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曹操的短文，那是一些公文性质的“表”和“令”，然简约严明，清峻通脱。从人格上看，曹操是一个集诗情、才情、胆气、戾气于一身的矛盾体，而作为政治家，他的文学成就可谓千古独步。一方面他极端自负，像“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样的煌煌大言，“宁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惊世之语，不仅体现了一定的话语勇气，也开启了魏晋一代“任我”之风；一方面他又十分专权，杀人无算，政治严酷。影响到文章方面，就形成了清峻的风格。我的家乡“皖北”一带，一马平川，民风彪悍，又因与曹操家乡亳州同属于一个民俗单元，“三曹”、“七子”和“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都曾长时间地在这一带活动。也因此魏晋诗文的古直悲凉，沉雄阔大，对皖北文风影响深刻。一个写作者，在其风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地域性是一个十分潜在而又不容忽视的因素。我的第一篇纯文学性质的散文《沙原一轮老太阳》，写在三十出头的年纪，其时我还在高校教书，又过了五六年后，才调入安徽省文联，真正由学术转向创作。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第一认为我是男性，第二认为我是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因为文笔和文风，太不像一个女性，太不像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今天，很多熟悉我的人，明明知道我的性别，只要一读到我的文章，哪怕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他也仍然把我想象成一個男性。对于这一点，不仅是我，他们自己也深感困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文字“秋气太重”，或是“太过肃飒”，而我自己的理解则是“挂霜”——散文是一种“挂霜”的文体，比起其他文体来，它在审美上，更倾向于简净与深刻。
　　对于现代通行的四大文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我个人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是直接移植于西方文体，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内涵上也有着明显的断裂，唯有散文，与古典散文一脉相承，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审美的承接与融合。散文是四大文体中，唯一没有中断传统的文体，虽然现代散文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与古典散文相比较你会发现，它的审美要素并没有改变——现代散文对气息、气韵的要求，对深远意境的追求，对简阔美学的偏好，都属于古典散文的范畴。中国的文学传统，最早来源于文章传统——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传统，无论是老庄、孔孟，还是左传、史记，提供的都是深远简净的审美意象，追求的都是一种沧桑感和辽阔感。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散文是一种“挂霜”的文体——散文天生需要凝结、需要沉淀、需要提炼，需要结“霜花”，需要有“秋气”。所谓“秋水文章不染尘”，说的就是散文。它与诗歌正好处于人生的两端：如果说诗歌是少年，可以热泪滂沱，可以热血澎湃；散文则仿佛是人到中年，有了感触，有了历练，除净了浮丽和火气，“满目绚烂”都“归于平淡”了。散文不但不再需要激情，它甚至也不再需要抒情，在中国的文章传统中，散文从来就不承载“抒情”的功能，此所以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融情于景；归有光《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寓情于物，就是这个道理。
　　大陆散文写作经历过一个轮回，从之前的杨朔，到1990年代中期，散文家开始觉醒，散文写作回到母语气场，经典传统意味得到生发，这个以余秋雨为标志，台湾文坛所谓“正始之音”始闻。但余氏的“个人面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虽开创了国内大散文的格局，但其“大词写作”的摧古拉朽，又演变为散文的一大病灶。之后更是众声喧哗，泥沙俱下。
　　散文的现代性，直到近几年才趋于实现——新散文以其持之以恒的文体探索和多向度的精神追求，进行着一场叙事革命。新散文作家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开放姿态、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丝毫也不比诗人和小说家逊色。非线性、共时态、大信息、快节奏，是新散文在文本上的整体呈现，通过自身的艺术实践，新散文作家们完成了对散文传统审美的突破。
　　这之后才有所谓的“现代散文”，而前此很多年、很多人，虽然使用白话写作，但本质上仍然是古典散文——追求清劲、阔远，讲究意味悠长、气韵生动，读一读孙犁、汪曾祺的散文，杨绛、黄裳的散文，甚至杨朔、秦牧的散文，就知道他们如何在文字与审美上，完整地承接了中国古老的文脉。我的散文当然也属于这一类散文——与周晓枫为代表的新生代散文肆意穿行于感觉与冥想之间，文字中充满了对“传统范本”的挑衅和背叛，属于截然不同的审美范畴。所以我所谓的“散文是一种挂霜的文体”，也仅仅表达了我对传统散文的个人化理解，新散文文本中，不是已经有“语瀑”出现了吗？
　　顺便说一句：多年来散文领域奉为“金科玉律”的所谓“形散神不散”，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2016年2月4日于匡南。
　　责任编辑 李国彬