏联其他生物科学家对他的全面质疑甚至批评。
在此情境下，在1934年，李森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李森科将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论有冲突的“资产阶级科学”，而自己的伪科学与（同样是伪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结合的产物则是符合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科学。（“资产阶级科学”是苏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布哈林给西方科学贴上的标签。）
如此一来，李森科的伪科学就逐渐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垂青，并被神化为正统理论。1936年，斯大林接见了李森科，给予了李森科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持。1938年，李森科取代瓦维洛夫成为“全苏列宁科学院”的主席。从此，任何对李森科及其伪科学的批评就都变得根本不可能。而李森科更是对所有对他的伪科学持批评甚至质疑态度的苏联生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进行了疯狂的清洗。在这次从1936年就开始的清洗当中，很多反对李森科的苏联科学家被撤销顶尖的正式职位，有不少还受到捏造的指控而遭逮捕与审判，甚至被处死。而其中最悲剧的细节之一是，那位把李森科引入遗传学大门的大恩人—瓦维洛夫，也因为在1938年批评了苏联的农业科学政策和李森科伪科学而遭到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而被判处死刑，并于1943年死于狱中。
李森科对苏联生物学界的清洗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才暂时中断。但是，二战结束后不久，李森科就又开始着手努力延长自己的统治。1947年，李森科再次给斯大林写信继续寻求支持。在给李森科回复的信中，斯大林这样写道：“米丘林理论是唯一科学的理论。否认获得性状可遗传的魏斯曼及其追随者们，根本不值一提。未来属于米丘林。”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宣布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为非法的“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李森科的理论是唯一正统的“无产阶级科学”。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因而得以继续完成对他们的反对者的残酷清洗。
毫无疑问，李森科的伪科学的发迹及随后对苏联生物学的垄断性统治，部分归因于他的伪科学许诺给予苏联农业意外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斯大林用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李森科的伪科学是不可能在苏联遗传学界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理由很简单，李森科的伪科学根本经不起重复性实验的检验，因而会很快被证伪而遭到抛棄。换言之，在一个开放的“科学共和国”里，李森科的伪科学能够取得并维持垄断地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森科的伪科学在苏联生物学界的统治，与伽利略遭到的罗马教廷的审判和定罪，从根本意义上如出一辙。科学谬误和伪科学对科学的垄断，只能依靠政治权力对科学的无知的粗暴干涉，只不过一个是宗教政治权力，另一个是世俗政治权力罢了。
科学是一个严肃的事业，它唯一尊重的应该只能是证据。任何政治权力和领导人对科学的横加干涉都只能给科学带来阻扰，甚至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