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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家靠近外环线，原本挺大的房子因为随处堆放的图书，已经显出几分局促。今年6月，有只母猫带着5只小猫流浪到他家，吃完东西就不走了。后来他妻子又带回来一只公猫，房子里于是有了两个家庭，更热闹了。不幸的是前一阵子，母猫和一只小猫莫名其妙死了，只剩下一只老公猫带着4只小公猫的单亲家庭。
路内说他写小说就跟猫吃东西一样，一定要在自己感觉熟悉、安全之地才能进行，环境越熟悉越安全，写出来的东西就越好。现在他一般是在书房写作。不过他的书房更像一个迷宫。一次小偷到访，搬走了他那台旧电脑，愣没发现凌乱书架上塞着3万块钱稿费。警察告诉他，小偷行窃一般不会看书柜。他却惦记着电脑，虽然只值一千块，但里头有正在写的稿，“小偷偷了我5万字呵！”
客厅摆着硕大一对音箱。路内十八九岁迷上音乐，流行、摇滚、古典不拘一格，后来还在苏州一个县级市的电台做过节目。这对音箱买来3个月后，刚学会走路的女儿一头撞上去，弄翻一个，家人自行复位没有告诉他。此后他总感觉这音箱有点怪怪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拆开一看，本该在上面的高音喇叭反倒在下面，面板也已经破碎了。懒得去换，一直听到了现在。
厨房电路是更大的考验。台风“菲特”来的那天跳的闸，插座没电了，修理要有专门的仪器。“我老有事，5天没弄好，慢慢地就变成了高于写作的事，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家里人永远在你耳边念叨：喂，你不是做过电工吗？”
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出版时有段简介：路内，本名商俊伟，1973年生，苏州人。前“暗地病孩子”小说版版主。曾做过工人、营业员、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电台播音员、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等职业。现居上海。
此外，他还做过会计、摄像、平面设计等等，一共十来种工作。有些其实不算数，比如做营业员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仓库管理员做了半年，因为有些奇特的經历印象很深刻。那是家瓷砖厂，有人黑了仓库里的货物卷款潜逃。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忽然消失了的销售员。老板放出话来，要重金买那人的脑袋。他被派去接替原先的仓库管理员并调查此事。多年之后，一些元素被他融进了小说《云中人》。
工作中真正称得上职业的只有两个：工人，5年；广告人，12年，从客户经理、文案，一直做到创意总监，一度有过一家自己的公关公司。但路内总被视为工人“出身”的小说家，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广告人经历。也许，这跟他的小说更多写工厂故事而不是公司经历有关。
路内
说路内出身于工人阶级不会有大问题。他奶奶是上海一个小资本家的女儿，爷爷却扎扎实实是个司机。他给杜月笙的学生开过车，给日据时期台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开过车，还给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开过车。许宪民当时是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的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中共在苏州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就是在她资助下建的。爷爷的人生哲学非常简单，挣多少花多少，是个“月光族”。
朝鲜战争爆发后，前线急需司机。“汽车公司抽签，抽中的司机大哭，说家里有两个小孩要照顾。我爷爷说，那算了，我替你去吧。我奶奶就哭了，说我们家有4个小孩呢！”上海车多，去朝鲜的司机就多，死在那儿的也特别多，所幸爷爷最后活着回来了，和奶奶又生了3个孩子。
路内的父亲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他是化工厂的工程师，在有毒气体车间干过。据说，这个车间有营养补贴，工资也比一般人高，干满年数可以提前5年退休，但许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父亲因此常年抽烟，对他来说那不过是“小毒”，无所谓了。后来，父亲找机会调进了科室，成功“戒毒”。他一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麻将，二是跳舞。小说《花街往事》中孙保生为报复黑牡丹给他“吃皮蛋”，把对方的鞋子跳飞了，就源自父亲的亲身经历。
母亲的工作是在玻璃厂划眼镜片。小时候路内去厂里玩，总是会看到女工们每人一个台灯，专注地把半球状的玻璃划成一个个圆片。奇怪的是，小学毕业的母亲很爱看小说，还能复述。小时候路内听她口述过整本的《啼笑因缘》，他那住在楼上的哥们（《追随她的旅程》中杨一的原型）也总跑下来听。多年之后，路内读到汪曾祺的一篇小说，感觉很熟悉，猛然想起母亲当年曾将它当故事讲过，于是把书拿给母亲看，一起重温这个故事。
成为一个工人仿佛是路内绕不过去的命运。1989年正读初三的他原本想考高中，父亲却说，“要不你就去念一个中专吧。念完中专进厂，我还能给你报化工职大，出来也是大学生。”“当时一方面大家觉得国营企业不错，并不是非要念大学不可。另外就是觉得念大学容易出事，蛮可怕的。我想想也蛮好，反正没本事考清华，将来考一个二本跟考大专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
他报考了父亲指定的化工中专，分数过线，却被别人走后门挤掉，只好去读第二志愿的化工技校。进校后发现，自己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考第一名那位填了个财经中专，没想到那一年“大家都想做会计”，分数线超过重点中学。
读技校的好处是毕业时包分配，路内没选最好那家厂，而是去了父亲老同学担任副厂长的糖精厂。
糖精厂许多地方有爆炸的危险，“大家像军事专家一样计算着爆炸的能量”。工人骑在反应釜（内部有物理或化学反应的容器）上面维修时，锅盖爆炸能带着人一下子飞出去两三百米。制冷车间全是液氨，一旦爆炸一栋房子就没了。起初路内上班的车间离制冷车间非常近，有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车间炸了，我们肯定都活不了。然后指着两幢楼那么大的甲醇库房说，这个要是炸了厂就没了，你的师傅们全活不了，他们都住在厂边上。
四五年间，路内做过钳工、操作工、电工、值班电工。值班电工是三班轮替的，主要工作就是抄电表，全厂耗电量是多少，各个车间耗电量又是多少，计算峰值之类数据，晚上安排两个工人值班。轮到路内那组时，工友喝醉了往那儿一躺，剩下他一个人，不可能一小时起来抄一次，就自己编电表。12点抄完表睡下去，早上7点醒过来再抄一遍，中间再除以7，不能完全平均，要稍微有一点出入。 配电室是一个封闭式的小院子，由厂里和供电局共同管理，厂长来了也得敲门。有时候厂里的干部会爬墙进来查岗，质问，你们为什么睡觉？你们违反工厂纪律，要扣奖金！路内就说，我睡觉是要扣奖金，你爬配电室的墙也是违反工厂纪律的你知道吗？你也要扣奖金！双方都很理直气壮。
这份工作有个后遗症。他刚辞职离开糖精厂时，夜里一到整点就会突然坐起来，觉得似乎有点事要干。
路内的文学启蒙是一个中外“混搭”：中学时代读了一部分世界名著，工厂时代出于无聊又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期刊——要不然你想怎么面对那几十个电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生命力最强的时期，感觉到自己的写作能力正随着阅读潜滋暗长，他开始写诗和小说。
从工厂辞职之后，他在家里呆了一年，试图憋出一部长篇小说来。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验。不但没有写出来，甚至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写。
最难耐的是寂寞。苏州不缺旧式文人，却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有优秀青年作家群体。他的朋友圈里没有搞写作的人，找不到同道，只好在家里面对一摞摞稿纸，每天只有母亲在身后询问几句。虽然也发表了几个短篇，却完全不能带来平静，反而日益感受到了谋生的艰难，觉得应该放弃近乎个人性的写作。
1998年，路内进入广告业，做客户经理每天出去拉业务，顺势中断了写作。4年后他从苏州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正在发展宽带，他反正没有什么朋友，每天像泡网吧一样泡在公司里上网，竟结识了许多当年遍寻不得的写诗歌写小说的人。“路内”，原是他上论坛的网名。“那时候开始觉得，写作好像是一件可以再尝试的事。”他试着写诗和短篇小说，语感逐渐恢复过来。后来他将自己称为“在2002以后开始写作的80前作家”。
《少年巴比伦》最初是他給妻子口述了将近两年的工厂往事。“那时我们刚结婚，我就给她讲以前的故事玩。她听了很乐，觉得特别好玩。好玩到什么程度？我给她讲过之后她会跟她的朋友讲，那朋友见到我就说，来，再给我们讲讲工厂还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我就再给她们讲一遍。”
写作的过程则像是做了一个梦。
2006年，母亲来上海看他，不久突发脑梗过世。整个6月，他就在办丧事中度过了。7月他开始看世界杯，“就坐在那里傻看，每一场球都不落，因为根本睡不着。”8、9月份，状态稍微好了些，很多时候会回想起往事：河流当年的样子、工厂夜晚的颜色、上下班时的感觉。
工人最怕的就是中班的下班和夜班的上班。“晚上10点，再不情愿也必须出门，否则前面的人就没法下班。”遇到台风天气全城停电，他也要在一片黑暗中穿过半个城区去工厂。夏天，大桥两边的人行道上齐刷刷睡满农民工，他骑着自行车从他们中间穿过。经过空旷的地方，一个雷“啪”地劈下来，远处的树“轰”的一声就烧起来了。冬天晚上会起雾，路灯一照整个世界一团橙黄，能见度就只有几米，也不能不往前骑。到凌晨6点下班，他亲眼见过神志不清的司机把车开进菜场，一个正在买菜的老太太忽然不见了。
这些气味、颜色，他向妻子口述时并没有提到过，写作时却仿佛凝聚成了一个“场”。那年剩下的时间，他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惦记着写一部小说重述过去。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公共汽车和地铁里，他都在构思要怎么写。因为刚买了房，再加上办丧事，经济拮据，家里惟一一台电脑除了给他写小说，妻子还要用来做别的事，他不得不经常在妻子睡下之后，一边抽烟一边敲打破旧的电脑，许多已经遗忘的元素在写作中苏醒了过来。
写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只用了两个月，12月初过生日时就写完了，18万字。他终于确信自己可以当一个作家。此后第二部长篇《追随她的旅程》很快写成。2007年，两部小说分别发表在《收获》的本刊和增刊，许多人都被突然冒出来的写作者吓了一跳。
爱读小说的母亲，已经没有机会读到他的小说，父亲又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不过他还是很为儿子自豪。“每一代人都会觉得儿子成为作家是蛮光荣的事情，如果成不了有钱人，最起码成为一个作家，出去别人认识你，还能拿出一本本书来。”但有时他也会觉得对不住父亲。许多人把他看作小说中的主角路小路，顺带着就把他父亲当成了路小路的父亲。“那是个五大三粗、工人般的工程师，经常打骂儿子，而我父亲其实是挺有教养的人。”
2010年，路内的写作终于从非职业转向职业。今年，他又受聘上海作协，成为十几名专业作家之一。他开玩笑说，这叫“不但职业，而且专业”。和二十多岁时不同，现在他完全可以承受一个人在家写作的心理压力了。“我已经积累了很多写作经验。一个长篇算一条路的话，我已经走了5次，就算第6条路磕磕绊绊，我仍然知道要去哪里。”
生活上的压力呢？在上海只要买好了房子压力就不会太大。他现在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加上稿费和版税也就差不多了，“实在不行，一个月写一个一万字的短篇小说，一个字5毛钱，5000块钱，也能过了。”何况有时他还能写写电影剧本，《花街往事》又卖出了电影改编权。相比当初《少年巴比伦》只拿到两三万版税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他一天的典型流程是这样的：上午睡觉；下午处理些事务，等女儿从幼儿园回来；晚上陪女儿玩耍，等她睡着了再写点东西。“没有定规，状态好的话会写很多，不好的话就是10点钟以后写那么两个小时。”当然，总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打发时间的办法不比你我高明：电子游戏。
他一直想为2008年出生的女儿写篇小说，就叫《生于2008》。“这一年太多事了，过20年再去回望，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那一年的重要性。它似乎使整个中国的世道人心都发生了转折，至于更好还是更糟，可能要过10年20年才能看清楚。它很像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
不过，这位小说家父亲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竞争者。那次，他原本打算给女儿讲讲《西游记》。小家伙很不耐烦，说幼儿园的男同学已经给她讲过了。他赶紧告诉女儿，你同学讲的都是后来的事情，我要讲的是孙悟空在幼儿园上学时的故事。堂堂小说家，怎么能输给乳臭未干的小孩呢？ 跟读者打交道也很有趣。路内开过一个豆瓣小站，没多久就关掉了，“一部分人要我教他们怎么写小说，还有一部分人要教我怎么写小说，我头都大了。”有时读者还会向他讨书，“我说凭什么给你寄书啊？我喜欢你很久了。那也不能给你寄啊。除非心情特别好。嗯，叔叔就给你寄一本。”
2012年，《云中人》出版。2013年9月，《花街往事》上市，10月《天使坠落在哪里》登上《人民文学》。除《云中人》之外，其他故事的发生地都是“戴城”，这是借鉴了他偶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以小说中的时间顺序来看，“戴城”从一个有历史的小城（《花街往事》），逐渐演化为落后的县级市（《追随她的旅程》）、工业化的小城（《少年巴比伦》），最后在世纪末成为一个外商云集、一下子涌入二十万外来人口的城市（《天使坠落在哪里》）。路内说他是用近百万字讲了一个带有些许寓言性的故事，他想描摹生活在中国中小型城市底层的人们，他们的成功以及更常见的失败。
7年写5部长篇绝不算少。但要是以写作为一生的职业，起码还要写二三十年，路内希望每两年能写出一本书。“上次碰到《人民文学》的邱华栋，他说，继续写啊，10个长篇才是及格线呐。”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对于写作有天分吗？
路内：那次陈丹燕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說我可能不是，我认识一些比我更适合的人，他们有些被打断了，有些不愿意写。后来她劝我，别多想了，你能找到自己的玩具就是一件好事情，我想这倒也是。我的小说和我认为最好的小说是两种状态。我觉得最好的小说是像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那样的，可惜我写不了那个路子的。
人物周刊：你的代际意识强不强？会明确地把自己归为70后作家吗？
路内：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代际意识会特别强，20岁的人肯定觉得30岁的人是大叔40岁的人是大爷。现在我自己也40岁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呢？以前觉得我的想法、写法跟60后、80后都不一样，他们的缺陷在我身上会少一些。现在有些改变。最近去北京参加青年作家创作会，王安忆的书面发言稿有一句话让我心里一动。她说，其实我是没有资格教育你们的，我又懂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我和你们其实是同一代人，我们都没能获得更高的价值。（王安忆原文：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你们这代人是不是有某种共同的气质或者共同的命题？
路内：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我的同代人。我觉得80后的人要更坦诚更放松一些，70后的人整个状态不是很放松，他们身上有很重的欲望，而且会表现在文本中。你会感觉这是一群在暗夜中行路的人，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的光明，无论是把写作当成光明也好，宣称写作可以找到光明也好。这些人自以为走向天堂，但这条路可能是通往地狱的，他们最终不会获得拯救。这种负担在80后身上可能就没有。
人物周刊：你自己是否在这群人中间？
路内：是的。整代作家都这样，不管是写长篇的还是写短篇的，甚至冯唐这样看上去很散漫、洒脱的人，当他拿出《不二》，你也会觉得他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着，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光明。这当然不是说他写得不好，只是他也有这样一种气质。
人物周刊：董桥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一条是完全抗拒那个时代。你觉得自己走的是什么路？
路内：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我很相信卡夫卡的那句话：很难找到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真正冷静的旁观者是不存在的。
人物周刊：这样去看是什么效果？
路内：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你对未来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
路内：这是最说不好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自己是乐观的，只能这么说。
人物周刊：但你又看到了一些指向悲观的线索是吗？
路内：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乐观主义者那样是乐观的。
路内说他写小说就跟猫吃东西一样，一定要在自己感觉熟悉、安全之地才能进行，环境越熟悉越安全，写出来的东西就越好。现在他一般是在书房写作。不过他的书房更像一个迷宫。一次小偷到访，搬走了他那台旧电脑，愣没发现凌乱书架上塞着3万块钱稿费。警察告诉他，小偷行窃一般不会看书柜。他却惦记着电脑，虽然只值一千块，但里头有正在写的稿，“小偷偷了我5万字呵！”
客厅摆着硕大一对音箱。路内十八九岁迷上音乐，流行、摇滚、古典不拘一格，后来还在苏州一个县级市的电台做过节目。这对音箱买来3个月后，刚学会走路的女儿一头撞上去，弄翻一个，家人自行复位没有告诉他。此后他总感觉这音箱有点怪怪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拆开一看，本该在上面的高音喇叭反倒在下面，面板也已经破碎了。懒得去换，一直听到了现在。
厨房电路是更大的考验。台风“菲特”来的那天跳的闸，插座没电了，修理要有专门的仪器。“我老有事，5天没弄好，慢慢地就变成了高于写作的事，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家里人永远在你耳边念叨：喂，你不是做过电工吗？”
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出版时有段简介：路内，本名商俊伟，1973年生，苏州人。前“暗地病孩子”小说版版主。曾做过工人、营业员、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电台播音员、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等职业。现居上海。
此外，他还做过会计、摄像、平面设计等等，一共十来种工作。有些其实不算数，比如做营业员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仓库管理员做了半年，因为有些奇特的經历印象很深刻。那是家瓷砖厂，有人黑了仓库里的货物卷款潜逃。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忽然消失了的销售员。老板放出话来，要重金买那人的脑袋。他被派去接替原先的仓库管理员并调查此事。多年之后，一些元素被他融进了小说《云中人》。
工作中真正称得上职业的只有两个：工人，5年；广告人，12年，从客户经理、文案，一直做到创意总监，一度有过一家自己的公关公司。但路内总被视为工人“出身”的小说家，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广告人经历。也许，这跟他的小说更多写工厂故事而不是公司经历有关。
咱们工人有故事
说路内出身于工人阶级不会有大问题。他奶奶是上海一个小资本家的女儿，爷爷却扎扎实实是个司机。他给杜月笙的学生开过车，给日据时期台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开过车，还给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开过车。许宪民当时是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的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中共在苏州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就是在她资助下建的。爷爷的人生哲学非常简单，挣多少花多少，是个“月光族”。
朝鲜战争爆发后，前线急需司机。“汽车公司抽签，抽中的司机大哭，说家里有两个小孩要照顾。我爷爷说，那算了，我替你去吧。我奶奶就哭了，说我们家有4个小孩呢！”上海车多，去朝鲜的司机就多，死在那儿的也特别多，所幸爷爷最后活着回来了，和奶奶又生了3个孩子。
路内的父亲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他是化工厂的工程师，在有毒气体车间干过。据说，这个车间有营养补贴，工资也比一般人高，干满年数可以提前5年退休，但许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父亲因此常年抽烟，对他来说那不过是“小毒”，无所谓了。后来，父亲找机会调进了科室，成功“戒毒”。他一生只有两大爱好，一是麻将，二是跳舞。小说《花街往事》中孙保生为报复黑牡丹给他“吃皮蛋”，把对方的鞋子跳飞了，就源自父亲的亲身经历。
母亲的工作是在玻璃厂划眼镜片。小时候路内去厂里玩，总是会看到女工们每人一个台灯，专注地把半球状的玻璃划成一个个圆片。奇怪的是，小学毕业的母亲很爱看小说，还能复述。小时候路内听她口述过整本的《啼笑因缘》，他那住在楼上的哥们（《追随她的旅程》中杨一的原型）也总跑下来听。多年之后，路内读到汪曾祺的一篇小说，感觉很熟悉，猛然想起母亲当年曾将它当故事讲过，于是把书拿给母亲看，一起重温这个故事。
成为一个工人仿佛是路内绕不过去的命运。1989年正读初三的他原本想考高中，父亲却说，“要不你就去念一个中专吧。念完中专进厂，我还能给你报化工职大，出来也是大学生。”“当时一方面大家觉得国营企业不错，并不是非要念大学不可。另外就是觉得念大学容易出事，蛮可怕的。我想想也蛮好，反正没本事考清华，将来考一个二本跟考大专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
他报考了父亲指定的化工中专，分数过线，却被别人走后门挤掉，只好去读第二志愿的化工技校。进校后发现，自己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考第一名那位填了个财经中专，没想到那一年“大家都想做会计”，分数线超过重点中学。
读技校的好处是毕业时包分配，路内没选最好那家厂，而是去了父亲老同学担任副厂长的糖精厂。
糖精厂许多地方有爆炸的危险，“大家像军事专家一样计算着爆炸的能量”。工人骑在反应釜（内部有物理或化学反应的容器）上面维修时，锅盖爆炸能带着人一下子飞出去两三百米。制冷车间全是液氨，一旦爆炸一栋房子就没了。起初路内上班的车间离制冷车间非常近，有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车间炸了，我们肯定都活不了。然后指着两幢楼那么大的甲醇库房说，这个要是炸了厂就没了，你的师傅们全活不了，他们都住在厂边上。
四五年间，路内做过钳工、操作工、电工、值班电工。值班电工是三班轮替的，主要工作就是抄电表，全厂耗电量是多少，各个车间耗电量又是多少，计算峰值之类数据，晚上安排两个工人值班。轮到路内那组时，工友喝醉了往那儿一躺，剩下他一个人，不可能一小时起来抄一次，就自己编电表。12点抄完表睡下去，早上7点醒过来再抄一遍，中间再除以7，不能完全平均，要稍微有一点出入。 配电室是一个封闭式的小院子，由厂里和供电局共同管理，厂长来了也得敲门。有时候厂里的干部会爬墙进来查岗，质问，你们为什么睡觉？你们违反工厂纪律，要扣奖金！路内就说，我睡觉是要扣奖金，你爬配电室的墙也是违反工厂纪律的你知道吗？你也要扣奖金！双方都很理直气壮。
这份工作有个后遗症。他刚辞职离开糖精厂时，夜里一到整点就会突然坐起来，觉得似乎有点事要干。
两个月写了18万字
路内的文学启蒙是一个中外“混搭”：中学时代读了一部分世界名著，工厂时代出于无聊又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期刊——要不然你想怎么面对那几十个电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生命力最强的时期，感觉到自己的写作能力正随着阅读潜滋暗长，他开始写诗和小说。
从工厂辞职之后，他在家里呆了一年，试图憋出一部长篇小说来。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验。不但没有写出来，甚至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写。
最难耐的是寂寞。苏州不缺旧式文人，却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有优秀青年作家群体。他的朋友圈里没有搞写作的人，找不到同道，只好在家里面对一摞摞稿纸，每天只有母亲在身后询问几句。虽然也发表了几个短篇，却完全不能带来平静，反而日益感受到了谋生的艰难，觉得应该放弃近乎个人性的写作。
1998年，路内进入广告业，做客户经理每天出去拉业务，顺势中断了写作。4年后他从苏州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正在发展宽带，他反正没有什么朋友，每天像泡网吧一样泡在公司里上网，竟结识了许多当年遍寻不得的写诗歌写小说的人。“路内”，原是他上论坛的网名。“那时候开始觉得，写作好像是一件可以再尝试的事。”他试着写诗和短篇小说，语感逐渐恢复过来。后来他将自己称为“在2002以后开始写作的80前作家”。
《少年巴比伦》最初是他給妻子口述了将近两年的工厂往事。“那时我们刚结婚，我就给她讲以前的故事玩。她听了很乐，觉得特别好玩。好玩到什么程度？我给她讲过之后她会跟她的朋友讲，那朋友见到我就说，来，再给我们讲讲工厂还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我就再给她们讲一遍。”
写作的过程则像是做了一个梦。
2006年，母亲来上海看他，不久突发脑梗过世。整个6月，他就在办丧事中度过了。7月他开始看世界杯，“就坐在那里傻看，每一场球都不落，因为根本睡不着。”8、9月份，状态稍微好了些，很多时候会回想起往事：河流当年的样子、工厂夜晚的颜色、上下班时的感觉。
工人最怕的就是中班的下班和夜班的上班。“晚上10点，再不情愿也必须出门，否则前面的人就没法下班。”遇到台风天气全城停电，他也要在一片黑暗中穿过半个城区去工厂。夏天，大桥两边的人行道上齐刷刷睡满农民工，他骑着自行车从他们中间穿过。经过空旷的地方，一个雷“啪”地劈下来，远处的树“轰”的一声就烧起来了。冬天晚上会起雾，路灯一照整个世界一团橙黄，能见度就只有几米，也不能不往前骑。到凌晨6点下班，他亲眼见过神志不清的司机把车开进菜场，一个正在买菜的老太太忽然不见了。
这些气味、颜色，他向妻子口述时并没有提到过，写作时却仿佛凝聚成了一个“场”。那年剩下的时间，他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惦记着写一部小说重述过去。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公共汽车和地铁里，他都在构思要怎么写。因为刚买了房，再加上办丧事，经济拮据，家里惟一一台电脑除了给他写小说，妻子还要用来做别的事，他不得不经常在妻子睡下之后，一边抽烟一边敲打破旧的电脑，许多已经遗忘的元素在写作中苏醒了过来。
写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只用了两个月，12月初过生日时就写完了，18万字。他终于确信自己可以当一个作家。此后第二部长篇《追随她的旅程》很快写成。2007年，两部小说分别发表在《收获》的本刊和增刊，许多人都被突然冒出来的写作者吓了一跳。
爱读小说的母亲，已经没有机会读到他的小说，父亲又是个不爱看书的人，不过他还是很为儿子自豪。“每一代人都会觉得儿子成为作家是蛮光荣的事情，如果成不了有钱人，最起码成为一个作家，出去别人认识你，还能拿出一本本书来。”但有时他也会觉得对不住父亲。许多人把他看作小说中的主角路小路，顺带着就把他父亲当成了路小路的父亲。“那是个五大三粗、工人般的工程师，经常打骂儿子，而我父亲其实是挺有教养的人。”
10个长篇才是及格线
2010年，路内的写作终于从非职业转向职业。今年，他又受聘上海作协，成为十几名专业作家之一。他开玩笑说，这叫“不但职业，而且专业”。和二十多岁时不同，现在他完全可以承受一个人在家写作的心理压力了。“我已经积累了很多写作经验。一个长篇算一条路的话，我已经走了5次，就算第6条路磕磕绊绊，我仍然知道要去哪里。”
生活上的压力呢？在上海只要买好了房子压力就不会太大。他现在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加上稿费和版税也就差不多了，“实在不行，一个月写一个一万字的短篇小说，一个字5毛钱，5000块钱，也能过了。”何况有时他还能写写电影剧本，《花街往事》又卖出了电影改编权。相比当初《少年巴比伦》只拿到两三万版税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他一天的典型流程是这样的：上午睡觉；下午处理些事务，等女儿从幼儿园回来；晚上陪女儿玩耍，等她睡着了再写点东西。“没有定规，状态好的话会写很多，不好的话就是10点钟以后写那么两个小时。”当然，总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打发时间的办法不比你我高明：电子游戏。
他一直想为2008年出生的女儿写篇小说，就叫《生于2008》。“这一年太多事了，过20年再去回望，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那一年的重要性。它似乎使整个中国的世道人心都发生了转折，至于更好还是更糟，可能要过10年20年才能看清楚。它很像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
不过，这位小说家父亲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竞争者。那次，他原本打算给女儿讲讲《西游记》。小家伙很不耐烦，说幼儿园的男同学已经给她讲过了。他赶紧告诉女儿，你同学讲的都是后来的事情，我要讲的是孙悟空在幼儿园上学时的故事。堂堂小说家，怎么能输给乳臭未干的小孩呢？ 跟读者打交道也很有趣。路内开过一个豆瓣小站，没多久就关掉了，“一部分人要我教他们怎么写小说，还有一部分人要教我怎么写小说，我头都大了。”有时读者还会向他讨书，“我说凭什么给你寄书啊？我喜欢你很久了。那也不能给你寄啊。除非心情特别好。嗯，叔叔就给你寄一本。”
2012年，《云中人》出版。2013年9月，《花街往事》上市，10月《天使坠落在哪里》登上《人民文学》。除《云中人》之外，其他故事的发生地都是“戴城”，这是借鉴了他偶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以小说中的时间顺序来看，“戴城”从一个有历史的小城（《花街往事》），逐渐演化为落后的县级市（《追随她的旅程》）、工业化的小城（《少年巴比伦》），最后在世纪末成为一个外商云集、一下子涌入二十万外来人口的城市（《天使坠落在哪里》）。路内说他是用近百万字讲了一个带有些许寓言性的故事，他想描摹生活在中国中小型城市底层的人们，他们的成功以及更常见的失败。
7年写5部长篇绝不算少。但要是以写作为一生的职业，起码还要写二三十年，路内希望每两年能写出一本书。“上次碰到《人民文学》的邱华栋，他说，继续写啊，10个长篇才是及格线呐。”
我希望自己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对于写作有天分吗？
路内：那次陈丹燕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說我可能不是，我认识一些比我更适合的人，他们有些被打断了，有些不愿意写。后来她劝我，别多想了，你能找到自己的玩具就是一件好事情，我想这倒也是。我的小说和我认为最好的小说是两种状态。我觉得最好的小说是像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那样的，可惜我写不了那个路子的。
人物周刊：你的代际意识强不强？会明确地把自己归为70后作家吗？
路内：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代际意识会特别强，20岁的人肯定觉得30岁的人是大叔40岁的人是大爷。现在我自己也40岁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呢？以前觉得我的想法、写法跟60后、80后都不一样，他们的缺陷在我身上会少一些。现在有些改变。最近去北京参加青年作家创作会，王安忆的书面发言稿有一句话让我心里一动。她说，其实我是没有资格教育你们的，我又懂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我和你们其实是同一代人，我们都没能获得更高的价值。（王安忆原文：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你们这代人是不是有某种共同的气质或者共同的命题？
路内：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我的同代人。我觉得80后的人要更坦诚更放松一些，70后的人整个状态不是很放松，他们身上有很重的欲望，而且会表现在文本中。你会感觉这是一群在暗夜中行路的人，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的光明，无论是把写作当成光明也好，宣称写作可以找到光明也好。这些人自以为走向天堂，但这条路可能是通往地狱的，他们最终不会获得拯救。这种负担在80后身上可能就没有。
人物周刊：你自己是否在这群人中间？
路内：是的。整代作家都这样，不管是写长篇的还是写短篇的，甚至冯唐这样看上去很散漫、洒脱的人，当他拿出《不二》，你也会觉得他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着，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光明。这当然不是说他写得不好，只是他也有这样一种气质。
人物周刊：董桥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一条是完全抗拒那个时代。你觉得自己走的是什么路？
路内：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我很相信卡夫卡的那句话：很难找到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真正冷静的旁观者是不存在的。
人物周刊：这样去看是什么效果？
路内：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你对未来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
路内：这是最说不好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自己是乐观的，只能这么说。
人物周刊：但你又看到了一些指向悲观的线索是吗？
路内：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乐观主义者那样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