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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无时无刻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我们获取新的知识，需要靠教师、书本等媒介的传播；我们想要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需要靠报纸、广播等媒介的传播；我们想要知道别人的观点以及评价，需要与别人交流或是通过网络等媒介。随着人们对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其与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已经有了自己的体系，成为一门学科，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认为：传播学的发展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传播是信息的传递，信息科学在传播学中最大的贡献是将信息的概念引入传播学。信息科学明确指出，传播依靠的是信息，是同时具有意义和符号属性的一个特定存在的复合体，而不是单独的意义或者符号。由于信息本身不能单独存在而需要依附于客观实体，这也就决定了传播活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传播媒介。那么，在信息由其创造者，经过多种传播媒介的作用，最后到达实践者的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的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是这种干扰的存在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播障碍。
对于知识来说，作为浩瀚无边信息中的一部分有用的信息，它的传播也必须通过媒体的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那么，在知识从创造到传播再到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引起传播上的障碍呢？我觉得，知识创造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异、知识本身的内容以及该知识在传播中所选用的媒介是引起传播障碍的三大因素。
关于知识创造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方面。这里的文化包括文化水平、国籍、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
一般来说，知识的创造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实践者的水平则差异很大，显而易见，知识实践者的文化水平越高，其对创造者提供的知识的理解、领悟以及付之于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我国曾经一度向农村发放书籍，想借此来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并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农耕劳作中出现的问题。尽管在当时发放的书籍中，很多是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如：如何更好的养殖牲畜、如何防治果树的病虫害……但是这些书籍在很多地方都被束之高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便知识可以由经书籍这样的传播媒介向其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这些知识的实践者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更不要说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了。这便引起了由于文化水平差距而导致的传播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从根本上，我国还得从提高实践者的文化水平着手。另外，适当的改善传播媒介，也可以达到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在我国的农村，较好的方法是开展一些培训、宣传等活动，通过生动的展板、照片以及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增强农民对科学、法制、医疗等方面的认识。这样的传播方式更加生动、形象，易于理解和接受。
在民族文化、信仰等方面，同样也会引起知识传播的障碍。新闻传播的是一种知识，但是电视或报纸报道的同一条新闻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学研究发现，造成这种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所造成的。在接受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仅从表意的文字和符号去直接理解某个事件、人物、国家、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还要根据个人的经验、价值观、文化、信仰、观点和态度等等去理解和想像这些文字和符号的言外之意，即内涵。举这样一个例子：“新华社”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信息总汇，是最合法的信息源，任何新闻经过新华社报道出去就具有了权威性和真实可靠性。但依据美国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是宣传机构，不是新闻机构。因此，对于中国的某些带有“新华社报道”、或“《人民日报》报道”字样的新闻，在西方一些国家人看来，则是不具有真实性的。对于这种民族文化、信仰上的差异，则需要知识的创造者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具体的传播方法，其准则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们心中已成为定式的一些看法或认识，在传播的过程中，要保证本意不发生变化。
以上两点是关于知识创造者以及实践者的，属于个人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改进的。但是对于一些专业的学科问题，知识本身内容的特点决定了其在自身的传播中不可避免的障碍。
查看关于某一领域的比较专业的文章，我们很容易的被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专业术语弄得晕头转向。许多时候，学科中的研究人员常以一些术语来描述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与现象，让同一学科中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事物。但是，对于这些学科特定的术语，若非熟悉该学科知识体系的人则很难了解其内容与意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传播带来了障碍。
另外，选择不同的传播媒介对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知识的传播媒介可以是书籍、报纸、杂志、网络以及人际交谈。以下是人们通过这些媒介获取知识的百分比：电视82.8%；报纸和杂志52.1%；人际交谈20.2%；广播10.9%；图书5.2%；因特网1.6%；其他3.3%。
对于这些传播的媒介，可以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正式传播，另一类则是非正式传播。
正式传播是透过正式的传播媒介来进行传播，包括图书、期刊与技术报告等。长久以来，图书馆的目的即是收录这些专业的书籍、期刊，以供给人们学习之用。由于图书馆本身的固定性以及本身收录范围的限制，使人们在使用跨学科的知识时存在相当大的不便，可以说给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障碍。这与以上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是相符的。图书作为传统的知识传播媒介，人们通过此途径获得知识的百分率并不高，足以看出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但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近几年来，图书馆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卡片式的手工目录到联机检索可共享的机读目录，这一变革大大方便了实践者的学习活动。另外，馆际互借等服务，也在知识的获取方面，为实践者大开了绿灯。
非正式传播是研究人员间直接的人际传播，包括研究人员口头或书面的讨论。相对于正式传播，非正式传播具有时效性强、存在有益的互动沟通等优点。但是非正式传播也并非不存在传播障碍。以电话交谈可以获得较迅速的回馈，但目前的普遍的技术仅能提供语音的沟通，在某些问题的描述及解答时较为不便；使用传真机作为交流的工具，在互动性与即时性上仍嫌不足；面对面进行交谈是最佳的交流方式之一，但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如果不在同一地区，可以进行沟通的机会也并不多。针对这些传统的非正式传播媒介，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服务，如电子邮件、线上交谈乃至于视讯会议，为此提供了更多样化且更便利的非正式传播媒介，可以提高知识传播的质量，克服了传播障碍。
总的来说，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传播的障碍，究其构成障碍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可以经过适当的改进，降低障碍对实践者知识获取的影响。这就对知识的创造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造者们应该从自身出发，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确保实践者得到更准确、更有用的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认为：传播学的发展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传播是信息的传递，信息科学在传播学中最大的贡献是将信息的概念引入传播学。信息科学明确指出，传播依靠的是信息，是同时具有意义和符号属性的一个特定存在的复合体，而不是单独的意义或者符号。由于信息本身不能单独存在而需要依附于客观实体，这也就决定了传播活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传播媒介。那么，在信息由其创造者，经过多种传播媒介的作用，最后到达实践者的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的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是这种干扰的存在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传播障碍。
对于知识来说，作为浩瀚无边信息中的一部分有用的信息，它的传播也必须通过媒体的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那么，在知识从创造到传播再到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引起传播上的障碍呢？我觉得，知识创造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异、知识本身的内容以及该知识在传播中所选用的媒介是引起传播障碍的三大因素。
关于知识创造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方面。这里的文化包括文化水平、国籍、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
一般来说，知识的创造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实践者的水平则差异很大，显而易见，知识实践者的文化水平越高，其对创造者提供的知识的理解、领悟以及付之于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我国曾经一度向农村发放书籍，想借此来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并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农耕劳作中出现的问题。尽管在当时发放的书籍中，很多是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如：如何更好的养殖牲畜、如何防治果树的病虫害……但是这些书籍在很多地方都被束之高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便知识可以由经书籍这样的传播媒介向其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这些知识的实践者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更不要说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了。这便引起了由于文化水平差距而导致的传播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从根本上，我国还得从提高实践者的文化水平着手。另外，适当的改善传播媒介，也可以达到提高传播效果的目的。在我国的农村，较好的方法是开展一些培训、宣传等活动，通过生动的展板、照片以及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增强农民对科学、法制、医疗等方面的认识。这样的传播方式更加生动、形象，易于理解和接受。
在民族文化、信仰等方面，同样也会引起知识传播的障碍。新闻传播的是一种知识，但是电视或报纸报道的同一条新闻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学研究发现，造成这种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所造成的。在接受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仅从表意的文字和符号去直接理解某个事件、人物、国家、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还要根据个人的经验、价值观、文化、信仰、观点和态度等等去理解和想像这些文字和符号的言外之意，即内涵。举这样一个例子：“新华社”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信息总汇，是最合法的信息源，任何新闻经过新华社报道出去就具有了权威性和真实可靠性。但依据美国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是宣传机构，不是新闻机构。因此，对于中国的某些带有“新华社报道”、或“《人民日报》报道”字样的新闻，在西方一些国家人看来，则是不具有真实性的。对于这种民族文化、信仰上的差异，则需要知识的创造者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具体的传播方法，其准则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们心中已成为定式的一些看法或认识，在传播的过程中，要保证本意不发生变化。
以上两点是关于知识创造者以及实践者的，属于个人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改进的。但是对于一些专业的学科问题，知识本身内容的特点决定了其在自身的传播中不可避免的障碍。
查看关于某一领域的比较专业的文章，我们很容易的被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专业术语弄得晕头转向。许多时候，学科中的研究人员常以一些术语来描述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与现象，让同一学科中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事物。但是，对于这些学科特定的术语，若非熟悉该学科知识体系的人则很难了解其内容与意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传播带来了障碍。
另外，选择不同的传播媒介对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知识的传播媒介可以是书籍、报纸、杂志、网络以及人际交谈。以下是人们通过这些媒介获取知识的百分比：电视82.8%；报纸和杂志52.1%；人际交谈20.2%；广播10.9%；图书5.2%；因特网1.6%；其他3.3%。
对于这些传播的媒介，可以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正式传播，另一类则是非正式传播。
正式传播是透过正式的传播媒介来进行传播，包括图书、期刊与技术报告等。长久以来，图书馆的目的即是收录这些专业的书籍、期刊，以供给人们学习之用。由于图书馆本身的固定性以及本身收录范围的限制，使人们在使用跨学科的知识时存在相当大的不便，可以说给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一定的障碍。这与以上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是相符的。图书作为传统的知识传播媒介，人们通过此途径获得知识的百分率并不高，足以看出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但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近几年来，图书馆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卡片式的手工目录到联机检索可共享的机读目录，这一变革大大方便了实践者的学习活动。另外，馆际互借等服务，也在知识的获取方面，为实践者大开了绿灯。
非正式传播是研究人员间直接的人际传播，包括研究人员口头或书面的讨论。相对于正式传播，非正式传播具有时效性强、存在有益的互动沟通等优点。但是非正式传播也并非不存在传播障碍。以电话交谈可以获得较迅速的回馈，但目前的普遍的技术仅能提供语音的沟通，在某些问题的描述及解答时较为不便；使用传真机作为交流的工具，在互动性与即时性上仍嫌不足；面对面进行交谈是最佳的交流方式之一，但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如果不在同一地区，可以进行沟通的机会也并不多。针对这些传统的非正式传播媒介，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服务，如电子邮件、线上交谈乃至于视讯会议，为此提供了更多样化且更便利的非正式传播媒介，可以提高知识传播的质量，克服了传播障碍。
总的来说，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传播的障碍，究其构成障碍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可以经过适当的改进，降低障碍对实践者知识获取的影响。这就对知识的创造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造者们应该从自身出发，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确保实践者得到更准确、更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