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三十余载，从早先乐观合群的“小王”不觉蜕变成了如今迂阔孤僻的“老王”（不出意外的话数年之后还会沦为面目可憎的“王老”）。虽说早过了“不惑”之年而走在“知天命”的路上，却发现自己非但天命不知，头脑里还有“惑”之渐多的趋势。老就老了吧，内心却又时不时泛起“愤青”的情绪，总爱发一点不合时宜的牢骚，道出些让人不爽的闲言。以至于总有人将我的言谈举止与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九斤老太”相联系。
　　读过鲁迅小说《风波》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位整日喟叹着“一代不如一代”的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老太太。在她的心目中，“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其满心眷恋着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或许这正应了梁任公所发现的“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这一自然规律。
　　不过从自然和生态的角度来分析，九斤老太的话倒也并非全无道理。撇开其年老体衰牙口不济、耐受力差等“主观原因”，这植物品种的退化和大气层的温室效应大概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从老年人的怀旧中我们能够体味出淳朴而美好的东西正渐行渐远。人们常常用“人心不古”来形容世风日下，足见人类在“古”时的浑金璞玉般的天然美质。其实，即便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有多少人不是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更何况曾经沧海饱受忧患的老年人呢？
　　当我步入中年，应付完一天纷乱冗杂的工作后，总爱静坐于书房或是半躺在床上，一是为了恢复体力，再就是放松神经任思绪信马由缰远接八荒。每当这时，总是会想到自己的中小学时代，想到自己初登教坛的那些日子。尤其是在自己被紧张繁忙压力山大的工作挤压得心力透支的时候，这种回忆常常像一张熨斗，缓缓地熨平了我疲惫而褶皱的身心。
　　我读中学时放学的路上常赤裸双脚，踩着松软的河滩，手捧一本泛黄的《水浒》，在夕阳的余晖和粼粼的波光中与心目中的古代英雄作心灵的对话。物质的匮乏让我的双脚有了感受大地抚摩的机会；文化的贫乏，使我仅剩下读书的乐趣。那时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升学压力，没有西西弗斯滚动巨石般的作业的折磨，也没有一天十几个小时各科教师的轮番轰炸，更没有节假日漫无休止的补课……学生完全享受着一种从容恬淡的教育，奇怪的是大家的成绩都还不错，能力也很强。“文革”之后恢复高考，那些抛开课本日久的“胡子兵”竟然都有上佳的表现，毕业后这些人更是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我常常想起大学刚毕业时待过的那所乡村中学。那时我们初登教坛，课余时间总爱给孩子们读上几段文学期刊上的小说散文；放学之后常常拉同学们到操场踢球，给他们一遍遍讲解什么是越位，什么叫角球；逢年过节，总要带着孩子们赶排自编或是“临摹”来的文娱节目；平日里总会收到不少家长让孩子捎来的五谷杂粮、瓜果菜蔬；寒暑假期间常常会有学生返校或教师家访，半为学习上的沟通半为缓释师生间的思念……我总记得那时学校的同事之间、师生之间、老师家长之间那种亲如家人般的情愫。那些学生虽说很少考入顶尖高校，成为尖端人才，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以自身与生俱来的正直与善良成为社会的脊梁。
　　反观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有多少学生不是上学放学披星戴月？有多少学生能够挣脱作业试卷的桎梏自由地阅读嬉戏？有多少学生和教师不是情绪对立形同猫鼠而能情同母子亲如兄妹？有多少教师与家长不是赤裸裸的供求关系而能互敬互谅默契配合？还有多少学校能够让师生享受到一种从容淡定的诗意的教育而不是让他们在升学至上这一功利主义的旗帜下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煎炒烹炸？
　　教育应是润物无声的渐染，而不应是急风暴雨般的荡涤；应是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感化，而不该是强权高压下的灌输；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发展，而不该是千人一面的雕琢；应是从人格、情感、意志、知识、能力等诸方面去提升学生的素质，而不该打造一个个冰冷的“考试机器”……唯其如此，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意的教育，急功近利只能让我们与教育的诗意背道而驰。
　　忽然想起這样一件旧事：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27岁即受蔡元培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接受了央视的专访，记者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者祝愿的话，他一直缄默不语。一旁有人提议：“您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陈老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这声“祝愿”也许会令那些陶醉于眼下的教育现状的“知足常乐派”人士大跌眼镜。在善于“寻找亮点”的人士眼里，就冲这句话，陈老夫子也是免不了要被划入“九斤老太”一族的。
　　其实，我们不必唱响华丽的高调，大家最好都能扪心自问：撇开那些扩张的校园、挺拔的大楼、花哨的装潢和各种趋时应景的表演，我们的教育真的超越从前了吗？我们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师生的学术水准、人文情怀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否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谁能告诉我：我们的教育何时才能不再让那些年长者萌生出一种怀旧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